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一个海外番邦的使团抵达了广州，他们声称自己来自叫作佛郎机的国度，是国王派来的特使，要见大明皇帝。明朝人对这个海外番邦颇为津津乐道，因为这些人长得明显不同于中国人，也不同于郑和下西洋之际描述过的那些人，于是颇为细致地记录下了他们的特征：“身长七尺，高鼻深目，猫睛鹰嘴，面貌白晳，卷发赤须。”

佛郎机的准确译法其实是法兰西。在东西方尚未顺利沟通的年代，伊斯兰教徒成为沟通两大世界的中介，而穆斯林告诉中国人，这些高鼻深目的家伙，就是“弗兰克”，但由于汉语没有准确的对应读音，所以最后就被念成“佛郎机”，葡萄牙、西班牙这些最先来到东方的欧洲国家便被以此名称呼——但需要注意的是，“佛郎机”是葡萄牙，并非法兰西。

佛郎机的船一到广州，便升旗鸣炮，《中国古代火炮史》记载说：“蓦有番船三只至省城下，放铳三个，城中尽惊。”广州地方还以为番邦要进犯，后来经过一番解释，矛盾才化解。应该说广州的官员对这些番邦的人还算比较客气，允许他们在此停留，然后上报朝廷。但是这些佛郎机人却并不老实，他们前往珠江口东侧的屯门岛，盖房屋、围栅栏、立营寨，打起了在此长久居住的主意。与此同时，佛郎机使臣皮莱资以及充当翻译官的华人火者亚三，又在南京通过贿赂权臣江彬，居然直接搭上了明武宗。火者亚三因为会说葡萄牙语，还一度成了皇帝的身边宠臣，教皇帝说葡语。

就在明朝群臣看着火者亚三干生气而无可奈何之际，1520年，忽然从如今的马六甲、当时的明朝藩属满剌加发来求救信号，说是遭到佛郎机的入侵，请求天朝“遣将助兵复其国”，于是群臣商议：“满剌加乃敕封之国，而佛郎机敢并之，且啖我以利，邀求封贡，决不可许。宜却其使臣，明示顺逆，令还满剌加疆土，方许朝贡，倘执迷不悛，必檄告诸蕃，声罪致讨。”大意如此：群臣严正谴责，要佛郎机从满剌加撤兵，如果不撤，将发兵讨伐云云。但明朝实际上并没有采取行动，而且第二年明武宗就驾崩了，和佛郎机相关的人都被处置，连翻译官火者亚三都被处死，皮莱资被打发回广州，随后被打入大牢。

广州这边，出于直接面对的缘故，按察使汪鋐倒是不敢马虎，立即部署事宜。佛朗机什么情况，他能不知道吗？单是讲船：“其船用夹板，长十丈，宽三丈，两旁驾橹四十余杖，周围置铳三十余管，船底尖而面平，不畏风浪，人立之处，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撑驾，橹多而人众，虽无风可以疾走。各铳举发，弹落如雨，所向无敌，号曰‘蜈蚣船’。”若是讲武器：“其铳管用钢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后来便把这种铳（其实是炮），叫作佛郎机炮。以当时广州的军力，对其是无可奈何的。

汪鋐第一次出兵驱赶，佛朗机人根本就不肯走，“反用铳击败我兵”，而明军“望而畏之，不敢近”。于是汪鋐派人打着卖米酒给佛朗机人的旗号，登上了船只，还结识了船上的两个华人，华人跟他们详细地说了船和大炮的情况。没多久，汪鋐居然就让人仿制了佛朗机铳。到了这年秋天，明军居然能用仿制的佛朗机火炮向佛朗机人发起攻势，将这些入侵者一举击溃并逐出珠江口。1522年，另一路佛郎机人抵达新会县茜草湾之际，也被汪鋐击退。

汪鋐确实很厉害，虽然他打败了佛朗机人，可是他一点都不小看敌人，尤其是很积极地向朝廷陈述佛朗机人用的枪炮如何厉害，还把缴获的佛朗机铳送进京给皇帝看。打败西方侵略者，汪鋐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虽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没提到他和这件事，但当时刚登基没多久的嘉靖皇帝很高兴地把汪鋐召进京城。当时的兵部尚书对汪鋐很不屑，说了一堆战争要靠人打不是靠武器之类的空话，结果被嘉靖皇帝撤职，汪鋐取而代之，当上了兵部尚书。

“其铳管用钢铸造，大者一千余斤，中者五百余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铳一管，用提铳四把，大小量铳管以铁为之，铳弹内用铁外用铅，大者八斤，其火药制法与中国异。其铳举放，远可去百余丈，木石犯之皆碎。”以后视者的角度，我们现在知道广东人所看到的这种佛郎机炮其实是15世纪问世的鹰炮，早期在欧洲用来对付步兵，后来成为一种用于海上的小型火炮，特点是射程长、破坏力强，用法类似于野战炮，只需少量火药，即可炮击到九米以外的地方。

经历了这一仗，葡萄牙人转变了手法。1556年，一个叫作苏萨的葡萄牙船长写信给葡王约翰三世之兄弟路易斯亲王，说自己在1551年抵达了中国。进入中国港口后，苏萨说：“我命令在中国海上的葡人不要登陆，并且不要做任何对抗中国的事情。然后我进行和平谈判。葡人答应缴纳各种税，所有葡人都同意这种协定。”随后他们见到了广州城海道副使，苏萨说：“他是国家的高级官吏和海军长官，负责海防兼理市舶一切事宜。有必要时，往往受任大权，亲自出马。”最后双方便达成一项口头协定，葡人缴纳百分之二十的关税，换取到澳门进行贸易的资格。很可能广东当局自己做了权宜的决定，因为皇帝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更没有批准这个协定。葡萄牙人其实是靠贿赂，得到了澳门的居住权。《广东史通》是这样说的：“嘉靖三十二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故借濠镜地曝晒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使之。蕃人之入居澳，自汪柏始。”

其中还有一个说法，当时嘉靖皇帝需要一种特殊的贡品叫作龙涎香，“司礼监付谕户部取龙涎香百斤，檄下诸番，悬价每斤赏一千二百两，望香山澳访买，仅得十一两”。而葡萄牙人手里就有这种香料，因为葡萄牙人控制了东南亚的香料贸易之路，绝大多数运入中国的香料均要经葡人之手。

《历史上的澳门》一书描述了这样的场景：葡人来澳门贸易，海关收税官直出衙门陈列接受葡人缴纳的租金，税官回送葡商一罐酒及一些糕点。然后翻译对海道副使说，葡人带来五百两银子作为缴纳澳门的地租。海道副使当着其他官员的面表示同意，并连忙将这些银子送入铁柜，因为那是供御用的财物。此后每年五百两租金之例相沿下来。

由此可知，嘉靖初年，佛郎机炮便传入中国，且明朝政府对这种西洋玩意儿向来是来者不拒的，尤其是发现这种炮比传统火铳更厉害之后，明朝的军工部门立即开始仿制。嘉靖中期，远在西北的甘肃边防，已经有一千门以上的佛郎机炮车，宁夏、山西也有相似数量的配置。明朝人说：“火器之中，佛郎机尤为便利。边关之地所以自卫攻敌者，唯此是恃也。”

明朝的水师也同样大量装备佛郎机炮，一条船上，往往装备有二到六座大佛郎机炮。明军青睐佛郎机炮是有理由的，较中国的原有大炮而言，这种西洋大炮射速快，重型佛郎机大炮被称为“无敌大将军”，有三门子炮，射时子炮装入母炮，发射完拿出，再装填第二个子炮。从实际操演来看，三炮射击总共费时不到二十秒，这是很了不起的。而且后装炮前后相通，空气流通，炮管较薄，散热也快，持续射击的能力由此增强，火药自燃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铁铸的子炮可以承担一部分火药压力，一旦出现裂缝损坏，也不影响火炮的射击性能。

到嘉靖末期，佛郎机炮已经成为明军的主力装备，不过用得多了，弊病也显示出来，譬如子炮和炮腹之间气密性不佳，导致火药气体在炮腹外泄，造成火炮射程较短。在敌人骑兵高速冲锋时，不足以压制对手——这一点尤其不利于对付当时的蒙古骑兵和稍后的满洲人。

也实在是历史的机运，就在这个时候，1620年左右，广东海面又来了一条西洋战舰，遇上台风受损沉没。后来广州政府组织打捞，捞出三十六门十八磅的舰炮，其中有二十四门被送到了帝都。另一种说法是葡萄牙人捞起了炮，稍加修缮卖给了广州政府。这条沉没的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独角兽”号，但是明朝并不知道，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是荷兰人的玩意儿，而此时明朝人已经把荷兰人叫作“红夷”。《明史·外国列传》如是说：“和兰，又名红毛番，地近佛郎机。”于是这些炮，便顺理成章叫作红夷大炮。

与之前的佛郎机炮不同的是，这种炮射程远达一千米以上，威力更大，炮管也更长，管壁更厚，精度更高，以术语来讲，它属于前装滑膛铜炮，即炮管内部没有铸造膛线的火炮。这个消息惊动了一个上海人——徐光启。他立即联合杭州人李之藻，一起给皇帝上疏，说西洋大铳（红夷大炮）真是个好东西，“可以制奴（指北方的后金）”，请求去香山（澳门原属于香山县），同时把那些会造炮打炮的红夷人也一起召过来，“以资战守”。

在获得皇帝的旨意许可后，徐光启便赶到澳门。第一批红夷大炮随后到达北京。在徐光启的争取之下，二十四名葡萄牙技师随即到达北京成了明军炮兵的教官，沉船上的二十多门舰炮，也同期送达。据说徐光启信仰天主教，凭借这个关系，他谈到了比较优惠的价格，只是我们不知晓具体优惠了多少。但这些炮的其中一门，至今仍收藏于中国军事博物馆。关于红夷大炮的来源，还有一种听上去有点不太靠谱的说法：明朝威胁葡萄牙人，要提高澳门的租金，于是葡萄牙人说租金就别涨价了，我帮你铸造红夷大炮。当时澳门有远东最好的炮厂——卜加劳铸炮厂，与明朝交易的火炮大部分来自这个炮厂。

徐光启有个学生，也是上海人，具体而言是今天的嘉定人，叫作孙元化。此人在考中举人之后便到徐光启这边学习西学，主要内容是火器和数学，此后便对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章失去兴趣，放弃科举，专心西学。1621年，他追随老师受洗入教，第二年边关便传来辽省防务吃紧的消息，孙元化向朝廷连上两条御敌策略，居然得到了兵部尚书孙承宗的认可，其中对大炮的主张，更在宁远城的防务上得到了运用。因此，孙元化得到保荐，到宁远协助袁崇焕。

宁远城，其实是个很小的城，位于山海关外一百公里处，直到1428年才设为卫城。红夷大炮的摆放按照以往的规矩是安置在城外的壕沟之外——果真如此的话，努尔哈赤就未必会中弹了。袁崇焕和孙元化在仔细观测宁远城及周边的情况之后，最终决定将大炮搬进城。城的四角各有一个方形敌台，三面伸出城外，一面和城池相连，最终红夷大炮就放置在方形敌台的特制炮车之上。这样一来，大炮的火力便可覆盖城墙外二百七十度的范围，而且相邻城墙角敌台之间的大炮，也可以射击城下的敌军。这样一来，火炮的死角就能被填补，基本上做到全覆盖。

由于孙元化的到场，加上担任火器总把（炮队总指挥）的彭簪接受过葡萄牙人训练，红夷大炮的炮手之中，也有袁崇焕早年在福建招募的罗立等熟手，此后便是如《明熹宗实录》所言：“（宁远）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亦如《明史》所记：“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击，周而不停。”

据说，努尔哈赤本人也被大炮打伤，回去之后七个月病死。这个有些真假难辨，因为努尔哈赤最终是身患毒疽而死，至于这疽，究竟与大炮有无干系，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红夷大炮的威力让一班八旗子弟印象深刻。因为努尔哈赤的继任者皇太极就致力于做两件事，一是设计害死袁崇焕，二是搞到红夷大炮。这两件事，后来都让他如愿以偿。

1630年，多疑的崇祯杀了袁崇焕。当时孙元化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之下，依旧能保证八城二十四堡屹立不动，直到被调任去山东半岛的登州。而到了登州，孙元化依旧大胆使用西方人的外籍军团，当时的登州被《中西交通史》称为“东陲之西学堡垒”。此时红夷大炮仍旧为明军发挥着极大的作用。1631年，皮岛海战爆发，双方激战十余天，明军在东江总兵黄龙和副总兵张焘指挥下，用战船上的大炮猛烈轰击后金沿海防线，结果是后金军战败，“畏缩奔于八十里之外，不敢复近海岸”。张焘奏称：“（炮队）计用神器十九次，约打死贼六七百官兵。”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孙元化做了一件致命的错事——收留了来自皮岛的孔有德和耿仲明，耿仲明即后世三藩耿精忠的爷爷。稍后祖大寿在大凌河被围之际，孙元化派孔有德去增援，结果这个自称是孔子之后的家伙中途反水，杀回登州，耿精忠的爷爷则做了内应，于是孙元化战败被俘。这个时候孙元化还试图劝说孔有德回心转意，一度以为招安有望，结果山东巡抚藏匿了招抚的诏书，孙元化再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孔有德让他回朝说明真相。但这个时候，那些仇恨他的人，已经结成了针对他的同盟，联合下手，非要置孙元化于死地不可。最终孙元化被斩首，汤若望在他死前，乔装成送炭工入狱探望，为他做了最后的告解。

孔有德和耿仲明听说连孙元化都被崇祯皇帝处决了，哪里还会犹豫，于是驾着百余艘船只，带着一万多人和数门红夷大炮，到鸭绿江口镇江堡登陆之后，递给皇太极一封信，信上写着：“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要知道，这个时候，皇太极还在为自己的那些人苦苦仿造不出合格的大炮而绞尽脑汁，结果孔有德和耿仲明主动送货上门了。皇太极大喜，他跑到郊外十里外迎接两位降将，其实孔有德和耿仲明算什么，他真正迎接的是红夷大炮。随后，后金设立了第一支炮兵部队“乌真超哈”，红夷大炮则更名为“红衣大炮”。

1644年，李自成大顺军凿重壕、立坚壁，在潼关堵截清军。红衣大炮至，轰破关防，大顺军崩溃。1645年，清军又用红衣大炮轰塌了扬州城墙，“城上鼎沸，势遂不支”。十一日后，扬州城破，史可法被俘就义。多说一句，当年孙元化麾下一共有二十七名西方人，在战役中十二人阵亡，十五人脱身逃走，没有一人投降。

在这里我们要说说红夷大炮本身的特点。首先这是一种架退式前装滑膛火炮，所谓架退式，就是说每发射一次，都会往后“缩一缩”，偏离原有的射击战位。这个时候，便需要经历复位，再装填，再次设定方向角和仰角。这个复位颇为烦琐，必须用带钩的刷子先把没有燃烧完全的碎布之类钩出来，再用沾水毛刷伸进炮膛熄灭火星并清洗干净，然后用干布包裹的炮杆伸入将炮膛擦干，这些动作做完之后，才能再次填火药、放炮弹——整体来讲，那个时候打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但是，红夷大炮的优点也是无可比拟的，因为火药燃烧时膛压是由高到低的，所以管壁也是从炮口到炮尾逐渐加粗的设计。炮身的重心两侧还有圆柱形炮耳，可以以此为轴调节仰角，配合火药用量改变射程。更贴心的是有了准星和照门，便可以依照抛物线来计算弹道，相对精度大大提高。虽然射速偏慢，炮体也非常沉重，却不可否认它的威力之大、射程之远，野战或许有点不便，但至少在城池攻防战中厥功至伟，且后来有了合适的陆用炮车使其好用许多。

只不过，凭借大炮和吴三桂夺下大明江山的清朝，若干年后居然完全不提火器，沉迷在“弓马骑射乃建州之本”的谎言里，骗得了自己，却骗不了英法俄日各色列强，终于尝到了被火枪大炮打开国门、皇帝太后撒丫子跑出京城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