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道教有李家道这样一类既不见容于正统社会，也被居于正宗地位的道教排斥一样，佛教也有这种异端。佛教异端冲击着传统佛教的教义及修行方式，以灿烂的理想图画和简单易行的方便法门诱引着大众皈依，当人们无法忍受现实的压迫时，对宗教理想的渴望便激起武装反抗的欲望，由宗教追求转为政治斗争。

据佛教三世说，过去为燃灯古佛住持，现世为释迦牟尼佛住持，未来则是弥勒佛住持。这样形成的三世佛，人们是不大去理会燃灯古佛的，因为他跟现实的关系太远。当现实较为完善，人们对释迦牟尼佛会礼拜勤谨，而当现实苦难加重，人们在礼拜释迦牟尼佛的同时，会更多地想到未来佛，他们希望未来世界早一天到来。这样，未来佛更加受到来自底层民众的欢迎。弥勒佛于是成为劳苦大众的救星。

弥勒所主的未来世界名弥勒净土。弥勒净土信仰是大乘佛教的一个教派，它不同于小乘的个人闭门自持，而注重于解救他人苦难，追求美好理想，因而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即得广泛传播。西晋至于隋唐，关于弥勒信仰的经书被大量翻译过来，跟与之并行的阿弥陀佛净土相比，弥勒信仰的势力要大得多。就南北朝时的佛菩萨造像分析，释迦牟尼、弥勒、阿弥陀、观音四人的造像在南北朝的几个朝代的一些主要佛教场所的统计数为：释迦一百七十八尊，弥勒一百五十尊，阿弥陀三十三尊，观世音一百七十一尊。[9]弥勒数量远远超过了阿弥陀。

弥勒信仰何以这样吸引人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弥勒净土的灿烂迷人。《佛说观弥勒菩萨下生经》这样描写道：

佛告阿难：“汝还就坐，听我所说。弥勒出现，国土丰乐……”将来久远，于此国界当有城郭名曰鸡头，东西十二由旬，南北七由旬。土地丰熟，人民炽盛，街巷成行。尔时，城中有龙王名曰水光，夜雨香泽，昼则清和。是时鸡头城中有罗刹鬼名曰叶华，所行顺法，不违正教，每伺人民寝寐之后，除去秽恶不净者，又以香汁而洒其地，极为香净。阿难，当尔之时，阎浮提地东西南北十万由旬，诸山河石壁皆自消灭。四大海水，各据一方，时阎浮地极为严整，如镜清明。举阎浮地内谷食丰贱，人民炽盛，多诸珍宝，诸村聚落，鸡鸣相接。……所谓金银珍宝，砗磲玛瑙，珍珠琥珀，各散在地，无人省录。是时人民手执此宝，自相谓言：昔者之人由此宝故，更相伤害，系闭在狱，受无数苦恼，如今此宝与瓦石同流，无人守护。……尔时弥勒菩萨于兜率天观察父母，不老不少，便降神下，应从右胁生，如我右胁生无异，弥勒菩萨亦复如是。兜率诸天各各唱令：弥勒菩萨已降神生……

在一个美妙的未来世界里，弥勒菩萨降生了，成为未来世界之主。因而，弥勒便成为人们翘首以待的未来佛祖，他的出现，是人类的福音。显然，他比主管现时代的释迦牟尼佛更能引起人们的信念。弥勒所主的未来世界比阿弥陀佛的极乐图画显得真实。在《佛说阿弥陀经》及《观无量寿佛经》诸净土经里的佛国，距现实世界极为遥远，如阿弥陀佛净土在“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那是一个极为遥远的极乐世界，实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如镜花水月，把握不住。如那里的七重栏楯与七重罗网，七宝楼台与七宝池水，超越了感性生命所能享受的范围。弥勒净土则不同，它只是现实国度的升华，所强调的是土地丰熟，谷物不可尽食，财物不可胜用，跟现实生活联系密切，似乎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奇迹。这世界在人间不在天国，奇迹会在眼前发生，人们不必待死后进入佛国。这种境界若从佛教的角度看是不高的，它以物质引诱为基础，而这些本是佛教所要超越的罗网，但对于生活于苦难之中且热爱生命的大众来说，那就太令人神往了。这就是弥勒佛及其弥勒净土信仰广为传播的原因。

弥勒佛主未来世本为佛说，佛在世时所描绘的这番景象，本在激励人们努力修行，可这些经典传入中国后竟成为一种与正统佛教相对抗的异端，在民间煽起了反抗统治者的火焰，这些是佛教本身所始料未及的。其间的根本原因是现实的苦难深重，修行念佛不足以脱离苦海，打破现存秩序才是根本出路。本来以慈善为本的佛寺竟成为武装斗争的策源地。两晋南北朝隋唐以来，沙门造反频起，成为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其中托弥勒出世者尤引人注目。

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年），沙门法庆反。这支反叛的队伍除了“杀害吏人”外，还“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民，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10]。法庆造反除反抗当局，还向流行的佛教挑战。所谓“新佛”当是弥勒佛。所谓“除去旧魔”即破坏现存的佛教秩序。这是一支残忍的造反队伍，规定“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如此杀戮为事显然是既不合大乘传统，也与弥勒佛的净土世界的和平境地相左。法庆不久被镇压下去了，但弥勒信仰却在南北朝隋唐这一时期里蓬勃发展，不可阻止。

隋大业六年（610年），“有盗者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杖，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11]。这是一次明目张胆地伪托弥勒的造反。监门者见这些“弥勒佛”到来，都慌了手脚，除了叩头之外别无选择。他们夺卫士之杖，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欲进宫刺炀帝的企图十分明显。炀帝昏暴，除大兴土木外，巡游、战争使得民不聊生。人们托弥勒佛降生则意味着一个土地丰熟的社会平安的时代即将到来。这入宫的“盗”数十人只是先头部队去行刺，其后千余家为后盾。可见，这次活动也是有组织的。

事过三年，称弥勒而反的风暴再起。据《隋书·五行志》载，隋大业九年（613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由于宋子贤精于幻术，其神秘色彩更浓，因而更能激起民众的崇信，使得“远近惑信，日数百千人”。他们举兵的目的是袭击“乘舆”，即袭杀炀帝。但这次努力也归于失败，宋子贤及其党徒千余家坐罪。

称弥勒而反的运动此起彼伏。同年，“有沙门向海明于扶风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人皆惑之，三辅之士，翕然称为大圣。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兵击破之”[12]。隋时的沙门托弥勒而反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它成为后代难以克服的社会问题之一。

道教徒托言李弘造反主要活动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由于李家道跟李唐同姓，托名李弘的反叛大为减少，宗教反叛势力主要打出弥勒的旗号来。当李家道作为异端势力已近消失时，弥勒信仰便独撑了异端江山。它是唐代打着神话旗号反叛李唐的代表势力。

不仅百姓打着弥勒的旗号反叛，武则天也打着弥勒的旗号夺权。武则天欲篡位，李氏政权遭遇危机，这时有人打出太上老君的名号来反对武则天的统治。据说，老子降显于虢州阌乡县龙台乡，对洪州豫章县民邬元崇说：“我是太上老君，汝帝之祖。”并令邬元崇传言武后：“国家祚永而享太平，不宜有所僭也。”邬元崇因而上京奏告武后。[13]这一与虎谋皮的举动当然遭到了武则天的迫害，邬元崇被治死了。武则天并不满足于武力征服，面对着人们以太上老君为后盾的攻势，她也组织了反击。武则天主要抓住唐代佛教徒遭压抑的心态，自称新佛下世，以大造舆论，获取民心。

载初元年（690年），一项旨在神化武则天为弥勒再世的活动拉开了序幕：“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14]这《大云经》是典型的伪经，武则天如获至宝，颁行天下，并令各州造大云寺，为其上台鸣锣开道。武则天是弥勒佛下生的神话纯为政治神话，她要借此破解正在流行的太上老君保佑唐天下的神话，明确地宣告要将唐天下取而代之。就在当年，她就改唐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并尊周文王为始祖皇帝。唐天下一下子就改变了颜色。

武则天上台后，崇佛运动更为大张旗鼓地展开，大兴佛事，不断举行无遮法会，靡费钱财而浑然不惜。武则天时代的神崇拜表现出以佛神为中心，取代儒道神话的态势。

明堂制载于儒家经典，《礼记·明堂位》有详述，为为政之所。汉明堂则多祭天地神祇，宗教功能得以强化。明堂所祀之神乃昊天上帝后土之类的传统神灵，为传统皇家祀典所必祀的重要角色，体现的是儒家的神话学说。但在武则天时代，明堂里请进了佛爷。史书中这样描写道：

（万岁通天元年）作无遮会于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15]

明堂里举行无遮会，这大概是前无古人的举动，佛像于其中挤占了天神地祇的地位，是中国神话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古明堂除传说中周公等于此行政令外，后代基本上都将此用作祭祀昊天上帝或五帝的场所。西汉时的明堂建制是传说中的黄帝明堂的式样：“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环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16]以后的明堂以祠上帝为主的功能未变。东汉光武所作汶上明堂宗祀五帝，章帝时以光武配祀。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晋时五帝同称昊天上帝，祀于明堂；宋孝武帝依东汉汶上明堂仪设五帝位，祭昊天上帝；齐高帝建元元年（479年）祭五帝之神于明堂，以有功德之君配；梁祀五帝于明堂；陈也祀昊天上帝、五帝于明堂。北朝历代皇帝议建明堂未果，隋文帝议建明堂因耗费太大也终未成。大唐建立，武德初，定令每季秋祀五方上帝于明堂，后虽多有争论，但于明堂祀上帝及以祖灵配祀之大礼不改。故自汉以来，历代王朝大多营建明堂，于其中祀上帝及祖灵，所奉行的是儒家经书《礼记》和《周礼》中的祀典。[17]这样的传统首先被武则天打破了，这是武则天对传统的以儒家为主导的皇家祀典的一次挑战，昊天上帝与后土受到了真正的蔑视。她所引为正宗的也并不是佛家正典，而是走了样的佛教异端——被她塞进私货的弥勒信仰。武则天为佛所造的明堂遭到了一场大火的劫难，宏伟的明堂化为一片灰烬，这本使武则天感到十分尴尬，但有人为迎合她以弥勒自居的行为，说：“弥勒成道时，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18]这样一来，大火浩劫反不是坏事，只是一种成道的象征。总之，武则天出于私欲而编造的弥勒下生神话再从宫廷推广于民间，对本已炽盛的弥勒信仰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于武后非李氏血缘，她的周政权被视为一种僭伪逆乱行为，故她一倒台，弥勒信仰也跟着倒了大霉。唐代朝廷明令禁止弥勒信仰，这种举动，一方面是扫**破败的武周政权的神话残余，另一方面遏制民间打着“弥勒出世”口号的叛乱。受武则天所颁《大云经》的影响，民间弥勒信仰总把云城视为一个理想国，故新佛出世总与云城联系在一起，云城又称银城，白色之象，故凡弥勒信徒起事则白衣白马，以与云城境界相合。开元初年，有王怀古出谶，再次宣告李唐王朝将终：

王怀古，玄宗开元初，谓人曰：释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刘家欲兴。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合出银城。[19]

新佛即弥勒，他的出现，将标志着李家王朝末日的来临。“银城”——白亮亮的境界的出现，则将使世界太平。这一谶语，无疑使玄宗感到不安，于是他于开元三年（715年）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

释氏汲引，本归正法，仁王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诡怪，岂涅槃之信士？不存惩革，遂废津梁，养彼愚蒙，将入坑井。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另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辄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刺史县令，职在亲人，拙于抚驭，是容奸宄。自令以后，宜严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访，如州县不能察觉，所由长官并从贬降。[20]

这样严厉的禁令已把弥勒信仰置于歪门邪道的境地，弥勒信仰的生存变得艰难起来。

如果说释迦牟尼是从修行者的身份上升到神灵宝座上去的话，弥勒佛就是真正的佛教神话人物。在佛教中，他是佛教理想境界里的一位神主。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出现在中国的弥勒下生的神话竟点燃起反叛斗争的火焰来。在皇家和“正宗”佛学看来，弥勒信仰已沦为异端邪说，受到了严厉的禁制。弥勒是从佛教阵营里分裂出来的一位神灵，他成为老百姓的救星，成为革命的火种。唐天子的诏令扑不灭弥勒信仰的火焰，弥勒信仰的火种在宋元以来的社会生活中曾燎原于大江南北与长城内外。佛教的这一异端神话真正成为后代统治者的心病。

佛教的神话牵动着中国社会的神经，它不仅疗救民众的心灵，同时还要疗救社会的病症，因而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佛教神话在唐朝完成了它的体系化过程，也实现了本土化的目的。

[1]　[苏]李福清：《中国神话故事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84页。

[2]　徐华龙：《中国鬼文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9页。

[3]　《梁书·范缜传》，第462—465页。

[4]　《太平广记》卷一百一十一，第766页。

[5]　《太平广记》卷一百○七，第729页。

[6]　《太平广记》卷一百○四，第703—704页。

[7] 《法苑珠林》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122册，第330—331页。

[8] 佛教的一种仪式，目的是解除地狱口吐火焰的饿鬼之苦。

[9]　唐长孺：《北朝的弥勒信仰及其衰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第197页。

[10]　《魏书·拓跋焘传》，第445页。

[11]　《隋书·炀帝纪》，第51页。

[12]　《隋书·五行志》，第449页。

[13]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七章。

[14]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第6466页。

[15]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第6498页。

[16]　《史记·封禅书》，第1192页。

[17]　详见《文献通考》卷六十八“郊社考”、《通典》卷四十四。

[18]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第6500页。

[19]　《册府元龟》卷九百二十二，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10693页。

[20]　《册府元龟》卷一百五十九，第17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