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教神话包括早期的鬼魂神话和后来的护教神话。关于鬼魂神话，有的学者称其为鬼话，以为它是“中国神话形成的中介”[2]，也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特的属类。在本书中，我们使用鬼魂神话的概念，因为鬼魂神话也是神话，不能独立。传统神话中的祖先神话有许多就是祖先鬼魂的神话，但既然我们都不会把祖先神话称为祖先鬼话，我们又何必把鬼话从神话阵营里分裂出去呢？鲧死而复生是神话，但六朝以来的许多此类故事一般就称为鬼话了，这显然不公平。所以，本书使用鬼魂神话的概念。

中国鬼魂信仰的传统十分古老，早在山顶洞人的葬式里就出现了鬼魂信仰的迹象。在新石器时代的原始葬式中，这种信仰更加比比皆是。可尽管人们大信鬼神，流传下来的关于鬼魂的神话故事却并不多，除了《左传》《墨子》等典籍偶有载述外，不少先秦典籍几乎不见有鬼怪故事，可见上古人“不语怪力乱神”实在不假。先秦的理性精神有力地遏制了鬼神信仰之风的弥漫，这种精神对后来的鬼神风气也有强大的抑制作用。佛教传入中国时，一度小乘占据主导，因而特重灵魂不灭与因果报应之说。中土无神论者与佛教徒在这两大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文字对驳在《弘明集》和《广弘明集》中有集中展示。佛教虽然说得理直气壮，但要真正在理论上论证鬼魂实有和轮回不虚都是十分困难的事，因为鬼神轮回有无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必须找出根据的现实问题。因此，无神论在理论上往往占有上风。佛教徒萧子良招集众僧与范缜进行交锋均遭败绩一事，就充分说明佛教所面临的理论危机。[3]如果不解决灵魂不灭和因果轮回问题，佛教在民间就无法传播，因为老百姓不能直接接受“四谛”“十二因缘”的教义；而仅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话，佛教的覆盖面必然狭窄而招致失败。

在今天所能见到的无神论者与佛教徒论战的文章中，双方的理论色彩都很薄弱。比喻是一重要武器，把人类世界与无生命之物作机械类比，这本身就没有说服力。如用薪与火、刀与刃来比喻形体与灵魂，都只能是一种肤浅的描述，到头来，还是看谁能举出响当当的例证来。滔滔雄辩不如一则小小故事。佛教徒发现这一秘密后，立刻抛出了连篇的鬼魂神话，这种故事沸沸扬扬，成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这一漫长历史时期里的文化奇观。佛教教义的传播，直接催发了中国鬼魂神话的勃兴，而无神论者的理论压力使得佛教徒在编造鬼魂神话时变本加厉，他们要在这一领域里挽回败局，拓宽灵魂不灭和因果轮回两大教义的扩散范围，把这两个教义传播到大众的心灵深处去。

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土对佛教的压制由理论进攻转为武力摧残，佛教的生存遭到严重威胁，鬼魂的神话又投入了一场护佛保卫战中，这些故事展现出佛教与中国文化交火的烽烟。佛教的鬼魂神话是推行其教义的先头部队，它是为佛教的体系神话开路的，同时也担当护卫佛教的任务。所以，它是我们研究佛教神话首先要关注的第一个门类。

佛教徒在无神论的理论攻势下，借助鬼故事来打击无神论者，使无神论者在故事中遭到真正的失败，这是早期佛门鬼故事的重要特点。往往是那些无神论者甚有辩才，无人能屈，最后鬼亲自出马，但仍然驳之不倒，只好现出原形，以自身确实是鬼来证明鬼魂的存在。这类故事表明佛教徒实在是出于无奈了。《幽明录》中有一个阮瞻的故事：

阮瞻素秉无鬼论。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之。寒温，聊谈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变为异形，须臾而灭。阮嘿然，意色大恶，年余病死。

这个故事同见于《搜神记》。这些著作的编者，并不全是故事的创作者，而主要是搜集者。阮瞻之死显然是佛教徒编造的，其目的是打击无神论者，迫使他们放弃无神论。《搜神记》的作者是要证明鬼神确实是有的，如若不信，请看有这么多鬼神的事实，嘴上无论怎么说没有鬼神都没用。《搜神记》一书在记述了阮瞻的故事后，又讲了一个黑衣鬼惩处无鬼论者的故事。黑衣鬼化装成客人同无鬼论者辩论，辩不过，最后露出本来面目才使对方屈服。大量的鬼惩无鬼论者的故事，也着实把无鬼论者吓唬得够呛。这种胜利，虽仅是佛教徒的精神胜利，而实际上，铺天盖地的鬼魂实有的故事，渲染了一种浓厚的气氛，也真正培植了传播教义的土壤。

除了这些带有明显对抗性的故事外，还有大量的就是所谓的应验记，证明佛教的教义和神话都是千真万确的。《搜神后记》中特多此类故事，如：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也。与北中郎王坦之周旋甚厚，每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身，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者当相报语。后经年，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故，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惟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忽然不见。坦之寻亦卒。

这凿凿证据让人不得不相信佛教因果报应那一套全是真的。这一小小故事远比援譬设喻讨论因果轮回的大道理有力量。

佛教进中土后遭到了儒家和道教徒的轮番进攻，佛教徒的抵抗在鬼魂故事中也留下了清晰足印。佛教徒的鬼魂故事安排了儒者最终信奉了佛教，而道教因对抗最后招致失败的结局，体现出他们与这两大文化势力交锋时的不同斗争策略。我们先看王琰的《冥祥记》中的一则故事：

宋王淮之，字无曾，琅琊人也。世尚儒业，不信佛法。常谓身神俱灭，宁有三世耶？元嘉中为丹阳令，十年，得病绝气。少时还复暂苏。时建康令贺道力省疾，适会下床，淮之语道力曰：“始知释教不虚，人死神存，信有征矣。”道力曰：“明府生平置论不尔，今何见乃异之耶？”淮之敛眉答云：“神实不尽，佛教不得不信。”语讫而终。

这故事与《搜神后记》里的竺法师故事有很大不同，前者是两人都信佛，只是对佛教鬼神的教理有些疑惑，死了在阴间得到证实。后者则不同，王淮之尚儒业，不信佛，死后知道了佛教不虚，醒过来现身说法，并表示佛教不得不信，算是对他生前不信佛的言行的忏悔，他的灵魂皈依佛教了。这是一种温和的与儒家文化的较量。

对待道教徒，释氏的态度要坚决得多，这在《弘明集》里可以见出。在那里，佛教徒对道教徒的攻击针锋相对，语言极为尖刻。道教徒对待佛教徒也是毫不退让，他们曾联合王权势力，掀起一次次灭佛的浪潮，成为佛教立足中土最大的文化障碍。所以，佛教徒也援用神话予 以回击。《法苑珠林》引述了如下故事：

宋刘龄，不知何许人，居晋陵东路城村。颇奉法，于宅中立精舍一间，时设斋集。元嘉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父暴病亡。巫祝并云：家当更有三人丧亡。邻家有道士祭酒，姓魏名叵，常为章符，诳化村里，语龄曰：“君家衰祸未已，由奉胡神故也。若事大道，必蒙福佑；不改意者，将来灭门。”龄遂亟延祭酒，罢不奉法。叵云：“宜焚去经像，灾乃当除耳。”遂闭精舍户，放火焚烧。炎炽移日，而所烧者唯屋而已。经像幡?，俨然如故。 像于中夜又放光赫然。时诸祭酒有二十许人，亦有惧畏灵验密委去者。叵等师徒犹盛意不止，被发禹步，执持刀索，云：“斥佛还胡国，不得留中夏为民害也。”龄于其夕，如有人殴打者，顿仆于地。家人扶起，方余气息，遂痿躄不能行动。魏叵其时体内发疽，日出三升，不过一月，受苦便死。自外同伴并皆著癞。

道教徒的毁佛行为遭到了惨重打击，佛像之威慑力竟使毁佛者望而却步。这类故事是想筑起一道屏障，以护卫佛教，使之处于一个安全的港湾，以避免遭受灭顶厄运。

魏晋时期，鬼魂神话是主流，它有两个主题：一是回击无神论者，二是证明灵魂实有，轮回不虚。至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不仅局限于理论上，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佛像与佛寺的建立与毁弃是佛教兴衰的重要标志。佛教兴盛时，寺院林立，“南朝四百八十寺”，佛像金光闪闪，香火兴旺；一旦禁佛，寺院被捣毁，佛像被砸得粉碎。围绕佛像的去与留的抉择，成为拥佛与反佛尖锐冲突的一个象征。佛教徒们以神话来捍卫佛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回击反佛者的进攻，这样便产生了前面所引的道士魏叵焚毁经像而遭恶报的这样一类故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这样一种佛教神话，有力地维护佛教的神圣与不可侵犯。因此，我们把这类神话称为护教神话。

这类专门的护教神话故事集于《隋书·经籍志》子部、史部中著录九家，除北齐颜之推《冤魂志》尚存外，余书皆亡，有遗文可考者，南朝宋刘义庆《宣验记》，南朝齐王琰《冥祥记》，北齐颜之推《集灵记》，侯白《旌异记》，唐代则有《冥报记》《报应记》《宣室志》等，它们与《搜神记》《幽明录》等书相比，可谓专门的辅教护教之书。这类护教神话的大量出现，正表现出佛教与中土文化的冲突日益尖锐。在一定程度上，它体现了佛教徒面对武力毁坏的无可奈何。他们一方面想让毁佛经像者招致重罚，另一方面则对信佛者予以鼓励。尤其是那些曾毁佛而后又转为敬佛的人，他们也能得到福惠，这样便能争取更多的信佛者。

我们来看一些这种类型的故事。

史隽有学识，奉道而慢佛，常语人云：“佛是小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恒轻诮之。后因病脚挛，种种祈福都无效验。其友人赵文谓曰：“经道福中第一，可试造观音像。”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梦观音，果得差。（《宣验记》）[4]

勾龙义，间州俚人，唐长庆中，于郪县佣力自给。尝以邑人有疾，往省之，见写《金刚经》，龙义无故毁弃而止绝之，归即喑哑，医不能愈。顽嚚无识，亦竟不悟。仅五六年，忽闻邻人有念是经者，惕然自责曰：“我前谤真经，得此哑病，今若悔谢，终身敬奉，却能言否？”自后每闻念经，即倚壁专心而听之。月余，疑如念得数日。偶行入寺，逢一老僧，礼之。僧问何事，遂指口中哑，僧遂以刀割舌下，便能语，因与念经，正如邻人之声。久而访僧，都不复见。壁画须菩提，指曰：“此是也。”乃写经，画须菩提像，终身礼拜。（《报应记》）[5]

以上所引故事的主人都曾轻慢毁坏经像，皆遭报应，最后皈依佛门，顿时得到福报。当时对佛教的毁弃往往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运动，这些故事不好直接指斥这种行为，因为那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政治势力，便只好很含蓄地表扬了那些执行毁佛政策不力的人。如《纪闻》载唐开元十五年（727年），有敕令小佛寺拆毁，大者关闭。敕令所到之处寺像皆毁，然豫州新息令李虚好酒，平日嗜杀，但敕令到日正醉酒，负气使性，非出于敬佛，却抗令不从，以故一县佛宇皆全。死后因好杀该当重罚，李虚向阎王诉说全一县佛宇之功。阎王听毕大惊，即折去一生罪过，并延年三十，因而死又复生。[6]这类故事大量出现，并不意味着佛教的大发展，相反，它说明佛教面临了大困境，佛教徒们只是想以神话故事来解决一些现实难题。

至于经像的灵验程度则被高度夸张了，如勤诵经卷，勤礼佛像，在受难时会枷锁自落，刀劈不伤。这类故事直接来自佛典，佛教徒将其作为模式大规模复制，让人觉得仿佛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在这些神话故事里，佛经与佛像成了无上法宝，任何艰难困苦只要怀揣一卷佛经皆可安然涉险；任是罪孽深重，但只要造得经像即可除却。故事的恶性发展已严重损伤了佛教的修行之道，不勤加修持、遵守戒律，只靠一些粗浅的方便法门，就那么轻松地了结了重大的是是非非，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佛教，岂不丧失了它的严肃与神圣？这许许多多的应验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恐怕是佛教徒预先没有想到的。

至唐，佛教的护教神话——鬼魂神话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因为自魏晋以后，灵魂不灭和轮回属实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而佛教自南北朝至隋唐已发展到极致，它与中国本土文化冲突最尖锐的时代已经过去，儒道佛呈现出明显的融合态势。因此，护教的需求已在减弱，护教的神话便逐渐消失。佛教转而推出了自己的神话系统，亮出了自家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