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以来的此类神话伴随着武装斗争，是黄巾神话、李家道神话及弥勒下生神话一脉的承续，只是黄巾类及李家道类神话已经消歇，唯弥勒下生神话势头不减，导致白莲教的反抗愈演愈烈。这一时期以宗教形式出现的反抗主要针对民族压迫而发，因而带有强烈的反抗民族压迫的色彩。元、清时的造反者往往要喊着“反元复宋”“反清复明”的口号，并不是人们对大宋、大明真正有什么感情，它只是民族情感的象征。假托前朝后人实际上也是一种神话，它的实质是一种现实的取而代之的渴望，而复宋、复明都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总之，此类神话由于伴随着武装斗争，直接触动统治者的神经，掀起的反抗浪潮是空前的，而遭到的镇压也是空前的。

白莲教成为后代纷繁的民间宗教的总代表，一是许多派系都是白莲教的支流，二是许多门派都被视为白莲教的同类，故而白莲教成为这一时期反叛者最鲜艳的旗帜。白莲教本在宋代就已形成，但当时它的反政府色彩并不重，而在元代、清代则就不一样了。白莲教在元代、明代都有造反的举动，但在两个朝代结果大不相同。对此，近人曾这样论述过：

刘福通之乱，应之者众。而徐鸿儒之乱，应之者寡。其故何也？曰：由于种族之故。盖白莲教初立之本意，本在驱逐蒙古。虽借宗教为惑人之具，而其间实含有民族主义也。刘福通反抗异族政府，徐鸿儒反抗同族政府，其根本思想既异，故其结果亦因之而有异。所以自满洲进关以后，白莲之势比于明为炽者，亦即因此之故。[1]

这种元、明白莲教造反带来的不同影响说明，白莲教的反叛动机主要是反抗民族压迫，尽管后期纷繁的白莲教支系起义的动机各异，但主体方面却基本没有改变。

元顺帝时期，白莲教掀起了第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元史·顺帝纪》载：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辛亥，颍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颍州。初，栾城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平县。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

白莲教前身为白莲社。白莲社本是信奉弥陀净土，念阿弥陀佛与无量寿佛，初与弥勒无涉。《佛祖统纪》记白莲社成员大多念阿弥陀佛，建无量寿阁。宋代茅子元创白莲忏堂，所作《晨朝礼忏文》，所发誓愿依然是：“我弟子某甲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红巾以白莲会烧香惑众，又倡言“弥勒下生”，显然已不同于原始的白莲教。它吸收了弥勒下生说，又与香会融合在一起，是一杂烩。在下层民众中，原始的弥陀信仰已不复存在，反是弥勒入主白莲教中，烧香念佛成为重要的宗教礼仪。香会是“流传已久的摩尼教之异名”[2]，《宋会要辑稿》曰：“浙右所谓道民，实吃菜事魔之流，而窃自托于佛、老，以掩物议。……平居暇日，公为结集，曰烧香，曰燃灯，曰设斋，曰诵经，千百为群，倏聚忽散。”这底层的白莲教又融入了摩尼教的组织形式，因而也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群众参与。

韩山童之子韩林儿继承父志高举义旗时，部众奉为“小明王”，这个“明王”便是摩尼教教义的体现。摩尼教产生于波斯，该教崇拜光明，崇拜日月，认为世界最初存在光明和黑暗两个国度。光明国之最高神称明父，所属国内至善至美；黑暗国之神为黑暗魔王，其国邪恶充斥其间。起初两国相安无事，后黑暗魔王发动了一场对光明国的战争。战争中，大明父为了救出自己的部属五明子（气、风、明、水、火），创造了今天的这个世界，其物质成分来自众魔的身体。这是摩尼教创世神话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则吸收了耶稣教的创世神话，认为人为亚当、夏娃之子孙。据《唐会要》卷四十九载，摩尼师于贞元十五年（799年）作法祈雨。唐代有摩尼寺，说明摩尼师在唐代传播其教义，且已有一定影响。但唐代朝野除武则天对此兴趣颇浓外，多对摩尼教颇有偏见，曾下令禁断。佛、道也对这新入的宗教异己大加挞伐。摩尼教在唐代主流文化中难以立足，于是从两个方面扩张自己的地盘：一是在我国少数民族政权中传播，如回鹘便因几位摩尼师的努力，举族改宗摩尼教。二是向民间渗透，《佛祖统纪》称大历六年（771年），“回纥请于荆、杨、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摩尼教在东南及西北各地都传播开来。唐武宗灭佛，摩尼教遭到残酷镇压。后回鹘为黠戛斯所败，一个重要的摩尼教基地被捣毁，唐代的摩尼教失势，因而大云寺纷纷被毁，摩尼师或遭杀，或还俗，外国人被遣返，摩尼教于是转入地下活动，与正统文化对抗。五代时有母乙造反的事变。方腊起义纯凭摩尼教发动起来。宋代摩尼教在《夷坚志》一书中有描绘：“采《化胡经》乘自然光明道气，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为天子，出家称末摩尼，以自表证。其经名‘二宗’‘三际’。二宗者，明与暗也。三际者，过去、未来、现在也。”这些看起来跟原摩尼教还有些相似，但他们开始拜佛，“事佛白衣”。这白衣佛跟“白衣长发”托弥勒下生于外形上是相似的。白莲教与摩尼教在共同的反政府的旗帜下走到一起，大旗号便都成了白莲教，所以本来摩尼信仰很重的“小明王”造反也被视为白莲教造反。

元代红巾起义有一支队伍的首领名彭莹玉，在红巾起义的前一年就开始造反了，其事迹如下：

袁州妖僧彭莹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寅月寅日寅时反。反者背心皆书“佛”字，以为有“佛”字者，刀兵不能伤，人皆惑之，从者五千余人。郡兵讨平之，杀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莹玉逃匿于淮西民家。初，莹玉本南泉山慈化寺东村庄民家子。寺僧有姓彭者，年逾六十岁，善观气色。一夕夜雪，见寺东约二十里，红焰半天。翌日召其庄老，询之曰：“昨夜二更时，汝村中得无失火乎？抑有他异事乎？”内有一老曰：“村中无事，惟舍下媳妇生一儿子。”僧喜曰：“盍与我为徒弟可乎？”老者遂舍为僧，于是遂以谷帛若干酬之。其子年十岁，始送入寺，与群徒嬉，时预言祸福皆验。年十五，南泉山下，忽产一泉甚冽。是时民皆患疾疫，莹玉以泉水施之，疾者皆愈。以故哀民翕然，事之如神。及事败，逃淮西，淮民闻其风，以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3]

这是元代托佛以反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刘福通、韩山童起义的前奏。其中的神话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所崇拜的神主“佛”的神话：书一“佛”字即刀兵不能伤；二是关于起义首领的神话：彭莹玉的出身有不同寻常的神异。前者产生皈依的条件，后者则提供可靠的主持者与领路人，这跟红巾的神话模式是一致的：弥勒下世是召唤民众的口号，大明王、小明王则是起义反抗的宗教领袖。一般说来这两类神话是统一的，前者作为最高神往往化生为后者，如弥勒佛作为一个最高的君临现实的主宰往往是通过化身为某一教主来实现的。前者为后者服务，后者须有前者才能征服众人。有些教派首领不直接称是弥勒化生，而往往称某某神之使，传达着神的诏令，其性质跟前者也是一样的。元代的统治者就被这样一种宗教神话掀起的浪潮推翻了。

反元的口号中除了弥勒下生的神话大旗外，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传言的感召力也不可低估。宋徽宗虽为昏君，但他被金人所掳，历尽了苦难，深得民众的同情。出于一种怜悯之心，人们对徽宗的昏庸误国未予深究，反而产生了强烈的救助心理。元与金一样，都是非汉族政权，而实施的压迫较金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韩山童为徽宗八世孙的传言很有分量。刘福通让韩林儿称帝，号小明王，建国号大宋，年号龙凤。[4]这个政权之所以打出大宋旗号主要是团结汉族民众来反抗民族压迫，而龙凤年号则是传统的民族与政权的象征，民族色彩更重。元代的红巾起义是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双重压力下爆发的，因而比之以往的托弥勒下生神话的造反起义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容。

朱元璋是打着大宋的旗号逐渐扩张自己势力的，等到他羽翼丰满后便一脚踢开了韩宋政权，建立了明王朝。可这个曾经依靠白莲教、香会发家的朱元璋一上台便发出了对白莲教等民间宗教的严厉禁令。先是中书省奏“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皇帝当然是“诏从之”了。[5]《大明律》的禁令十分具体：

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6]

这里禁止的正是红巾发动起义所宣扬的神话及主要组织形式，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主要是防止明王朝遭到同样的命运。由于朱元璋在推翻元统治后转过头来镇压各路红巾军，白莲教徒转而展开了对朱明政权的反抗。明初，这种称弥勒佛反抗的运动尚十分踊跃，但这场风潮不久便渐趋平静。其间的原因一方面是明廷严加禁止，白莲教没有喘息机会；另一方面则是生产恢复，社会一度较为安定。明中期以后走向衰败，虽然不少白莲教徒起来参与了反抗，但是推翻明王朝的是李闯王，他的起义主要不是利用宗教发起的，所以明代的白莲教势力不强。这从侧面说明白莲教反抗民族压迫胜于阶级压迫。

作为一种异端，民间白莲教不仅仅是为了武力推翻政权，还努力去瓦解儒道佛的正统国家宗教，在文化上树立自己的地位。元末动乱之际，有白莲教徒明玉珍建立了明夏国，在这个政权里，“废释老，止奉弥勒佛”[7]。这种与正统宗教相悖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反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元代统治者对佛道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二者是他们实施统治的精神武器。元朝灭亡后，这个明夏国就向明朝投降了，说明明夏王国的反释老是冲着元统治者而来的。在他们的想象中，推翻了元统治，一切都会好起来，故而既放下了刀枪，也放下了精神武器。明代的白莲教支系为了生存，往往投靠朝廷，如所谓罗教、大乘教、红阳教等，他们的经卷能够印行，他们能公开传教，都与统治者的首肯不无直接关系。明代的异端转向依附当局以求生存，且尽敛白莲教旗号而改头换面。

这种宗教本质上还是跟正统的佛教、道教相去甚远。在一定程度上，民间宗教这样做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在表面上打着佛祖的旗号而骨子里还是蕴含着反抗正统文化的精神。有人看出其中的问题，大声呼吁，竭力攘斥此类“邪教”。明时有浙江人袾宏这样说道：

有罗姓人，造五部六册，号无为卷，愚者多从之。此讹也。……彼口谈清虚，而心图利养，名无为而实有为耳。人见其杂引佛经，便谓亦是正道，不知假正助邪，诳吓聋瞽。凡我释子，宜力攘之。[8]

显然，像罗教这样一类民间宗教借助朝廷力量，广为传播自己的经典，使正统佛教遭到很大威胁，其间的原因不能简单视为正统佛教在统治者面前争宠。罗教的现世理想对佛门教义产生强烈冲击，并呈瓦解释教的态势。如罗教经典竭力否定僧侣制度，斥责其修行法为“有为之法”，其经有曰：

在家菩萨智非常，闹市丛中有道场。西方净土人人有，高山平地总西方。[9]

反对出家修行，肯定现世欢乐，不要执着修行，这就是无为教，这样一来，佛教长期形成的修行教规变得毫无价值了。

本来白莲教一直宣扬的弥勒末劫神话就已使正统佛教难以招架，所谓“新佛出世，革除旧佛”虽意在造反，却使佛教神话的格局就此要散架了。明时的白莲教派系更搬出一个无生老母来。无生老母不见于罗祖五经，罗祖嫡传弟子大宁于《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中提出了无生老母为诸佛本源说，但最系统明白地描述无生老母形象的是罗祖的第七代传人明空和尚。作为罗祖教的第八代祖师，他把自己的经典说成是在无生老母的监督下创作的。其经卷《佛说大藏显性了义宝卷》描述了无生老母化身老婆婆，经过明空验摸，发现无生老母乃非男非女的一朵红莲。[10]有部白莲教的经典叫《古佛乾坤品》这样写道：“无生母，产阴阳，婴儿姹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娲真身。”这是将无生老母列为最高主宰，把传统神话中的先祖都统摄其中了。无生老母的神功不仅在此，据说他把世界分成三个时期，即青阳时期、红阳时期和白阳时期，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住持度人苦难。燃灯佛和释迦佛都完成不了这项使命，现已派弥勒佛下凡，由弥勒化为人身，开创教派，人们信白莲教，信弥勒佛，就会造就人间乐土。这样，释迦佛实际上被埋葬。弥勒是无生老母在人间的使者，无生老母则成为最高神，这是多神的中国神话史中出现的又一位主神。

白莲教虽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并不对阶级压迫熟视无睹。在看到明统治者十分腐败，而新兴的满族集团蓬勃兴旺时，有人甚至邀皇太极入侵，把希望寄托在满族统治者身上。锦州白莲教一支，大乘教头目崔应时就是这样的人。他作书予和硕豫亲王，称“观音菩萨天内显圣，高呼天聪，将我国玉玺，授之于汝”；又称天聪帝“为弥勒佛所生者”，其拥护者除观音外，且有玉帝，“众神兵及九星、廿八宿、三十六神、四十八神、五十三佛、六菩萨，率关帝之兵助战；七十二贤人、八十一洞真君、三千门弟子、子路、颜回齐出，助天聪克燕京，即皇帝位”[11]。这样，儒、道、佛三家神灵一齐助阵，拍手欢迎皇太极率领清兵打进来。这说明白莲教同样反阶级压迫，只是因为后期民族压迫特别厉害，白莲教才表现出突出的民族主义倾向。

就像明朝皇帝朱元璋借助了白莲教上台一样，清军入关也有白莲教的一份功劳，但清醒的清统治者也明白白莲教之类的宗教组织是正统势力的最大危害，故一旦稳定就为摧残这些民间宗教不遗余力，其过河拆桥的手段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代对民间宗教的残酷镇压使得本来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于是，诸教派利用宗教与神话反抗满清的斗争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了。

清代的白莲教起义成为反抗清统治的重大异端力量。如清初的圆顿教、八卦教、一贯道、清茶门等无不跟白莲教有密切关系，或崇拜无生老母，或崇拜弥勒佛，尽管各有特点，但人们大多以白莲教视之。他们都高扬反清旗帜，成为反抗民族压迫的急先锋。

这些“离经叛道”的宗教在粉碎了体系宗教的严密体系后，实际上是在向原始宗教回归。人们以粗朴的神话及巫术行为投入反清战斗中。在18、19世纪时期尚采用如此原始古拙的形式令人惊讶。下面我们就八卦教之一支——清水教王伦起义的有关神话及巫术行为作一分析。

所谓清水教也有称为白莲教的，王伦清水教，其徒自称就是白莲教，官吏的上奏也称“王伦等实系白莲邪教”。其入教仪式颇原始。有一教徒名许大勇被俘后曾这样招供：

今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八月初五日，我去柳林赶集，遇见柳林的王五，买了他四斗米，同到茶铺吃茶，说起闲话来。他说：张四孤庄有个王师父，若到那里学习拳棒入教，也有吃的，也有喝的，将来还有好处。我说，过几日再商量。八月初八日，王五就来叫我，一时没主意，同他到了张四孤庄王圣如那里，叫我给他磕了头，朝南跪着，盟了誓。还有个韩进功，不知是哪里人，教我咒语说：“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遮，只得禀圣中老爷得知，急急急，杀杀杀，五圣老母在此。”[12]

这段材料有几处值得注意：一、清水教吸引入教的条件是物质利益；二、入教采用了原始的拜师仪；三、入教以学武功为主，实际上是为起义练兵；四、有密咒助力作战，标志着这一教派的层次是低级的民间宗教。

“五圣老母”是指观音、文殊、普贤、白衣、鱼篮五位菩萨，“圣中老爷”指八卦教创教教祖刘佐臣，这样多的神灵保佑是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重要特点，纷繁的神灵具有瓦解独尊神坛的作用，同时也使得神话再次走向无序。

王伦起义的目的是“杀官劫库藏”[13]。其与官府对抗，为着经济利益的目标甚明，反抗进兵时的手段则近乎滑稽，既悲壮也悲凉。他们进攻临清时情境如此：

贼之攻城也，皆黑布缠头，衣履黑色，望之若鬼魅，间有服优伶彩服者。器械多劫诸者营讯，或以厨刀、樵斧缚杆上，跳跃呼号，兼挟邪术。城上以劈山炮、佛朗机、过山鸟齐发击之。铅子每丸重二两，其势催山倒壁，当之者无不糜烂，乃自午至酉，贼徒无一中伤；益跳跃呼号，调炮不过火。守城兵民咸皇迫，窃窃私语，谓此何妖术乃尔也。贼中有服绫马褂者，系王伦之弟，伪称四王爷；右手执刀，左手执小旗，坐对城南仅数百步；口中默念，不知何词。众炮丛集，拟之，铅丸将及其身一二尺许即堕地。当事诸君俱惴惴，无可措手。忽一老弁急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之，而后燃炮。群见铅已堕地，忽而跃起，中其腹。一时兵民欢声雷动，贼为之夺气。群知其术可破，益令老弱妓女裸而凭城，兼以鸡狗血粪汁缚帚洒之，由是炮无不发，发无不中，贼碎首糜躯，洞胸贯胁，尸枕藉城下以千计。[14]

这时双方实力悬殊，尤其是器械，清兵已开始使用劈山炮、佛朗机等现代化武器，而起义军多是厨刀、樵斧，两相比较，优劣不啻天壤。为了弥补这种差距，如果不是主动更新器械，巫术与神话就成了唯一选择。尽管清兵也采用了妓女裸阴与鸡狗血粪之类的厌胜之术，但他们的胜利却凭借了强大的炮火。走向近世的巫术在现代化生产开始出现时已趋于破产，王伦的巫术性的起义被供上了早期现代化萌芽的祭坛。

巫术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之上的，没有神话，法力无从产生，巫术也就破产了。王伦起兵杂巫术与神话为一体的事实在下面这段史料里展现得十分具体：

伦自称真紫微星。梵伟复托妖梦为幻惑，……晨则置老妇车上，衣黄衣，以手作法，曰无生老母。以绳伎为前锋，妄称仙女，有神术，不畏枪炮。人各念鄙信咒，咒云：“真空家乡儒门弟子某人，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咱，你看是隔的近，我看比千里还远；启上圣公老爷，圣公是假，兄弟是真，弄假而成真，无生神母。”诡言诸仙女每夜上天，请神母教，旦日下会曰：神母教我如何如何……[15]

这种古老的神话与巫术混为一体的反叛形式已有近两千年了，黄巾起义与王伦起义内容虽有不同，但就本质上讲，似乎看不出明显的进步。就现有的一些清水教经典看，其水准并不比《太平经》高。

民间宗教教义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反使民间神话膨胀发展，涌现出难以计数的神灵。一般来说，宗教越是水平上升，神话便越是弱化，因为宗教要扼制多神倾向，神话必是走向单一化。后期中国民间宗教较少形而上的教义，与道教佛教比相去甚远，人们只是为着一些极为功利的目的，打着神的幌子以张扬之。当民间神灵泛滥，不仅冲击了佛、道、儒正统的神权地位，也使民间宗教本身面临着瓦解的趋势。没有一个宗教能统摄各支系，一时间群星闪耀，可谓灿烂，也可谓零乱，反而难以成大气候。

清朝时，南方出现了一个不同于白莲教的反政府团体，这就是天地会。关于这种北教南会的派系，陶成章有这样的论述：

中国有反对政府之二大秘密团体，具有左右全国之势力者，是何也？一曰白莲教，即红巾也。一曰天地会，即洪门也。凡所谓闻香教、八卦教（一名天理教）、神拳教、在礼教等，以及种种之诸教，皆为白莲之分系。凡所谓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以及种种之诸会，亦无一非天地之支派。……南方之人智而巧，少迷信而多政治思想；北方之人直而愚，尚武力而多神权迷信。何以知？曰凡山东、山西、河南一带，无不尊信《封神》之传。凡江浙、闽广一带，无不崇拜《水浒》之书。故白莲之教盛于北，而洪门之会遍于南。[16]

洪门者，创设于明朝遗老，起于康熙时代……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结成团体，以待后有起者可藉为资助也。此殆洪门创设之本意也。[18]

这样一个会党，从本质上讲已不再是宗教组织了，故其神话较白莲教更为粗疏和泛滥。本来白莲教纷繁的神灵已使其教无从形成一统之势，但大体上不舍无生老母与弥勒佛，白莲教还主要是凭借神话的力量产生凝聚力。天地会则不同，它主要的精神纽带是哥们义气，通过拜盟结香以入会党。神话被推向了后台，不过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因为决定义气强度的还是背后的神灵。与白莲教的杂神化相比，天地会所奉之神的庞杂更加令人惊讶不已，除了具有标志性的天地自然神外，无论什么派系的神，也不管居于何种等级，都杂陈共处在同一神坛之上。请看天地会的一则请神祝文：

皇天玉皇大帝、日月三光五星、七星七政五斗、神君天官赐福、太上老君、西方如来、释迦佛祖、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前来助其证盟。[19]

祝文在不厌其烦地开出长串神单后还要加一句“一切虚空来往众神佛”，似乎要将神界网罗一尽。白莲教之神有主宰，会党的神变成了无主宰，这样实际上使民间宗教自身发生了分化。由于缺少主神使得宗教难以维系，天地会以后的民间宗教教派开始向会党性质转变，中国民间神话又发生了一场新的震**。

由于重在义气，会党间的关系较白莲教更具民主色彩。陶成章指出：“白莲借宗教以聚众，故以烧香施符为招徒之不二法门。……教徒之宗旨，全重信仰，以用术愚人为第一要义。政体尚专制，大主教为最尊，主教次之。……洪门借刘、关、张以结义，故曰桃园义气。……凡入会者，纳钱纳票，会员之宗旨专崇义气，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体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职员之组织法，全系军国民制度，为白莲教之所不能望其项背，其法制固甚美也。”[20]其间虽不乏拔高成分在，但会党较白莲教的进步显而易见。同样是抗清，人们宁可选择天地会之宽松而不愿受白莲教之挤压，基于信义的人情味胜过了立足信仰的神灵。

会党不舍神灵，但对神灵的态度大不一样，其中有两点是白莲教与天地会的重大区别。首先，天地会不主一神。如前所述，他们的神谱无所不包，冲破了宗教中神灵谱系起码的定规，神话世界被冲击得毫无统系。其次，即使面对着神灵，白莲教只有高层次的教职人员能跟神沟通，而天地会则拓宽了会党成员跟天地神灵联系的渠道，可直接与神沟通对话，因而即使是信仰神灵者也宁可选择天地会而不欲选择白莲教。

这样，白莲教的支系会党化便成为近代民间宗教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试以义合拳为例，它是义和团纷繁来源的一支，人们普遍认为它是白莲教支系，其名归于八卦教之下。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初四日国泰奏折称：“李萃曾以临清人李浩然为师，传授白莲教，改名义合拳。”[21]义合拳实为王伦清水教的遗脉。起初，义合拳的神灵和巫术跟传统白莲教有颇多类似之处：

其神曰洪钧老祖、骊山老母，来常以夜，燎而祠之，为巫舞欲以下神，神至，能禁枪炮令不燃。又能指画空中，则火起，刀槊不能伤。[22]

这跟王伦辈的义军无大区别，故早期的义合拳乃白莲教遗存。但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义合拳的神话渐渐变得跟以前有很大不同。

降神附体多群众化，使它跟白莲教区别开来，不再只有教主有神附体。美国学者周锡瑞指出：

神拳的宗教仪式和以前诸秘密宗教不同的一点，是它降神附体的群众化。不单是教门首领有权躬代神位，所有练拳的师兄，只要心诚，都可以祈求神灵降身，保佑自己不受伤害。这表明了神拳宗教仪式中的平等主义。[23]

这种一定程度的平等色彩吸引了众多的入教者，教中较平等地相处，有似天地会，上神与下民的广泛交流，也削弱了神灵的神秘性，因为无所不在的神将丧失其神性。

由于神灵的无所不在与广泛降附，神灵队伍本身也必须扩大规模，当义合拳与义和团融合在一起时，他们已不再独主洪钧老祖与骊山老母，神灵队伍之杂便有如会党，乱而无序。

这种神灵队伍的杂乱除宗教会党化而呈现的民主与平等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民族矛盾发生了变化。

由于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侵略，民族矛盾开始由国内民族间的矛盾转为中华民族整体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局面。“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经过百余年的统治，满清统治者已建立起以中国传统文化实施统治的格局，满汉对抗呈满汉合作状，且满人汉化倾向明显。当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的时候，无论满汉都面临着种族灭亡的危险境界，故而满汉联手正是民族存亡关头的唯一选择。所以，一贯以排满面目出现的白莲教派系悄悄地放下了反清的旗帜，而将矛头一致对外。

事实证明，一个具有几千年传统的伟大民族，武力从来不能完全征服它。帝国主义把文化侵略作为侵略中国的重要手段，而文化的核心则是宗教。虽然一些传教士打着仁爱、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旗号，也曾有所善举，但其本质不过是为侵略势力鸣锣开道。如德国的天主教圣言会打入山东，安治泰（Johann Baptist Von Anzer）担任着圣言会的主教，他并不是个简单的传教士，而是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侵略扩张主义的鼓吹者和拥护者。他在山东安排了一个仪式，迎接一个来访的德国领事，其场面如下：

主教的住宅被装扮一新，无数旗帜（当中有一面巨大的德国旗）飘扬在教堂的尖顶和其他建筑物上。钟声齐鸣。房屋的门口悬挂着“热烈欢迎”的标语，阳台上则是“祝愿德国充满活力、繁荣、强大”的横幅。人们热情高唱《皇帝颂》和其他德国歌曲。[24]

这到底是在传播天国的福音，还是在为侵略战争这一违背起码基督精神的行为唱赞歌呢？1904年继任的主教韩宁镐（Augustine Henninghaus）更是对中国人进行污蔑性攻击，指斥中国的“异教的腐朽和堕落”[25]。很明显，其宗教性的传播并非主旨，而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才是实质。

天主教徒向政治领域渗透，迅速取得了合法的特权，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天主教徒能够与省内官员平起平坐，否认中国官员对当地基督徒的管辖权，俨然成为中国大地上的主宰。请看这段材料：

主教们作为全省的宗教统治者便采用了中国巡抚的等级制度，并且在他们的帽顶上缀上了一颗显示身份的顶珠。他们每次外出都乘与其身份相符的轿子，都有骑马侍从和步行随员前呼后拥，都有一只体现地位尊崇的大伞为前导，而且每次到达和出发时都鸣放一响礼炮。[26]

这架势，表现出天主教在中国的不可一世，他们已经背离了基督教爱的宗旨，充当着军事侵略的马前卒。这种宗教必将激起民众的强烈反抗。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势力的斗争首先在宗教与神话领域里拉开了序幕。

面对着西方的上帝，这时的民族宗教也结成了统一阵线。无论是民间宗教还是正统的佛教道教，他们不再争论是否有新佛出世革除旧佛，也不管是佛还是道，曾经是高级的主宰还是区区小神，都联合起来，气势雄壮地向洋教宣战。这样，神灵再次呈现出空前的庞大阵营来，义合拳的神坛上不再仅仅高踞洪钧老祖与骊山老母，而是神仙佛爷甚众。有这样一则义和团揭帖：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乃霸天，不敬神佛忘祖先。……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兵法易，助学拳，要摈鬼子不费难。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吉、俄罗势萧然。一概鬼子全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27]

“神出洞，仙下山”，众神仙来扶助学拳杀洋人，显然是在洋教冲击下神界形成了统一战线。以往民间宗教的“反清复明”口号悉数捐弃，旗号大书“扶清灭洋，替天行道”的字样，这一转变实因民族矛盾尖锐所致。义和团“扶清”并非对清统治者有多深的感情，在当时的背景下，清政府虽然腐败，但毕竟是一个代表国家的政府。这个政府不管是何等的不称职，在种族面临灭亡的关头，总要把御外侮作为首务，而以扶助政府作为一种爱国与民族主义的象征。所以“扶清灭洋”不是封建口号，而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尽管对义和团的“灭洋”的后果要作具体分析，但义和团所促成的民族主义的高涨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事实。

从神话发展的角度看，义和团虽为坛拜神，以神拳为号，崇拜着数不胜数的神灵，然而它对神话的贡献却十分有限。它还依赖着原始的巫术，其神话本身根本无法与洋教决战，所谓的“灭洋”是武力灭洋，而不是文化灭洋。义和团的拜神只是使得神话更加杂乱无章，使民间神话在更低层次上运转。天地会也一样，它采用原始的结盟方式，崇拜着纷繁的神灵，从事秘密活动，这种帮会组织方式尚同样带有宗教色彩。在即将进入20世纪的年代，这种落后的团体尚不具备现代因素，它们最终为历史所抛弃便在所难免了。

以上我们对白莲教、天地会与义和团三个具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宗教与会党作了一番初步考察。它们是反元、反清、反洋的主流。它们的反抗，引发了民族主义风潮。白莲教和天地会的神话，是以异端对抗正统，以杂乱对抗整一，使得宋元以来民间神话纷繁，难以把握。

白莲教的神话建立起初步规范，大抵以无生老母、弥勒佛为尊，号称弥勒下世，以新佛代替旧佛为基本立足点。但是因为派系纷繁，发展中的白莲教各自为政，使得各自的神话无法定于一尊，于是在分解正统佛教神话的同时也分解了自己。天地会的神灵其实更加原始，起初以拜天地自然神为宗旨，既而又杂取种种神灵为其结盟团体的监护，其杂可谓前所未有。义和团先是承袭白莲教一系的神话与巫术，继而因为排洋，收起了“新佛替代旧佛”的口号，新佛旧佛一同上阵，神仙鬼怪协同努力，扶助拳勇杀洋人。这种宗教冲突是近代中外文化冲突的核心内容。由于放弃了白莲教尚可追寻的神系，义和团的神谱实际上是一团乱麻。

白莲教、天地会与义和团都不能算纯粹的宗教组织，因为反抗民族压迫，实际上是武装团体，因而其神话杂乱便在所难免，但这些神话依然有其特殊的意义。入主中国的民族放弃了自己的神话主干而袭用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神话，本是汉民族成员的民众，由于遭到异族使用传统神话作为正统所带来文化压迫，所以他们也奋起反抗自己的神话传统。而这种反抗实际上也带有反抗阶级压迫的性质，结果是非汉民族的统治者掌握了文化主导权并成为传统神话的继承者，而文化传统下的成员却又为了反民族压迫、阶级压迫而反正统，起来破坏自己的神话，这样一种变局实际上强化了主流文化的统一性。

而当整个中华民族遭到外来文化的侵袭时，主流文化与异端文化又统一起来，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达成了一次上下统一的共识，这就是义和团产生的文化背景。民族文化的冲突最终导致了民族文化的统一，是这一时期神话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