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纪雄起于北方的蒙古族的族源十分复杂。作为游牧民族，他们不定的生活区域给我们的考察带来了困难，加之北方民族众多，相互间交流频繁，种族与文化都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复杂交织的民族关系使我们难以捕捉一个民族单一的发展线索。事实上，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孤立厘清一个单一民族的源流，因为中国古代民族从来就是在交融中发展的。关于蒙古族源于室韦、靺鞨、突厥等说法都存在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都是不全面的。

如同西夏、辽、金等民族一样，元朝的历史除了汉典，还有蒙古语的史籍。其中关于蒙古族的族源神话，主要记载在蒙古文的《元朝秘史》。该书卷一这样记载：

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作巴塔赤罕。

这则神话跟突厥先祖的神话颇多接近处，近人有疑为“恐是蒙古袭突厥唾余以自述先德”[28]。此言无据，元人修史时，突厥已无熏天气势，实已奄奄一息，没有必要奉承巴结。这是真实地记述了先祖来源：他们是7世纪或8世纪时在北方显赫一时的狼种族的后裔。

《新元史》为说明这神话的产生及荒唐时说：“乞颜之后有孛儿帖赤那，译文为苍狼，其妻曰豁埃马兰勒，译文为惨白牝鹿，皆取物为名，世俗附会乃谓狼妻牝鹿，诬莫甚矣。”[29]这种指责即使是属实，姓名为苍狼、惨白牝鹿也是图腾崇拜的体现，它标志着一种古老的部落联姻。只是明宋濂等撰《元史》未述此等神话，影响未有大的展开。

苍狼白鹿的神话并不是全蒙古族人民的起源神话，它只是巴塔赤罕部的起源神话，因为在蒙古族的民间文学中，还流传着多种起源神话，如蒙古族的《布里亚特博的起源》，称最初有一只大鹰，受善神的派遣，与布里亚特的女子婚配后生一子，这便是最初的萨满。[30]蒙古族多样性的动物崇拜正是北方萨满的重要特征，也证实了蒙古族族源的多元性。

元代文化虽多从蒙古旧俗，但统一中国广泛接受各族的文化遗产。如乐，起初太祖征用西夏旧乐，太宗又征金太常遗乐于燕市，其制日备，祭祀乐章因而周致，其音乐发达的盛况为史家所赞叹。而礼仪则征儒生周铎、刘允中、尚文等及亡金遗老乌古伦居贞、完颜复昭、完颜从愈等。“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31]故神位各得其所。因而元代的神话也就在吸收金、宋、西夏等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又保持了自家的传统。

《元史·礼乐志》保存了大量的祭神乐歌，就其内容看，完全遵循了秦、汉以来的传统，所颂昊天上帝、社稷、先农、宣圣及先祖等神，标志着儒教神系在皇家祀典中得到了贯彻。

现引数曲，以见其对儒教神系的认同：

一、酌献祀昊天上帝之《明成之曲》：

于昭昊天，临有下赫。陶匏荐诚，馨闻在德。酌言献之，上灵是格。降福孔偕，时万时亿。

二、酌献皇地祇位词：

至哉坤元，与天同德。函育群生，玄功莫测。合飨圜坛，旧典时式。申锡无疆，聿宁皇国。

三、酌献元太祖词：

礼大报本，郊定天位。皇皇神祖，反始克配。至德难名，玄功宏济。帝典式敷，率育攸塈。

四、迎宣圣孔子词（选一）：

大哉宣圣，道尊德崇。维持王化，斯文是宗。典祀有常，精纯并隆。神其来格，于昭盛容。[32]

蒙古民族入主华夏大地后，在皇家宗教里接受了汉典籍中作为统治正宗的宗教礼仪与神话。孔子的灵位在皇家祀礼中占据重要位置，成为天子致祭的三大神灵（社稷、先农、宣圣）之一，这标志着儒教在元统治者的思想文化中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元代的祭典观察，他们的礼祀似乎比前代更合古礼。《元史·祭祀志》：

《周礼》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郑氏以星经推之，乃谓即天皇天帝。然汉、魏以来，名号亦复不一。汉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帝天。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晋曰昊天上帝，与《周礼》合。唐、宋以来，坛上既设昊天上帝，第一等复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与太一、天一等，皆不经见。本朝大德九年，中书圆议，止依《周礼》，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圆议，五帝从享，依前代通祭。

事实上，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比汉族政权更注重古礼，如北魏、元等，这说明儒教神典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不为汉族独专。

但应该看到的是，元统治者对皇家的天地祭祀并不热心，他们只是把这些当作一个政权存在的标志。神权的领域已开拓到佛教和道教方面了，以致造成了皇家祭祀表面礼仪正宗，皇帝却对此较为冷落，其心思全在佛道上。《元史·祭祀志》称：

自世祖以来，每难于亲其事。英宗始有意亲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礼乃成于文宗。至大间，大臣议立北郊而中辍，遂废不讲。然武宗亲享于庙者三，英宗亲享五。晋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尝一庙见。文宗以后，乃复亲享。岂以道释祷祠荐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营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则有所轻欤。

可见，元朝的统治者思想并非仅儒学专之，佛与道大行于元朝，它们同儒教一起，构成了统一的民族文化要件。

在早期蒙古族贵族中，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信仰萨满教，故而他们对萨满祭天活动兴趣浓厚，但另外一些人信仰景教，如窝阔台的妻子、阔端、忽必烈之母等人。阔端是窝阔台的第三子，蒙古灭西夏和金以后，原西夏及藏族部分地区由阔端统治。阔端于1239年派大将多达那波进攻西藏，烧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了五百多藏人僧众，但是有达垅寺和止贡寺等未曾被毁。藏文《青史》及《西藏王臣记》记载了这样的传说：多达那波的军队到了位于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之间的达垅寺时，达垅寺上笼罩了一层迷雾，所以没能攻打；而多达那波打到拉萨河上游的止贡寺时，寺主有法术，弄得天空中突然飞来碎石，蒙古军队遂不能破坏止贡寺[33]。以上传说体现出蒙古族与藏族间的宗教矛盾。

多达那波第二年停止了对西藏的军事行动，阔端再次派往西藏的不是军队，而是给西藏佛教领袖之一萨班的热情洋溢的信件和礼物，邀请萨班到蒙古传教。西藏各部看到西夏与金的灭亡，主动归顺。萨班出于传教和对藏民生命安全的考虑，不顾高龄从西藏奔往凉州；跟他一起到凉州的，还有十岁的侄子八思巴和六岁的恰那多吉。萨班以其渊博的佛学知识征服了阔端。阔端原先信奉萨满教，尊奉萨满教巫师，举行祈愿法会时蒙古萨满教的巫师坐在僧众之上，听了萨班的布道，阔端加深了对佛教的理解，以后的祈愿法会，萨满巫师便从上首位退下来了，萨满教遭到了一场重大打击。

阔端优待萨班，一方面是真心对佛教的信奉；另一方面还包含着团结藏族宗教领袖，期望以和平方式统一西藏的意图。阔端和萨班经过商议，由萨班写了一封《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公开信，号召西藏各地僧俗领主归附元朝，承认藏地为元属国，接受元朝的管理并承担义务。萨班既将佛教输入蒙古族，又将藏地归入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之中，为民族团结作出巨大贡献。

萨班的到来，使佛教替代了萨满教，噶玛拔希的到来，则让蒙哥由信仰景教转为佛教。噶玛拔希是西藏佛教与萨班不同的又一系统的宗教领袖，蒙哥不仅封噶玛拔希为国师，还赐给他金印以及一顶金边黑色僧帽，西藏的佛教被元朝最高统治者广泛敬奉。[34]

长大的八思巴继承了萨班的事业，他在忽必烈那里得到了更高的荣誉，被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后尊为“帝师”，忽必烈皈依了佛教，于宗教上听从帝师指令。忽必烈又授命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八思巴对元朝文化贡献殊大，升号曰“大宝法王”。八思巴死后，赐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至治年间，特诏郡县建庙通祀。泰定元年（1324年），又以绘像十一，颁各行省，为之塑像。[35]八思巴在元的事业，把藏传佛教推行到一个新阶段，藏、蒙古两族因此找到文化交融的联络点。

自忽必烈始，元朝的每位皇帝都封“帝师”，此制直到元朝灭亡，其间帝师计十余位，地位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佛教领袖受此殊荣，使元朝带上了较为浓厚的宗教国家的色彩。到元英宗时，八思巴的殿堂造到各郡，英宗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36]，元代的佛教实际上已高崇无比。佛教的流行，不仅加强了蒙藏各族人民的联系，同时极大地遏制了萨满教及景教等区域性宗教及外来宗教，成为统一的思想武器。

帝师是全国佛教的领袖，更是统领西藏的宗教与政治首领。《元史·释老传》这样记载：

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固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

通过佛教行使了对西藏的主权和统治，这是元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一统治的成功，显示出宗教在国家统一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元统治者重视佛教，对于道教也兴趣浓厚。道教徒主动出击，是元统治者与道教联姻的重要原因。杰出的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西游如同萨班东行，同样是元代文化史上的大事。成吉思汗遣使召见丘处机，年迈的丘处机毅然前往。他看到成吉思汗嗜杀成性，“拳拳以止杀为劝”。当成吉思汗再次召见，丘处机翻越雪山，历尽艰辛，见到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大悦，赐食，设庐帐甚饬。成吉思汗正忙于攻杀，丘处机竭力劝止，《元史·释老传》载：

处机每言欲一平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赐仙翁，以寤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以警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应明天威，以道有众。”太祖从之。

这里宣扬的不嗜杀、敬天爱民、孝道，为儒、道、佛共奉的信条，这是其师王嚞所开教派融合三教的传统。丘处机将此以天道统之，这种神话似乎成了儒教的神话。尽管蒙古故有祭天之俗，但那个“天”跟这个“天”的属性有很大不同，丘处机的天是道德之天，它是个有意志的存在，常示警于人，必须顺乎天理，爱民如子，否则将遭惩处。这是周公的“天”的传统。

全真道所行长生久视之道，不热心仙佛神鬼，不贵延年益寿之术，无疑否定了许多不经的神仙神话。全真道抛弃了传统道教的肉体飞升说，倡导证求“真理”，实际上使历代方士宣扬的神仙学说破产，这对于神仙神话无疑是一种致命打击。丘处机以简练的“天威”的神话取代了繁缛的神仙故事，在元朝统治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丘处机通过艰苦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成吉思汗嗜杀的野性，曾使数万垂死的人奴得生，深得民众敬仰。全真教也在北方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37]。

忽必烈敬重佛教领袖，也敬重道教领袖，其目的是稳定政治统治。敬重佛教为了西北地区的安宁，敬重道教则为了北方与江南的统治稳定。对于全真道，忽必烈诏封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嚞五祖为“真君”，这些人物后来成为民间神话的重要角色。对于江南正一道，忽必烈同样很看重。第三十八代传人与材曾以法术治潮患，得成宗召见，授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武宗即位，来觐，特授金紫光禄大夫，封留国公，锡金印。仁宗即位，特赐宝冠、组织文金之物。”[38]有道士张留孙于朝中为皇后祈祷灵验，也得宠信，并为筑崇真宫。

元代的道、佛矛盾尖锐，世祖至元年间，佛、道间展开了一场论战，论题还是由老子化胡这些老问题引起的，结果道教徒大败，十七道士被迫落发为僧，全真教所占佛寺二百余所不得不交还佛教徒所有。但是三教合一的趋势日渐形成气候。在全真教大盛时，道教徒尊奉老子，但不废儒、佛，明王世贞《弇州续稿》说：“丘处机之徒未必尽贤，往往侵占寺刹以为宫观，或改塑三教像，以老子居中，孔子居左，释迦居右，或皆侍立。”尽管抬高了己方教主的地位，但融合儒、佛二教的用心已显露无遗。我们从丘处机向成吉思汗所进的那一番行孝去杀、敬天爱民的言论看，其主要是儒学的信条。全真道多袭用了禅学理论与修持方式，授佛入道，对传统道教进行重大改革，加速了佛道融合的进程。

宋元间，三教的神话融为一体的本子在民间广传，所谓《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所谓道藏本《搜神记》，都将三教神灵及民间神汇为一编。元秦子晋撰《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以孔、老、释为三尊，并配以神仙画像的木刻，成一图文并茂之作。至元代，三教神话的融合已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元代的远祖神话在儒、道、佛三教神话的冲击下色彩十分暗淡，他们一度奉行的萨满教与景教都先后遭到排斥。隋唐以来，发育成熟的儒、道、佛三教神话使得任何原始神话都不能占据社会统治者的主流文化的位置，统治者虽然留恋自己的先祖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但出于一种高度的现实理性精神，他们不得不选择三教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族的文化不可能加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主流之上，所以，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传统，只留下些遗痕在民间传扬。对三教文化的皈依，使蒙古族成为中国文化的真正主宰者。

元统治者执三教神话以为神州主宰，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人，为文化的统一作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