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异端神话造就了中国文化中的新神话，它是中国神话的一场大革命，它的出现，标志着以图腾祖先与英雄为核心的旧神话的发展时代的结束，五帝的神话凝固成空壳，而一个新的神话时代到来了。夏、商、周三代的神话以祖先为核心并辅以图腾神话，各自的主神都是独立的，夏之社、商之帝、周之天，虽性质相近，然互不领属，新的王朝对前代神灵虽不能尽废，却往往以新的神逐渐取代前代的神灵，神在主流文化中的生命力显得十分短促。这种状况到汉代时开始改变了。

西汉时，人们从纷繁的先祖中理出了一个头绪，纵向传承的五帝神话一统地位形成了民族的共同历史，而横向的五帝神话则成为中国哲学基本理论的坐标。前者以《史记》为代表，给了不同种族集团向同一民族归化的文化准绳；后者以《吕氏春秋》《礼记·月令》《淮南子》为代表，成为天人合一的标准模式，成为一种上自皇家祀典，下至民间术数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神学文化基石，其影响甚为深远。两种五帝神话是古神话的终结。它的时空模式是中国文化的代表。

从时间上讲，五帝的连续统治是一种循环，是天道不变的精神体现，德治传统就是贯串在五帝纵向模式的一条主线，而血缘传统则须臾不离地围绕在德统的周围。血缘的统治总是以掌握仁德的法宝以行天道，而仁德又总是附着于血缘集团以求归宿。五帝是作为一个血缘团体而出现的。从黄帝、颛顼、帝喾到尧、舜，他们具有相同的血统，五帝是一家，这样看来行天道的不同组织都是同一血统。所以五帝神话是中华民族的血缘之本，更是德治文化的范本，故而认同这一谱系以求为其谱系下的一员，不仅在象征性的血缘关系上有一致性，更重要的是认同这一文化，即德治文化。

横向的五帝则使人在空间上每时每刻都受到五帝的统治，从天地东西南北一直统治到耳目手足、心肝脾肺，每一处都有一帝蹲着。在这种情况下，无所不在的五帝已成为左右人们生活的主宰。

两种体系的五帝神话将旧神话推向了极致，所以，它就此停止了发展的脚步，是古神话的终结。它以静制动，张开怀抱迎接着奔入的归化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熔炉。

汉统治者为寻找最高神作出了艰苦努力，但弄出来的主神却是那么脆弱，很轻易地就被否定掉了。不管是黑帝、赤帝、黄帝还是太一，他们都没有在主神的位置上坐稳。东汉时留下的昊天上帝是一个抽象的自然神，其人格形象十分模糊，也许因此他才能长留于最高神位。可这样一个形象模糊的昊天虽然名义上是王朝的保护神，其实仅为一个空壳，没有什么神话内涵，且仅为统治者所拥有，对老百姓的影响十分有限。

作为异端出现的新神灵，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滤去了祖宗特点，老子、佛祖、西王母都不是谁的祖先，所以能畅行于各个朝代获得广泛的拥护，可不受朝代、种族限制地被统治者选择用以作为主导文化。由于这些异端神话不重血缘性，因而获得更大的普遍性，可以超越种族超越时代。

其次，新神话打破贵族统治者的神灵垄断，民众可同皇上一样去面对佛祖与王母，神话也因而带上更多的共性，民间神话就是以新神话为起点发展起来的。

作为新神话，它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它往往是主流神话与主流文化最激烈的反叛者，虽然其反抗程度不一，但最具革命因素的火花就是从中迸发出来的，所以说，异端神话往往是革命的神话。

古神话的改造成型与新神话的发展是汉代神话的显著特点，无论是经过汉人总结的前人神话还是后人新创的神话，都是中国神话史上最重要的神话。汉代是中国神话承先启后的时代，是中国神话史上的一个关键环节。

[1]　《汉书·李寻传》，第2386页。

[2]　《汉书·李寻传》，第2387页。

[3]　《后汉书·襄楷传》，第728页。

[4]　《后汉书·襄楷传》，第726页。

[5]　《太平经》卷六十七，“正统道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3年。

[6]　《后汉书·五行志》，第2277页。

[7]　顾颉刚、杨向奎：《三皇考》，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中），第203页。

[8]　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8页。

[9]　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10]　《汉书·艺文志》，第1369—1371页。

[11]　《后汉书·祭祀志》，第2166页。

[12]　《山海经·西山经》，第59页。

[13]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2332页。

[14]　《汉书·五行志》，第1195页。

[15]　[日]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第一章，孙昌武译，中华书局，1993年。

[16]　转引自《水经注》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3册，0025c页。

[17]　梁启超：《牟子理惑论辩伪》，《中国佛教研究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附录三。

[18]　《后汉书·襄楷传》，第7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