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祭法》载有祭天的礼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神崇拜大都不实行孤立的天神崇拜，它跟地神崇拜总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也是天神自然属性的一种表现。《祭法》说：“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陈澔注曰：“积柴于坛上，加牲玉于柴上，乃燎之，使气达于天，此祭天之礼也。”这泰坛为一圆丘，泰折为一方丘，是天圆地方的观念的体现。古代祭祀建筑中的圆形建筑和方形建筑分别是天神和土地神的祭拜场所。这种祭祀方式虽见于周代典籍，但它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从原始社会的祭天仪式中发展来的。在山东长岛县发掘的大口遗址里，共发现了十处用火痕迹，用火处呈椭圆形、圆形、圆角长方形几种形式，这大约就是古人“燔柴于泰坛”的祭天场所[14]。火燎于圆堆，使气达于天，这就是东夷古民在祭祀他们的至上神天神。
上海新近发现的福泉山崧泽文化遗址里，也出现了燎祭的遗迹。这是一个墓葬群，在墓的旁边、上方、下方，发现了一摊摊火烧过的痕迹，土呈红色，且很硬。据推测，这是先民们燎祭的结果。[15]
20世纪80年代初，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的发掘展示了先民祭祀天地神灵的宏大场面。[16]东山嘴村位于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县城东南约4公里的大凌河西岸，那里有一处原始社会的祭祀遗址。遗址坐落在一道山梁正中的一缓平突起的台地上，长约60米，宽约40米。整个遗址分为中心、两翼和前后两端等部分。中心为一座大型方形基址，两翼为两道南北走向、相互对称的墙基。前端为石圈形台址与多圆形石砌基址。石圈形台址直径2.5米，距地表深20至40厘米，周围以石片镶边，石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小鹅卵石。圆形石基址有多个，在石圈形台址以南约4米处，发现有三个相连的圆形基址，其中两个尚有轮廓。这些圆形台基址的发现，说明祭祀遗址中的圆形祭台曾先后多次建立，一个损坏，再建立一个，时间跨度大，最后的圆形台址与方形基址一起，构成了整个祭祀场所的主体部分。
对于那座大型的方形基址，人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是祭祀土地神的，其依据一方面是在该遗址中出土了孕妇陶塑裸像，女裸塑像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共同特性，它是祈求生育与丰产的产物。土地神大都被称为地母。古人立石为社，将石头视为土地神的象征，这些女塑像又与方形基址中的立石联系在一起，女塑像与地母间即便不是可等同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难以分开，故据女裸塑像与立石可证方形基址为社祀遗址。另一方面，人们也是据周代的礼仪，社祀在一方丘之上，也就是源远流长的天圆地方观念，基址是方形的，当为祭地（社祀）遗址无疑。
关于圆形台址的用途，人们很少谈到它。其实，它应该是祭天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祭祀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天神。按《礼记·祭法》所称，祭天于泰坛，泰坛即圆丘，则圆形建筑之台面多为祭天场所，这是我们判断东山嘴遗址基址性质的重要依据。又，在东山嘴遗址中，出土有双龙首璜形玉饰和鸮形松石饰物，这两件玉器均作为神秘动物之形象，非寻常装饰娱乐之物，殆巫师祭神之法器。玉器为古代巫师作法常用法器之一种，而龙与鸟则被视为通天的工具。张光直在论述新石器时代鸟形玉饰时指出，这些鸟的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至少有若干在商人通神仪式中起过作用。[17]他举甲骨文与文献证之，甲骨有称帝使凤者，知凤为上帝使者，凤鸟的出现跟上帝发生了联系，那个鸮形松石饰不过是凤鸟的前身而已。商代的作风不会突如其来，据傅斯年所论，商代发迹于东北渤海与古兖州[18]。又，近年金景芳先生提出商族起源于辽水流域，东北一带，至少是商族的源头之一。[19]红山文化的巫术传流，不能不在商族的宗教思想中打上烙印，东山嘴遗址中的鸟形石饰即商人以鸟通天的传统渊源所在。《山海经·大荒东经》载商人祖王亥“两手操鸟”，张光直认为是在作法通天，实在是有见地的论断。我们把鸮形松石饰的用途跟圆形台基联系起来，犹如人们把**塑像同方形台址联系起来一样，鸟是巫师用以通天的工具，圆形台址本是天的象征，天为圆，则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之圆形台丘为祭天场所可以确知。又，龙也是登天的重要工具，《山海经》中之乘龙天神非一二数，四方之神均乘龙。据传夏启也乘龙，《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之水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知乘龙可上天，这样，东山嘴遗址出现龙形璜状玉饰就不是偶然的了。巫师以龙形鸟形玉石之通天法器，在圆形台丘祭祀天帝，说明在距今五千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先民就在祭祀他们的至上神天神。据此，我们可以断言，所谓我国远古无天神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中国历史很早就进入农耕时代，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重要遗址如河姆渡文化遗址、仰韶文化遗址中，可以确知人们已经过上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生活。农业文明伴随着土地神的崇拜，故社祀是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在发展过程中，对社神的崇拜与天神崇拜融合起来。社神的地位逐渐上升，并逐渐包容了天神崇拜。东山嘴祭祀遗址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跨度的祀神场所，起初是圆形祭坛出现，并几经兴废，可知天神崇拜在前，但方形祭坛后出，凌压了圆形祭台，社祀变得更为重要了，这是农业在人们生活中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的结果。人们于祭祀社神的同时祭天，社祀有如祭天的礼仪。天神后来是逐渐与土地神和祖先神合流的。因此，中国古代的最高神后来发展为天神、地祇、人鬼三位一体的综合样式。这种合流，在原始社会已见端倪。
1981年，浙江余杭瑶山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一处祭坛。这座祭坛平面是呈方形的，由里外三重组成，外围边长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气势十分磅礴。在祭台的南半部分，分列有十二座墓葬。据推断，这些墓葬的主人为巫觋，生前是该祭坛祭祀活动的主持者，也是这一带的部落首领。随葬品中也有如红山文化相似的玉龙、玉鸟，更有通天法器及良渚文化的典型代表玉琮，充分表现了该址的祭坛性质。建坛的地点选在山顶上，含有通向上天之意；而坛作方形，可视为祀社神以配天的作风，知天帝与社神的崇拜已融为一体了。而首领埋于天地祭台，又有祖神参与其中的意味[20]。
在上海福泉山发现的良渚文化祭坛，中心建于一高阜，上有祭祀坑和红烧土堆积。祭祀坑中央有一较规则方形坑，祭坛上也葬有大墓。就台上有祭祀坑的情形看，这里是行燎祭祭天的场所。又，中央土台作正方形，也是与社祀相配，所葬大墓，是巫政合一的首领，也是祖先。原始社会的最高神渐呈天神、地祇、人鬼三位一体的态势。[21]
其实，就是东山嘴的那处祭神场所，已能看出三位一体的神系的特征，圆台祭天，方坛礼地，那些女裸塑像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女祖先。人们认为这些女像是地母，是社神。古代民族多有将其祖视为社神的，如句龙，知所谓地母有祖宗特性，她们后来得以配天，则是成为至上神的一个标志。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的女神庙遗址的发掘，更使我们看到了祖先与天神的合流。这座女神庙位于牛河梁主梁北山之顶，也在高山之上，可知并非普通的祖先神。女神庙中发现有一个完整的比真人还大的女性头像，较东山嘴女裸塑像为大。在庙址里，还出土有至少分属六个个体的人像残件，这尊女头像属中小型，且处主室偏西一侧，不能算是主神。在主室的中心部位，出土有比真人器官大三倍的大鼻、大耳。神像大小不一，且居中者形象如此庞大，说明神界已出现等次。[22]主神已出现，女神像显然不再仅仅属于生殖崇拜的一般的宗教崇拜了。它应是发达的祖先崇拜与天神崇拜的合流。
事实说明，在我国的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天神崇拜，从中原大地到长江流域，从东北地区到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的考古材料都显示出先民们对至上神的崇拜。商人曾将其祖先与上帝叠合，但商灭亡以后，天神依旧抽象，恢复了自然属性，它以社神与祖先神为两翼，左右着中国神话与神崇拜的发展，几千年来影响极为深远。
[1] [德]W. 施密特：《原始宗教与神话》，第239页。
[2] [英]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0页。
[3] [英]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第42页。
[4] [德]W. 施密特：《原始宗教与神话》，第239页。
[5] [德]W. 施密特：《原始宗教与神话》，第239页。
[6]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页。
[7] 参见张光直：《商代的巫与巫术》，《中国青铜时代》（二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
[8]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第324页。
[9]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第319页。
[10]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第319页。
[11] 田兆元：《中国先秦鬼神崇拜的演进大势》，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12] 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56页。
[13] 田兆元：《中国先秦鬼神崇拜的演进大势》，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
[14] 吴汝祚：《山东省长岛县砣矶岛大口遗址》，载《考古》1985年第12期。
[15] 黄宣佩主编：《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18—21页。
[16] 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4年第11期。
[17] 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通天神器是张光直对祭祀文物的基本理解。
[18]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1935年。
[19] 金景芳：《商文化起源于我国北方说》，朱东润主编：《中华文史论丛》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第1期。
[21] 黄宣佩主编：《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第64—67页。
[22] 孙守道、郭大顺：《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头像的发现与研究》，载《文物》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