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与先祖在远古是同一的，这种作风在殷商时期尚存。周代将天神与祖先一分为二，造成了一种政教分离的契机。由于神权的退缩，整个周秦时期，宗教在政治生活中始终居于从属地位，所以当时最高神的神话本质是政治神话。它并没有引起整个民族成员的关注。泰畤里的太一与老百姓有什么相干呢？严格地说，它与多数诸侯以及郡县官僚也不相干，他们没有资格去祭祀太一，所以太一这一主神并不与老百姓发生直接联系。这也就是说，最高神并不成为凝聚共同体的精神产物，政治神话承担不起这一责任。

联结中华民族统一体的是原始时代所传下来的祖先神话与图腾神话。它们在秦汉时期表现为历史神话，它将古神话融为一个历史系统，使原先纷繁的部族群体尊奉同一祖先，承认这一系统便意味着是一大家族中的一员。中华民族形成了一个可以汉王朝名字命名的全新的民族——汉族。它张开怀抱，不断迎接新的成员加盟。

汉人把共同体的共祖定为谁呢？

一朝统治除了郊祀封禅外，更需要一部历史将王朝的合理性法典化。若是秦朝修史，可能是白帝为始祖。但秦朝忙于征战和大兴土木，无修史意。自汉高祖至文景帝统治期间，质木无文，也没有修史的念头。武帝时这种情况变了。董仲舒斥责汉初以来的制度曰：“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52]把汉初的所作所为骂得一钱不值，武帝听后当然非常高兴，因为他要做汉制度的创造者。董仲舒提了一通改正朔、易服色的主张，武帝也格外兴奋。不过董仲舒在五德转移学说的基础上搞了个三统循环论，认为历史为黑、白、赤三统循环，其间无黄，难以应汉为土德说，故也不得重用。但董氏公羊大一统学说影响了一代人。史家司马迁深受其影响，在《太史公自序》里自称是“余闻董生曰”云云，奉董仲舒为老师。司马迁著《史记》从何处开始着笔，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可以说任何一位列于起始的人物都不可能是最早的人物。司马迁承袭董仲舒《春秋》公羊学大一统学说，厚今薄古，避免了把历史无限拉长之病。董仲舒空疏的学说很少有被武帝所用的，但其历史观在司马迁那里被贯彻了。董仲舒论周礼制时说：“周人之王，尚推神农为九皇，而改号轩辕，谓之黄帝，因存帝颛顼、帝喾、帝尧之帝号，绌虞而号舜曰帝舜，录五帝以小国。下存禹之后于杞，存汤之后于宋，以方百里，爵号公。”[53]这是越远古地位越低，越不受重视。黄帝以前之九皇，仅作附庸，再朝上，其后为百姓，便不予理睬了。由此可见，古史虽然很长，但远古先祖不入祀典，九皇以上，附庸之外不足论。董仲舒开出了一个清楚的古史谱系，五帝定为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位。当时关于黄帝的传说，用司马迁的话说叫作“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司马迁独取《五帝德》与《帝系姓》系统，是直接受董仲舒的影响所致，也是时代崇尚儒学的结果。司马迁以“六艺”来作为取舍的准绳，所以《大戴礼记》的体系就成了唯一可靠的选择。司马迁据此而作《五帝本纪》，言“神农氏世衰”，径从黄帝始，黄帝便定为中华文明的开山祖。由于《史记》的杰出地位，再经《风俗通义》《白虎通义》的两度强化，他人虽欲以自己的古史系统来替代“五帝本纪”，均无果；后人补“三皇”于其上，也无从易五帝之位。黄帝为中华民族之祖遂法典化。

黄帝成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并不是真正的血缘祖先，而是一文化标志，认同它就是认同同一文化，同时也认同了同一集体，而自觉地成为这一集体中的一员。对中华民族来说，黄帝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太一。太一作为最高神仅在汉代的一个时期里地位卓著，而黄帝却影响千秋万代，它是这个民族不致分裂的内在保障。在中国，上帝之位屡易其主，而黄帝之基却坚如磐石。他是中国神话里的真正主角。

这就是汉代神话里的两件大事：重建了王权的最高神——太一；确立了民族的共祖——黄帝。

[1]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70页。

[2]　[美]威廉·H. 麦克尼尔：《神话-历史：真理、神话、历史和历史学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5页。

[3]　[德]谢林：《中国——神话哲学》，[德]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5页。

[4]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68页。

[5]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75页。

[6]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76页。

[7]　马非百：《秦集史》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第729页。

[8]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72页。

[9]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81—182页。

[10]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88页。

[11]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89页。

[12]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82页。

[13]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87页。

[14]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185页。

[15]　《史记·高祖本纪》，第248页。

[16]　《史记·高祖本纪》，第248页。

[17]　《史记·高祖本纪》，第261页。

[18]　《史记·封禅书》，第1177页。

[19]　《史记·封禅书》，第1177页。

[20]　《史记·封禅书》，第1177页。

[21]　《史记·封禅书》，第1177页。

[22]　《史记·孝文帝本纪》，第302页。

[23]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1948页。

[24]　《史记·封禅书》，第1179页。

[25]　董仲舒：《春秋繁露·符瑞》，“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80页。

[26]　《史记·封禅书》，第1179页。

[27]　《史记·封禅书》，第1179页。

[28]　《史记·封禅书》，第1180页。

[29]　《史记·封禅书》，第1180—1181页。

[30]　《汉书·景帝纪》，第313页。

[31]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2]　《史记·孝武本纪》，第323页。

[33]　《史记·封禅书》，第1182页。

[34]　《史记·封禅书》，第1183页。

[35]　《史记·封禅书》，第1184页。

[36]　《史记·封禅书》，第1187页。

[37]　《史记·礼书》，第1025页。

[38]　《史记·礼书》，第1025页。

[39]　《汉书·淮南王传》，“二十四史”（简体字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49页。

[40]　《汉书·淮南王传》，第1652页。

[41]　《汉书·武帝纪》，第123页。

[42]　《淮南子·齐俗训》，“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53页。

[43]　《淮南子·泛论训》，第1264页。

[44]　《汉书·武帝纪》，第124页。

[45]　《淮南子·原道训》，第1206页。

[46]　《淮南子·精神训》，第1233页。

[47]　《淮南子·天文训》，第1215页。

[48]　《汉书·淮南王传》，第1657页。

[49]　参见何介钧、张维明编写：《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6—20页。

[50]　李零：《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载《学人》第5辑。

[51]　周世荣：《马王堆汉墓的“神祇图”帛画》，载《考古》1990年第10期。

[52]　《汉书·董仲舒传》，第1905—1906页。

[53]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第7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