第八章 千古女帝:武则天如何改变中国历史的走向?(1 / 1)

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不仅仅来自她女帝的身份。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堪称唐朝乃至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武则天在无意当中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她的称帝,意味着官僚政治开始取代贵族政治,意味着中国的皇权走向了强化。而中国皇权的强化从她这个时代开始一路高走,到明清时达到了巅峰。

在唐朝之前,中国曾经有两次贵族政治的高峰,一次是先秦,一次是东汉。秦始皇破坏了贵族政治,但是东汉以后,贵族政治借着大庄园、大土地所有制死灰复燃。到了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东晋,门阀政治达到了巅峰。而从南北朝后期一直到武则天这个时间段,皇权开始逐渐走向强化,贵族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与皇权抗争的资本,而武则天基本上完成了对贵族政治的最后一击。在武则天以后,中国的贵族虽然还存在,但是在政治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影响力了。当然,武则天不会有这样的历史自觉性,知道“我要完成中国政治的转型,我要完成中国由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型”。准确来说,她应该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在无意中完成了这一项历史任务。

武则天的一系列举动,预示着中国未来政治格局的走向,而且武则天称帝对我们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的。她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天花板。人生在世,总会在一个时间段遇到一个天花板,那么该怎么突破呢?她的所作所为,她更换角度和维度的思考模式,对我们来说或许也有一定的启示。

武则天出生于公元624年(关于武则天生年的说法很多,在此采信这一种),她的父亲名叫武士彟。在那个高度重视门阀等级的时代,她的出身并不显赫。武姓不是什么高门大姓,而且她的父亲武士彟原本是一名商人。士农工商,在那个年代,商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好在她父亲有一层“政治外衣”——早在隋末的时候,武士彟就做了政治投资,他用家财帮助李渊在太原举兵,算是李唐的建国功臣,因此在李唐建国之后他就当官了。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按照武则天自己的说法,是唐高祖李渊亲自做媒,把她嫁给武士彟的。

我们到现在仍不知道武则天的真名是什么。“武媚娘”是她十四岁入宫之后,李世民给她起的名字,不是她的本名;“武曌”是她当皇帝之后给自己取的新名字,“曌”是她创造的新字,是“日月当空照”的意思;在她退位之后,唐中宗给她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而在她遗诏中说去掉皇帝名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所以人们后来称她为“武则天”。

想知道武则天原本的名字,我们恐怕只能依靠推测了。有人注意到武则天上台之后,华容县改名叫荣县,华山改名叫仙掌山,所以认为武则天原名叫“武华”。但“武华”是武则天祖父的名字,即便是为了避讳,避的也不是她的名讳,而是她武家先辈的名讳。

雷家骥写的《武则天传》中有这样的一个考证。高宗时期有位中书侍郎,名叫孙处约,他为了避皇后的名讳,改名“孙茂道”。由此可证,武则天的名字中要么有一个“处”字,要么有一个“约”字。与此同时,高宗时期还有另外一个宰相叫郝处俊,他就没有改名,这足以证明“处”字是不用避讳的,那么避讳的字毫无疑问就是“约”。因此雷家骥推测,武则天的名字中应该有一个“约”字,要么是“武约”,要么是“武某约”或者“武约某”。

再来谈谈武则天的容貌。我们谈论武则天的容貌,并不是因为八卦。她能够介入权力中心,最初并不是凭借才华,而是靠容貌。所以容貌问题,对于研究武则天这个人物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毫无疑问,武则天容貌出众,否则她十四岁的时候就不会被选入宫。但是关于她具体长什么样,历史记载并不多。《旧唐书·太平公主传》记载了太平公主的长相:“公主丰硕,方额广颐,多权略,则天以为类己。”就是说公主体态丰满,额头宽宽的,脸蛋圆圆的,很符合唐人的审美,武则天认为她像自己。由此我们也可以从侧面了解到,武则天的相貌应该也是方额广颐。

现在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说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脸雕的。这个说法在1981年出版的宫大中著《龙门石窟艺术》这本书里首次被提出,但毫无史料依据。在惠简洞的石刻当中,关于建造石像的文字记载里,只说武则天捐脂粉钱二万贯修建卢舍那大佛,根本没有提到这尊佛像是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的。当然,我们承认,那个年代捐钱的“供养人”,一定会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的形象留在佛祖的身边,但是,武则天有没有胆量把自己的脸变成佛祖的脸?而且卢舍那大佛是高宗为了给自己死去的父亲唐太宗、母亲长孙皇后追福而修的,身为儿媳妇的武则天敢这么做吗?我认为她没有这个胆量。虽然卢舍那大佛长得很符合人们对武则天容貌的想象,但是我也必须说,这样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

另外,现在如果在网上搜索武则天像,出现频率最高的是明朝《历代古人像赞》中的画像。但这张画像毫无依据,作者对武则天一点好感都没有,把武则天画得“人头鬼样”,文字写得也很不客气。“屠虐宗支,毒害忠良。攘窃神器,**纲常”,这就不是好评价。这张画像也完全是虚构的。

四川广元皇泽寺所藏的武则天真容像(见图1)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武则天的少女时代是在四川广元度过的,因此这尊“真容像”面容的塑造可能有些依据,也许接近武则天的真容。遗憾的是,这尊像展现的是武则天老年时的形象,而且在明代的时候受过损伤,经过后来的修补,塑像的脖子被缩短了,因此看起来比例有点失调。

还有一幅很有趣的壁画,是中亚撒马尔罕大使厅里由外国画师绘制的武则天画像。当时的康国国王跟武则天是同时代的人,他把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形象绘制在了自己的壁画当中。画中的武则天还是很符合唐人的审美的,体态丰硕,方额广颐。考虑到画师和武则天是同时代的人,所以这可能也接近于武则天的形象。但画师是外国人,这幅画像中还出现了希腊的海兽,出现了中亚常见的题材“君主与猛兽搏斗”,所以这幅画像只能称为“中西合璧”,能不能说它就是武则天肖像呢?也很难说。

囿于篇幅,在这里我无法把武则天的一生完完整整地讲完,只能挑一些关于她的热点来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受几年前热播的一部电视剧的影响,人们都觉得武则天在当唐太宗才人期间非常受宠,唐太宗对武则天情有独钟,甚至在生前就想把江山让给武则天。电视剧演到三分之二的时候,唐太宗还没死,观众都急了:怎么还不死,武则天什么时候当皇帝?

说实话,电视剧可以艺术虚构,可以发挥创造。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工作者,我必须指出,武则天在任太宗才人期间,并没有受到什么恩宠。她十四岁入宫的时候是正五品才人,十多年后出宫的时候还是正五品才人,根本就没什么进步。此外,她和高宗总共育有六个孩子,说明她生育能力很强,但她跟太宗一儿半女都没有生下来。由此可见,任唐太宗才人时期的武则天并不算受宠。

婚姻这事,有时候性格接近的人反倒不好相处,性格互补一些可能更好。唐太宗性格刚烈,武则天性格也刚烈,两个刚烈之人碰到一起,很难不产生矛盾。这也就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唐高宗会喜欢武则天。高宗性格软,他看武则天时,我估计是怀着一种“这个姐姐好厉害”的心态,所以他们俩搞姐弟恋。以高宗的性格,他不搞姐弟恋反倒奇怪。父子两代之所以对武则天态度不一样,恐怕跟父子两个人的性格差异有很大的关联。

在太宗后宫这个阶段,跟武则天有关的重要事件有三:一是“狮子骢事件”,二是“李君羡事件”,三是与太子李治的相爱。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先来说说“狮子骢事件”,这是武则天晚年恐吓群臣时所说的一个故事。她告诫群臣:“当年我在太宗后宫里任才人的时候,太宗有一匹名马叫‘狮子骢’,特别肥壮,而且性格暴烈,没人能控制住它。我自告奋勇,请太宗给我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檛(铁锤),三是匕首。我先用铁鞭去打它,要是还不服,我就用铁檛敲它的脑袋,如果再不服,那就证明它不能为我所用,我就会以匕首断其喉,把它杀了。”

她讲这个故事,是为了告诫群臣不要不识好歹,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就是她用人的基本态度。我可以劝你一次,也可以再劝你一次,但如果连劝两次你都不为我所用的话,那你就是站在我的对立面,就是我的敌人,那就不能让你继续生存下去。武则天在故事的最后还补了一句“太宗壮朕之志”,意思是太宗觉得她志气雄壮。但作为一个才人,要那么雄壮做什么?太宗不待见她,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现代学者王永平先生通过考证发现,类似的故事在武则天之前的佛经故事中出现过,所以他怀疑“狮子骢事件”不见得真正发生过,有可能是武则天晚年编的段子。但是不管是不是编段子,这个故事也能充分展现武则天的个性。

再来看看“李君羡事件”,这应该是真实存在的事件,与“谶言”密切相关。从秦汉时期开始,中国政坛上就有一股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谶言”。谶言用一些隐晦的词句来预言政治的走向,对人们的精神生活,对政治走向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所以统治者往往是既要利用谶言,又恐惧谶言;自己不在台上的时候利用谶言,自己当皇帝的时候恐惧谶言。而武则天的上台和她那种称帝的雄心壮志的建立,恐怕跟李君羡事件、跟谶言密切相关。

据说当时民间有一个谶言:“当有女武王者。”就是未来将有一个姓武的女人出来统治天下。唐太宗听说这件事之后觉得非常厌恶,但是出于男权思想,唐太宗认为不可能会有女人出来掌管天下。因为谶言往往语言非常晦涩,不那么直白,他就想这个“女”恐怕另有所指。后来有一天他宴请武将喝酒,行酒令时大家自报乳名,谁的乳名搞笑,谁就喝一杯。大将李君羡站起来,自报乳名曰“五娘子”。唐太宗一听哈哈大笑:“哪来这么勇猛的一个娘子?喝酒,喝酒!”但是晚上回去之后,唐太宗突然意识到不对,李君羡的封号是武连县公,任左武卫大将军,值守玄武门,都跟“武”有关系。而李君羡的乳名还叫“五娘子”,“女武王者”,恐怕说的就是他。

唐太宗因此起了杀心,他借口李君羡与术士结交,杀了李君羡,把他的家人流放到了西域。武则天称帝之后,李君羡的家人千里迢迢赶到洛阳“告御状”,大意就是:“皇上啊,我们终于知道,我家大将军当年是替谁死的了。他是替您背了这个锅呀!”武则天承认了这件事,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

李君羡事件在历史上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大家不要小瞧这种谶言的作用,说实话,“女武王者”这句话刚出来的时候,对于武则天来说,她应该也只是心里想想:“嘿,挺巧的,我也姓武。”但在当上皇后之后,她的想法恐怕就改变了:“女武王者,说的或许就是我。”等到她当了太后垂帘听政掌握大权的时候,我估计她的心态就是:“女武王者,舍我其谁。”

谶言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非常独特。一方面,对于名应谶言的人来说,就算没有野心,也会被它把野心给培养出来。人有野心不一定成功,但如果没有野心是万万不能成功的。在男权社会之中,一般不会有女人萌生“我要当女皇”的念头。而武则天这个念头的出现,恐怕与谶言是密切相关的,是谶言帮助她建立了一个原本不可能出现的野心。

另一方面,对于老百姓来说,谶言天然有一种精神的慑服作用。之所以历代王朝建立之初都要宣扬自己名应谶言,就是因为名应谶言好像就有了“君权神授”的色彩,给自己蒙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那时的人都很迷信,老百姓对于名应谶言的人,往往会产生服从的想法。所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夺权的时候利用谶言,掌权之后打击谶言。但不管怎么样,谶言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都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阶段的武则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与太子李治相爱。他们的相爱是地下恋情,在那时是绝对不能说出来的。那时太宗正病重,这事传出来的话,不仅李治的太子位不保,武则天更是性命难保。等到太宗去世之后,高宗顺利继位,又到感业寺私会武则天。宫中的王皇后得知消息后很高兴,怂恿自己的老公让武则天蓄发还俗,然后把她接回宫中,拜为昭仪。

王皇后之所以不吃醋,听说老公在外边有人还那么高兴,是因为她那时正在跟另外一个情敌萧淑妃展开你死我活的斗争。萧淑妃很受宠,王皇后不受宠,因为王皇后没有生育能力,而萧淑妃有儿有女,因此高宗喜欢萧淑妃。王皇后与萧淑妃正斗着,听说皇帝在外面又有新的相好了,于是赶紧接回来,用来分散皇帝对萧淑妃的爱。在王皇后看来,反正自己也不受宠,多一个女人对她来说无所谓。但她没有想到,将武则天引入这场后宫争斗的后果,会是自己和萧淑妃双双出局。

那武则天是怎么斗倒王皇后和萧淑妃的呢?有一个盛传已久的故事,就是所谓的“武则天杀女”事件。《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记载,武则天当昭仪时生了个小女儿,王皇后去看望。等王皇后走了以后,武则天悄悄潜入卧房,把小女儿掐死,再盖上被子。这时皇帝也来看望小公主,结果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惊问:“谁刚才来过?”因为左右的人没有看见武则天进来,于是汇报:“王皇后来过。”高宗勃然大怒,说:“后杀吾女!”由此下定决心,废了王皇后和萧淑妃。

这个故事盛传已久,但我认为这个故事是虚构的。第一,这个故事记载于《新唐书》,而不见于《旧唐书》。因为宋朝人对武则天特别反感,所以他们著书有着强烈的立场性,《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等人也是如此,凡是不利于武则天的说法,他们一概采信。第二,这段记载本身逻辑不通。《新唐书》说武则天潜入卧房掐死女儿这件事没人看到,左右的宫女也都不知道,那么宋祁和欧阳修是怎么知道的?他俩难道在场吗?武则天也不可能自己去跟别人说,当年她女儿是她亲手掐死的。如果当事人武则天自己不说的话,还有谁会知道这件事?第三,也是我认为最有力的证据,是《唐大诏令集》里还保留着当年唐高宗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的诏书,那里给王皇后、萧淑妃编造的罪名是“谋行鸩毒”,就是想毒死高宗和昭仪,根本没有提到所谓的“后杀吾女”。如果唐高宗真的相信“后杀吾女”的话,现成的罪名为什么不用?可见那时根本就没有这个段子。

武则天立后的过程很曲折。陈寅恪先生认为,武则天立后的过程中,主要的阻力不是王皇后、萧淑妃,她们两个本就已经逐渐失宠,否则高宗也不可能起废后的心思。真正的阻力来自元老执政集团,就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这些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唐太宗的托孤之臣。唐太宗认为自己的儿子李治性格绵软,所以他留下了一个元老重臣集团,这里的核心人物就是长孙无忌。他手握太宗遗诏,又是李治的亲舅舅,管教起他来可以说是理直气壮。而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这个集团被陈寅恪认为是关陇集团最后的残余,也就是关陇集团的最后一批代表。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不要以为武则天一开始就是神通广大的。在武则天立后的过程中,武则天其实就是个“工具人”,是唐高宗的一枚棋子。通过武则天立后这件事,高宗要达到的目的,是昭示权力在自己这一边。他要向元老重臣集团宣示独立性,要夺权,而武则天只不过是他利用的一个工具而已。那时的武则天还没有那么大的能量,不能凭借一己之力扳倒像长孙无忌这样的重臣。说白了,这件事背后,是朝廷中的政治斗争。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现象。一个是庶族地主集团的崛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李义府、许敬宗、袁公瑜等。这些人都是中低级的官僚,他们看到高宗想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等元老重臣坚决反对,朝中无人敢出来支持皇帝,他们决定剑走偏锋,率先站出来表示支持,以此换取政治利益。这些人后来确实都得到了武则天的重用,不过当时的他们人微而言轻,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而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从元老重臣集团当中打开的突破口。李勣,也就是徐世勣,《隋唐演义》当中的徐茂公,他可是元老中的元老,不仅是李唐建国的功臣,而且也是唐太宗的托孤四大臣之一。托孤四大臣中,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是一派,李勣是单独的一派。李勣是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也不是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李勣心里明白,什么“太宗遗诏”,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自己现在服务的是新皇帝,新皇帝的利益才是自己的利益。

因此,在立后的过程中,他始终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而高宗为了立后这件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尤其在这一年八月底的两次御前会议上,皇帝与三位元老闹得十分难堪,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第二次御前会议上,褚遂良态度激昂,将帽子和笏板都扔在了地上,说:“你要是立武氏为皇后,我就要告老还乡,因为我要维护的是太宗的遗诏!”当年太宗曾经嘱托过:“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意思就是把好儿子、好儿媳交给他们照顾了。

在这样相持不下的情况下,高宗非常苦恼,这时他突然想到了李勣。李勣这个人很有意思,两次御前会议,他都没有发言。尤其是第二次御前会议,别说发言,他根本没来,告了病假。所以这时高宗决定把李勣找过来,问一问他的真实想法。李勣回答了一句风轻云淡的话,但这句话对于武则天的个人命运和唐朝的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说:“陛下家事,何须问外人?”李勣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应该当家做主,这件事属于你的家事。你应该彰显你自己的存在,不要听那些元老的。”这句话出来,高宗简直是醍醐灌顶一般,下定了决心。

这件事情之后,关陇集团最后的这批代表纷纷倒台。九月初三,距离事件发生不过短短几天,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十月十三日,王皇后、萧淑妃以“谋行鸩毒”的罪名被废为庶人,加以囚禁。十一月一日,册立武则天为皇后,在肃义门举办仪式。百官都要向皇后行大礼,而主持朝拜仪式的,正是李勣。

又过了几年,长孙无忌以谋反的罪名被逮捕,流放到了泉州。后来,在武则天面前的红人许敬宗、袁公瑜等人的操作下,长孙无忌在黔州被逼自杀。武则天在内外廷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按照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关陇集团最后的核心成员,通过立后这件事,被武则天彻底铲除了。当然,武则天并不会有这种历史自觉性,并且我认为起码在此阶段内,在背后掌握政治走向的不是她武则天,而是唐高宗。唐高宗要用这个方式从元老重臣集团手里边夺权,武则天只是被他利用的棋子,而最后,高宗和武则天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