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太平道及其神话

汉代在黄老之学为正统思想的统治期间，儒学便是异端。而武帝后，儒学渐为正统，黄老则为异端。故自武帝以后，以儒学神话反皇帝问题不大，但所托非儒，则有殒命之虞。匡衡、谷永论灾异，振振有词，皇帝无可奈何，但有所托非圣典者，便立刻刀斧相加。这种不同的遭遇说明，神学异端是不容许张扬的。

成、哀之际，以《春秋》言灾异纷纷然，言汉运将尽者也纷纷然，一般可保性命。可这时杀出了另一条路子的反叛者，则命运颇惨，他们编造的神话与学说逐渐走了下层路线而产生了重大影响。

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下教我此道”。这一套神话的来路不是从孔子为汉立法，从《春秋》灾异里推出来的，它依据黄老仙道一路，显然是异端。汉宗室大儒刘向奏甘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未断病死。甘忠可虽没有被杀，但若不是生病自了，也免不了一刀。[1]

甘忠可传了几个弟子，如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这几个人再私下传授那赤**之说的《包元太平经》，连好《尚书》灾异的李寻也乐此道，谶纬派系的人开始向仙道渗透。哀帝时，夏贺良又言赤**之谶，言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刘向之子刘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哀帝因病倒自己改元易号了，称“陈圣刘太平皇帝”，是迎合太平道的趣味，把自己作为“太平盛世”之主，以压制太平道势力。但改号后还是犯病，夏贺良等欲再托赤**有所动作，欲推李寻等辅政。大臣及哀帝这次起了杀心，把夏贺良等下狱，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罪伏诛[2]。因为他们是异端。

但《太平经》一路并没因杀戮而遭遏制，它依然在潜滋暗长着。在混乱的现实中，托天帝之口许诺太平盛世，这便是太平道，原始的道教，其经书为《太平经》。到东汉时，《太平经》再次被送到了皇上的案头。《后汉书》云：

初，顺帝时，琅玡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3]

《太平经》成为民间宗教的经典，它像一把火炬，点燃了向往太平、反对乱世的火焰。东汉时，原始道教所掀起的这股反汉的风潮，与西汉时有很大不同。它是老百姓发起的，不同于西汉时以外戚集团为主导的反叛。原始道教的成功，在于它渗透到百姓的心目中去了。只有得到民众的认同，宗教的神话与教义才真正有了生命力。传扬于皇族和士族间的谶纬神话随着政治势力的瓦解便消散了。当一种宗教有生命力时，其神话的生命力也是强大的。它伴随着超越现世的理想，代代传承。自甘忠可造《包元太平经》至宫崇献《太平清领书》，其间百余年；前者因“左道”下狱，后者上书时被斥为“妖妄不经”，可见这样的迫害不仅没使“左道”消歇，相反却呈愈演愈烈之势。

桓帝时，襄楷又将于吉的神书奏上，强调：“前者宫崇所献神书，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其文易晓，参同经典，而顺帝不行，故国胤不兴，孝冲、孝质频世短祚。”[4]仿佛皇家的不幸，全是没按《太平经》办事造成的。这本“神书”就是原始道教的《太平经》，它自下而上，直冲皇家的宝座。

等到这本《太平经》到了张角的手里，情况就有很大不同了。太平道已不再是小规模的经书传承，企图让皇上接受以行其道的主张了。张角实行了大规模的传教活动，在民间底层传播，建立了较严密的组织体系，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夺取天下的活动。《后汉书·皇甫嵩传》云：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标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之。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这种由宗教活动进而发展为武装暴动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它为反抗强暴、追求理想社会的武装和文化行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其中除了严密的组织外，理想切合民心、崇拜独特的神灵是太平道迅速成长的两个重要因素。

耶稣对待富人是要求他们把财物分给穷人，否则进不了天堂。基督教因此获得了信徒。太平道有“六罪说”，其中一罪便是不肯救穷周急。《太平经》说：

或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或身即坐，或流后生。所以然者，乃此中和之财物也，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穷。今反聚而断绝之，使不得遍也，与天地和气为仇。或身即坐，或流后生，会不得久聚也，当相推移。[5]

这显然是穷人的福音。他们渴望在饥寒中得到救助。但《太平经》并不是懒人哲学，它认为，人天生应自食其力。凡因懒惰不自食其力以遭饥寒而仰人供给者，也为六罪之一，罪当死。《太平经》所说的富人系指贪婪的不劳而获的官吏，他们被称为“食中之鼠”。他们拥有的钱财是搜刮而来的，当然在百姓有急的时候就应该周济百姓。这种带有平均色彩、共同富裕的理想图画，其实是最动人的神话，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信徒加入太平道的行列。

但我们不能认为《太平经》就是一本纯粹的平民的福音书。它要献于皇上，没有治国安邦之术是不行的。

太平道所信奉的神灵是复杂的。它有一个神灵系列，即：一为神人，二为真人，三为仙人，四为道人，五为圣人，六为贤人。此皆助天治也。神人主天，真人主地，仙人主雨，道人主教化吉凶，圣人主治百姓，贤人辅助圣人。这一神系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儒家圣贤等而下之，处六类之末，神、真、仙、道高居其上，强化了太平道的神权地位；二是神、真、仙、道系统将传统的天地风雨神灵结合在一起，欲将自己的神系取代天地神灵以为治，其用世之心十足。《太平经》的主要内容多托真人与神人的问答以出。真人又称神人为天师。但是，神人也好，真人也好，都不是真神，只是神人而已。

太平道的真正主神应是太一。《太平经》卷九十八所述太一，“因为天地神明毕也，不复与于俗治也，乃上从天太一也。朝于中极，受符而行，周流洞达六方八远，无穷时也”。这个太一跟武帝的那个太一不一样。在武帝那里他是最高的上帝，是皇家的保护神，与五帝成搭档，而在太平道中，他与五帝无涉，名称也发生了变化，叫中黄太乙，同符运谶纬相结合，成了取代汉运的神主。《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载黄巾移书曹操曰：“昔在济南，毁坏神坛，其道乃与中黄太乙同，似若知道，今更迷惑。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中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汉运将尽，黄家当立”成为一个广为传诵的谶语，而这一谶语又挟带着太乙的声威，所以便更具冲击力。黄巾军所到之处民众多望风归顺的原因就在于此。

不仅乡村广传黄天当立，城里也有类似的神话传扬。《后汉书》载：“熹平二年六月，洛阳民讹言虎贲寺东壁中有黄人，形容须眉良是，观者数万，省内悉出，道路断绝。到中平元年二月，张角兄弟起兵冀州，自号黄天，三十六方，四面出和，将帅星布，吏士外属，因其疲餧，牵而胜之。”[6]黄天的神话已铺天盖地，吞没了奄奄一息的后汉王朝。

太平道的主神太一虽没有在道教神系中坐上第一把交椅，但他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加入了道教的神话系统。其原因主要在于太平道强烈的反叛色彩遭来残酷的镇压，使本身的势力大减。被统治者所接受的道家派系主要是五斗米道一系，所以，其主神来自五斗米道所崇拜的主神太上老君，太一成为旁支。

本来，自汉武帝至王莽时，太一神位已达极致，但到了光武帝继位时，太一便从最高神中被神秘地删除了，这是不是因为甘忠可所献《天官历》《包元太平经》中太重视太一了呢？甘忠可献上神书后称“天帝使真人赤**，下教我此道”，这“天帝”当就是太一，因为当时他是最高神，甘忠可要托公认的最高神才有力量。甘忠可的天帝也讲汉运已尽，当更受命，同黄巾的中黄太乙一样表现出对汉运的否定。光武帝好谶纬，但对图谶作了整理。他选择并制作的是孔子系列的谶纬之书，这一系列是孔子为汉制赤统；太一赤**系是说汉要退位，当然要排斥。甘忠可利用太乙曾宣扬汉运将尽，在东汉又故技重演，都是《太平经》的学说，都是太乙所主，所以光武帝便于皇家祀典中剔出太乙，太乙就这样一下子成为在野之神了。

关于太一的地位浮沉，顾颉刚、杨向奎曾有论述，他们说：“太一由方士之力起家，赖汉武帝的好神仙，渐渐升到了上帝的地位；不幸，自从王莽们给他加冠之后，反把他的本来名字埋没了。后来虽然由隐复显，由整而分，究竟没有回复到原来的身份。然而失于彼者得于此，虽不见容于政治舞台，却还有宗教的出路。”[7]这段话没把握住太一浮沉的根本原因。太一地位的下降，跟王莽没有直接关系。王莽治明堂，光武帝也治明堂，光武不祀太一，显然是跟太一谶摧毁汉室有关，故光武帝取孔子谶而废太一谶，太一自然被逐出最高神位。他之所以不见容于政治舞台，是因为他乃异端势力之神。他在道教中依然活力强盛，虽然不入“三清四御”之位，但以“太一”命名之神有数十辈，成为道教神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