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民族融合的完成是以认同共同的神话先祖为条件的。祖先本为一族的血缘标志，可实质上他仅为一种文化识别，与真实的血缘并无关联。认同同样的天地神祇并不能表明是同一种族，而共奉祖先却毫无疑问是同一家。中华民族的统一并不是种族血缘的统一，而是文化的统一。文化的统一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统治、风俗道德、经济生活、宗教信仰等，但这些都不是关键的，还是谢林说得对：一个民族，只有当他们认同了共同的神话时，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25]中华民族核心的神话只有两个：龙和黄帝。在中国文化发展后期，后者要比前者更为重要，以黄帝为核心的五帝系统是各种族对这个民族皈依的标尺，它集中体现为司马迁所总结的《史记·五帝本纪》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古代先祖谱系。这个谱系既是一座熔炉，也是一个磁场，它敞开胸怀拥抱着投奔者，一旦被接纳，每个成员都打上同样的标记，每个人都会以背叛这伟大的先祖而耻辱，并以处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而自豪。

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这句看似无关紧要的话对后代匈奴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夏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是以黄帝为核心的五帝系统的正宗嫡传。司马迁这样去写，虽无确凿的证据，但肯定有一定的传说基础。匈奴后来与汉室通婚，双边关系更进一步密切。汉与匈奴尽管发生过大的军事冲突，但和平的力量始终在起作用。因为有禹后与汉宗亲两个重要历史渊源，汉匈间的融合变得十分自然。从前者看，汉匈是兄弟，从后者看，汉匈是亲家。所以，北朝时匈奴各部与汉融合都是基于以上两个前提，其中一个是事实，另一个则是神话传说。

刘渊是典型的打着汉室宗亲旗号的匈奴贵族。他认为，没有汉人的拥护，尽管实力强大，也是难以称王的。他说：“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刘备）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26]故不建立匈奴政权，而建汉政权，模糊汉匈界限，理直气壮地做了天子。

在当时，汉人也并不把非汉族统治者看作僭伪，如汉人邵续说：“周文王生于东夷，大禹出于西羌，帝王之兴，盖惟天命所属，德之所招，当何常邪！”[27]可见，认同共同的德治文化和天命神话，就是同类，原不分什么种族，这在当时成为普遍的趋向。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间的融合，并不仅仅是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融合，各少数民族间的融合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现象，如石虎便是羯人与匈奴结合的后代。南匈奴一支曾与鲜卑族融合，成为所谓的“铁弗匈奴”。《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

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

这种融合进一步模糊了种族界限，奠定了文化一统的基础。即使他们不跟汉族发生关系，匈奴自认为夏禹之后，鲜卑自认为黄帝之后，则这种融合也被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关系的进一步强化。南北朝时期，汉族没有被视为核心，他们只是众多民族中的一支，是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拥有者之一。北方的少数民族同样有拥有这份文化遗产的权利。在北方，发生冲突的并不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因为那里不断更迭的政权原本就是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所以少数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同样是引人注目的。他们并不将与汉族结缘当作多大幸福，相反，跟五帝神话接轨才是他们的真正荣耀。所以，北方民族的归宗并非仅归汉族之宗，而是归于与汉人相同的远古神话的祖宗——五帝世系。

赫连勃勃为刘氏匈奴之后，也是铁弗匈奴的一支。赫连勃勃虽为刘渊之后，却不以刘渊归于汉族为是，他要绍夏后氏之统，故“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28]。处于秦、魏之际的大夏政权同样也是不甘苟安一隅的，其雄心壮志乃是一统天下。赫连勃勃对部下买德说：

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晖，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竟，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业，卿以为何如？[29]

赫连氏的这番表白，其归宗之心甚明，而一统天下之志也甚坚。由于是绍禹之统，故要摆脱汉姓而重改姓氏。他下诏书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之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因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30]与北魏汉姓不同，赫连氏自创姓氏，也别具一格，显然，他比刘氏匈奴有更大的气魄。就赫连氏本人及臣下的一些言论看，大夏政权熟知华夏古史且通儒家德政。勃勃所答刘裕书，使刘裕自叹不如。赫连氏后攻克长安，为坛称帝，其势盛极一时。自此，赫连勃勃口不离大禹，言不舍大夏，仿佛夏王朝的基业在经历夏桀败亡后又复兴于北方。又刻石为颂，赞大禹之堂堂圣功，而自谓“名教内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围”。显然，这里已有些自负、自擂的色彩了。

赫连勃勃经营的大夏政权其时间是那么短暂，其所作所为与大禹之德有很大差距，但他的举动却紧密承接夏禹，为文化统一与民族融合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没有狭隘的种族观念，有的是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故《晋书》称赞他“器识高爽，风骨魁奇”。他围绕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做文章，带领匈奴跨越了褊狭的部落时代的藩篱，走上了遵循共同文化而发展的康庄大道。北魏灭了大夏后，作为独立民族的匈奴已融入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匈奴尊奉中华神话传统而实现了真正的文化回归。

与匈奴一样，鲜卑在北朝时期完成了归化过程。当窦宪击败北匈奴，北匈奴大举北迁时，鲜卑乘机占据了北匈奴的大片土地。北匈奴遗存者有十余万，亦号鲜卑，鲜卑由是转盛，匈奴与鲜卑两族多有融合。鲜卑为患于边，檀石槐时最强，后趋于分裂，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是其中的强者。

至南北朝时，慕容氏起于辽河流域，汉化色彩已经颇浓。《晋书·慕容廆载记》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那么这是自认为黄帝的子孙了。西晋末年，酋长慕容廆受晋爵位，为晋藩属。永嘉之乱后，慕容廆跃跃欲试，说：“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31]这时的慕容氏，完全将自己视为天下兴亡而有责的“匹夫”之一，且对晋王朝尚存一片忠心。对于得天下不以种族为意，可见其志不在小。至慕容皝扩大势力，迁都于龙城，自称燕王。皝子慕容儁继王位，告东晋使者已称帝。其时势力渐大，迁都至蓟，后又迁邺，形成进攻东晋的态势。慕容儁喜符瑞，其臣下附和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其制多因循魏晋，其礼归附华夏传统迹象甚明，如黄门郎申胤所言：“大燕受命，侔迹虞夏。”他们企图以黄帝有熊氏的子孙的身份去一统天下，只可惜在慕容儁死后，前燕内部大分裂，被前秦所灭。

与慕容氏相比，拓跋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活跃的时期更长，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更大。拓跋氏在北方各族中初为文化后进者，其俗野蛮。他们统一北方以后，在文化上才取得飞速发展，迅速归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之中。

关于拓跋氏的族源，《魏书·序纪》云：

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纪契而已，世事远近，人相传授，如史官之纪录焉。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其裔始均，入仕尧世，逐女魃于弱水之北，民赖其勤，帝舜嘉之，命为田祖。

这段叙述并不是北齐魏收想当然杜撰的，是实实在在的拓跋氏自己的看法。关于它的真实性，学者多不以为然，林惠祥说：“魏人自谓黄帝之裔，中国人则谓为李陵之后，前者假托，后者误传，皆不实。魏人自溯其祖当尧时曾入贡，积六十六世未通中国，名亦无考。”[32]这种假托是拓跋氏自己讲出来的。北魏建国时祀典鲜卑中固有神灵较多，但是先祖却是立的黄帝之位。魏政权起初定德统是因为自认为是黄帝之后才确定为土德的。拓跋氏鲜卑族的祖先之庙在乌洛侯国西北，早期拓跋氏凿石室而祀祖。这石室离代京（今山西大同东北）四千余里，可见是遥远的西伯利亚的种族。拓跋氏南下后已把石室的老祖宗忘了。这也不奇怪，一是因为他们已经远离了故土，二是时代已经久远，三是他们跟汉文化已结下了不解之缘，拓跋氏可谓数汉典而忘故祖了。后来在太武帝拓跋焘真君年间，乌洛侯国遣使朝贡，提起这魏祖石室庙，拓跋焘才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祀词没提到黄帝远祖事，可见，拓跋氏远祖与黄帝的亲缘关系实在是件难以说清楚的事。

自力微与晋接触，鲜卑族受到了封建势力的影响，内部改革旧俗的力量日长，汉文化是变革旧俗的重要精神力量。北魏政权建立后，鲜卑民众与汉民杂居，要统治汉人必须使用汉文化，故索性将自己攀上汉的远祖，成为相同的族类。鲜卑贵族中的保守势力很大，他们要保存鲜卑旧俗，所幸拓跋氏数代皇帝颇有眼光，进行坚持不懈的改革。孝文帝不顾保守势力的反抗，毅然决然地实行了汉化政策，从制度到习俗实行了全面改革，将鲜卑族从部落残余的沼泽地里引出来，走向了封建文明的道路。

为对抗鲜卑保守势力，以取信于汉人，撰国史以明统系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来，拓跋焘叹“史阙其职，篇籍不著”，要崔浩等撰国史，令其“务从实录”。可这崔浩听信了拓跋焘的要实录的套话，不知太武帝原是要写其祖“泽流苍生，义闻四海”的壮举，因而这部国史看起来便是“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把拓跋氏早年的野蛮与落后的习俗写出来了，还刻石立于道路，往来者阅之而相传。太武帝大怒，将他杀了。[33]此事说明，拓跋氏并不是要实录其部落生活的历史，而是要强调跟汉族相同的历史渊源，要通过历史来强化这种关系。

北魏最初的几代皇帝将拓跋氏跟黄帝的关系挂上钩后，经过一系列的活动，拓跋氏为黄帝之后便成为一个难以改变的说法了。先是道武帝继位便听群臣之言，以国家继黄帝之后为土德，后来的北魏皇帝便在五帝中独尊黄帝，并屡往桥山黄帝陵祭奠。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拓跋嗣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拓跋濬东巡，历桥山，祀黄帝。[34]北魏皇帝均祀孔子。到孝文帝时，拓跋氏鲜卑族已深受华夏文化浸染，且认黄帝为祖，汉化已成为既成事实。

孝文帝厉行汉化制度，其中以认祖归宗为重要前提。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行，须先从改变族源上下功夫。这样，以黄帝为核心的五帝系统必须得到充分的遵奉。延兴元年（471年）冬十二月壬辰，孝文帝下诏寻访舜后，于东莱得郡民妫苟之，复其家世，“以彰盛德之不朽”。太和十六年（492年），“诏祀唐尧于平阳，虞舜于广宁，夏禹于安邑，周文于洛阳，改谥宣尼曰文圣尼父，告谥孔庙”。后来祀孔子庙，封孔、颜后人为官，又诏令为孔子园柏，修饰坟垅，祭比干墓，对汉历代皇帝恭敬有加。如以太牢祭汉高祖庙，以太牢祀汉光武及明、章三帝陵，又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踏。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又以太牢祭夏禹、虞舜，并诏修尧、舜、禹庙。[35]孝文帝并不好鬼神，屡诏禁杂祀，如传统的西郊及杂祀众小神都为其所禁。对于求雨，他是这样认为的：“昔成汤遇旱，齐景逢灾，并不由祈山川而致雨，皆至诚发中，澍润千里。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普天丧恃，幽显同哀，神若有灵，犹应未忍安饷，何宜四气未周，便欲祀事。唯当考躬责己，以待天谴。”[36]这样一位对鬼神崇拜有如此清醒认识的帝王此时对五帝神灵抱如此热情，其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他的认祖归宗活动有力地配合着汉化政策，鲜卑拓跋氏在这场改革运动中从根本上改变了族性，从心理上皈依了汉文化。尽管其血统一时难以完全改造，但对汉祖汉神话的崇奉，已标志着两个民族的融合。当然，完全认同的过程并不能在短期完成，但这一趋势已不可改变。

孝文帝后的北魏出现了衰败迹象，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后高氏灭东魏，宇文氏灭西魏，拓跋氏的旧势力已扫**殆尽。北周宇文氏的掌权，使得宇文氏鲜卑族在历史上发一亮光。宇文泰等人鲜卑种族心理尚重，但这个命名为周的朝廷却有很重的汉文化传统色彩，他们的制度大抵以《周礼》为准，而参以秦汉之法，追从汉文化已成必然。到了周武帝宇文邕时，这位杰出的政治天才也来了番政治改革，如释放奴婢、实行府兵、禁断佛道等措施，使北周社会日益封建化。宇文氏同样也认祖归宗。史称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大概为后期宇文氏所假托而流传之。[37]宇文氏后与汉族完全同化，成了真正的炎黄子孙。

以上我们考察了北方匈奴、鲜卑两大民族融合到整个中华民族之中的过程，发现神话的认同与归宗乃是民族融合的关键。撇开带有准宗教性质的孔子崇拜不谈，传统典籍的神话对北方民族神话的主要影响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史记》《汉书》及纬书中的帝王感生神话与五德转移模式，已成为北方各民族的统治者自我神化所遵奉的蓝本，此类神话带来了共同的君权神授的政治神话；二是《尚书》《周礼》《礼记》中所记的祀典，对这套神谱的认同表明北方各族的统治者已跟汉统治者站在同样的神灵庇护所下；三是《大戴礼记》及《史记》所载的以黄帝为中心的民族先祖谱系，认同它便是同种的象征，表示出人们已归入了以黄帝为核心的祖先谱系的民族文化团体之中。

北方民族的文化认同是以传统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内向认同，它是中国神话的一次内聚，北方各族相继以中原古神话为准而作精神皈依，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规模的民族融合。神话与民族融合的内在联系，在南北朝时北方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

[1]　《晋书·刘元海载记》，第1766页。

[2]　《史记·周本纪》，第87页。

[3]　《纬书集成·七纬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076页。

[4]　林幹：《匈奴通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5]　《晋书·石勒载记》，第1809页。

[6]　《晋书·苻健载记》，第1902页。

[7]　《晋书·苻坚载记》，第1931页。

[8]　《晋书·李雄载记》，第2039页。

[9]　《晋书·慕容德载记》，第13页。

[10]　《魏书·太祖记》，第2125页。

[11]　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国书店，1987年，第99—100页。

[12]　《晋书·刘元海载记》，第1769页。

[13]　《晋书·石勒载记》，第1827页。

[14]　《晋书·石季龙载记》，第1848页。

[15]　《晋书·慕容儁载记》，第1895页。

[16]　《晋书·慕容儁载记》，第1895页。

[17]　《晋书·苻坚载记》，第1950—1951页。

[18]　《魏书·礼志》，第1826页。

[19]　《魏书·礼志》，第1829页。

[20]　《魏书·礼志》，第1835页。

[21]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0611册，第0592页。

[22]　《魏书·礼志》，第1832页。

[23]　《魏书·礼志》，第1832—1833页。

[24]　《魏书·礼志》，第1833—1834页。

[25]　参见谢林：《中国——神话哲学》，见[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6]　《晋书·刘元海载记》，第1769页。

[27]　《晋书·邵续传》，第1128页。

[28]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第2154页。

[29]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第2156页。

[30]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第2156页。

[31]　《晋书·慕容廆载记》，第1879页。

[32]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62页。

[33]　《魏书·崔浩传》，第556—558页。

[34]　《魏书·礼志》，第1829页。

[35]　《魏书·高祖纪》，第114页。

[36]　《魏书·高祖纪》，第122页。

[37]　《周书·文帝纪》，“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