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我们来谈谈丝绸之路与唐人的日常生活。

近年来，丝绸之路得到了很多关注。但我想强调一点：丝绸之路并不是我们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不意味着它不重要，它的重要性我会放在后面说。先来说说它为什么不是经济命脉，事实上，这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交通方式造成的。

在古代，陆路交通是费效比极高的一种交通方式。那个年代没有火车，没有高速路，陆上交通无非就是靠马驮、骆驼驮或者人背。这种交通方式导致陆上丝绸之路无法贩卖那种体积大、重量大、单位价值低的商品，比如粮食或者其他大宗物品。有一句古话，“百里不运草，千里不运粮”，原因就是这样。古代还有一个现象，凡是边防部队戍边，往往要伴随着一个行为，那就是屯田。因为疆域广大的国家，如果靠从内地运送军粮去支援边防的话，会把国家财政彻底压垮。

《孙子兵法》里有这样一句话：“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意思是说，在前线缴获敌人一钟军粮，相当于从后方运来了二十钟的军粮。由此可见，陆路运输粮食等东西的费效比极高。当年隋炀帝伐高丽的时候，因为前线军粮不够吃，他在征发了一百万民夫之后，又从华北和山东地区新招募了六十万民夫往前线运军粮。但这里有个技术问题，第一拨征发的一百万民夫，已经把华北和山东地区所有的牛车、马车都带走了，第二拨征发的六十万民夫，没有工具运军粮。隋炀帝一拍脑袋，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两个人推一辆独轮小手推车，载上两袋粮食往前线运送。但民夫也是人，也得吃粮。粮从哪儿来？只能从车上来。所以最后六十万人走到辽东前线时无粮可交——已经被吃完了。隋炀帝组织了一次六十万人的“公费大旅游”，最后连根毛都没有剩下，可见运军粮这事是多么划不来。

陆路运输的这种特点，导致自古以来陆上丝绸之路必须贩卖那种轻而贵重之物，比如香料、金制品、珍贵的皮毛，只有贩卖这些才能盈利。可以说，陆上丝绸之路就是个“奢侈品之路”。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奢侈品对于我国来说是“锦上添花”，而绝不是“雪中送炭”。而中亚、西域那些小国家不一样，它们很多其实就靠着陆上丝绸之路的商税来生存，那对它们来说是生命线。但对中国来说，它在经济上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意义。举个例子，宋朝失去了对西域的实际控制权，陆上丝绸之路不像唐朝时那么通畅了，甚至可以说陆上丝绸之路在宋朝已经名存实亡。但是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起唐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足以证明陆上丝绸之路对中国的经济意义有限。

但我不是在强调丝绸之路不重要，它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经济意义。它是一条对外交往之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也是一条物种交流之路。

我们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最东端，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北方是茫茫大草原，东边是浩瀚大海，南边是热带丛林和大海，西南方向是连续的高原。我们古代对外交往的主要道路，就是从河西走廊到西域，再前往中亚。如果没有丝绸之路，我们就等于事实上的闭关锁国。闭关锁国的国家是走不长远的，文明因为交流而更加文明，每一个发展壮大的文明背后，都有广泛的国际交流。所以，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意义，在于文明交往方面。

古代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它是1877年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他在《中国》这本书中率先使用了这个名词。之所以要用“丝绸”来命名这条商贸之路，是因为对于西方人来说，丝绸象征着中国，象征着古老而神秘的东方文化，而且丝绸也的确是这条商贸路上最大宗的贸易物。

丝绸的历史影响无比深远。在丝绸之路打通后，中国的丝绸来到了中亚，来到了地中海，来到了罗马。罗马贵族对丝绸简直称得上“趋之若鹜”，喜爱得不得了。那时罗马的衣料，都是一些麻制品、毛皮制品。当他们见到这种光滑的、艳丽的、闪闪发光的新织料，可以想见他们有多么惊讶。

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公元6世纪以前，欧洲人一直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关于丝绸的来路，他们有无穷无尽的说法和想象。以博学而著称的罗马著名学者老普林尼曾经说过：“东方有一个赛里斯国。赛里斯人有一种羊毛生在树上，这种羊毛是白色的。他们把它采下来浸之于水，再经过梳理就成了生丝。”哪会有羊毛长在树上，这明显就是道听途说而来的。“赛里斯”就是希腊语的“中国”，意思是“丝”，罗马人在这里沿用了这个称谓。

这种错误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一是因为路途遥远，他们对丝绸的生产不了解；二是西亚、中亚的这批商人，可能有意误导了罗马人，因为他们是丝绸之路当中最大的获利者。单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而言，从丝绸之路获利最多的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罗马人，而是这批赚差价的中间商。对他们来说，垄断信息就是赚差价的不二法门，所以他们绝不能让欧洲人知道丝绸是如何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才有了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说法。

1995年10月，一支中日联合考古队在新疆尼雅遗址一座古墓中发现了一件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当地一个国王级别的贵族，他满身的“国际元素”：身上佩带有中亚风格的刀，嘴里含着阿富汗风格的银币，胳膊上戴了一个四川地区生产的织锦护臂。护臂，是一种用于保护持弓的手，防止弓弦打到胳膊上的装备。

这个护臂名字的来源，正是它上面写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现在它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列为一级文物、不可出国展览文物。这里普及一个常识，在《文物藏品定级标准》中，没有“国宝级文物”这个称谓，人们俗称的国宝级文物，其实指的就是一级文物中的不可出国展览文物，而“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就是其中一件。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亲手把它挖出来的人，是中日联合考古队的队长齐东方，恰好是“五星出东方”。

丝绸对罗马帝国的衰落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姚宝猷在《中国丝绢西传史》中说：“罗马帝国末年之财政，因为黄金硬通货的外流，陷于极度困苦之境地。”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里也说：“由东方贸易造成的黄金和硬币的外流，乃是罗马世界经济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黄金自古以来就是天然货币，哪个国家的商人都可以接受。罗马帝国晚期最大的问题，就是使用黄金作为货币，中亚、西亚的这批商人在把中国的丝绸贩卖到罗马之后，直接拿着黄金离开，造成了黄金硬通货大量外流，罗马帝国由此陷入了财政危机。所以，丝绸贸易被认为是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出土了很多东罗马帝国金币。这种金币，在河南、山西、宁夏、陕西乃至湖北等地都屡有发现。这就是丝绸之路上罗马黄金硬通货大量外流的体现。罗马以及东罗马的金币，遍及了整个丝绸之路。

既然丝绸之路不是中国的经济命脉，那为什么从汉到唐，中国政府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来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呢？因为它是西域诸小国的经济命脉。当时西域的地形导致那些国家往往以城邦国家的形态出现，而城邦国家并不适合发展农业或者畜牧业，他们生存的根本是商税。中国作为“天朝上国”，必须尽国际义务，起到保护小国的作用。所以，为了维持东亚世界领袖的地位，中国必须维持丝绸之路的畅通。

张骞出使西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一环。我们把张骞此行称为“凿空”，就是说他对丝绸之路起到了开拓的作用。其实中原地区通往西域的商贸之路在张骞之前早就存在。比如殷墟玉器的原材料，经过鉴定之后，发现其中有一部分是新疆和田玉，那就代表着早在殷商时期，内地就有通往西域的商贸之路了。但张骞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睁眼看西域的政府使节，是第一个正式去西域地区的政府代表。他被匈奴扣押了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因此他有足够的机会去了解西域地区的风土人情、政治状况，给汉朝带回了很多准确的情报。

丝绸之路打通之后，中国人的地理观、世界观都发生了巨变，并且有了对外交往的努力。因此，张骞之前的中国和张骞之后的中国，有着巨大的不同。张骞之前的中国，以《尚书·禹贡》为代表，中国人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天下之中”，以为“四夷”就像一个同心圆一样，分布在中国的周边。但是在有了丝绸之路后，我们中国人突然意识到原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中国不是世界的中心。佛教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这种概念就更普及了。因为佛教产生于印度，所以他们把中国称为“东土”。随着佛教的兴盛，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这种概念。《西游记》里唐僧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贫僧来自东土大唐”，这也是“东土”这个概念深入人心的证明。

中国疆域的延伸，就与这种地理观的进步密切相关。秦始皇时期的中国疆域，实际上就是中国最适合农耕的地区。在西北方向，秦始皇的长城只修到了甘肃的临洮，这意味着对临洮以西的河西走廊和西域，秦始皇一点兴趣也没有，因为那里不适合农耕。但是汉武帝到汉宣帝时期建立起的疆域就不一样了，它东起朝鲜半岛，向西一直到达天山南北，地型、气候更加多元，民族成分也更加复杂，而且包含了多个经济地带。这种巨大的变化，与张骞带来的地理观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

所以，现在中国的疆域版图与丝绸之路带来的这种世界观、地理观的变化，可以说不无联系。丝绸之路也大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从汉到唐，一直如此。

丝绸之路也与唐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不要以为丝绸之路是很久远的事情，实际上，丝绸之路对你的生活一直影响到你刚才那顿饭——下面说到的这些食物，你今天多多少少都会碰到一点。

比如安石榴。按照《政和本草》引西晋陆机的说法：“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是也。”张骞从安石国引入了一种水果，在长安附近试植成功，这就是安石榴，后来改称石榴。到现在，陕西仍然盛产石榴，西安市的市花是石榴花，就是因为石榴象征着丝绸之路。

还有大蒜。《齐民要术》里说：“张骞使西域，得大蒜、胡荽。”这两样东西都很常见。大蒜我们都不陌生，而什么是“胡荽”？胡荽还有个名称叫芫荽，其实就是香菜。香菜跟咱们的生活关系非常密切，即便有的人讨厌吃香菜，点外卖的时候也得在备注里跟老板说一声“我不要香菜”，可见丝绸之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

还有黄瓜，按照《本草纲目》的说法，黄瓜也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从这些古人的说法来看，张骞真是个优秀的“吃货”，吃到好吃的东西也没有忘了同胞们，总知道带一点回来。但其实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个特点，喜欢把什么东西的发明或者引入，归功于某个名人。我们不必相信这些东西真的都是张骞带回来的，不过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是这些东西传入的主要渠道，所以这样说也不为过。

大约汉朝的时候，黄瓜传入中国，原名叫“胡瓜”。这里普及一个文史常识：汉唐时期，外来的东西往往冠以一个“胡”字，因为他们把西域的少数民族称为“胡”，所以从陆上丝绸之路输入的东西，一般都有个“胡”字，比如胡瓜、胡床、胡饼、胡乐、胡姬、胡服等。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变成了海路，所以明清时期外来的东西往往冠以一个“洋”字，比如洋油、洋火、洋布、洋枪、洋炮、洋药。这就证明了，明清时期外来物种的渠道，和汉唐时期外来物种的渠道不一样。

那么“胡瓜”是怎么变成“黄瓜”的呢？这跟十六国时期的石勒密切相关。石勒是个羯人，也就是胡人，他有个特点，特别讨厌别人说“胡”字。所以在他那个时候，就把“胡瓜”改名为“黄瓜”了。

胡饼是唐人常吃的一种面点。新疆的朋友会说：“这是什么胡饼，这不就是馕吗？”其实我个人认为它就是馕，它跟馕很像，是由面粉烤制的，甚至连边缘高、中间薄、上面撒果仁这些特点都有。胡饼分为带馅的和不带馅的，后来这种烤制的面点，名称由“胡饼”变成了“馕”。关于这个变化，其实本身就值得作一篇文章，因为“馕”这个词体现了伊斯兰化之后伊朗语系对新疆地区的影响。

丝绸之路对餐桌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我家住在西安，陕西人就爱吃一碗油泼面。这一碗油泼面，用到了各地的食材。首先，面粉是小麦做的，小麦原产于两河流域，五千年前传到新疆通天洞遗址，三千五百年前传入了河西走廊，然后才进入内地。还有，这碗面离不开辣椒。辣椒可是美洲的作物，是明朝末期传入中国的。因为是从海上来的，所以最初叫“海椒”。还有“吃面不吃蒜，味道减一半”，大蒜、香菜、黄瓜丝都得放。算一算，吃这一碗面时，可以说把整个丝绸之路都端在手上了。

除了食物，通过丝绸之路也传入了许多经济作物。比如胡麻，胡麻就是今天的芝麻，据说也是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中国本来也有麻，是大麻和苎麻，不过这些麻都存在很大的问题。以苎麻为例，它可以当纺织原料，但非常粗糙。而胡麻被引入中国后很好地改善了这个问题，因此胡麻成了重要的经济作物。

还有胡桃。胡桃就是核桃，到现在还是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胡桃，按《日华子本草》的说法，是“汉张骞使西域还，得其种植之秦中”。

还有葡萄。葡萄也是这样，汉武帝时期伐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军队得到了葡萄种，带回内地。但可能因为品种退化等原因，到了北魏，葡萄变成了珍稀水果。北魏《洛阳伽蓝记》里记载，在洛阳，如果谁提着一串葡萄去看望自己的朋友，那么请珍惜他，因为当时的葡萄是贵族水果，价格非常昂贵，只有真爱才舍得花钱去买。

到了唐初，这个现象仍然存在。有一次国宴之上，唐高祖宴请群臣。有位宰相级别的官员陈叔达，竟然在宴会上偷葡萄。唐高祖坐得高，望得远，看到他偷偷往宽大的衣袖里藏葡萄，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陈叔达回答说，他的老母病重，一直说想吃葡萄，但他在长安城的市场里根本买不到，今天在宴会上看到了葡萄，想带几颗回去给老母尝一下。唐高祖听了之后潸然泪下，说：“你毕竟还有老母可以奉养，你这是孝道啊。”唐高祖的母亲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他很感动，给了陈叔达很多赏赐。

从陈叔达的故事就能看出，即便贵为宰相级别的官员，想吃葡萄都不容易。幸好唐高祖的儿子唐太宗解决了这个问题。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军吃到吐鲁番的马奶葡萄后大为赞叹，于是把这良种葡萄带回长安，试植成功。葡萄一下子变成了大众水果，也给唐朝带来了兴旺的葡萄酒行业。正如唐诗中说的，“葡萄美酒夜光杯”。

说起丝绸之路对唐人的影响，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香药。无论是海上丝绸之路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我们对外输出的主要货品都是丝绸，而在对内引入的货品种类里，香药是其中相当大的一宗。在有丝绸之路之前，中国人虽然也爱用香，但是种类很有限。宋代的《香谱》中就提到过，秦汉以前中国人用的香，无非兰、蕙、椒、桂等几种。而到了丝绸之路开辟，也就是汉武帝时期以后，中国人用香的种类就非常多了，沉香、檀香、木香、甲香、龙涎香、鸡舌香等，种类非常丰富。

在唐代，香药的运用极其广泛，几乎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尤其对于上层社会来说，更是如此。他们礼佛要燃香，居家要熏香，衣服在穿之前要熏香，甚至藏书也要熏香。唐德宗时期，有人在洛阳的书市上买到了上官婉儿的藏书。好几十年过去，那些藏书上竟然一个蛀洞都没有，这是因为上官婉儿是一个做事非常仔细的女性，她会反复用香去熏自己的每一卷藏书，这样可以防虫蛀。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流行香水，第一次有关于香水的记载还是在宋代的《诸藩志》里，而且描述的是海外风情。中国人不用香水，对香的主要运用就是香药。

还有一个对唐人的日常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那就是音乐。中国音乐的发展，是以唐玄宗为分水岭的。在唐玄宗之前，宫廷音乐讲究的是“正声雅乐”。隋文帝这个“老夫子”就特别讨厌民间的通俗音乐（当时称之为“散乐”）。他禁止民间散乐进入宫廷，要维持宫廷音乐“正声雅乐”的地位。但到了唐玄宗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唐玄宗是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也是杰出的演奏家、作曲家。除了美貌，他喜爱的那些妃子还有个共同的特点——能歌善舞。他的宫廷里，不仅有梨园子弟，有众多乐工，而且简直就是充满国际元素的大荟萃。

按照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所说，在唐玄宗的宫廷里，龟兹乐、高昌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天竺乐、高丽乐，甚至印度的婆罗门乐，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霓裳羽衣曲》。虽然这个名称听起来非常中国化，但实际上“霓裳羽衣曲”原名“婆罗门曲”，是河西地方长官听到之后觉得好，把它打成谱子送到了长安，送到了唐玄宗面前。唐玄宗听了之后也觉得好，于是提起笔来改编了这支曲子，起了一个中国化的名字。所以，虽然曲子和舞姿我们无法完全复原，但可以想见里边一定充满着印度乐曲的风情，或许杨贵妃跳起来时就是那个样子。

丝绸之路还使得许多胡人来到长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出土的文物中发现。唐代的文物中有很多牵骆驼的胡人形象。骆驼别称“沙漠之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象征。一些文物的服饰可以向我们展示这些形象的身份。尖顶帽和翻领胡袍代表着粟特人。粟特人的居住地位于中亚地区阿姆河到锡尔河流域，大约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一带。他们又称“昭武九姓”，是丝绸之路上商旅的主力军之一。

还有赤膊的胡人形象，他赤膊是在进行“泼寒胡戏”。泼寒胡戏是唐代长安胡人的风俗，每到冬至这天，胡人们个个**上身，骑马上街，互相追逐游玩，互相泼水，就像现在傣族的泼水节一样。他们认为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之后，可以保证一年不得病。

故宫博物院中还藏有一件唐代昆仑奴俑。昆仑奴一般被认为是南海矮种黑人，不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凡是在中国的黑人，不管是从南海来的还是从西域来的，都叫作“昆仑奴”。

当时来到中国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非常多。南方地区有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大食人、波斯人（伊朗人）、天竺人（印度人），还有林邑人、爪哇人、僧伽罗人；北方地区有大食人、波斯人、天竺人、回纥人、突厥人、粟特人、吐火罗人等各色人种。他们来到中国，身份多种多样，有的人当官，有的人经商，有的人代表本国国王来出使，有的人来这儿出家。还有李白在诗中写过的：“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笑春风，舞罗衣，君今不醉欲安归？”“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李白最爱去的“胡姬酒肆”，其实指的就是有外族女孩子当服务员的酒馆。

由此可见，中国朝廷对于来唐的胡人，政策是非常宽松的。他们可以在中原从事自己喜欢的行业，可以结婚生子，甚至军队中也有很多胡兵胡将。他们中有很多人为唐朝流血牺牲，但也有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野心家，这样鱼龙混杂的现象是打开国门后难以避免的。不仅在其他方面相当自由，在中国，他们的宗教信仰也可以得到尊重。

对古代全世界的人民来说，宗教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宗教传播之路。东汉时期，佛教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唐朝贞观时期，丝绸之路上传来了景教。景教，也就是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教派。唐朝有所谓“三夷教”，指的是景教、祆教和摩尼教，它们都是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公元8世纪中期为中国人所知，11世纪以后在西北地区大面积传播。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伊斯兰教进入中国的渠道之一，在泉州、广州等地都有早期伊斯兰教文化的遗存。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唐朝对外交往有七条主要交通干道，这七条交通干道几乎涵盖了当时人们的全部已知世界——我指的是欧亚大陆，当时没有澳大利亚，也没有美洲。所以，当时的这张对外交通网，已经是人们能够做到的极致了。

丝绸之路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这一点从历史记载中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