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安史之乱究竟是怎么爆发的？这是不是民族之间的仇杀？跟杨贵妃究竟有多大的关联？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导致唐朝由盛转衰之外，安史之乱还有哪些影响？这一章，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安史之乱究竟是怎么爆发的。网上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安史之乱是民族仇杀。有一次我在宁波举办一个讲座，在讲座中提到了安史之乱。在观众提问环节中，就有一个观众说：“我认为安史之乱就是民族仇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果把历史上的一切的事情，都这么简简单单地用血缘来进行判断的话，历史分析就变得太简单了。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安史之乱中确实有民族矛盾。单看安禄山、史思明这两个名字，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姓都属于“昭武九姓”。安禄山本人是粟特和突厥的混血，史思明是粟特人，他们手下的很多核心骨干也是胡人。但安史之乱爆发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民族矛盾，而是因为经济基础变化引发了兵制变化。这种变化被野心家利用，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

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必须把历史往前回顾很长一段时间。在西魏时期，宇文泰创建了府兵制和八柱国制度，他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集合关陇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用来跟东魏对抗。府兵制建立的基础是均田制，均田制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而享有了权利的农民就要对国家尽义务，给国家服兵役。征调上来的府兵交给全国数百个兵府管理，而这些兵府的部署很有讲究——“内重而外轻”，这是关陇集团军功贵族集团特色的展现。

他们高度重视兵权的集中化管理，府兵征调上来之后，绝大多数的兵力都部署在首都的附近，由八大柱国与十二大将军直接掌控，而在边境上仅部署少量的警备部队，这就叫“内重外轻”或者“居重驭轻”，意思就是高度集权，防止地方作乱，有利于关陇集团核心集团的统治。

但是问题在于，到了唐玄宗时期，历史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均田制走向了崩溃。其实均田制从创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原因很简单，均田制创立的前提是国家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田。国家手头有资源，人口又不够多，在这种情况下，均田制才能成功施行。可是到了盛唐时期，情况与北魏有了本质上的变化，人口总量呈几何级增长，土地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所以均田制的崩溃是迟早会发生的。而且，这样的情况不是到唐玄宗时期才出现的，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浮逃户”。所谓的“浮逃户”，就是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的人口。这些人之所以要脱离国家户籍控制，就是因为没有土地了，贫困化了，担负不起赋税和徭役了。

均田制的崩溃，导致了府兵制的瓦解。到了开元中期，国家基本上已经无兵可调了，兵源出现了问题，只得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募兵制，其实就是国家职业军役制，国家雇人来当兵，并给予其很高的经济待遇。表面上看，这个措施很有效，能够在短时间内解决兵源的问题。唐玄宗把用这种形式招来的兵称为“长征健儿”。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对外战争频繁进行，这些兵员主要被分配到边境地区，交给十个节度使统管。这意味着，西魏宇文泰时期的“内重外轻”，到了唐玄宗时期变成了相反的“外重内轻”。边境节度使权力坐大，中央腹心空虚，这种局面最后被野心家所利用，这就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

当年的关陇集团一直注意维护这种“内重外轻”的局面。以隋文帝为例，隋文帝跟他儿子隋炀帝不一样，隋炀帝是关陇集团的叛徒，而隋文帝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关陇集团的皇帝。他不仅在核心集团里全部任用关陇人士，还改革府兵制度，重新设置军府。改革后的士兵被称为“卫士”，主要任务就是轮番到京城戍守，或者到边境上去戍边。

开皇十年（590年）五月，隋文帝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诏书下达于开皇十年，而开皇九年（589年），隋文帝办了一件大事——他灭掉陈朝，统一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成了关键。

当年北周为了灭北齐，隋朝为了对付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陈朝，都曾经在长安以外设置很多新的军府，使原本“内重外轻”的局面有所改变。不过隋文帝在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之后，又立刻撤了那些新置的军府，回到了“内重外轻”的基本局面上。隋文帝这一行为，就是典型的维护“内重外轻”局面的关陇集团皇帝的行为。

有些人觉得时过境迁，老办法到了眼下是不管用的。但事实证明，老办法既然存在，就有它存在的理由。唐玄宗觉得原先那套已经过时了，于是改弦更张。为了解决无兵可调的问题，唐玄宗在张说的建议下，在关中地区施行募兵制，成功解决了中央禁军的兵源问题。后来，又在李林甫的主持之下，进行了“长征健儿”改革，将从全国招募来的这些军队主要部署在边境地区。由于给予的经济待遇较高，愿意来从军的不仅有汉人，也有很多边境的胡人。他们本来就有浓厚的尚武风气，此时又有利诱，当然愿意来入伍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安禄山、史思明手里会有那么多胡兵胡将了。唐朝天宝年间，全国的兵员有九成被分配给了十个节度使，而安禄山一个人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管辖范围跨越了今天辽宁到河北、北京、山西、内蒙古南部这么一大片区域，手里兵员众多。到安史之乱前，全国共有兵六十万左右，而安禄山一个人手里就掌握了十八万以上，并且有学者怀疑这只是兵籍上的数字，安禄山为了造反，可能还蓄积了更多的兵力。这样算下来，安禄山手里掌管的兵力，有可能已经占到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而且，这里常年处于边境战争的前线，民风彪悍，兵员素质很好。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兵都是百战精英。因为安禄山的军队在范阳地区是对“两蕃”（契丹和奚）作战的，在这个过程中屡经战阵，实战经验非常丰富。即便如此，安禄山仍然不觉满足。他曾经想兼并王忠嗣的西北边防军，未遂后又想兼并阿布思的骑兵，这次得逞了。这是他的一大胜利。

人心不足蛇吞象。仗着当时唐玄宗的宠信，他的魔爪又伸向了国家牧场——他要掌握国家的马匹资源。马匹对于那个时候的国家来说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骑兵部队就相当于现在的装甲部队。安禄山向皇帝提出请求，要求担任闲厩使、陇右群牧使。这两个职位都是掌管国家马场的，尤其是陇右群牧使的职位非常重要。

当时唐朝的国家牧场主要集中在陇右地区，那里有八个大型的国家牧场，饲养着数十万匹战马。安禄山看中了陇右地区的牧场，可这里属于陇右节度使的地盘，如此做法必定会引起西北边防军的不满，但唐玄宗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唐玄宗犯糊涂的事很多，这就是其中一件。安禄山当上陇右群牧使后，在八大牧场挑选了几万匹上等的宝马，全部赶往范阳，这些宝马都成了他后来起兵的资本。

除此之外，安禄山还在范阳以北筑了一座雄武城，对外宣称是用来对付“两蕃”的，实际上他是把那里变成了自己重要的军事基地和仓库。雄武城里有堆积如山的粮食和海量的兵器，还常年蓄养一万五千匹战马，这就是他未来反叛的大本营。作为胡人，他还充分利用了胡族的风俗，收养了大批的“假子”。

在胡人的风俗中，上下级之间流行建立“养父养子”的关系。他们一旦收谁为“假子”，也就是养子，他们与养子在上下级关系之外，就又多了一层私人关系——儿子要效忠于父亲。说白了，安禄山收养假子，就是为了给自己建立一支私人武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足足收了八千名假子。他将这支私人武装称为“曳落河”，就是胡语中“壮士”的意思。这些假子里有同罗人、奚人和契丹人。他给予这些人极高的礼遇和丰厚的经济待遇，笼络他们的人心，所以这些人死心塌地地为他服务。另外，他还有百余“家僮”。这些“家僮”，并不是电影里那种不着调的家僮，而是一支私人精锐护卫队。他们个个身经百战，号称“以一当百”。

要打仗，没钱不行。所以，除了用假子来建立私人武装之外，安禄山还利用胡人身份，笼络了很多丝绸之路上的主力军——粟特胡商，为他筹措军费。而且，唐玄宗还把财权下放，允许安禄山在上谷郡设置五座铸钱炉，让他拥有了铸币权。这等于把国家造币厂交给了安禄山，所以安禄山在反叛之前，在财政上也做好了准备。

安禄山的假子们是胡人，背后的胡商也是胡人，为了笼络和团结这些胡人，他还利用了宗教。荣新江先生等学者考证认为，安禄山、史思明都充分利用了祆教。祆教又叫“拜火教”，很多粟特人都信仰它，因此它成了安禄山等人用来笼络人心的主要工具。安禄山的母亲本身就是一位祆教的女祭司，所以利用宗教手段对于安禄山来说轻车熟路。

在人事上，安禄山也有精心的准备。他知道要想成大事，就不能光有武将，文武两方面都要有准备。所以他手下聚集了很多失意的汉族文人，比如高尚、严庄、张通儒等，还有孙孝哲、史思明、尹子奇、田承嗣等一批骁将。

总之，安禄山做好了反叛的一切准备，最后掀起了安史之乱。

前文阐述了经济基础引起的上层建筑变化等诸多导致安史之乱发生的因素。那么，杨贵妃需不需要对安史之乱负责呢？在我看来，说杨贵妃跟安史之乱完全没关系，这是不客观的。

在安史之乱中，杨贵妃要承担的是用人方面的责任。她虽然没有做过干政的事，但是她的裙带关系导致了杨国忠的上台。我特别反对用“好”与“坏”来评价历史人物，历来认为每个人都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人不能单纯用好坏来衡量。但有一个人是例外，那就是杨国忠。这家伙坏得纯粹，那是一种不留死角的坏，在他的能力、品行、性格等各个方面，几乎找不到任何闪光点。

唐玄宗晚年重用了杨国忠，而杨国忠被认为是逼反安禄山的主要原因。在马嵬坡兵变中，将士们之所以在杀了杨国忠之后，还要逼死杨贵妃，是因为当时禁军说的话给杨贵妃定了性——“贼本尚在”。这里的“贼”指的是杨国忠。杨贵妃不是贼，但她是贼的根本，没有她就没有贼。所以我认为，杨贵妃承担的是次要的、间接的责任。

唯物史学出现之前的那些历史学家，常有这样的毛病。他们宣扬“红颜祸国论”，王朝一衰败，就要看看能不能找个女人当“背锅侠”。在他们看来，盛世需要美人点缀，乱世需要美人背罪，还说什么“从此君王不早朝”。从此君王不早朝，难道不该问一下君王的责任吗？是谁让他不早朝呢？

安史之乱的发生，杨贵妃起到的作用绝对是次要的，主要责任必须由唐玄宗本人来承担。当然，有些事情是唐玄宗自己改变不了的，比如均田制的崩溃，均田制的崩溃是必然的。但唐玄宗的责任也很大，他没有勇气通过“由以丁身为本转向以资产为宗”这种壮士断腕般的税收改革来改变经济基础，这是他的一大失误。

说唐玄宗要负主要责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唐玄宗搞了几十年的政治，按理说政治经验应该非常丰富，但他却犯了很多难以挽回的错误。唐玄宗很聪明，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全才皇帝，无论是在政治才干、个人勇气方面，还是艺术才华方面，都是一等一的高手。但就是这么一个高手，一手创造了唐朝最辉煌的盛世，又一手把唐朝推入地狱。

除了宠幸奸臣外，唐玄宗还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的平衡术“玩脱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家和万事兴”，朝中应该团结一致，不搞派系斗争，这样国家才能兴盛。但唐玄宗不是这样想的，他有意在朝中培养多股势力，让他们互相斗争，而自己居中制衡。他认为朝臣们斗得越厉害，就越想获得胜利；越想获得胜利，就越依靠皇帝，皇权也就更加稳固。所以，他先后扶持过以张说、张九龄为代表的文学集团，这种人的特点是以科举为进身之资本；以宇文融、李林甫为代表的吏才集团，他们是从地方官吏靠着政绩一步一步晋升上来的；以杨国忠家族为主的外戚集团；以安禄山为代表的东北边防军集团；以哥舒翰为代表的西北边防军集团等。唐玄宗是玩平衡术的高手，他让各派都保持“饿不死”也“吃不饱”的状态，也就是朝中同时至少要有两股力量互相制衡，谁弱他就扶谁一把，谁强他就踩谁一脚，让谁都不至于消失，谁也都不可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比如李林甫，李林甫在宰相之位长达十九年，是唐玄宗所有宰相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但是每当李林甫战胜某个集团，眼看就要大获全胜、满盘皆赢的时候，唐玄宗都会为他“踩上一脚刹车”，让他不能完全如愿，因为唐玄宗知道朝中要有多股力量的制衡。在李林甫死了以后，得势的是杨国忠。为了不让杨国忠一家独大，唐玄宗在朝中扶持安禄山，与杨国忠之间形成制衡。与此同时，他也在军中用哥舒翰来制衡安禄山。可是就在安史之乱前，哥舒翰患了中风，半身不遂了。所以这时，朝中主要斗争力量就只剩下了安禄山与杨国忠。

为什么说唐玄宗最后“玩脱了”呢？原因就在于他最后引入了边将集团。唐玄宗忽略了一个问题：边将和朝中其他的大臣是不一样的。朝中的大臣只能依靠皇帝，他们的权力和资源都来自皇帝。可募兵制之下的节度使不一样，他们手中有地盘，有军队，有财权，有人事权，俨然就是一个个“土皇帝”。唐玄宗没有意识到，在把他们引入朝中斗争之后，一旦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居于下风，就很可能会铤而走险，利用手中的一切资源来追求翻盘。所以，当安禄山在政治斗争中居于下风、眼见将要败给杨国忠的时候，他最后选择的就是铤而走险，掀起了叛乱。

安史之乱不仅让唐朝走向了衰落，也展现了唐玄宗人生的跌宕起伏。唐玄宗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前半生才干超强，领导着整个国家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后半生在成绩面前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放弃了对更好的追求，用修修补补的“小手术”来医治眼前的“大病”，最后丧失了改革的良机。而兵制的变化最终导致他不得不进行募兵制的改革，募兵制的改革又彻底改变了关陇集团“内重外轻”的基本局面，最后局势被野心家所利用。

这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生的道理，一个人也好，一个时代也好，最需要警惕的不是吃苦受累的时候，而是高歌猛进的时候，因为成绩和盛世会掩盖矛盾与危险，会让人麻痹。“居安而思危”这句老话放在任何时代、任何人身上都永远不过时。

安史之乱除了导致唐朝由盛转衰外，还使唐朝的疆域大大缩小。当年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北庭、安西、河西的边防部队纷纷进入内地勤王，其中很大一部分将士牺牲在了战场上，导致整个西北地区防务空虚。吐蕃乘虚而入，占据了河西走廊，后来又占据了整个西域地区，从此中原王朝失去了对西北地区的控制，直到宋朝也没能收回来。安史之乱对我们整个疆域的变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另外，安史之乱还带来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安史之乱时期是继永嘉之后中国人口的又一次大南迁时期。因为战乱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南方相对而言比较安宁，所以很多人都往南方迁徙，杜甫就是一个典型。为了躲避战乱，杜甫从关中地区到了甘肃，从甘肃到了四川，后来又想去湖南投亲靠友。

人口的大量南迁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正面结果。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其中的前四千年，都是北方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领先于南方。中国经济重心彻底完成由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被认为是南宋时期的事，但源头其实要比这早得多。现在学界一般认为南方的开发是从魏晋南北朝起步，在唐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尤其是安史之乱，给南方带来了意外的好处。中国的南方地区，尤其是岭南地区，原本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但南迁的众多人口中有很多技术型人才和经验丰富的农民。他们到南方之后，使得南方很多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开发，南方的经济就此开始一步一步后来居上，到了南宋，彻底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的转移。

安史之乱还对宋朝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安史之乱带来了藩镇割据，五代时期，藩镇割据达到了巅峰。正如安重荣所说，皇帝是“兵强马壮者为之”，也就是说，想决定由谁当皇帝，就要比谁拳头大，比谁手里的兵多。五代时期的王朝都是靠着武力夺取天下的，赵匡胤本人也是军将夺权上位的。所以到了北宋建立的时候，赵匡胤就想扭转这个现象，这才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杯酒释兵权，实际上就是赵匡胤用自己身边的新贵集团取代原来的后周旧臣，把兵权收归中央，掌握到自己和亲信的手里，并从节度使手里夺取财权等的一系列重要举动。

赵匡胤还定下了“扬文而抑武”的政策。宋朝在文治方面可以说是功绩赫赫，这是宋朝“扬文”带来的结果。不过什么事都不是尽善尽美的，宋朝的确解决了藩镇割据的问题，强化了中央集权，但“扬文抑武”也为宋朝带来了武力羸弱的恶果，所以宋朝对外作战多有失败。岳飞之死，除了宋高宗和秦桧的私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岳飞犯了宋朝政治的一大忌讳——他在军队当中的威望太高了，尤其是“岳家军”的称号喊出来，对他的命运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因为从立国的政策来说，宋朝特别警惕这种军队的私人化，在他们看来，这叫“吸取历史教训”，而带来的结果就是民族英雄岳飞的冤死。

在这短短的一章中，想把安史之乱对方方面面的影响都说到是不可能的。但必须要强调的是，安史之乱对于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影响了政治，影响了军事，影响了民族关系，影响了疆域，影响了地域的开发，也影响了后世的思想。这个思想不仅有政治思想，还有哲学思想，乃至文学思想等诸多方面。所以说安史之乱堪称中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