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奴隶社会承父系氏族社会的余绪，掀起了狂热的祖先崇拜。这种对祖先崇拜的性质与西周以后有很大区别，他们将祖先跟氏族崇拜的大神高度叠合，成为政权的保障，这是奴隶社会神权与政权结合，国家神话与民族神话合流的体现。

夏人因其农耕生活而崇拜社神，殷人属东夷游牧民族而崇拜天神，当他们先后进入奴隶制时代，他们的祖先便分别跟社神、天神合流，成了神性十足的先公先王。对先王的祭祀与崇拜，不仅在乞求风调雨顺，更重要的还在于保佑政权长治久安。图腾神话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产物，在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后，它已没有当年的气势了。父系氏族社会改造原有的图腾神话，由于畜牧与农耕生产都有较大的发展，逐渐建立起与氏族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神作为氏族的主神。它或是图腾神的变形，或是新时代所新造，总之，它已替代了那曾作为氏族标志的图腾物崇拜。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产生了夏人的社神、殷人的天神，它们是这两个民族的主神。父系氏族社会里，男人煽起的祖先崇拜之风是把男性祖先跟图腾物画等号，如说禹是虫，祝融是鸾，伯益是燕子。后来，男人不再仅仅袭用母系氏族社会的图腾名号，他们还将祖先同主神结合起来，这才是男权建立在神话中的一个标志，这种神话与神崇拜才逐渐成为奴隶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潮。

我们有必要对《尚书·甘誓》中启的一句话提出来重新讨论。启在讲了一通讨伐有扈氏的理由后，要部下听从他的命令，因为听与不听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国对此分别解释为：“天子亲征，必载迁庙之祖主行。有功即赏祖主前，示不专也。”“又载社主，谓之社事。崩北，即僇之社主前。社主阴，阴主杀也。”所谓“阴主杀”都是后来的说教，不可能是夏代的观念。古时打仗果真是既载一个社主，又载一个祖主吗？这似乎意味着社神与祖先之灵的分离。祖主与社主应是统一的，打仗时只载了一个神祖，在夏代，它是祖神，也是社神。《史记·周本纪》：“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这是载祖以行的史书记载，未见有同载社主者。我们怎样看待《甘誓》中分而言之的这句话呢？其实，它是古代汉语中一个普遍的语法现象，即互文见义。它的意思是说行赏罚于社祖前，社即祖，祖即社，它们在夏代是统一的。《周礼·秋官司寇》：“大军旅，莅戮于社。”郑玄注“社”曰：“谓社主在军者也。”言社主而不及祖主，而《史记·周本纪》又载武王只载一祖主，夏周文化同源，起初祖社是统一的。

最初的社主是谁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自夏以上祀之。”又，《淮南子·汜论训》：“禹劳天下，死而为社。”《史记·封禅书》：“自禹兴而修社祀……郊社所从来尚矣。”综合以上三则史料，知：一、社祀起于夏；二、社神为祖先。这里于是发生了一个问题，即社神有两位，一是句龙，一是禹，那么，夏之社神到底是禹还是句龙呢？共工与鲧本是一个，因传说纷纭渐分为二，为中国神话史上一大公案。既然共工即鲧，而禹为鲧子，那么禹也就是句龙、后土。《国语·鲁语》：“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九有”“九土”即九州，然《山海经·海内经》又说“禹鲧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也就是说九州土地是禹划分的，划分九州者当即一人，即禹，是句龙与禹为一之证。据闻一多等人从文字学的角度考察，“禹”字形与龙有颇多的关系。考之于古籍，禹与黄龙有等称者。《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归藏·启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而《初学记》卷二十二、《路史·后记》注十二并引“鲧殛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是用出禹”，“或曰化龙，或曰出禹，是禹乃龙也”。[3]禹为句龙，可得文字学与文献学上的证实。于是我们可以断定，起于夏代所崇拜的社神实际上就是禹，他既是祖神，也是社神，一身而二任。夏代神话的这一特征体现为祖宗神与民族主神的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大神，这就有行赏罚于社祖之前的政令。

关于夏代的神话，我们很难考察它的全貌，但就人们以龙为国王象征，把社神与祖神相统一看，夏代的神话是将氏族时代的神话全力转向了政治统治的轨道，它体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全面垄断土地、财产与奴隶人身自由的社会特点，理性的光辉笼罩在神话的迷雾里，人正受着异化了的神权及与神权相辅的政权的压制而不得觉醒。

商代统治接过了夏代统治传下来的神话遗产，它本想将夏代的神话及神崇拜行为悉数废弃。《史记·殷本纪》载：“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孔安国的解释是“欲变置社稷，而后世无及句龙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是“言夏社不可迁之义”。宗教传统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全部改变，政权垮台了，神权却还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贸然地改变被征服者的宗教信仰，必将导致变乱，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乏先例的。意识形态的变更与上层建筑不同步，夏王朝覆灭了，夏代的神话还在流传，他们会更加怀念他们的主神与祖先。面对这一形势，商王朝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们的社庙一仍其旧，他们像夏人一样敬奉着夏祖大禹。作为神灵，大禹威威赫赫，殷人也祈求他的保护。这作风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人宋国君民那里，他们在祭祀先祖时还是不敢不提到禹。《诗经·商颂·长发》这样写道：

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商人承认禹治水的伟大功业，故祭祀先王之前先会提到禹，以示不忘他的大德。这倒不仅仅是做样子给夏人看，是他们实实在在地对禹有敬仰之心。《殷武》篇也说到“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是殷人对禹不能忘怀之证。顾颉刚等人据《长发》一诗定大禹为神是不错的，但要是因此否认夏王朝的存在却没有根据了。他们的论点建立在这样一种错误的理论基础上：一个朝代的神只能由这一朝代祭祀，殷人祭禹，说明禹是殷人的宗神，所以夏王朝是不存在的。他们忽略了宗教传统的特殊性，宗教的生命力比王朝的寿命长，一个朝代的神完全可以在另一个朝代继续得到礼遇。当然，这种崇拜会逐渐改变性质。

禹作为社神，作为龙，并演为创世大神，具有强烈的感召力。认同禹，成为文化统一的重要标志。早在我们民族认同炎黄之前，各族人民就以认同大禹来认同文化，如匈奴自认为禹后，而越人也奉禹为先祖。人们遗忘了禹的社神身份，却强化了他的创世神主地位。禹是步入文明时代后影响最大的第一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