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建立的江山很快垮台。从陈胜、吴广到刘邦、项羽，他们都是打着“大楚”或“西楚”的大旗发难的。他们无不为自己的起义编造了一曲神话，如大泽乡的装神弄鬼播撒了“陈胜王”的迷雾；斩白蛇的传说则确立了刘邦真龙天子的地位。它们在反秦斗争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然而这些神话因其产生于应急状态，也仅供一时之用，难以纳入集体共奉的神话范畴。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必须有一个共同信奉的上帝和祖先，前者作为政教合一之物以行统治之权，是国家的保障；后者作为历史以成为共同体的纽带，是民族的前提。秦王朝为这种一统创造了一些硬件，如疆土、度量衡与文字的统一等，但共同文化的整合还有较大差距。虽有焚书坑儒的硬性攘斥异端的举措，却没有真正的建设性的文化工作，这种文化没有生命力。汉王朝经过一个漫长时期的努力，重新建立起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权威，将民族共同体以法典形式确立下来，这便是历代所尊奉的上帝与民族共祖的出现，中华民族的主体遂宣告形成。汉文化继往开来，奠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根基。

秦始皇及其臣属觉得五帝三王之功不能同秦始皇相比，便十分看轻五帝之祀，因而连五帝的数都没凑齐。他们在忙着征战与大兴土木，忙着给自己的王朝涂脂抹粉。以秦始皇的暴虐，人们诅咒还来不及，哪个百姓会把他作为极庙的太一真人呢？秦始皇武功盖世，文化却极肤浅，他的盲目迷信与杂祀把秦朝的神话引向了一个纷乱的局面。秦代影响人心的并不是来自雍四神畤，也不是秦始皇这一“太一真人”，而是遍布各地的宗祠神社，这是民众真正的精神依托。

以刘邦的低微出身是极难征信于人的，于是编造斩蛇起义的神话，不久便传说纷纭。《史记·高祖本纪》说斩完大蛇后有老妪夜哭，言其子白帝子被赤帝子斩。《史记·封禅书》则说法不同：

高祖之微时，尚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

这“物”是什么不详，可能就是陈胜、吴广那样放在鱼肚子里的丹字帛书类的东西。借着杀条蛇做做文章，没想到这个把戏非常管用，它不胫而走，竟成为刘邦夺天下的最根本的神话资本。然而当时起义为王者蜂起，先是陈胜、吴广立号张楚，原各诸侯国的残余势力一时死灰复燃，武臣自立为赵王，韩广自立为燕王，田儋自立为齐王，宁陵君咎为魏王，楚王先后立有多起，可谓群雄纷起。刘邦起沛只是这群雄中小小的一支，且刘邦既无绝世的武功，也无超人的智慧，靠什么来赢？与各路英雄不同的是，刘邦紧紧抓住了神话，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方式，始终把自己置于取秦天下的必然人选角色。当刘邦被拥为沛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15]

其实，这时的秦朝已不再自以为是白帝所主，而改崇黑帝，可这些朝廷的事，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便觉得杀白帝子也就是灭秦，刘邦就是赤帝子。老百姓都相信这事，说：“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16]众人就这样盲目迷信地跟了他。虽然刘邦得天下还有许多重要因素，不仅仅是几则神话可换来江山的，但我们绝不能忽视神话在刘邦创业中的重要性。

项羽是个莽汉，只知道火烧阿房宫，掳掠一通。刘邦出关，则“令除秦社稷，更立汉社稷”[17]。通过社稷神位的确立表明自己已夺取江山，这些项羽恐怕连想也想不到。他认为力能扛鼎或者有“万人莫敌”的兵法就拥有了江山，这真是一个典型的没有文化的武夫。而刘邦哪怕是在与项羽进行战争的紧张时刻，仍“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时祀之”[18]。这种祭祀在军事上似乎没有帮上汉王的忙，因为自此后，刘邦还常被项羽打得大败。但他在政治上抓住了根本，拥有了天地神灵的祭祀权。项羽纵然所向无敌，可他不是“天子”，无从征服人心，加以暴虐扰民，他的失败是必然的。

刘邦得了天下，依然很重视神灵，只是出身布衣，不知该奉何神为上帝。他小心翼翼地遵循秦代的旧礼，不敢随意增删。他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9]这就是说，还是祭秦的上帝。可秦时的上帝是谁呢？大家都很茫然。刘邦问人：“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这确实是件滑稽事，说明秦代的文化真是一塌糊涂，不知是谁在保佑它的江山，也表明刘邦急欲兴起上帝之祀而又不知如何措手。有人回答说：“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这更令刘邦迷惘：“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众莫知其说。秦始皇不关心上帝，前代秦王也仅列了四帝祭祀。秦朝时仅从而敷衍，臣下也不敢妄增，便留下了四帝之祠。这时的刘邦耍起了滑头，说：“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20]于是立黑帝祠，命名为北畤。《史记·历书》也说：“汉兴，高祖曰：‘北畤待我而起。’亦自以为获水德之瑞，虽明习历及张苍等，咸以为然。”这恐怕是刘邦虽然凑足了五帝之数，但黑帝却不是赤帝，跟当年编造的神话有矛盾，所以只好这样勉强凑合当上帝。秦廷里说秦文公猎得黑龙，秦朝是水德，尚黑的一套老百 姓根本不知道，刘邦要知道秦尚黑，恐怕怎么也不会再立个黑帝祠了。

刘邦最难忘的是当年所祷丰地枌榆社及在沛庭所祠的黄帝与蚩尤。所以，“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21]。蚩尤虽在战国神话里被称为乱臣贼子，因刘邦之崇奉而重获地位，后来蚩尤又风行一时，是对这位古老战神的怀念，也是刘邦不忘老神旧恩所致。刘邦不忘故土，衣锦还乡后恋恋不舍，似乎是地方神保佑他夺了江山，故特别注重这种地方神祠的建设。“令县为公社”，把这种基层的宗教组织都建立起来了。刘邦想建一个上帝权威，但实在因为不懂这套礼教，反倒看重了基层宗教组织。所以，实际上也只是信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上帝，而以杂祀诸神成为主体。

汉初之主神，议而未决，遂将流行于各地的各路神灵尽搬入长安，与秦国故神一同祭祀，所祀既有周旧礼中所有的神主，也有原战国时各诸侯地方的神灵，实为一杂烩。《史记·封禅书》开出了刘邦建国后四年的祭神清单：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日。

这中间大神小神杂糅一处，毫无统绪。天地之神、五帝之灵并未得突出重视，而与主施糜粥之神，炊母神等同享香火。可见汉朝刘邦刚刚打起的崇奉上帝的念头因无所适从便放弃了，而代之以多神的信仰。其祀神的强烈功利性可从对二世皇帝的祭祀见之，《集解》引张晏曰：“子产云匹夫匹妇强死者，魂魄能依人为厉也。”考虑到汉从秦手中夺了江山，而二世又贪鄙暴虐，恐其为厉害人，因而专设南山巫以祭二世之灵。凡有利、有影响的神灵，高祖都毫无遗漏地将其列入祀典。如有人说周朝兴起时邑部，立有后稷祠在那里，高祖便下令立灵星祠，常以岁时以牛祠之。这种祭祀有着现实的功利性。《史记正义》引《汉旧仪》云：“五年，复修周家旧祠，祀后稷于东南，为民祈农报厥功。”本来后稷是周人的先祖，因其主农，现在可为汉家百姓作点贡献，所以也享受了大礼。刘邦时的多神崇拜较秦时更为严重。一个统一的国家，并没有统一的上帝。

吕后专权，忙于防范刘家故臣的对抗，无暇顾及上帝之祀，一仍高祖所行服色。《史记·历书》说：“是时天下初定，方纲纪大基，高后女主皆未遑，故袭秦正朔服色。”

文帝继位，这是一位宽厚的皇帝，勤于政道而关心民生疾苦，颇有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味道。听说祝官祭祀时在为皇上祈福，心中很不高兴，于是说道：“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望祀不祈其福，右贤左戚，先民后己，至明之极也。今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致敬，毋有所祈。”[22]这境界委实不低！文帝不让祠官为其祈福，这番表白正说明他看重祭祀神灵的事。所以，文帝时期，汉代的宗教与神话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汉承秦制，行水德，尚黑。文帝时当然还是在尚黑。这时开始有人出来提出异议，第一个人是贾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了这件事：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关于行土德之议起初是文帝谦让，继而文帝重视其事，又遭老派的攻击，其说便不了了之。文帝不懂鬼神事，却对鬼神很感兴趣。他知道贾谊是这方面的专家，于是在把贾谊打发到长沙一年多后，又把他征召回来，专门请教鬼神之事。《史记》说：“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23]这一通谈话极大地提高了文帝对鬼神的兴趣，故至夜半不倦，文帝于此举得鬼神水平的提高是毫无疑问的。然文帝大约是嫌贾生年轻，又因其好谦仁慈，贾生之议直到死后也没被采纳。

文帝时第二位论土德者为公孙臣。《史记·封禅书》：

鲁人公孙臣上书曰：“始秦得水德，今汉受之。推终始传，则汉当土德，土德之应黄龙见。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黄。”

公孙臣此议一出，即遭丞相张苍的反对。张苍好历法，拥护高祖的水德说。因公孙臣讲出黄龙见的符应，张苍便立刻讲出水德的符应，说：“汉乃水德之始，故河决金隄，其符也。”黄河决堤，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张苍找来这样一个符应实在不难。加上张苍又是丞相，也是一阴阳五行的专家，公孙臣的意见一开始便没有被采纳。文帝采用外黑内赤色，以调和高祖传下来的“德”的矛盾。过了三年，黄龙果然见于成纪，公孙臣的话应验了。文帝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起草改历易服色事。这一年的夏天，文帝下诏说：“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诸神，礼官议，无讳以劳朕。”[24]文帝要亲自出马郊祀上帝，这事刘邦没亲自做过，文帝以前也没有，只是祠官祭完上帝后带回一块肉来享用，以得神赐福。夏四月，文帝在雍五畤郊祀上帝，可衣服还是用的红色，并没有马上行土德而改用黄色。五畤还是秦时的老庙。

符应是春秋战国至秦汉神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它纯粹是王权存在的神学依据。《中庸》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将要登上历史舞台的集团总是挖空心思去寻找天瑞，因而总是制造出种种离奇古怪的神话。秦、汉统治者周围有一个班子，这个班子的成员大都是占星望气之类。《吕氏春秋·应同》载了一段黄帝以来符瑞的种种变化情况，都不是事实，而是阴阳家为现实服务而排定的历史“根据”。

符应神话在春秋战国时就特别流行，某一怪异的自然天象或者人的一些奇怪的梦幻，都可能跟上帝的指示相联系。汉代自高祖、惠帝、吕后到文帝数代皇帝均袭秦正朔服色，并没有汉王朝的独特标志。到文帝时汉王朝确定自己的符应已是迫在眉睫了。《史记·历书》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这也就是说王朝必定要有天命神话的支撑，否则不合理。董仲舒说：“有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者，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也。”[25]非力之所能致而自至，则是不可抗拒不可违背的天命，这就是受命之符。既然黄龙已见于成纪，汉崇黄帝，行土德将成定局，汉代的上帝人选即可确定了。

黄龙一见，张苍立刻失败了，于是自黜，其水德论就此结束。但黄帝土德也没有立即被采纳。

新垣平以望气者的身份见文帝，说：“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日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26]神明即日神，《集解》引张晏曰：“神明，日也。日出东北，舍谓阳谷；日没于西，墓谓濛谷也。”这一符应跟黄龙见成纪不同，黄龙仅一色，而此地是五采。这当然是五帝并发之光，不能单独祀黄帝。“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27]这是汉朝独立建立起来的神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与秦四畤的区别在于：秦雍四畤每帝一庙，汉渭阳五帝庙是五帝居于一庙；秦庙在西，汉庙在东。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东西之别在于象征汉的兴起，秦的破亡。汉五帝庙建在霸、渭二水之间，文帝亲临郊祀渭阳五帝，从此，汉代有了自己的上帝寓所。因新垣平的游说，文帝放弃了独尊黄帝的想法，合祀五帝。文帝一次出霸陵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便疑为五帝，便在那五人出现过的地方立了五帝坛，祠以五牢具[28]。五帝在神话中的地位便开始初步固定下来了。

可是，新垣平因弄鬼骗术被揭穿而送了命，文帝也一下子觉得什么五帝神鬼都变得不可靠了。“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29]他也像高祖一样，不再亲自去参加祭礼了。文帝时关于五帝及帝德之争遂搁置而不了了之。

景帝即位及在位统治期间，除祠官依文帝时祭礼按时行礼外，没有新的神庙建设，也无帝德之争。渭阳五帝庙因新垣平之事变得如同伪庙一般，景帝没光临过，反倒在其位中六年二月，到雍去郊祀秦五畤。[30]可见渭阳五帝庙已遭冷遇。

汉代神话与宗教在进入武帝时期再兴**，其情形与秦始皇时大体上颇有些类似。顾颉刚先生说：“武帝是一位好大喜功之主，又凭借汉家全盛之业，所以他和秦始皇最相类：他们的黩武穷兵是一样的，封禅求仙是一样的，就是定德改制也是一样的。”[31]但是又有许多方面二人不一样，最重要的是：秦始皇重刻薄少恩的法家，汉武帝起码表面是重好礼敬神的儒家；秦始皇自以为功盖五帝，不把五帝放在眼里，汉武帝则欲步五帝的后尘，要建立起五帝的秩序。

汉初黄老之学行之已久，儒学市场不大，而所谓改正朔易服色都是因为一些汲取了阴阳五行学说的儒生的热衷。汉得天下已六十余年还是承袭秦的服色正朔，于礼数上不像一个独立的王朝。武帝好儒术，招贤良文学之士以求策问礼。儒生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立古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还征召了鲁申公帮忙，草巡守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正逢窦太后好黄老言，不喜儒术，乃使人微伺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二人自杀，所谓巡守封禅改历服色之事均破产。这实际上是一场儒道之间的冲突，窦太后不喜儒术，赵、王等也不喜窦太后专权。赵绾请毋奏事太皇太后，要将权力归还皇帝，这当然丢命了。等到窦太后死后，武帝复召文学贤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山，此时在宗教上大干一把的时机到了。

武帝起初的祭祀也还是在雍故五帝畤上举行，他亲自参加，定制度三年郊祀一次。除尊五帝之神以外，武帝尤好杂神。如他于上林中立一磃氏馆舍，专一求见神君。所谓神君不过是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女子，女子死后，见神于妯娌宛若，宛若于其家祠之，老百姓也来祭拜，武帝外祖母平原君也去祭祀，获得子孙尊显。武帝继位后，便将其祠置于皇城内，据说能听见这神君说话，但见不到她的人[32]。武帝敬神君如同高祖祀丰坊榆社，神君是其外祖母家发迹的保护神，因而格外看重。武帝时之杂祀由神君这样一小神都得重视即可见一斑。

至于武帝求神仙则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故掀起了有汉以来的求仙**，汉代的神仙方士空前地活跃起来，方士言神仙者以万数，可谓盛况空前。其方士骗子如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先后放胆胡吹，弄得武帝晕头转向，尽管连连上当，可仍然乐此不疲。

此时有亳人谬忌上奏一尊神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33]古代有无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于史无载，恐只是一个托词。谬忌此一上奏，立刻获得了汉武帝的支持，便令太祝立其祠东南郊，常奉祀如谬忌所言。从此，汉人有了自己的上帝——太一。

太一登上上帝宝座不是偶然的。他已在民间有了漫长的被奉祀的生涯。早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太一就被奉为最高神。《楚辞·九歌》列东皇太一为群神之首，其祭歌辞称：“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太一是上皇，当然是第一神。宋玉《高唐赋》提道：“醮诸神，礼太一。”太一是楚国的最高神。他在汉代出现并入主神坛，给汉代带来了浪漫气质。它一成为最高神旋即被人认同。《史记·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中宫为天帝寓所，为太一所主。《史记正义》曰：“泰一，天帝之别名也。刘伯庄云：‘泰一，天神之最尊贵者也。’”显然，太一已凌压五帝，成为天国的最高主宰。

尽管太一祠坛建立起来了，他一时却未独尊。方士各自谈一通最高神，皆云“古者”如何如何，武帝大都信而从之。如有人扬言要祠三一，即天一、地一、太一，武帝也答应了，祠之于太一坛上。又有人要祀黄帝、冥羊、马行、太一、泽山君地长、武夷君、阴阳使者，且各有礼数，武帝也从之不拒。可谓杂祀与主祀并行。武帝有了自己的神坛，还要去雍郊祀秦畤，实为一神仙爱好者。

与汉代的其他皇帝比，武帝时的神坛建制是增设最多的。除太一坛外，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太一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34]。看来此处鬼神虽有天地太一之尊者，杂神也夹其中，也是一杂烩。甘泉宫性质与太一坛的性质有区别，后者祭最高神，前者主要是求神仙，是一个行巫术的场所，如武帝生病，在其中与鬼神交谈，其事神秘，外人不得其详。

武帝的另一项重大建设是设立后土祠。他在一次郊雍后认为：“今上帝朕亲郊，而后土无祀，则礼不答也。”[35]祀皇天而不及后土，武帝觉得是一缺憾，便令有司与太史令和祠官宽舒商议筹办。按说，天圆地方，后土宜立一方丘之上，但商量下来还是于泽中圆丘为五坛，弄成个圆形。后土祠立于汾阴脽丘，其色黄。武帝亲望拜，祀如上帝礼，上帝与后土有同样的地位。

这时，汉已有五处圣地：一、雍五畤；二、渭阳五帝庙；三、太一坛；四、甘泉宫；五、河东汾阴后土祠。其中渭阳五帝庙香火颇冷，其他四处甚有热气。这四处有三类要神：一、五帝；二、太一；三、后土。这三类要神均有至上性，其地位一时尚难分伯仲。如雍五畤，武帝一直行郊礼，虽言五帝为太一佐，可立下太一坛后并没行郊礼。后来武帝幸雍欲郊五帝时，有人提意见了，说：“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亲郊之。”[36]武帝倒是犹豫不定，说明神话传统的力量还很大，真正用太一替代五帝还下不了决心。这次虽未郊祀太一，回到甘泉后，却令宽舒等重治太一祠坛。其坛仿谬忌太一坛式样，五帝坛环居其下，黄帝却处西南面，不是如《吕氏春秋》《礼记·月令》等所说的那样居于中央位。太一所用如雍五畤物，以醴枣脯之属，并杀一貍牛以为俎豆牢具，五帝独有俎豆醴进。太一的地位明显高出。这一年的冬天，武帝终于郊祀太一，而用雍郊礼，其坛名泰畤。从此，武帝于雍五畤、泰坛、后土祠用同礼奉祠，其中祠太一的次数明显多起来。

其后，又一新的圣地开辟出来，那就是泰山。武帝封泰山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学黄帝不死，封禅不仅仅是以成功告天地。齐人丁公说：“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这样封禅实际上为求仙。汉代方士着力渲染了一个重要人物，那便是黄帝。这位合上帝与神仙为一体的神灵便是因了泰山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方士言“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又“黄帝且战且学仙”，常游五岳，与神会，不死。武帝自封泰山禅梁父后求仙风大涨自不待言，泰山因此成为圣地而居显著地位。这次封禅回来，武帝便下诏，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以便按古天子五载一巡狩的旧礼行事。又于泰山下作明堂，祠太一、五帝于明堂上座，祠后土于下房。这是将三大至上神的神位搬到了泰山。泰山不过是一祭神的场所，它本身虽然强化了某些神灵的地位，但并没产生新的神。五帝中黄帝和赤帝的地位突出了。《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有段记述：“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祠五帝而突出黄帝并赤帝，这是说赤黄同祀。赤帝崇拜是高祖传下来的传统。黄帝是新崛起的，武帝甚爱之，说：“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黄帝和炎帝就这样在五帝中高出一筹来。

武帝时的太一、五帝、后土三大神的祀礼大致相同，但太一在皇帝心中的地位逐渐变得最为突出。自明堂建立后，上帝神所到泰山，而雍五畤相对冷遇了。武帝在祠上帝于明堂时说：“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复始。皇帝敬拜太一。”这样，太一实际上已高出五帝和后土。开始讲五帝为太一佐时不过流于口头，五帝实际地位不亚于太一。后来雍五畤武帝很少光临，连祭品供给都发生了问题。甘泉泰畤建立后，雍五畤不再行郊礼。凡郊上帝都在泰畤举行，是太一为上帝的地位已经确立。

汉兴数十年的文化混乱在武帝时得到初步整顿。汉文化的基础基本确立，使汉王朝的存在获得了文化与神学上的确认。高祖以来无所适从的纷繁议论，使得一个王朝连自己的文化都建立不起来，这对有雄才大略的武帝来说实在是件不可容忍的事。他给御史下诏说：“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太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37]“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38]这套制度是儒生们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制定的，因而汉文化的基本格调便是：以儒学为核心，吸收各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以土德确立王朝的身份，以尚黄为标志，以太一为上帝，以五帝、后土为辅神，这样建立起一个与秦王朝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武帝一世，文治武功均建树卓越。汉神话便在太一、五帝、后土三位一体的总构架下得到初步统一，形成了王朝的主流神话，暂时结束了纷乱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