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夏、商统治者把他们在氏族时期的图腾转化为政权象征的举措。

夏族崇拜龙，前人之述已详。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曾举七证以论，其说证据充分而有力。《楚辞·天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说的是大禹治水有神龙相助的故事。王逸《楚辞章句》：“或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又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山海经图》云：“犁丘山有应龙者，龙之有翼也。昔蚩尤御黄帝，令应龙攻于冀州之野。女娲之时，乘雷车，服驾应龙。夏禹治水，有应龙以尾画地，即水泉流通。”龙的神话在夏代是十分流行的，禹的治水大业全仗神龙之助才得以成功。

夏王朝崇龙，一如氏族时期，据传他们的用具多作龙形。《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以龙勺”“夏后氏之龙簨虡”，器具之以龙为形，是国家制时不忘图腾制的证明。在与禹有同样神话色彩的禹子启的神话里，他跟龙同样结下不解之缘。《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后夏后孔甲，也得帝赐乘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好方鬼神”，所谓“帝赐之乘龙”，大约就是他编出的神话。据说孔甲朝廷里有御龙氏专门养龙，刘累就是这样一个养龙人。夏王朝与龙的关系的故事还有许多，足以说明夏王朝将自己的政权与王位跟这些神龙联系。氏族社会时期的龙崇拜在奴隶社会转化为政权的保护神，它成了政权的标志而不仅仅是民族的象征。

殷商奴隶主取代夏王朝夺取政权以后，尽管它无法阻止民众中的崇龙共性，但至少没有对龙举行祭礼。而商族的图腾凤在祭典中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凤成为上帝的使者，在卜辞中称为“帝史”。卜辞记载这种祀典的有：

于帝史凤二犬（《ト通》398）

王宾帝史（《卜通》别二之河井大甲）

上帝的使者即要传达上帝的旨意，凤的这种身份我们在《尚书》中找到了同样的证据。《尚书·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训于王，曰：“惟天监下民，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绝命。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呜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无丰于昵。”

雉的降落使高宗不安，说明它是神鸟，从祖己的话来看，此鸟的降临正传达了天意，也可称“帝使”，也就是凤。根据神话的超然-禁忌公式，神的力量既可保障国王的无上权威，也可遏制国王自由的滥施，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监督和限制国王行为的手段。不管这场祭祀是高宗祭成汤还是后人祭高宗，祭祀时的异兆都被视作天的警示，这只野鸡的降落及叫声使朝野震惊，如果它不是帝使，肯定要扑杀之。但此刻却没人敢这样做，因为这只野鸡是被视为神圣的凤凰，它正在传达着天的旨意。即便是在奴隶社会，神话都赋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保障统治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也扼制统治者的不轨行为。“帝使”的作用是双重的。“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意为下民要是不顺天意，不服其罪，上帝即降异兆传达其使命，以正下民之德行。这里的民也包括国王，它是与天相对而言的。“越有雊雉”即《史记·殷本纪》所说的“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雊”，这就是一个异兆，即“天既孚命”。上帝借此警告高宗，不要在父庙的祭典中耗用太多的祭品，这便是“正厥德”，即正高宗之德。飞雉在这里充当了一次“帝使”的角色，印证了卜辞所记帝使凤的祭祀。

奴隶社会对图腾物的崇拜呈逐渐弱化的趋势。它正预示着政权力量的不断强大，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正越来越大地发挥作用，神话从政权的部分领域撤退。到殷商中后期，青铜器上纹饰的图案呈现出多元的趋向，不仅凤凰，各式龙及其他动物的图案也展示在铜器上，它们逐渐变为一种普遍吉祥的象征，失去了政权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