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禹联盟和重黎联盟是被掩藏得较深的两组两合婚姻联盟，前者因两族曾经存在的父子关系的个别案例而被误认为是一种普遍恒定的父子关系，后者则因这两个联盟的融合而误认为是一个神。这些误论都有必要加以澄清。

就像炎黄联盟出现了蚩尤这样的异端势力，颛顼帝喾部里也出现了一支反叛力量，这就是鲧部。鲧即共工，因为从语音上看，“鲧”与“共工”只是声音长短之别，古籍记载中有诸多证据说明他们是一人或关系密切的人，对此，前人已经有详论。[26]《世本》：“颛顼产鲧。”《史记·夏本纪》：“鲧之父曰帝颛顼。”《山海经》郭注引古本《竹书纪年》：“颛顼产伯鲧。”这些清楚地说明，鲧出自颛顼族。

这一支分裂出去的氏族的反叛时间较蚩尤为长。颛顼当政时代，共工就与他争帝，在尧舜时，鲧的反叛尚未止息。就像炎黄部联合攻杀蚩尤一样，尧舜联合镇压了鲧。《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称遂共工之过”，说明鲧与共工的承袭关系；既言有虞（舜）当政，又言尧殛鲧，除了说明舜与尧联合执政外，更说明这场镇压是双方联手。古书或称尧殛鲧，或称舜殛鲧。《尚书·舜典》中说舜“殛鲧于羽山”。《吕氏春秋》则不言谁杀，但看起来还是舜，而有尧支持：

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施。召之不来，仿佯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付之以吴刀。[27]

总之，鲧部是遭重创了。据《尚书·舜典》，共工与鲧尚并存，他们是同族的两支，都遭了舜的迫害。

这样，鲧部不可能再跟舜族发生婚姻关系了。他们要寻找新的婚姻联盟。鲧族有了自己独有的图腾，其中虽然有蛙类水族的遗痕，但已跟蛙类相去甚远。鲧的图腾是三足鳖。《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尔雅·释鱼》：“鳖三足，能。”《述异记》：“陆居曰熊，水居曰能。”《史记正义》：“鲧之羽山，化为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来反，下三点为三足也。束皙《发蒙记》云鳖三足曰熊。”今本《史记》及其他典籍均将“能”讹作“熊”。“能”，即三足鳖，这是鲧族的图腾。我们通过这个图腾来考察那被逐出联盟的鲧族的新的氏族联盟。

关于鲧的婚姻，《世本·帝系》：“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鲧娶有莘氏女，谓之女志，是生高密。”高密即禹，为音变所致。《世本》又云：“禹母修巳，吞神珠如薏苡，胸拆生禹。”此修巳当为鲧妻，为长蛇之属。刘师培《姒姓释》认为“姒”“巳”同文，姒姓即巳姓，而“巳”“蛇”古同字。“禹”字从“?”，“?”与“虫”同，“虫”在卜辞里又与“巳”同字，并即虺蛇等所从出。[28]则禹族本长蛇族。[29]鲧与修巳的婚姻实际上是一场鳖蛇图腾集团的联姻，标志着鲧部与禹部两合氏族婚姻的形成。

这个鲧生的禹不知是第几代禹了，禹族的老家在西羌。《史记·六国年表》载：“故禹兴于西羌。”《新语》也谓“大禹出于西羌”。禹部从西部杀出来，跟东方的一支叛逆氏族结缘。这远距离的婚配，增强了氏族的活力，故鲧禹部迅速强大起来。

三足鳖集团与蛇集团的联姻在图腾物的结合上有表现。《楚辞·天问》流露出这一结盟的信息。据王逸称，屈原写《天问》是在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见到了那里图画的天地神灵与古圣贤怪物行事，因而发问。屈原在写到鲧时，有几句话十分引人注目，第一句是：“鸱龟曳衔，鲧何听焉？”旧说一直将鸱释为飞鸟。王逸注曰：“言鲧治水，绩用不成，尧乃放杀之羽山，飞鸟水虫，曳衔而食之，鲧何能复不听乎？”显然，这是不对的。鲧死三岁不腐，岂有鸟鱼衔食之事？周拱辰认为“鸱龟曳衔”是鲧的治水法，也难以说通。唯徐文靖之说别具一格：

按《唐会要》曰，汉柏梁殿灾，越巫言海中有鱼，虬尾似鸱，激浪则降雨，遂作其像于屋，以厌火灾。……《汉书》，越巫请以鸱尾鱼厌火祥，今鸱尾即此鱼尾也。[30]

据此，鸱即鸱尾鱼，虬尾似鸱，当是身材长长有若虬龙。其实这鸱就是巳，是长蛇，而龟就是那三足鳖。因为壁画不规整有误差，故屈原将长蛇看作了鸱尾鱼，而把三足鳖看成了龟。这是一个龟鳖族与虬龙族的联盟标志。

这儿的壁画是一组，主要是反映鳖族与蛇族的友谊与婚盟，鸱龟曳衔是二物在吻嘴，有如仰韶文化陶纹之鱼鸟相衔。另外一幅则是虬龙负鳖。《天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这里的关键是理解“熊”字，其实它不是熊，而是“能”，即三足鳖，读音同“赖”。对此，前人也有过很好的阐述。如林兆珂曰：“虬熊相负亦犹龟蛇之相求也。”蒋之翘曰：“考之古文，能熊二字，互相为用，如《左传》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水，《国语》又作黄能，《释文》以熊兽属，非入水之物，故是鳖也。《尔雅》，鳖三足曰能。”[31]这些为我们理解《天问》提供了很好的见解。虬龙负能实际是鸱龟曳衔内容的延伸，所画为虬龙与三足鳖的缠绕，“皆壁上画所有”，它是原始的氏族结盟的见证。虬鳖**后成蛇龟**，成玄武，都是图画不规范而发生讹变所致。

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先夏文化在山西陶寺文化中十分活跃，那儿曾是尧舜联盟的大本营，所以尧舜联盟对新起的鲧禹联盟十分畏惧，对咄咄逼人的鲧部采取了高压政策。舜先是杀了鲧，又将共工部流放到幽州，鲧禹联盟便被破坏了。

禹部只好寻求新的婚姻联盟，于是找到涂山氏。涂山氏是女娲一系的后人。《世本·帝系》：“禹纳涂山氏女，曰娇，是为攸女。”《史记索隐》：“《系本》曰‘涂山氏女名女娲’，是禹娶涂山氏号女娲也。”因为鲧也属于娲部，涂山氏是不是鲧的支裔也未可知。由于父权即将到来，涂山母族势力本弱，其图腾不见称显，或为石头，而禹虬龙独长，两合婚即将瓦解。

重黎联盟也是中国氏族时代一支强大的文化势力，作为神职人员的重与黎曾被封为天地之官，有整顿世界秩序的伟大功业。他们的后人是楚人。重、黎得到尊崇是南方苗蛮集团的祖先崇拜的结果。

如同鲧一样，重与黎也跟尧舜核心氏族集团存在着离心关系。《史记·楚世家》：“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重、黎氏在帝喾时遭到了重创，但在颛顼时，重、黎分别被任以司天司地之职，地位崇高。在东部的两合氏族里，颛顼与尧系列多是反叛角色，而帝喾与舜系列则主正统之位。由于反叛势力被镇压，颛顼与尧一系的势力相对弱化。尧舜后，尧系氏族只有楚人，而舜氏则有实力强大的商、周。颛顼子鲧、尧子丹朱都有强烈的问鼎意识，因而遭到尧舜的联合镇压，实力受损。他们或被消灭，或被远斥，只能在边地发展。

黎氏是尧后。尧舜势力南渐，起初是两支尧舜后人同去的。《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帝丹朱是帝尧之子，帝舜是舜部南去的一支，还袭旧号，他们是一对联盟，因而死后还葬在一起。南方的这支联盟中丹朱势力强大，引起了北方总联盟的恐惧。丹朱即黎，因遭帝喾诛杀而怀有仇恨，不听号令是很自然的。尧也为之震怒，因为这是一支足以跟自己抗衡的同族势力，弄不好会让丹朱争了正统。尧部跟丹朱部实际上是兄弟氏族了，尧容不了丹朱，曾发动对丹朱的战争。《吕氏春秋》载“尧战于丹水之浦”，古本《竹书纪年》载“放帝丹朱于丹水”。尧对自己的同族进行了火并。

丹朱就是欢兜，童书业和杨宽曾力证之。当然，这二者并不是一人，而是指同一氏族。《山海经·大荒北经》：“颛顼生欢兜，欢兜生苗民，苗民釐姓。”《国语》韦昭注：“狸姓，丹朱之后也。”“釐”“狸”皆“黎”之变。《周礼》：“颛顼氏有子曰黎，为苗民。”颛顼、尧、丹朱三者之后皆黎，因为前三者同族，谓黎为三者后不矛盾，而黎则与三者同族无疑。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帝丹朱与帝舜同葬一山，则丹朱部与舜部婚姻还在继续。这种联盟后来变成重黎联盟，是不是丹朱部与舜部的姻亲关系瓦解了呢？事实上也没有。黎为尧族，重实际上是舜族，舜又叫重华。舜后有名重者，则南部重黎联盟是北方尧舜联盟在南方的支裔，后来作出了开发南方的伟大事业。

关于重，有称其为少皞之后者，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可这不是少皞氏的后人，而是少皞氏的前辈叔叔。少皞氏是鸟族，《左传》中他的后人曾宣扬过他的为鸟师而鸟名的事迹。在东方的另一支鸟族当是帝喾族，所以少皞氏的这位重叔就是喾后舜，即重华。

司马迁作《史记》，将重、黎合并为一，是他不懂这种两合婚制所致。《集解》和《索隐》努力为“重、黎是同一人”找根据，可只是在错误的路上愈骛愈远。重、黎的联盟在南方孕育了楚文化，当氏族发展分化，重、黎本体那支联盟还保存着，成为宗教领袖，直到周代才结束了它们的使命。

重黎联盟又让我们看到了这种两合氏族婚姻的形态，使我们认识到中国文化虽然丰富多彩，却存在着高度的同一性，中国文化的大树，实际上是在蛙鸟联盟的基础上繁衍开去的。

以上我们分析了中国氏族社会几组典型的婚姻联盟，它只是神话中透露出的史影，远非中国氏族社会的全貌。我们这样做是希望通过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扫**旧史学家加在氏族社会上的虚幻构架。神的代际关系之新陈代谢，也让我们找到神话运动的内在动力：是氏族联盟的发展及其矛盾运动推动着氏族神话的发展变异。

传世神话告诉我们：中国氏族社会各联盟的文化虽然丰富多彩，我们却能找出它们跟伏羲女娲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不是可以说明：中国文化是一元多流，而又万川归海呢？

[1]　[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第79页。

[2]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第67—6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85页。

[4]　蔡俊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原始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03页。

[5]　[苏]谢苗诺夫：《婚姻和家庭的起源》，蔡俊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00页。

[6]　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1页。

[7]　克恩：独龙语，指独龙族的血缘村落。

[8]　刘起：《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69页。刘起先生引用《中国少数民族》的婚俗来讨论古代传说的婚姻叙事。

[9]　《国语·晋语》，第356页。

[10]　刘起釪：《古史续辨》，第181页。

[11]　《毛诗正义·殷武》，“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627页。

[12]　周宝宏：《〈逸周书〉考释》“王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97页。

[13]　吕思勉先生在《三皇五帝考》中对《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战炎帝又战蚩尤，涿鹿战又阪泉战，颇令人费解问题，提出炎帝蚩尤一人，涿鹿阪泉一役的观点，可谓卓见。该文见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68页。

[14]　《史记·五帝本纪》“索引”认为，史记所谓神农氏“世衰”，指的是皇甫谧《帝王世纪》提到的榆罔。

[15]　《史记·五帝本纪》“索引”，第8页。

[16]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一册）》“全汉文”卷五十三选录，中华书局，1965年。

[17]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8页。

[18]　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77页。

[19]　《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甫谧，第9页。

[20]　《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孔安国，第68页。

[21]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吕思勉、童书业编著：《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23—238页。

[2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第413页。

[23]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25页。

[24]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223—238页。

[2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224页。

[26]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223—238页。

[27]　《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二十二子”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06页。

[28]　刘师培：《姒姓释》，《刘师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52页。

[29]　闻一多，《伏羲考》，第34—35页。

[30]　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年，第86页。

[31]　游国恩主编：《天问纂义》，第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