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为我国西北党项族所建立的政权,由于没有专史,故文献记载不如辽、金等政权的事迹详细。近代以来,西夏文书的发现与破译,为研究西夏的历史与社会提供了崭新的材料。
党项自汉时即闻于中国,南北朝时与中原有较多的接触。《北史·党项传》称党项为党项羌,是三苗之后,自称猕猴种,每姓为一部落,尚武力,无法令,养犛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穑。“其俗**蒸报,于诸夷中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候,三岁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死者则云夭枉,共悲哭之。”党项于南北朝时尚明显处于原始部落时期,原始宗教气氛浓烈,神话必当甚为流行。唐时党项附降,因吐蕃所逼而内迁,唐赐李姓,宋时则赐赵姓。唐宋时,党项与内地的关系日趋密切,文化交流更为广泛,而党项也逐渐强大。
1038年,元昊称帝,建都兴庆(今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国号大夏,统治区域大抵在宁夏、陕西、甘肃、内蒙古一带,这也是一个地方民族政权。从元昊称帝到蒙古灭西夏,其间传十代皇帝,共一百九十年。在这一时期,党项族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上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西夏除仿唐宋官制建立了一套行政机构外,更重大的事是文字的创制,它是党项文化的载体,对于其文化发展与传播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关于西夏文,古史多称为元昊所创。《辽史·西夏传》说元昊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制蕃书十二卷,又制文字符篆。《宋史·夏国传》记载与此同。二史为元时脱脱等所著,早于脱脱的宋人著述里也称蕃书为元昊所制,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与曾巩的《隆平集》都有记载。元昊作西夏文大抵为事实。西夏文在西夏得到了广泛运用,许多西夏神话赖西夏文得以保存。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也逐渐失传,幸有埋于地下者得以保存。
自清朝史地学家张澍于19世纪初在西北发现西夏文《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西夏文重见天日后的破译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过中外几代学者的辛勤劳动,人们终于能把许多湮没的材料破译后重新公之于世,西夏的神话也得以重现尊容。
在西夏文的类书《文海》里,有许多关于鬼神的条目。鬼主恶,谓之“损害”,神主善,谓之“守护”。鬼有饿鬼、虚鬼、孤鬼、妨害鬼、杀死鬼等。神有天神、地神、富神、战神、守护神、大神、护羊神、山神、水神、龙神、树神等。[9]这本西夏文的类书中如此众多的鬼神名目说明,在西夏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多神崇拜是宗教活动的主统。
西夏的原始神话十分丰富,汉典所载十分有限,但在西夏文里,那些色彩斑斓的神话故事却十分庞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就西夏文典《大诗》《夏圣根赞歌》《圣立义海》等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可得知西夏原始神话的大致内容[10]。
在原始的空虚中生出来一个具有生育能力的石头,它可能生出了一座山,也许是自己变成了一座山,山具有生长壮大的能力,它的顶峰成了神仙居住的地方。后来,不知在哪里冒出了两个分别代表阴极和阳极的生物,接着有了空气、风、鸟、白仙鹤以及同月亮和西方有关的奠定了宇宙开端的面如满月的英雄。白仙鹤是西夏古神话里一个影响很大的神灵,他跟太阳腿姑娘嬉戏,这也是一场阴极和阳极的嬉戏,与创造世界有关。太阳腿姑娘企图制服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大象。天穹是白仙鹤创造的,而后来又说是黑头造天,似乎黑白有矛盾,但有文献说白仙鹤头是黑的,这两者就统一起来了。创造大地的则是“红脸”,这红脸恐怕就是那太阳腿姑娘,因为太阳是红脸。由白仙鹤和太阳腿姑娘创造天地的神话转为黑头红脸的神话,于是,始祖的神话也就诞生了。请看《大诗》中的描述:
黑头像旋风一样在造天,
红脸在雾气弥漫的红色土地上大踏步行进,
红脸在修地,在铺设云道,
红脸喜欢通宵达旦地嬉戏,
红脸大白天也在嬉戏,
大脸盘的子孙们一代代地不请自来,
大脸盘子孙的队伍络绎不绝!
他们是人类产生的开端,一支门第高贵的中流砥柱。[11]
黑头与红脸所产的大脸盘的子孙从此繁衍生息。这些神话跟汉族的传统神话很少有相同的地方,只是其中如石头创生及山顶居神与汉神话的模式有些相似。至于白仙鹤与太阳腿姑娘、黑头与红脸,都是奇特新颖的神话。《大诗》的歌唱,大概就是萨满的神歌,它保存着纯粹的西夏党项族人的神话。
这些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十分鲜明的神话没有越过西夏的统治区域而主要在本民族范围内流行,西夏灭亡后它们就不传于口头了,幸亏被记录在案而幸存下来,至今日才重见天光。史称西夏人好鬼神,从这些西夏文的遗典里能清楚地看出。
这种多神崇拜因佛教与儒教的传入受到影响,史称西夏开国主元昊“晓浮图学,通蕃汉文”,他于继位后第三年〔宋景祐元年(1034年)〕向宋求赐佛经一藏,这些汉文佛经进入西夏后即被译为西夏文,在党项族中流行,各类佛寺在西夏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其中,承天寺是当时最大的佛教工程,宋皇所赐的《大藏经》即藏于此。
西夏的佛教,形成了以寺庙为主的几个中心:一、兴庆府中心,这里有著名的承天寺,是西夏佛教的中枢;二、贺兰山中心,贺兰山是西夏的三大神山之一,佛教名刹多建于此;三、凉州中心,有凉州感应塔及护国寺、圣容寺、崇圣寺等建于此;四、甘州中心,有卧佛寺、崇庆寺、诱生寺和十字寺等建于此,甘州还是西夏重要的译经所;五、瓜州和沙州中心,此即敦煌一带,亦西夏的一大佛教中心;六、黑水城中心,这是西夏北部重镇,城内有许多寺庙遗址。[12]这遍布西夏大地的佛寺,将佛教的神话散布到西夏大地,哪里有寺庙,哪里就有佛菩萨,因而哪里就有关于佛菩萨的神话传说。在西夏我们无法找到如辽的以白衣观音为家神的这种神话发展的具体样式,但佛教鬼神信仰普遍模式在西夏传扬已毫无疑问,它成为变革原始西夏宗教神话的重要外来力量。白仙鹤与太阳腿姑娘黑头与红脸的神话就是在佛教神话的打击下逐步退出神话主流的。
儒学在西夏的地位也很高,尤其是在仁宗时期,人庆元年(1144年)始建学校于国中,立小学于禁中,仁宗“亲为训道”,各地生员达三千人,第二年,建大汉太学。仁宗亲自参加祭奠先圣孔,又“尊孔子为文宣帝”[13]。仁宗时期,儒学在西夏达到了顶峰,有名儒主持内学,行科举制,礼乐文章遂大行于西夏。
夏代的祀典,史载有阙,对孔子的祭祀成为我们所知的最重要的祀神活动。孔子在西夏被尊为“帝”,这是在以往任何朝代都没有得到过的殊荣,《宋史·夏国传》赞颂曰:“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又置官学,自为训导,观其陈经立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可见古来对西夏的儒学都有充分肯定。我们把西夏的崇儒与辽的崇儒加以比较,发现夏重学而辽重教,夏的儒学水平高于辽,而辽的宗教崇拜活动则多于学理探索。儒学经典中的天地祀礼部分似未为西夏皇帝所重,他们重视的只是对孔子本人的祭祀。《圣立义海》有时令行事的记载,在这个西夏的“月令”里,除了一处提到黄帝以外。儒经四季神典里的帝与神皆未出现。这说明儒典中的宗教体系未得西夏人的重视。
但是,西夏人却发展了儒学的道德神话。《孝经》是较早传入西夏的一部儒家经典,它被译成西夏文后很快被西夏统治者大力宣传。西夏对于孝道的宣传,并不仅仅实行伦理说教,还采用了神话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天理与孝道融为一体,也就是说,神话与伦理二者是水乳交融的。这些故事不少来自汉典,只是在西夏文里,它们的神话色彩更重一些。
在《圣立义海》中,有很多的篇幅谈论孝道。作者在举出一个孝道的理念后,便引出故事来加以阐述。这种故事的开头总是冠以“往昔”二字,是为了宣传孝道而进行神话创作的作品,试举数例如下:
母畏天雷 往昔一人,母在时畏天雷,母亡守陵。夏季,天雷震,孝子抱母坟而哭,天慈雷息。其后帝闻,迎赏赐,天下扬孝名。
孝女护父 往昔,父女二人相偕行于道,宿山中。恶虎欲伤父,孝女骤骑执耳,求天助。依德伏虎,父莫被伤。
因孝为帝 往昔,一人至孝,先母亡,后母妒其才艺,欲害。孝子周德,莫能杀戮。行郊,象豕耕地,诸鸟运种贮粮。天荒旱,孝养父母,父瞽□□,帝闻,以二女妻之为后,因德袭位为帝。
卖身奉母 往昔一人,奉先父丧,后无财贫。母丧,未能孝顺,卖身为母奉孝。归趋途中,得遇智妇,相偕为夫妻。夫言:“织绢五百匹则可回。”智妇半日织绢五百匹足。其妇曰:“因汝孝,前来助汝也。今返天宫。”言讫,驾云往天。[14]
这类故事,多不胜举,看上去跟汉民族的传统故事似曾相识,如“因孝为帝”显然是关于舜的传说的演绎,而“卖身奉母”则是天仙配故事的改写。传统故事的主题并不完全着眼于孝,而《圣立义海》却完全是在孝上做文章。并且,这些故事把孝道与天道结合起来,便成了典型的伦理神话,它不仅在规范社会行为上起到独特的作用,而且由于神的属性带上厚重的伦理道德色彩,对原始神话也形成瓦解之势。儒家的伦理神话在西夏广为流行,从文化心理上加深了党项族与民族文化传统的联系,为民族间的理解与融合奠定了基础。
西夏神话是一种多元构成体,党项族的原始神话在佛教和儒教尚未传入时占统治地位,即使在佛教和儒教已广泛流行时,西夏原始神话跟佛儒神话交织成一片,也并未完全消失。西夏建国以后所编撰的《圣立义海》这部西夏文化百科全书,第一卷至第七卷解释天地日月四季万物等自然现象,其中多数残缺,在所存的部分内容里,这些自然神有西夏的民族神,如先祖吴浪住在太阳那里,谷神叫“波女”,这些都是汉典及汉民族中未曾有过的神话。但同时也有“中央黄帝”“十月属亥、五行属水、牧白鹤季、北方寒降”“北极黑帝”等说法存乎其间,显然已带有阴阳五行色彩的儒家神系的内涵。第十三、十四两卷保存着丰富的儒家伦理神话,第十卷已缺失,从目录看,是介绍佛法、佛殿、法物、济法、济法殿等内容的篇章,其中必有佛教神话。
西夏原始神话、儒教的伦理神话和佛教神话的三足鼎立是西夏神话的基本结构,儒教神话、佛教神话逐渐上升则是西夏神话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