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的符瑞神话模式仅是外观形式，当北朝统治者同南朝统治者采用相同的祀典时，则是主流社会认同了共同的神话，南北认同了共同的神话内容。尽管这种内容只是皇家的政治神话，然而这个祀典却是商周以来神话与祀典密切结合而被人们广泛认同的一个范本，拥有它就是拥有对神灵的垄断权和对社会的主导权。当一种祀典与此相矛盾，主流社会将它视为异端，它便被拒斥在这个社会文化之外。天地、社稷、祖先、日月、山川、风伯、雨师之神虽是皇家祀典，但也是整个社会文化统治的象征。北方神话对传统神话的认同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面对共同的神灵，尊奉同样的祀典。

北方民族的统治者对传统祀典的遵奉程度不同，过程也不尽一致。但总的趋向却是抛弃了旧有的习俗，而逐渐追随中原传统。北方民族政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不仅仅求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是觉得自己是整个天下的主人。他们建立政权起初是同南朝分庭抗礼，最终目的是统一天下，而且统一天下的文化是中原传统文化。所以北方政权大多自称“中国”，而称其他政权为“逆乱”。其征伐的目的是显“中国之威”，追求的是统一大业。正是由于这种境界，认同中原传统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实行大融合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对立并不是民族文化的主流。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北方政权均不同程度地奉行着商周以来的皇家祀典和秦汉以来的五帝德运。

刘渊在称帝前有这样的宣言：“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12]这种统治观与种族观比一些褊狭的种族主义者的观点要高明得多，他认识到中国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并不是种族中心论而是道德决定论，这是周公以来的尊天敬德观念的发展延续。刘渊高举德统的旗帜，历数司马氏父子的罪过，又借助汉室宗亲的身份，以恢复汉室的口号相召，所以这不是一个代表匈奴种族的政权，而是一个以继承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面目出现的政权。《晋书·刘元海载记》云：“永兴元年，元海乃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乃赦其境内，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晋书》以“僭”贬之，显示出褊狭的民族观，然而我们从这段记载中看到，刘渊为坛南郊，承《礼记》《周礼》的祭天传统，把握了皇家祀典的核心，而以刘邦为天下祖宗牌位的树立，既表现出皇家祀典中先祖的特殊地位，又将其汉政权自身引入了正统行列之中。

石勒称赵王，“建社稷，立宗庙”是改元后的首要事件，后又禁州郡祠堂之非正典者，而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13]石勒堂侄石季龙“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即位于南郊”[14]。这跟南朝皇帝一样，面对着同样的上帝。石季龙有大事告祖宗社稷之制，祠天用五郊，五郊即五天帝。石虎暴虐贪婪，然其遵奉古祀典之制，郊天祀社，告宗庙祈山川，合于《周礼》所记之礼。

鲜卑慕容儁生于幽漠，当臣下大进符瑞而劝其称帝时，他尚有些犹豫，说：“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袵之俗，历数之箓宁有分邪！卿等苟相褒举，以觊非望，实非寡德所宜闻也。”[15]这番谦虚虽是表达信心不足，可他还是做了燕皇帝。他告晋使者说：“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所以，他建立的也是一个“中国”政权，是一个要统一天下的政权，不是割据一隅的独立王国。关于大燕的历数，臣下已这样安排好：“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16]燕承袭的是五德转移学说，以金生水，承晋为水德，与中原五德转移接上了轨，成了正宗的帝王。前秦苻坚是北方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中对传统文化最为醉心的。他说：“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他向往一统天下而封天禅地，他始终以中国正宗之位居之，而称“东西一隅未归王化”，时时计划引兵讨之。当苻坚表达出南征之意时，朱彤一段话让他心潮激**。朱彤说：“陛下应天顺时，恭行天罚，啸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绝流，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晋主自当衔璧舆榇，启颡军门……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苻坚听后大悦说：“吾之志也。”[17]朱彤勾画的夺取天下后以成功告天地，然后受命于天，成万世之功业的蓝图，使他成为一个自豪的天神之子，所以他对传统的受天大命之典心向往之。朱彤的这通话促成了淝水之战的鲁莽轻率之举的产生，毁灭了这场跟天神交往的美梦。

北魏政权建立后，其祀典起初是一个周秦传统祀典与鲜卑民族传统祀典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周秦祀典。《魏书·礼志》这样记载：

太祖（拓跋珪）登国元年，即代王位于牛川，西向设祭，告天成礼。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立坛兆告祭天地。祝曰：“皇帝臣珪敢用玄牡，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灵。上天降命，乃眷我祖宗世王幽都。珪以不德，纂戎前绪，思宁黎元，恭行天罚。……惟神祇其丕祚于魏室，永绥四方。”事毕，诏有司定行次，正服色。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故神兽如牛，牛土畜，又黄星显曜，其符也。于是始从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牺牲用白。祀天之礼用周典，以夏四月亲祀于西郊，徽帜有加焉。

很明显，拓跋珪一称帝就归入了皇天后土的麾下，这是中原古来天子的共神；而继黄帝之后，不仅仅意味着种族认同，重要的是帝德的传承。从此，中国北部有了一个强大的“正统”政权。

然而我们也发现了拓跋氏对种族传统的眷恋。“西向设祭”与“西郊”显示出他们对种族传统不能忘怀。因为这个民族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大漠上发展起来，他们的根在西方，祖先神灵自然也在西方，所以“西郊”特受重视。但这种怀旧感迅速改变了。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亲祀上帝于南郊，以始祖神元皇帝配”[18]。西郊转为了南郊，这种选择基于一种更大的获取愿望，故对西郊忍痛割爱了。虽然后来还有西郊复辟，但未成主流。北魏的祀典里，鲜卑杂神还是顽固地充斥其中，它们在周礼的大框架下继续发挥自己的职能。神坛上除五精帝和神元皇帝及日月星辰山川外，从食者一千余神，也远超正神，有喧宾夺主之嫌。

北魏有孔子祀典，而配了颜渊，历代皇帝多亲祀。对孔颜二神的祭祀，其祀或于太学，或在鲁孔子故乡，礼以太牢，可谓至诚。北方对儒学的敬奉更加速了文化的融合。儒学的正统色彩重，求遵经典，而攻乎异端。故有司徒崔浩奏议：“神祀多不经，案祀典所宜祀，凡五十七所，余复重及小神，请皆罢之。”[19]太宗准奏，但不见有具体措施出台，杂神并未废。到高祖孝文帝延兴二年（472年），有司上奏说“天地五郊、社稷以下及诸神，合一千七十五所”。这个鬼神班底的规模还是太大，以至一年用牲七万五千五百，老百姓都承受不了。皇家不得不对祭礼来一番改革，除郊天地、宗庙、社稷之外，皆不用牲。孝文帝实行汉化政策，祀典据《礼记》费了一番斟酌。他要求其祀典合于古礼，曾召集臣下讨论《礼记·祭法》篇及郑、王注文异同问题，这种严肃的态度表明孝文帝是要在祀神大典之上绝对合于传统。“有文可据，有本可推”是他祀神的基本态度，这“文”这“本”不外是儒家的经典。太和十五年（491年），孝文帝下诏：“国家自先朝以来，饷祀诸神，凡有一千二百余处，今欲减省群祀，务从简约。”[20]孝文帝的宗教改革也是汉化政策的一部分。他汰去的小神正是民众普遍亲祀的神灵，而留下的仅是传统祀典的神学骨干。马端临《文献通考》说北魏祀礼多“参夷礼而违旧章”[21]，大致上只能说是道武帝时期，而在孝文帝时期，这种夷礼已悉数捐弃且杂祀也尽力革去。

孝文帝时，有一件重大事情，就是帝德的辩论，这是关系到国家接受怎样的神话传统的问题，实际是承认南北对峙的哪一方是正统的问题。两晋南方统治者说北方是僭伪，北方政权不是合理的。而北方政权处于中原故土，也均袭汉魏德统，说司马氏是篡位逆贼，东晋是不归王化，当然也是僭伪。这种观念虽然自我中心色彩甚重，且对抗性强，但双方都把自己列为文化传统的继承者，都向往着一统天下，这正是民族精神的可贵之处。

北魏政权认为自己得天道正统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是承袭北方政权的德统还是继续南方的德统？这个自汉以来众说纷纭的德统问题重新提到北魏的朝廷上来了。德统说法不一，在北朝的各政权里多有争论，而在北魏朝廷上的一场辩论的意义却更为重大。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八月，这场辩论由孝文帝主持开场，希望“群官百辟，可议其所应，必令合衷，以成万代之式”[22]。中书监高闾发出这样的议论：

帝王之作，百代可知，运代相承，书传可验。虽祚命有长短，德政有优劣，至于受终严祖，殷荐上帝，其致一也。故敢述其前载，举其大略。臣闻居尊据极，允应明命者，莫不以中原为正统，神州为帝宅。苟位当名全，化迹流洽，则不专以世数为与夺，善恶为是非。故尧舜禅揖，一身尚异；魏晋相代，少纪运殊。桀纣至虐，不废承历之叙；厉惠至昏，不阙周晋之录。计五德之论，始自汉刘，一时之议，三家致别。故张苍以汉为水德，贾谊、公孙臣以汉为土德，刘向以汉为火德。以为水德者，正以尚有水溢之应，则不推运代相承之数矣。以土德者，则以亡秦继历，相即为次，不推逆顺之异也。以为火德者，悬证赤帝斩蛇之符，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以世次为正也，故以承周为火德。自兹厥后，乃以为常。魏承汉，火生土，故魏为土德。晋承魏，土生金，故晋为金德。赵承晋，金生水，故赵为水德。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秦之未灭，皇魏未克神州，秦氏既亡，大魏称制玄朔。故平文之庙，始称“太祖”，以明受命之证，如周在岐之阳。若继晋，晋亡已久；若弃（疑“承”字之误，引者）秦，则中原有寄。推此而言，承秦之理，事为明验。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又五纬表验，黄星曜彩，考氏定实，合德轩辕，承土祖未，事为著矣。又秦赵及燕，虽非明圣，各正号赤县，统有中土，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明刑制礼，不失旧章。奄岱踰河，境被淮汉。非若龌龊边方，僭拟之属，远如孙权、刘备，近若刘裕、道成，事系蛮夷，非关中夏。伏惟圣朝，德配天地，道被四海，承乾统历，功侔百王。光格同于唐虞，享祚流于周汉，正位中境，奄有万方。今若并弃三家，远承晋氏，则蔑中原正次之实。存之无损于此，而有成于彼；废之无益于今，而有伤于事。臣愚以为宜从尚黄，定为土德。[23]

这篇滔滔宏论，历叙帝德之变迁，对古今之礼，实烂熟于心。其核心是强化中原正统，认为自赵以后的北方政权统中土，尤其是“郊天祭地，肆类咸秩”是得天之正，而三国之刘、孙，及南朝之刘宋、萧齐，则是真正的“事系蛮夷，非关中夏”。夷夏之论的核心是地域和神话礼制，跟种族无关。他的观点，几乎代表了北方政权的普遍看法，要不是孝文帝那样刻意地追求汉化，土德之议当无异议，因为从道武帝建国之时所建统系便是绍黄帝，为土德。可这番为北人所唱的赞歌北人自己不要听，这个动议最后还是被否定了。

秘书臣李彪，著作郎崔光也引经据典，反驳高闾：

尚书闾议，继近秦氏。臣职掌国籍，颇览前书。惜此正次，慨彼非绪。辄仰推帝始，远寻百王。魏虽建国君民，兆眹振古，祖黄制朔，绵迹有因。然此帝业，神元为首。案神元、晋武、往来和好。……则是司马祚终于郏鄏，而元氏受命于云代。……且秦并天下，革创法度，汉仍其制，少所变易。犹仰推五运，竟踵隆姬。而况刘、石、苻、燕，世业促褊，纲纪弗立。魏接其弊，自有彝典，岂可异汉之承木，舍晋而为土耶？夫皇统崇极，承运至重，必当推协天绪，考审王次，不可杂以僭窃，参之强狡。神元既晋武同世，桓、穆与怀、愍接时。晋室之沦，平文始大，庙号太祖，抑亦有由。绍晋定德，孰曰不可，而欲次兹伪僭，岂非惑乎？[24]

李彪等的承晋之说，也是为取正统之位。北朝之赵、秦、燕等政权虽然称帝而有年号，但祚运不长，且薄德害民，未成大业，李彪等称其“世业促褊，纲纪弗立”，觉得魏不能与此等政权等伦。孝文帝本人有雄才大略，也不愿接轨赵、燕、秦这些短命政权，加上群臣均认为赵、秦、燕虽地据中华但德祚微浅，不得列于五德相承之统，他当然不同意高闾的德统。孝文帝承晋德，恐有更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的意图。因为晋是汉人政权，北魏直接晋统系，使其汉化政策更加深入地进行下去，故下诏将土德改成了水德。这是北魏德统的一个重大变化，而这变化恰恰证明五德转移的政治神话在北魏已被统治者从心灵深处认同。接受汉传统神话，是孝文帝汉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方少数民族采用共同祀典并接受五德转移学说，将南北统一在共同的神祇之下，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