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武帝后迷信愈演愈烈，由于罢黜百家，不再有制衡儒学迷信的力量，统治者好以此道自我装点，而叛逆者又欲以此张大其势，儒生们逢着一个难得的用武时机，抛出了铺天盖地的谶语纬书。谶纬神学成为武帝以后一场最大的神话运动。

谶是一种体现天意的神秘预言，纬则是对经书的一种神学解释，大抵谶出较早，如秦时之“亡秦者胡也”，以及持璧者言“今年祖龙死”，及陈胜所布之“大楚兴，陈胜王”，虽嫌直露，皆谶之滥觞。古《易》学之卜筮，所谓周公占梦书及形形色色之推往知来术，若可验证者，均可称为谶。但这些并不全同于汉代的谶纬。汉谶纬是打着解经的牌子，宣扬一些神秘的预言，以为维护或破坏现有秩序找到神学依据。故谶纬是一种特殊的预言：它总是假托孔子，演讲经典，为汉立法。它大盛于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何以武帝后谶纬大起呢？它是不是武帝宗教神话的延续与发展？不是的。武帝建立泰畤与后土祠，改正朔易服色，正黄统，确立黄帝共祖地位，已取得宗教神学中划时代的胜利。他以独特的神话跟秦划开了一道鸿沟，诀别了秦制，这一巨大的文化功绩是难以估量的。但是，皇家祀典规范不严密，因人设教，则会导致人死教毁，最易引起崩溃失范。大一统社会建立起来后没有成为一个超稳定结构，其分裂势力始终作用着，尤其是当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放松时，反对势力必将共起而与主流文化抗衡。西汉后期，阶级矛盾激化，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派系间的矛盾也呈表面化。谶纬神学之本质是汉王朝中央统治与地方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它体现着这一时期的文化变迁。挑战武帝时神系与汉神系的应战是西汉谶纬神学的核心内容。

武帝在世时大展了一番宏图，但四处征战，弄得国库空虚，挣来的家当在他手里也花光了，需要再来一番休养生息。

昭帝继位时八岁，幼子不晓政事，国库空虚，人们对汉家的天下失望，于是，一种汉家须让出王位，新天子出于庶民的舆论滋长出来。通过神话，这种反叛意识传播很快。受教于董仲舒的儒者眭弘便以谶语上书皇上，竟要汉廷选贤禅以帝位。这件事情的本末是这样的：

孝昭元凤三年正月，泰山莱芜山南匈匈有数千人声，民视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围，入地深八尺，三石为足。石立后有白乌数千下集其旁。是时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孟（眭弘字）推《春秋》之意，以为“石柳皆阴类，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岳，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长赐上此书。时，昭帝幼，大将军霍光秉政，恶之，下其书廷尉。奏赐、孟妄设妖言惑众，大逆不道，皆伏诛。[3]

这件事绝对是一个谶纬制作，且矛头指向的是汉家的统治，所以谶纬虽然迷信，但不能说反动。起初还是儒生们要革汉王朝的命。顾颉刚先生称眭弘是“一个民众革命思潮中的牺牲者”[4]，肯定了他的革命性，但称民众革命似不妥。眭弘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的读书人，且是一个企图以谶纬动摇汉家天下的儒生，所以当时的革命实际上是儒生的革命。

宣帝即位后，欲为武帝立庙，长信少府夏侯胜公开反对，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5]夏侯胜下狱遭迫害势所必然。后臣下请宣帝尊武帝庙为世宗庙，且巡幸郡国四十九处皆立庙。宣帝是要继承武帝传统有所作为无疑。宣帝是中兴之主，所行为“霸王道杂之”。他谨奉传统的祀典，定期礼神于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雍五畤。宣帝是武帝政治与宗教的忠实继承者。宣帝在位期间，不知有多少次“凤凰祥瑞降集”，每次凤凰降集，他总是下诏，先是自吹自擂一通，随之下令不得探巢取卵，弹射飞鸟，以免坏了凤凰祥瑞；又兴修太一、五帝、后土祠，或封赏吏民，救济贫困，以得天瑞的喜讯布告天下。这种皇家频繁的祥瑞意在反击谶纬的负面因素，确信汉还是得天正统的。

皇帝既可以祥瑞证自己为真龙天子，治太平盛世，臣下也可以灾异言汉祚将尽。这时，谶纬便显出强大的破坏力量，它是皇家政治神话的反动。元帝时国势渐弱，而豪强渐起，老天也不帮忙，“灾异并臻，连年不息”[6]。与宣帝时之下诏言瑞报喜不同，元帝的诏书总是语调阴冷地报告灾难，摆出怜悯姿态，对灾民表示出深深的同情。元帝也采取了一些救难措施，然大厦将倾，似已无力扶持。虽到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及雍五畤去祭神，可神帮不了他。时有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7]。京房《易》的这种阴阳灾变学说，即《易纬》所本[8]。这时的谶纬，便直向皇帝发难。京房对元帝说：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9]

这一番毫不客气的直斥已表明元帝是不合格的皇帝，汉天下已摇摇欲坠，只差说要改朝换代了。温和的元帝也承认天下是“亦极乱耳”，没杀京房，但还是将他贬出了朝廷。

京房去至新丰，怕遇害，于是据《易》制谶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10]在这段话里，京房先是自称道人，要说明自己的谶语是何等的灵验。他又怕元帝杀了他，希望元帝不要让他弟子的话兑现。可见弄谶纬的人一个个都提心吊胆地活着，他们重新成了异端势力，是被绞杀的对象。

谶纬之说正形成了与皇家权势的对抗。京房作《易传》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立于水，圣人；立于泽，小人。”[11]又云：“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亡子。”此事殆承泰山大石自立，昌邑社木枯而复生而发。眭弘曾为此殒命，京房借着这一神话旧题，推出了“庶士为天下雄”的口号，动摇着汉王朝的统治地位。

元帝时儒生多以汉家宗庙祭祀不合古礼，意欲更张。自高祖至元帝时，鬼神祀日益膨胀。天地山川之神庙处长安及郡县共683所，雍秦旧祠203所，汉祖庙在郡县也达167所，在京师176所，另有天子太后陵寝无数。这么多的神庙祖庙，需一支很大的神职队伍方能供奉。仅祖庙一项，一岁祠，上食24,147人，养牺牲之卒不在数中[12]。汉代的宗教祭祀纷繁泛滥了。韦玄成做丞相，议罢毁郡国庙及该罢之祖庙，太上皇、孝惠帝诸寝庙遂罢。后元帝生病，梦神灵谴责他罢了庙祠，求复之。匡衡等初不可，因元帝久病，匡衡害怕了，先是祷于高祖、文帝、武帝庙求各保佑元帝康复。又乞于被毁庙，愿自受其罪，也望保佑皇上疾病平复。皇上一病数年，只好赶紧把被毁的祖庙复兴起来，只是郡国之庙废而不兴。这场巧合似乎把祖庙弄神了，坏了庙就生病。可修好了庙元帝还是死了，这下匡衡壮了胆，奏除了亲未尽者，孝惠、孝景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灵后、昭哀后、武哀王祠，悉罢勿奉。成帝认可。汉祖庙一下子删去大半，仅留高帝太祖、文帝太宗、武帝世宗三庙及亲亲者四代计七庙。哀帝时，又有儒者议毁武帝世宗庙，朝廷上为此展开了激烈争论。毁庙之制古代究竟如何不得而知，汉时儒生们的这场毁庙运动发生在西汉衰败时期，应该看作一种倒汉行为。尤其是人们总是把矛头指向武帝这个汉文化的真正奠基者，这种意图就更加明显。

在毁祖庙的同时，捣毁神庙运动也展开了。匡衡还是这场运动的急先锋。他不是不信神，而是不愿信武帝时所奉的神。他要用他心目中的神话去击溃既有的神学秩序。

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上奏曰：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天之于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飨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宫，即于云阳立泰畤，祭于宫南。今行常幸长安，郊见皇天反北之泰阴，祠后土反东之少阳，事与古制殊……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长安。[13]

匡衡等提出倡议，群臣议论纷纷。右将军王商、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五十人引古礼附和之，成帝同意了这一动议。匡衡又以尚质为由，尽去原甘泉泰畤紫坛纹饰，泰坛周围的五帝坛、群神坛及仙化祠皆罢不修，雍五畤、陈宝祠也不修。南北郊重建后，成帝开始在南郊祭天。匡衡、张谭再奏，将长安及郡县神祠683所中选出208所应礼者保存外，其余475所神祠一律罢除；又将雍秦旧祠203所仅留15所，余皆罢之。高祖所立梁、晋、秦、荆巫、九天、南山、莱中之属，及文帝之渭阳五帝祠，武帝时薄忌太一、三一、黄帝、冥羊、马行、泰一、皋山山君、武夷、夏后启母石、万里沙、八神、延年之属，及宣帝之参山、蓬山、芝罘、成山、莱山、四时、蚩尤、劳谷、五床、仙人、玉女、径路、黄帝、天神、原水之属，皆罢之。这是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神仙之属摧毁殆尽，杂祀也多拔除，汉家神坛删繁就简，清爽多了。

这场宗教改革的首领是儒生匡衡，匡衡扮演巫史角色，虽是罢祠，但也是神坛主持者，汉儒同神结缘很深了。匡衡迁甘泉泰畤及河东后土祠的那段太阴少阳之论，在《易纬》里都能找到。《易纬稽览图》即对太阳太阴、少阳少阴有论，如言“降阳见南，迎阴见北”，即南阳北阴论。《易河图数》：“东方南方，生长之方，故七为少阳，八为少阴，西方北方，成熟之方，故九为老阳，六为老阴。”[14]匡衡称东方少阳，北方泰阴，与纬书同声相应，纬书成为儒生干预国家祀典的工具。

谶纬是儒生们编的神话，它要真正渗透到国家神话中去。武帝时虽然说是“独尊儒术”，其实儒术并未独尊。武帝不好仁义，好征伐，虽敬天地，更重仙道，而经济上则专利，行盐铁官营，根本违背儒家不与民争利之旨，所以宣帝说得好，汉家自有汉家法度，王霸道杂而用之，因而儒生即使在武帝后也未受重视。西汉末，儒生们想取得主导地位，抓住灾异及谶纬之术，欲从神话这一角度突破，取得真正的政治支配权。

匡衡改革神庙，也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众庶多言不当变动祭祀者”。刘向初是旧礼的维护者，他说：“古今异制，经无明文，至尊至重，难以疑说正也”，并引《易大传》言“诬神者殃及三世”，成帝悔恨不已[15]。此时成帝已无大权，想恢复旧祠而无门，后因无嗣故，便令皇太后诏有司，言武帝所兴之神畤如泰畤、后土祠及原雍五畤曾降福汉世，福流至今，今皇帝宽仁孝服，无有大愆，然无子嗣，思其咎错，乃徙南北郊，有违先帝之制，失天地之心，以妨继嗣之福。令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以及雍五畤、陈宝祠等。成帝亲郊如前。接着又将长安、雍及郡国之神祠的一半恢复起来。这是一场宗教神学的复辟，皇家神话以回复旧观来表达对儒学神话的回敬。

成帝晚年特好鬼神，方士儒生上书言祭祀之辈，在长安聚了一大批，消耗大量钱财，重煽鬼神迷雾。成帝好色好酒，且亲近小人。时外戚专权，汉江山落入外戚之手的趋向十分明显。儒生或抨击外戚，或附和外戚，均借谶纬开路，其共同点都是对皇帝不满。

谷永是精于《京氏易》之儒，“善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略相反覆，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党于王氏，上亦知之，不甚亲信也”[16]。起初，谷永以灾异警告成帝无子是因为成帝好色，不遵夫妻之道。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冬地震日食同时发生，谷永对成帝说：“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萧墙之内，二者同日俱发，以丁宁陛下，厥咎不远，宜厚求诸身。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错，屡失中与？内宠大盛，女不遵道，嫉妒专上，妨继嗣与？古之王者废五事之中，失夫妇之纪，妻妾得意，谒行于内，势行于外，至覆倾国家，或乱阴阳。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17]这也是单刀直入，毫不客气。成帝召见了谷永，认为他所说不一定对，又令诸方正对策，谷永深为不满，对皇上说：“臣前幸得条对灾异之效，祸乱所极，言关于圣聪。书陈于前，陛下委弃不纳，而更使方正对策，背可惧之大异，问不急之常论，废承天之至言，角无用之虚文，欲末杀灾异，满谰诬天，是故皇天勃然发怒，甲己之间暴风三臻，拔树折木，此天至明不可欺之效也。”[18]谷永大言不惭，说自己所说是“承天之至言”，并特别指出，日食地震是皇后贵戚专宠所致。

此时外戚王凤为大将军，专权，朝臣多议论。谷永对皇上已失信心，转而附王凤，阴欲自托，故又在皇帝面前说“不可归咎诸舅”云云。王凤遂擢谷永为光禄大夫，谷永奏书感激涕零，表示愿做死士以报恩施，儒士与外戚于是结成同盟。儒生欲掌管天下无此能力，外戚欲篡权而又师出无名。两者结盟后一个造舆论，一个去实施，在瓦解西汉统治的过程中，二者配合颇默契。当时，谶纬神话是主要的文化武器，兼以“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昭帝以来的匹夫将为天子的预言同各种神秘的灾异故事联系在一起，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样，刘家江山就坐不稳了。

外戚王氏自王凤起，势力日大。王家计出五大司马：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王莽，他们是借助儒生的谶纬神话去弄垮西汉王朝的。

甘泉泰畤与河东汾阴后土祠是武帝所立的具有代表性的皇家神祠，可在后期儒士们看来是“违阴阳之宜”的建筑，匡衡奏撤销之以建南北郊。成帝以无子嗣复之，儒生们还是揪住不放，坚持取缔泰畤和后土祠，恢复南北郊。杜邺说大司马王商“复还长安南北郊”，振振有词。成帝至死无子，说明泰畤、后土祠无效，于是南北郊恢复，泰畤、后土祠又废。哀帝即位又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三年后哀帝崩，平帝立。王莽再奏泰畤不合古制，复南北郊。这次王莽的发言有了根据，因为他发现了一部《周礼》，据说是周公所作，后来失传，秦汉以来一直没有露面，所以祀神礼制都没法跟《周礼》相合。王莽说：

谨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称地祇曰后土，与中央黄灵同。……宜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19]

后来，王莽又奏立社稷，以夏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自此，由匡衡发起的宗教整顿已经完成，武帝时建起来的神统已悉数颠覆。汉皇家神坛的这场变故实际意味着汉王朝的覆亡。

王莽幼孤贫，受《礼经》，博学，可谓儒生出身。时刘向父子为大儒。刘向为皇室宗姓，看见外戚专权，极为愤慨，常引田氏代齐、三家分晋警告成帝，言语十分尖锐，直斥外戚的专权行为。昭帝时的泰山卧石自立、僵柳复起的预言神话一直没有停息，刘向不像眭弘据此要汉皇退位，但也提出此兆重现，希望皇上自新自强。可惜成帝太不中用，不能行之。刘向敢于讥刺王氏，对刘家天下忠心耿耿，但他的儿子刘歆就不同了，他不仅不关心汉室，还党与王氏，帮王莽“典文章”，后为“国师”。儒生已向王氏外戚投降了。

王莽上台主要是通过谶纬神话造舆论。本来到王莽时汉为尧后，有传国之运，庶民将为天子的预言已满天飞。王莽再制造一些上台的符命，跟这个大背景很协调，很容易达到目的。平帝年纪轻轻，王莽秉政，群臣奏王莽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平帝死后，王莽选了一个只有两岁的宣帝玄孙刘婴为皇帝。这时，有人浚井得白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上书“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这一符命使人们都推王莽如周公行摄皇帝之事，王莽已实为皇帝。刘家人看见王莽这般作为，知道这安汉公没安好心，必危刘氏而夺汉室。有刘崇等人发动了一场武装斗争，没成功。连刘崇族父刘嘉都到王莽那里去认了罪，可见刘氏大势已去。此事过后，群臣觉得有人反叛是王莽权轻，宜尊重以镇海内，太后诏莽为“假皇帝”。东郡太守发难，立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讨王莽，也不成。

王莽要化假皇帝成真皇帝，又制符命，著名者如齐郡新井。关于新井的符命是这样的：刘京上书说齐郡有亭长，一暮数梦天公使者，天公使者说：“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当有新井。”亭长第二天早晨看见亭中果有新井。还有所谓巴郡石牛、扶风雍石的符命等，拍马屁者纷纷献符[20]。有儒生哀章好为大言，作铜匮为两检，署其一曰“天帝行玺金匮图”，一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某为高祖，书意王莽为真天子，把王莽朝廷的班子都排好了。王莽便做了真皇帝，改正朔，易服色，上黄，定天下号为新[21]。西汉天下就在符命打击下灭亡了。西汉灭于王莽，王莽得势又得益于儒生推波助澜，西汉的儒生是革命者，是西汉王朝的掘墓人。

哀章所作的铜书颇有意思：他尊高祖为赤帝、王莽为黄帝。按说黄统早已为武帝所占有了，新朝还行黄统干什么？这里我们便明白了王莽等竭力否定武帝神统的用意了，只要把武帝的所作所为说成不合制度，那么王莽的尊黄就有办法解释了。为了肯定汉的赤说，刘歆作《世经》[22]，以五行相生之说，从太昊木德始，木生火，炎帝继之，继炎帝者为黄帝土德，继黄帝者为少昊金德，继少昊者为颛顼水德。这是一个轮转，然后从帝喾、唐帝、虞帝、伯禹、成汤再来一个轮转。周武王再从木德始，秦不算，汉高祖伐秦继周，为火德。这样汉与新就是火生土，所以，王莽要行土德，把古史系统都改变了。

在《世经》系统里，对王莽至关重要的就是唐尧为火德，虞舜为土德。而汉为尧后之说已传甚久，王莽则称是虞后，尧之禅舜故事的重演就是高祖授金策于莽传国运。王莽说：“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禅于唐，汉氏初祖唐帝，世有传国之象，予复亲受金策于汉高皇帝之灵。”[23]这场夺权方式不是军事的，而是文化的，严格地说是神话的方式，儒家经学神话的方式。

《春秋》一书也为王莽夺权帮了忙。王莽说：“自孔子作《春秋》以为后王法，至于哀之十四而一代毕，协之于今，亦哀之十四也。赤世计尽，终不可强济。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隆显大命，属予以天下。今百姓咸言皇天革汉而立新，废刘而兴王。”[24]这就是孔子为汉立法，鲁运至哀而尽，汉也至哀而亡，新代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书》之禅让，《春秋》之气数，都恰到好处地配合着符命成为王莽得国的工具。神话化的儒家学说第一次真正地在政治生活中显示了它的力量。

客观地讲，王莽得天下也是历史的必然，在当时确为众望所归。王莽之败在于他上台后的经济行为不当，而这经济行为又出于扼制豪族大姓势力的政治目的，如王田不能买卖、五均六筦之制等，豪强失望，当然要奋起反抗，否则，他的垮台不会那么快。

说王莽政权仅仅是被农民起义摧毁是不全面的，王莽面临的主要劲敌是刘氏旧族及其他豪族势力。王莽上台之初因用了高祖赤帝受金策之符应，尊高祖庙为文祖庙，并表示汉帝在京师之庙不罢，还要祭祀如故。但为时不久便去毁了武帝和昭帝的庙。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说梦见长乐宫铜人五枚起立，莽恶之，念铜人铭有“皇帝初兼天下”字样，即命工匠凿去铭文，又遣虎贲武士入高庙，拔剑四面击刺，以斧斫毁户牖，桃汤赭鞭鞭洒屋壁，然后将高庙改为兵营。[25]王莽此举是欲破坏高庙神性，扫**刘氏的神灵保障，可见刘氏的势力对王莽的威胁是最大的。

谶纬神话帮助王莽得了天下，可谶纬也能覆灭新莽天下，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有王况为李焉反造出谶言：“荆楚当兴，李氏为辅。”[26]弄得王莽十分惊慌。绿林赤眉起义，刘氏旧族纷纷起兵反新，一场倒王运动掀起来了，而舆论恰恰是王莽使用过的谶纬，可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西汉的谶纬弄垮了西汉王朝，也弄垮了新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