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汉代的异端神话，我们还应该特别提到从西方传来的佛教神话。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说法不一。每种关于佛教传入的故事都夹杂着神话，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话。佛教以神话为先导开路，然后才将其教义传过来。

《广弘明集》引《列子》托孔子语，似孔子已知有佛理，此属无稽之谈。《佛祖统记》言秦始皇时，有西域沙门室利防十八人来传佛教，始皇以其异俗，囚之，夜有丈六金神破户而出，吓坏了秦始皇。此也后人所撰佛教神话，与秦代无涉。但有一事可与佛教传入及佛道神话有重要关系，这就是霍去病讨匈奴获一金人。《魏书·释老志》：

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之渐也。

此事不见于《史记·封禅书》及《史记·武帝本纪》。甘泉宫供神颇杂，立一金人当不足怪。《汉书·匈奴传》云：“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耆山千余里，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得休屠王祭天金人。”颜师古注曰：“作金人以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遗法。”霍去病获一金人是实，但这金人是不是佛祖呢？班固已明言为祭天金人，则此像非佛可知，颜师古所注乃受《魏书》的影响所致，然而这个西方来的金人无疑为佛教的传入作了心理上的铺垫。

明帝时代佛入说大致是可信的。《后汉书·西域传》《理惑论》《后汉纪》《魏书·释老志》所述明帝夜梦金人事可视为佛教神话传入的最初入口。《后汉书·西域传》云：

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像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

后来的文献也多谓是明帝遣使入天竺求佛法，最早的佛典《四十二章经》就是那时译过来的。

楚王英被认为是所知的第一个信徒，《后汉书·楚王英传》称其“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曾自入黄绢白纨三十匹赎罪。明帝诏报曰：“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则明帝时，佛教信徒已多有之。

关于明帝梦金人事，今人多有斥其非者，其间关键涉及牟子《理惑论》的真伪问题。《理惑论》全文收于梁僧祐编《弘明集》卷一，题为《汉牟融》，又注曰：“一云苍梧太守牟子博传。”此事人们一直未予理会。至明末胡应麟则开始怀疑此文是假的。近代梁启超作《牟子理惑论辩伪》，不仅否认牟子实有其人，并认为该书为后人伪造，说：“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17]一些佛学专家反对此说，包括周叔迦、胡适之、余嘉锡、汤用彤先生都认为此书是真的。就《后汉书·楚王英传》所载明帝诏看，佛教于后汉初已流行，传扬佛教神话实不稀罕。明帝非有突出地位，若六朝僧侣附会，何不选择光武？明帝有梦为寻常事，臣下附会以佛则也正常，放明帝梦金人事当是后汉故实，臣下以佛对则是借此宣扬佛教神话。所以《后汉书》《魏书》等必定是在前人传说的基础上记载下来的，并非空穴来风。牟子所宣扬的神话代表了早期佛教神话的面貌。

关于佛的神话形象，除了托傅毅之口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外，《理惑论》有答问称佛为：

盖闻佛化之为状也，积累道德数千亿载，不可纪记。然临得佛时，生于天竺假形于白净王夫人，昼寝梦乘白象，身有六牙，欣然悦之，遂感而孕。以四月八日，从母右肋而生，堕地行七步，举右手曰：“天上天下靡有逾我者也。”时天地大动，宫中皆明。其日王家青衣复产一儿，厩中白马亦乳白驹。奴字车匿，马曰犍陟，王常使随太子。太子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身长丈六，体皆金色，顶有肉髻，颊车如师子，舌自覆面，手把千辐轮，顶光照万里，此略说其相。年十七，王为纳妃，邻国女也。太子坐则迁座，寝则异床，天道孔明，阴阳而通，遂怀一男，六年乃生。父王珍伟太子，为兴宫观，妓女宝玩，并列于前。太子不贪世乐，意存道德。年十九，二月八日夜半，呼车匿，勒犍陟跨之，鬼神扶举，飞而出宫。明日廓然，不知所在。王及吏民莫不歔欷，追之及田。王曰：“未有尔时，祷请神祇。今既有尔，如玉如珪。当续禄位，而去何为？”太子曰：“万物无常，有存当亡。今欲学道，度脱十方。”王知其弥坚，遂起而还。太子径去。思道六年，遂成佛焉。

这个佛的形象虽有人间王子修道的一点史影，而其出生、形貌及行为均具神话色彩，后世传说的佛教神话的基本框架已成。牟子所述乃《修行本起经》的一个缩写本，因而把最根本的佛教神话展现在人们面前。西方神人以他独特的形象加入了中国的神话行列，引起了中国神话的强烈震**。

佛教神话的传入，首先冲击的是神仙学说。神仙家服药修道，祈求长生不死，而佛教追求涅槃境界，以人生为苦难，二者可谓格格不入。所以佛教进入中土，还没有跟主流文化冲突，倒是跟中土的异端交火了。他们首先要粉碎神仙不死之术，否则便无从立足。牟子开宗明义地说：“虽读神仙不死之书，抑而不信，以为虚诞。”又云：“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然斥神仙家虚诞，自己宣扬佛教也还得凭神话。牟子希望别人在学佛时说：“尧舜周孔且犹学之，况佛身相好变化，神力无方，焉能舍而不学乎！”他把佛说成了一个神通广大的神，而不是一个修行者，这当然是对佛形象的歪曲，但为了征服大众，以神话开路却是传播的最佳途径。

把佛的形象夸张得奇异，也遭“惑人”非难：“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何其异于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语，非实之云也。”牟子曰：“谚云，少所见，多所怪，睹骆驼言马肿背。尧眉八彩，舜目重瞳子，皋陶鸟喙，文王四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偻，伏羲龙鼻，仲尼反頨，老子日角月玄，鼻有双柱，手把十文，足蹈二五，此非异于人乎？佛之相好，奚足疑哉！”牟子面对攻击，只好借助中国传说的神话人物来反击，以将佛祖的怪诞形象合理化。佛教神话初入中土，只得处处依凭着孔老之书的可乘之机以求生存，故牟子口口声声都在列举孔老之言，而实质上都是在为佛教张本。

《理惑论》以三十七篇答问宣扬了佛教神话与粗浅的佛理，对种种非难，尤其是神仙学说展开了批判。在全文结束时这样写道：“于是惑人闻之，踧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矇瞽，生于幽仄。敢出愚言，弗虑祸福。今也闻命，霍如汤雪。请得革情，洒心自敕。愿受五戒，作优婆塞。”十分自得地宣扬了传道理惑的胜利，使“惑人”得以皈依。其实，“惑人”没有这样简单就接受了佛教，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还仅仅是开了个头，尖锐的斗争还在后头。

佛教传入之初，最高统治者并没有反对的意思，所谓秦始皇囚室利妨之说乃后人所伪托。佛教初入跟中国文化呈合作态度，《理惑论》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它依托孔老经典，在神仙学说发起攻击后才予以反击。汉家皇帝对此予以宽容，如明帝对楚王英之信佛显然持赞赏态度，桓帝“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佛教在汉代皇帝那里得到了崇尚。汉代的佛教，其底牌没有完全摊开。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佛教可能是跟黄老道有些相似的，所以人们往往把黄老、浮屠连称。如楚王英并好黄老、浮屠，而桓帝时宫中同立黄老、浮屠祠。按照襄楷的理解，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18]。这样的佛教可谓无害于统治，不可能像太平道那样刮起强大的反叛风暴，相反，它还有利于社会安定，与太平道、西王母崇拜相比，它要温和得多，所以统治者接纳了它。

这样，作为一种异端的外来佛教神话，在中国一开始并没有被主流文化所排斥，而且被安然地植入中国文化的母本上。

同样作为异端文化，黄老道对佛教忌讳颇深。摆出老大姿态去凌压佛教，这种表现首先是神话的表现。《后汉书·襄楷传》中襄楷上书有称：“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大概就是所谓“老子化胡”的先声，成为后来道佛两教神话冲突中的一个重要话题。道佛两教神话冲突的序幕于是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