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为女真族政权。与契丹和党项相比，女真显然属于后进民族，唐时称黑水靺鞨，居住于混同江南北。居江之南者臣服于契丹，谓之熟女真，居江之北谓之生女真，其中也有臣服于契丹者。[15]起初，女真一直处在辽统治之下。1114年，女真在其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以少胜多，击败辽军。第二年，阿骨打称帝，国号金。东北地区原属辽的地盘迅速为金占领。1125年，辽亡。金兵大举南下，于1127年灭北宋，宋政权南迁。一个新的北方民族政权迅速崛起。

金虽为后进，可发展十分迅速，与汉民族的文化交融既深且广。当金攻取燕云及中原地区后，曾把大量的汉人迁往东北，以实“内地”，如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既定山西诸州，以上京为内地，则移其民而实之”[16]。天辅七年（1123年），取燕京路，“尽徙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17]。同年，“命习古乃、婆卢火监护长胜军，及燕京豪族工匠，由松亭关徙之内地”[18]。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以旧徙润、隰等四州之民于沈州之境”[19]。天会五年（1127年），金兵撤出汴京，“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20]。这些被迫北迁的汉人虽然多数是去做奴隶，但他们带去了工艺技术与农耕技术，也带去了汉文化的传统。大量的豪族多数是有文化的阶层，他们被掳往东北，客观上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输血，使得东北各族人民的文化更加贴近。

金统治者在建国后出于一种文化饥渴，往往对汉使强行留之，委以官职，对于搜求图籍极为热心，破辽后，“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21]。攻克汴京后，“取图籍文书与其镂板偕行”[22]。这些汉典的大量运取，对于金朝文化的建设具有重大影响。

在大量往“内地”掳掠汉人的同时，大量的女真军人进入中原，并有三百九十余万猛安谋克民众迁往中原屯田，这场空前的南北人口大对流，加深了女真与中原人民的联系。金统治者曾对汉人实行女真化政策，结果女真受汉文化影响更大。一是“金源内地”的汉语广为流行，女真语反被忘却，许多女真人都不会讲女真语了，汉人的风俗习惯在女真文化大本营内扎下了根，女真故地已全盘汉化。至于那些屯田而迁至中原的女真人更是融入汉文化之中了。金世宗看到女真尚武精神及其旧俗日渐忘却，感慨万分，表示：“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庶几习效之”[23]，并指责子孙的“忘本”。女真的歌曲已无人咏唱，世宗悲哀地亲自开喉而歌。

汉人与女真人实现了真正的文化融合和种族融合，金世宗时唐括安礼这样说：“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彼耕此种，皆是国人。”[24]汉与女真之间旧的文化界限已经消失。至元统一中国元好问赋诗以表达亡国之痛时把金称为“中国”，而将元称为“夷狄”，充分说明女真人与汉人已经融合为一体。元人也将契丹、高丽、女真等八种人都列为汉人。女真族迅速将其文化融入了整个中华民族集体之中，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神话的发展存在着一个由原始萨满神话流行转向与传统神话融合的过程，其中，统治者的神话与传统皇家祀典契合远较西夏与辽为深。比较辽、夏、金三个少数民族政权，金的实力明显强于前二者，它与宋的关系也较前二者复杂，因而其皇家祀典明显是在遵从汉典旧制。金政权的皇家宗教对汉典的认同，是女真族成为汉人的重要标志之一。

《金史·礼志》载：“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礼寖备。”原先的拜天之礼，乃是北方萨满礼俗，延续自辽。北方久有萨满教流传，只有金人的萨满教才见诸文献记载。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写道：“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之下皆莫能及。”这种巫术传统为蒙古帝国和后金政权所继承，在北部中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但金政权本身并没有将萨满教及其神话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神话，而是摆出一统江山之主的身份，以华夏正典为宗，逐渐改变以往的祭天旧俗。金世宗时有保存旧俗的愿望，可汉化已大势所趋，特别是章宗继位，厉行儒道，广集唐宋文集，复兴社稷文宣庙、风伯雨师等民间神庙，提倡儒学，抑制佛道，是金代一个文化发达的重要时期。金统治者在不完全废弃传统神话的基础上接受了儒典的皇家祀典格式。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1171年），金廷开展了郊祀礼的讨论。左丞石琚据《礼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信条阐述了敬天法祖之礼，谓不当以多祖配天，而宜行古礼。世宗表示：“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25]本来很留恋旧有的祭天之礼，但考虑到行古祀礼乃是江山一统的象征，世宗毫不犹豫地择用了汉典旧礼，标志着金政权对汉神典的全盘袭用。

在金代的祀典里，从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日月山川诸神、高禖以至于孔宣圣庙、历代帝王神位，凡旧典所有，金祀典大都保存下来了，传统的华夏古神罗列于金朝的神殿，这种情况是西夏和辽政权所没有过的。

金代异于汉族政权的祭神礼主要有二：

一是长白山神。长白山如辽之木叶山，是女真族的发祥地，被视为圣地。大定十五年（1125年），金世宗祭长白山，并作文曰：

厥惟长白，载我金德，仰止甚高，实惟我旧邦之镇，混同流光，源所从出。……今遣某官某持节备物，册命兹山之神为兴国灵应王，乃勅有司岁时奉祀。於戏！庙食之享，亘万亿年，维金之祯，与山无极，岂不伟欤！[26]

后又册封长白山神为“开天弘圣帝”，长白山成了女真族的神山，大定时期，它被视为金朝的命运所系之处，故在金朝的宗教生活中地位甚高。

二是混同江神。它是女真族的母亲河。《金志》称女真“世居混同江之东，长白山下”。可见长白山、混同江崇拜是有悠久历史了。至世宗时，金统治地域已从长白山扩展到中原地区，但对民族的发祥地还是念念不忘。传说金太祖征辽，混同江显灵助军渡河攻辽，神迹昭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封混同江神为“兴国应圣公”，致祭礼如长白山。

其他山水之神尚有若干，但不及二者地位尊崇。在这东北地区独特的山水中，还保存了不曾被儒家神话完全吞噬的萨满神话。

金的萨满神话承接了辽的传统。在辽的统治时期，女真族人的文化受契丹文化的影响很深，如其俗“尚巫祝”，喜“射柳祭天”[27]，而这种礼仪正是辽统治者曾狂热为之的重要活动。《金史·礼志》明确地把拜天仪说成是“因辽旧俗”。这种对天的崇尚，在元、清等来自北方民族的政权及其民间长盛不衰，这就是宫廷及民间广泛盛行的萨满祭仪。至于射柳仪则更是辽的射柳习俗的传承，《金史·礼志》载：

射柳、击毯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凡重五日拜天礼毕，插柳毬场为两行，当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识其枝，去地约数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驰马前导，后驰马以无羽横镞箭射之，既断柳，又以手接而驰去者，为上。断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断其青处，及中而不能断，与不能中者，为负。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气。

这种宗教与游戏表现出金人承辽俗对柳枝的特有的情愫，与满人视柳枝为神圣之物存在着内在联系。满人是女真的后人，满人的萨满教源于女真是不争的事实，满人对柳的情感则必然来自女真人。女真人关于柳的神话已难以考察，但满人遗留下来的萨满神歌及东北地区的民间故事里存在着大量的关于柳树的神话，它的源头当来自辽。金统治者在接受佛教和儒教后渐渐冷淡萨满教，萨满教遂广行于民间，而不具备主流文化性质。

金人对于华夏神话及北方契丹诸民族神话的继承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