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与吐蕃的关系是战和交织，而以和平为主导。吐蕃本为羌种，松赞干布时已强大，太宗妻以文成公主，吐蕃俗渐慕华风。“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14]高宗时还入其工匠，双方关系一度十分友好，而吐蕃风习也有所变化。其后虽或有战事，和亲却渐成双边的共同愿望。金城公主入蕃，将和平推向了一个新的境地。

唐、吐蕃立碑，表示“舅甥修其旧好，同为一家”。这篇碑文在确立了互不侵犯、相互信任的前提下，双方面对神灵，共立誓言：

司慎盟，群祀莫不听命，然后定正朔，宜百福，偕尔命祚，泱泱乎仁寿之风矣！休哉！法尚一正，无二正之极。……铭曰：言念旧好，义不忒兮。道路无壅，烽燧息兮。山河为誓，子孙亿兮。有渝其诚，神明殛兮！[15]

这一盟誓显然应该在共同认定的神灵之下才是有效的，那么，这共同的神明是谁呢？

从以上誓言看，里面提到了群祀，提到了河。神灵并不怎么专一，群祀当指《礼记》等汉典里所载各神，河是山川诸部之显赫者，故特予列出。看起来，此碑是以唐人为主体而兼顾双方所发的誓言。其神明是中原传统的神明，这里可以看出，自金城公主入藏后，唐之宗教神话西渐。碑文中间部分叙述了吐蕃于瓜州之役等背叛行为，强调了遵守盟约的重要性，说：“故春秋时，人忘盟誓之典，有如日，有如河。”春秋以前的对日对河发誓的行为是这次盟誓的神本。神是自然之神。

这种对日对河发誓的行为是中原祀神传统，与西藏的宗教传统难以完全相合。吐蕃地区原流行本教，它起源于西藏高原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自然崇拜。那时的人都相信万物有灵，将日月星辰甚至牛马都当作神灵来祭祀。吐蕃古老的盟誓当然也是指着日月山川这些自然之神来发。但是，中原祀典与吐蕃本教中的自然崇拜是难以完全认同的，它们之间没有共同祀奉的基础，各为一个体系，差距是颇大的。如本教认为，宇宙分为神、人和魔鬼三个境界。神居天空，有天神六兄弟和他们的眷属。最高的神是“什巴”。人住在中间，人间的统治者“赞普”是天神的儿子，受天神的委托来统治人间，任务完成后便返回天国去享清福。地下和地面有各种精灵与魔鬼居住，人们小心翼翼，对他们不敢有丝毫得罪。人与魔鬼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与矛盾，通鬼神的巫师便是这种矛盾的解决者，因而本教的巫师在社会中的地位极高。[16]吐蕃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比中原的皇家祀典要原始，故神话色彩要浓厚一些。或许皇家祀典的仪式更加精细，但教义简略，尤其是神话干瘪，不如本教丰富多彩。同时，皇家祀典与王权统治绝对一体化，而本教与王权间存在着矛盾，所以二者间难以通约。

佛教传入吐蕃后，唐与吐蕃便找到了共同的神灵。他们可以面对同一神灵发誓，这种盟誓对双方能起到制约作用。吐蕃与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佛教的旗帜下走到一处来的。

吐蕃佛教之一部是从唐传入的。藏文重要文献《巴协》[17]记载了到内地取经的重大事件。《巴协》中说赤德祖赞派大臣桑喜率四使者来内地取经，甚得汉皇和汉和尚的欢迎。皇帝赐给佛经一千部，皆蓝纸上书以金文。五位求经者回返吐蕃，途中遇到险阻皆被克服，但此时吐蕃赞普已死，吐蕃大兴毁佛之风，佛寺被捣毁，一时难以回去弘传佛法，于是五人到五台山去求取庙宇和佛像蓝图。来到五台山下时，其中一人不知如何爬上去；一人虽爬到山顶，却一无所见；一人虽到佛寺，但找不到佛门；一人虽见寺门，但觉门为网所封拦，不得进入。唯有桑喜畅行无阻地进入寺院，向文殊圣者及所有菩萨及全体罗汉献供敬礼，并与他们交谈，同时将各菩萨形貌默记于心，以为回吐蕃后修庙塑像之蓝图。五使者出寺，山中猛兽皆为行礼，并送至山脚，五使者遂回吐蕃。[18]由此可见，汉藏文化在佛教一域得到真正的交流。尽管吐蕃本教与佛教发生尖锐冲突，但是佛教却在西藏高原顽强地扎下根来，成为西藏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势力。

汉文典籍也记载了佛教西传的情况。《册府元龟》载：“（建中）二年二月，以万年令崔汉衡为殿中少监持节使西戎。初，吐蕃遣使求沙门之善讲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一人行，二岁一更之。”《巴协》所述，正是唐与吐蕃佛教文化交流的真实历史的艺术再现。佛教文化真正成了唐与吐蕃文化统一的中介。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请盟。按旧礼，如此大事必告庙，然与吐蕃会盟之事除德宗建中末告庙外，余未告庙。如肃宗、代宗时与吐蕃的会盟均未告庙，这是因为唐祖神难以使吐蕃信奉，故省其礼仪。此次会盟事关重大，先由双方使者在长安盟誓，后双方到吐蕃盟誓。这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盟主持者是一蕃僧，而面对的却是佛祖。《册府元龟》卷九百八十一《外臣部·盟誓》中记载了这场非同寻常的典礼：

是月（长庆二年），刘元鼎等与论讷罗同赴吐蕃本国就盟，仍敕元鼎到彼，今宰相以下各于盟文后自书名。元鼎至磨容馆之间，与蕃给事中论悉达热拥千余骑议盟事于藏河北川中。时赞普建衙帐于野，以栅枪为垒，每十步攒长槊百支，而中建大斾。次第有三门，相去百步，门有甲士。巫祝鸟冠虎带，击鼓挣箭，入者必搜索而进。内起高台，环以宝盾，曰金帐，其中缘饰，多以金为蛟螭、虎豹之状，至甚精巧。元鼎既见赞普，年可十七八，号可黎可足戔，衣白褐，以朝霞缠头，坐佩金剑。国政蓄僧号钵掣逋，立于座右。侍中宰相，列于台下。翼日，于衙帐西南县馔，馔味酒器，略与汉同。乐工奏《秦王破阵乐》、《凉州》、《绿腰》、《胡渭州》、百戏等，皆中国人也。所筑盟台，阔十步、高二尺。汉使与蕃相及高位者十余人相向列位，酋领百余人坐于坛下。坛上设一榻，高五六尺，使钵掣逋读誓文，则蕃中文字，使人译之。读讫歃血，惟钵掣逋不预，以僧故也。盟毕，于佛像前作礼，使僧讽文，以为誓约，郁金咒水。饮讫，引汉使焚香行道，相贺而退。

这次结盟给唐与吐蕃的友好关系打下坚固的基础，“繇是，太和已来，陇外稍安”，双方不再有大的冲突，会盟成为真正的友好见证。

这是双边关系史上的大事，更是中国宗教神话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从一个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成了中国人所信奉的宗教。它对传统神话的冲击程度虽不像基督教对希腊罗马神话那样猛烈，但原皇家祀典一统的主宰地位已被打破，中国文化走向多元化，重大盟誓由对天指问转向面对佛祖发誓便是这种文化多向发展的重要标志。唐使到吐蕃在佛像前盟誓，在长安时也是如此，并不是到了吐蕃才入乡随俗。唐时佛教盛行，长庆长安会盟亦是在寺院里举行的。《长庆会盟碑》载：“与唐主文武惠德皇帝甥舅商量社稷如一统，结大和盟约于唐之京师西兴唐寺前。”说明这种盟誓礼仪的变化是双方的共同愿望，是唐朝的主动行为。因为佛教在内地流传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而吐蕃佛教一部是由内地传去的，它融化了地域性、种族性极强的本教，于是双方找到了文化的契合点，以佛为证，更能促进文化的统一与交流。这是双方在盟誓与碑文中反复强调的“商量社稷如一统”的文化基础。佛教的神话成为唐代民族关系的纽带。唐王朝置皇家祀典于一旁，而外从吐蕃主流文化佛教作文化交流，是一种有别于前代的民族文化方略，它奠定了中国文化多元并存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