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王朝采用的是一种神权与王权相合一的统治方式。国王既是一国的政治统治者，也是该族的宗教祭司，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因而是神权的垄断者。

应该看到，这种统治方式还是氏族统治的孑遗，然而性质也有很大变化。首先，氏族时代的神权是为着氏族群体的利益，而奴隶时代却是为了一姓家天下；其次，氏族时代的神权统治依凭全族的共同信仰，而奴隶时代的神权则靠国家机器支撑。因此，夏商时代国王与祭司的合一背靠着坚实的政权基础，以维护着一姓的天下。

禹被夏人奉为社神祖神，为大神。其子启也出入天地间，曾三次上天，把《九辩》与《九歌》弄到人间来，这一神话使他跟一般帝王不伦。首先，他的形貌怪异，“珥两青蛇，乘两龙”，反映出崇龙的特征；其次，他可上下于天地，显然是天地间的使者，是神巫。他掌管着天人的通道，因而启是一大巫师。

夏人的统治凭依神力。除启外，孔甲信鬼崇龙，也为祭司。而启臣孟涂被封管一方，也装神弄鬼，成一代祭司。《山海经·海内南经》：

夏后启之臣曰孟涂，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

孟涂之断狱，是行神判，在他面前犯罪者衣服将显露血痕。“司神于巴”即巴地之神主，而又断是非曲直，则为人间治主，是夏臣也人主兼神主。在夏代，好鬼神的帝王非一二数，他们是王而兼神巫，垄断神权以行政治。

夏商文化多同。王国维《殷商制度论》：“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周独起于西方，故夏商二者文化略同。《洪范》九畴，帝之所以锡禹者，而箕子传之矣；夏之季世，若胤甲，若孔甲，若履癸，始以日为名，而殷人承之矣。”[9]而相承最突出的是国王而身兼神巫一项。

汤是很懂祭神礼仪的，《尚书》之《夏社》篇传为汤作，说明汤深通夏祭神制度。惜《夏社》已佚，不知其具体内容，孔安国称《夏社》“言夏社不可迁之义”，夏社之不可迁，必有道理，非通神理者不得明之。

殷社承夏社没有变更，社主还是禹，祭祀还是由国王主持。史传汤以身祷于桑林是典型的商王为祭司神王的例证。

《吕氏春秋·顺民》：“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帝王世纪》详言之曰：

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至，方数千里。

古俗以发爪为生命象征，剪发断爪便象征性地将生命献于桑林之社。汤以身祷社据于如下原因：天下为一人之天下，天降祸，唯王一人担之，这也就是《汤诰》所说的：“罪在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所以天下大旱，王自以为牲献于社主。商王想以对神的崇仰来换取国家安定，以维持一姓天下。

汤不仅以身祷社以为己祈福去祸，而且祈神降祸于人。《汤诰》有这样的阐述：

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聿求元圣，与之勠力，以与尔有众请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贲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辑宁尔邦家，兹朕未知获戾于上下，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

这段自白，宣称自己是受天命征服有夏和统治国家的，并且说自己用了黑色的公牛祭告上天，上天才降罪有夏的。“予一人”受上天的差使主管人间的命运，是君权神所授，不得侵犯。汤作为祭司在他告天神降罪于夏一事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汤是国王而兼神巫，只有神巫才可祈神降罪于夏。

国王不再完全祭司化，也在武丁以后。武丁曾主祭成汤，因有飞雉之雊，但祖巳劝以勤于民事，遏制了国王继续充当祭司的角色，至武乙敢射天，本身也就不信神了。当政权力量日趋强大，神权降为辅翼，国王便不再兼有神巫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