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 契丹神话:从青牛白马到白衣观音(1 / 1)

契丹族见于北魏、唐、五代之史书,为东胡一系,长期生活于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唐初受册封,赐李姓,有为官于唐者,著名者如李光弼。契丹叛服无常,至五代时强大,助晋灭唐。907年,耶律阿保机被举为可汗,即破坏传统的部落首领选举,霸在可汗的位置上不下来。916年,他用其妻之策,杀害各部首领,即皇帝位,建立契丹国,以皇位世袭取代了可汗选举制。阿保机去世后,耶律德光继位,947年,改国号为辽。

由于辽的统治主要限于东北地区、部分西北地区,南向仅及山西、河北一带,辽政权仅为一地方政权,故其皇家祀典中保留了较多的辽河流域的原始神灵。在辽初尤其明显。

契丹的先祖,相传为骑白马青牛的神人天女。《辽史·地理志》称:

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关于白马青牛,蔡美彪等认为是不同氏族的象征[1]。辽祭天时常杀青牛白马,二者是否为图腾,人们多有疑问,但以青牛白马祭天的行为作为敬天法祖的象征却毫无疑义,这一风习大抵同于儒家的宗教礼仪。汉史籍谓契丹为炎帝之后,恐为汉人传述,罕见流行于辽人口头。据《辽史·地理志》所载,契丹祖先乃为天神,似与炎帝无涉。辽太祖阿保机将木叶山定为圣地,动辄以青牛白马祀天,则是天神与祖先一同祀之,祖先就是天神。契丹建国初期的最高神为天神与先祖的统一体。阿保机死后,耶律德光尊为太祖,建太祖庙,谒祠甚勤。又建祖陵,常祠之。有辽一代,祠木叶山及各先帝祖庙在皇家宗教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自907年阿保机继汗位到1125年天祚帝为金人所俘,传九帝二百余年,祠木叶山,谒太祖庙的热情始终没有衰绝,而昊天上帝、社稷神位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在皇家祀典里,辽与先秦祀典及秦汉以来的祀典明显不同。太宗灭晋以后,稍用汉礼,但天地神灵礼仪民族特色鲜明:

设天神、地祇位于木叶山,东向;中立君树,前植群树,以像朝班;又偶植二树,以为神门。[2]

天地神不在南北郊,而置于木叶山这一契丹族的圣地,故虽有天神地祇之位,但与昊天上帝、社稷神位殊科。作为皇家祀典的儒家神系没在辽国建立起来,他们所引进的儒家神话只是关于孔子的仪典,而未涉及儒典中的神系。

在辽统治的宗教活动中,巫术性的行为甚多,较突出的如射柳、射鬼箭,前者为祈雨所行仪式,后者乃为厌禳。终辽一代,射柳频频,可见巫风之重。至于求雨为何定要射柳,则疑而难明。或许柳为**象征,射之以祈雨也未可知。

射鬼箭于辽初多有行施。太祖阿保机登汗位,诸弟不服而反。阿保机不思加诛,乃与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为誓而赦其罪。但诸弟仍存反心,面木叶山射鬼箭厌禳,太祖闻之,“乃执叛人解里向彼,亦以其法厌之”[3]。关于射鬼箭,《辽史》末附《国语解》云:“凡帝亲征,服介胄,祭诸先帝,出则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乱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师,则射所俘。后为刑法之用。”解里在这里就成了这样一个牺牲品,以对抗诸弟为厌禳。这样,阿保机与诸弟的矛盾起初是以巫术性的“射鬼箭”来展开的。后其养子涅里思附诸弟叛,被阿保机以鬼箭射杀之。太宗耶律德光也有“射鬼箭”之举。辽代的宗教神话保持着浓厚的地方特色,就其本质看,实是北方萨满宗教系统,只是那时人们尚未以萨满称之。

辽代祭天地多以青牛白马,但青牛白马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考于《辽史》诸本纪,祭天地之牲尚有黑白羊、黑兔等物,似乎色彩较牲畜本身更为重要。白色象征天,黑色象征地,是一种较为原始的自然崇拜形式,其推动力则是那神人天女结合的祖先神话。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的传统在整个辽代都绵延不绝,这就是北方萨满教的神话与礼仪,它在北方各族长久流传,是在儒、道、佛三教神话之外,加入中国神话系统的一支新的力量。

但是,这种原始的民族宗教神话并没有成为唯一的宗教神话。儒、道、佛的神话传入,渐成文化主流。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4]。这是与青牛白马所祭的天地神完全不同的神统。《辽史·耶律倍传》:

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这时的孔子在辽是被当作一个神对待的,孔子被列在三教之神的首位。辽太宗耶律德光时,亲谒孔子庙,而令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是三教不废,而独尊孔子。《辽史稿》认为:“契丹奴隶主贵族引进儒学,绝不是作为一种学术来引进,而几乎是作为一种宗教来引进的。”[5]他们供奉孔子,也提倡忠孝之道。辽圣宗《诸侄戒》说:“汝勿以材能凌物,勿以富贵骄人,惟忠惟孝,保家保身。”其间浸透着儒家伦理,非深乎孔孟之道不能言之如此。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好音乐绘画,是辽代帝王文化水平较高的一位。辽于北方成一文化中心,北方诸部对华夏传统文化的汲取多求之于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铁骊那沙乞赐佛像、儒书。圣宗即赐护国仁王佛像一尊,《易》《诗》《书》《春秋》《礼》各一本,儒佛之道之大行于辽可知。

辽代虽崇儒,但后来最有影响的宗教神话势力还是佛教,阿保机问祀神以何为先时,“皆以佛对”就是证明。辽太宗时,奉观音为家神,佛教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辽代的“拜山仪”即于木叶山祭天神地祇仪,为最高宗教仪式,自太宗将白衣观音像迁于木叶山庙,尊为家神后,便增加“诸菩萨堂仪”,然后拜山,观音之礼已高于天神地祇礼。兴宗继位,先有事于菩萨堂及木叶山辽河神,然后行拜山仪,后因循无变。总之,太宗时,白衣观音已升为众神之首。

耶律德光如此重视观音,是有一定的政治图谋的,他是借助佛教神话的力量来干预中原政治,为西进南下寻找借口。《洛中纪异》记载了一则观音授令的神话:

契丹主德光尝昼寝,梦一神人花冠美姿容,辎軿甚盛,自天而下,衣白衣,佩金带,执金骨朵,有异兽十二随其后,内一黑色兔入德光怀而失之。神人语德光曰:“石郎使人唤汝,汝须去。”觉,告其母,忽之不以为异。后复梦,即前神人也,衣冠仪貌,宛然如故。曰:“石郎已使人来唤汝。”即觉而惊,复以告母。母曰:“可令筮之。”乃召胡巫筮,言:“太祖从西楼来,言中国将立天王,要尔为助,尔须去。”未浃旬,石敬瑭反于河东,为后唐张敬达所败,亟遣赵莹持表重赂,许割燕、云,求兵为援。契丹帝曰:“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敕使也。”率兵十万,直至太原,唐师遂衄,立石敬瑭为晋帝。后至幽州城中,见大悲菩萨佛相,惊告其母:“此即向来神人。冠冕如故,但服色不同耳!”因立祠木叶山,名菩萨堂。德光生于癸卯年,黑色入怀,此其兆也。[6]

显然这是军事干预中原的舆论,耶律德光宣称:“我非为石郎兴师,乃奉天敕使也。”也就是替天行道。究其实质,不过是他想得到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又要冠冕堂皇罢了。而自称“儿皇帝”的石敬瑭的后晋,不过是辽进入中原的一块跳板。当然,辽进入幽云十六州却使契丹族日益汉化了。

在辽的四时节气中,有关佛的纪念日最得关注,如二月八日传为悉达太子生辰。“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7]这是一特殊礼遇,老子、孔子均不能得此殊荣。辽又有以四月八日为佛生日者。庆祝仪式也十分隆重。《全辽文》中《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这样描绘道:

风俗以为二月八日共庆佛生,凡水之滨、山之下,不远百里,仅有万家,预馈供粮,号为义食。是时也,香车金马,藻野缛川;灵木神草,赩赫芊绵。从平地至于绝巅,杂沓架肩;自天子达于庶人,皈依福田。

这种盛大场面反映出辽国举国上下的崇佛热潮,正是这种宗教风习,使契丹与中原文化有了更多的心灵相通之处。白衣观音实际成为辽与宋及夏、金文化交流的桥梁。尽管契丹族的木叶山宗教信仰的地方色彩是那样的厚重,可自打白衣观音进入木叶山菩萨堂,整个神话都发生了变化,木叶山、辽河神礼仪及天神地祇沦为一种象征性仪式,而佛教崇拜却是“自天子达于庶人”的实质性的信仰。

辽代的道教势力当时似弱于佛、儒,但据传刘海蟾为辽进士,则辽出一道家大仙,在各族人民的民间神话与习俗中影响很大。据《坚瓠集》引刘海蟾故事云:海蟾姓刘,名嚞,渤海人。十六岁登甲科,仕金,五十至相位。退朝,有二异人坐道旁,延入谈修真之术,二人默然,但索金钱一文,鸡卵一枚,掷于案,以鸡卵累金钱上。嚞傍睨曰:“危哉!”二人曰:“君身尤危,何啻此卵!”刘嚞因悟,挂印入终南山,学道得仙。《金史》无刘 嚞其人位至宰相的记载,故以辽进士说为胜。明都卬《三余赘笔》云: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自东华少阳君得老聃之道,以授汉钟离权,权授唐进士吕岩,辽进士刘操,刘操授宋张伯端,伯端授石泰,泰授薛道光,道光授陈相,相授白玉蟾,玉蟾授彭梠。[8]可见刘操在道教的传承谱系里是不可或缺的链环,他是辽代道家神话中的重要人物。全真道封其为“北五祖”之一,元世祖忽必烈封其为“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时,还加封为帝君。海蟾子不过是刘操(或哲)的道号,后讹为刘海戏蟾的传说。刘海戏蟾作为一种吉祥图案,自明代以来已广行于民间,后金蟾又讹为金钱;则刘海戏金蟾变为刘海戏金钱,刘海成了财神。刘海蟾的神话并不是完成在辽代,但辽进士的传说得到全民族的喜爱,更见出宗教神话在民族文化交流中地位的重要了。至于刘海蟾演为刘海戏金钱则是这一时期普遍的神灵世俗化的体现。

辽代神话起初是一种多神多中心的神话,而以青牛白马神话影响最大,三教神话进入契丹后,原始神话的势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三教神话中以佛教神话流行最广,白衣观音被奉为家神,成为进兵中原的神话依据所在,是流播朝野的影响最大的神话。儒教虽也为统治者所重视,一度列为群神上首,但很快就被白衣观音取代了。在辽的宗教圣地木叶山上没有孔子的庙堂,似乎孔子还只是被尊为圣人,没有被尊为神,加上儒典中的皇家祀典系统没有植入,所以儒家神话的影响十分有限。道教神话则除刘海蟾外,我们所知甚少。辽代的神话,是契丹族人民生活于北方时期的精神食粮。当契丹族与各族人民共享三教神话时,他们也就加入了共同体,共同来创造民族文化。辽亡后,契丹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已不复存在,它的神话则融入中华民族神话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