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奴隶社会神话的演进过程看，最高神的自然化是在逐渐褪尽祖宗色彩而独立的。从天神与社神发展过程考察，便能清楚看到中国奴隶制时代神话演变的这一特征。起初禹是夏人的先祖，殷商承社祀旧制，虽也敬奉禹，但他显然不再是殷人的祖神。到后来，对一般人来说，社神何许人也已不大为人知晓。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献子就不太清楚了，还要问人：“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显然他已不知道社神就是句龙，就是禹，社神已丧失了人格神的地位，成为自然神。

天神也如此，作为殷人的上帝，它是至上神跟祖宗神的统一体，帝就是帝俊，就是帝喾，但没有等到殷王朝结束，二者间就开始分裂了。帝武乙射天，可知上帝成了一个抽象的自然神，天是天，祖先是祖先了，所以到了周代，天神与人祖已分庭抗礼。虽然他们之间没有发生大的对抗，但二者间已有了清晰的界限。

最高神成为共同遗产，就势必存在中性化特质，任何一朝祖神都不可当其位，因而其自然化、抽象化的走向便不可避免。

天地之神由人格神演为自然神，这正是中国奴隶社会神话发展的规律。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王权的加强与神权的衰落，祖宗虽仍仰赖神的威力，但他本身已具有独立的力量。“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13]祖宗成了人的本源，他在封建社会才真正焕发出活力来。

神话的演变是复杂的，一方面，一些人格神变为自然神；另一方面，一些自然神又逐渐人格化，如城隍及山川之神以及地方土地之神，往往又由一些杰出的人物之灵所化。这种状况不能说明神话演变的无序。事实上，自然神人格化是一普遍趋势，即使是奴隶社会的社神与天神，他们最初也是自然神。祖宗神与之合流，是神话的普遍规律的体现。天神与社神是自然神中的特殊者，它因与王权的瓜葛使它不能自已。王权要获得自身的力量，便同神权分离，天神与社神于是回到自然神的本位上去。天神与社神因与王权的特殊关系，再也不可能人格化。这就是进入国家制后奴隶社会留给神话的一个鲜明印记。

奴隶社会国家的神话与民族的神话叠合，是早期的天人合一形态。国家由王族统治，故国家的神话集中体现为帝王的神话也即祖先的神话。王权的成长，理性精神的成长，使这种叠合发生部分的分离，这主要体现为天人之分，即氏族时代传下来的自然神同祖宗神分手，但此时的自然神也同原始社会两样了，本身也具有国家神话的政权因子。同时，国王与祭司的分手也是政权成长的一个标志。

奴隶社会后期神权与王权的分裂迹象在西周便表面化了，那时，领主制封建社会已经建立。

[1]　《摩奴法典》第一章，[法]迭郎善译，马香雪转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21页。

[2]　[意]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95页。

[3]　闻一多：《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23页。

[4]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第325页。

[5]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第325页。

[6]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十七章“宗教”，第582页。

[7]　陈梦家：《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载《燕京学报》1936年第19期。

[8]　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1949年，第340页。

[9]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中华书局，1959年，第452页。

[10]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第688页。

[11]　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第340页。

[12]　吴泽：《两周时代的社神崇拜和社祀制度研究——读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

[13]　《礼记·郊特牲》，“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