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1年的浑河之战，堪称明朝历史上最悲壮的一战。参战部队有辽兵、白杆兵、浙军（戚家军），都是明朝当时最强的军队，却因为种种掣肘加上互相的不合作，造成最终的惨败。我们这里主要讲一讲兵器应用，撇开那些是是非非，仅以军事来说一说这场战役。

先来说一说白杆兵。白杆兵正式的名称，是四川石柱宣抚使马氏家族招揽当地人编练而成的土司兵。而所谓“白杆”，其实也就是选取白蜡树的优质木料做成的长杆，上配带刃的钩，下配坚硬的铁环，钩可砍可拉，环则可作为锤击武器。在山地丘陵之类复杂地形作战之际，它还可以作为翻山越岭登楼攀墙的辅助工具，即所谓“一矛钩齿向上挂”。这很像之前我们提过的钩镰枪。手持这种长柄利器，配以短柄的利剑大刀，防护则是铁甲加厚棉的组合，“盔重十六斤，衬以厚絮，如斗大，甲重者数十斤，利箭不能入，火枪打百步”。所以白杆兵其实就是一种勤俭节约版的山地特种兵。万历年间的播州之乱，发生在山高水险的贵州遵义，明军曾经束手无策，当时就是白杆兵利用这种特殊性，发挥出奇兵的作用，从此打出了白杆枪无敌的招牌。

但扬名立万意味着自身不能出错，石柱马氏不过是一个土司，哪里来的资本运作此事？马家的媳妇二品诰命夫人秦良玉是四川总兵官，所以最初能编制五个营的兵力，每月钱粮也是由土司提供（米三斗六升、银三两六钱）。白杆兵的招募条件相当严格，均为村寨里的强壮青年男子，且“其节制甚严，只许刺击，不许割首，违者和退缩者斩首”。作战之际，白杆兵通常是排成一个尖锥状队伍，二十四旗为阵，二十五人为队，旗头一人，往后依次为三、五、七、九人。如果前排之人阵亡倒下，后排的人就依次补上，直至全部阵亡。勇敢向前者会得到重赏，怕死退缩和贪功误事者会被严惩，军中甚至还盛行古老的连坐法，所以白杆兵给人的印象，一直是锐不可当的猛虎。

但是就是这样一支不怕死的部队，却在浑河之战前夕，在通州与来自浙江的另一支明军部队（严格来讲不是戚家军，但基本延续了戚家军的传统）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闹到了枪炮对射的地步。指挥这支部队的是秦良玉的哥哥秦邦屏和弟弟秦民屏，或许就是之前不该发生却已经发生的内讧事件，使两个秦家的男人按捺不住，抢先一步推进到浑河边，打算与沈阳城里的明军来个里应外合。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的情报出了问题，实际上这个时候，沈阳已经城溃，七万东北明军覆灭。前来增援的所有明军，也不过一万余人，魏源曾感慨：“是役，明以万余人当我数万众，虽力屈而覆，为辽左用兵以来第一血战。”另一种说法，则是明军一共只有七千人，其中浙江兵三千三百人，川兵四千人，白杆兵又只是这四千人中的一部分而已。

此时并非戚家军的总兵官陈策（广东人）下令退兵，游击周敦吉（四川人）等却激烈请战：“我辈不能救沈，在此三年何为！”于是陈策改变策略，将部队分为两组：戚家军为一组，在浑河桥南立营；周敦吉则和秦邦屏等人，带着白杆兵到桥北立营。陈策则在戚家军这边。

第三支明军，则是当地的部队（蓟辽军），由总兵李秉诚、朱万良、姜弼带领，这支部队人数不少，多达三万人，可是此时却在远处，观望不战，潜台词似乎是：听说你们南方人野得很，就让你们上吧，我在后面欣赏你们的表演。而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浙江人跟东北人此前也打过架，显然东北人没打赢。这矛盾甚至可以追溯到抗倭援朝期间，但问题是抗倭战争1598年就完全结束了，再大的仇恨，到1621年也该化解了。蓟辽军看南军的热闹，南军内部的两支——戚家军和白杆兵又互相猜忌。这样的事出现在战场之上，难免造成悲剧。

努尔哈赤开始没把对手当回事，毕竟明军看上去人也太少了。他派出的是右翼四旗兵，其中号称精锐的是红巴甲喇军骑兵，努尔哈赤打仗也是讲究的，给他的骑兵们配备了棉甲和盾车，但红巴甲喇军骑兵着急，未戴披挂就向土司兵发起了一波冲击。结果，人数远少于满洲铁骑的四川人，把后金打得屁滚尿流，八旗“死于枪弩者数千人”，参领西佛先、佐领席尔泰、格朗先后被击毙。清朝人后来如此记载：“明之步兵，皆系精锐兵，骁勇善战，战之不退。”到这个时候，满洲人才意识到敌人乃是精锐步兵。

恰逢此时，汉奸出动了。这个汉奸就是在抚顺战役中投降努尔哈赤，并娶了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的女儿当老婆的李永芳——努尔哈赤的孙女婿，被称为抚顺额驸。此刻李永芳利用刚刚投降的明军炮手，将原本安放在沈阳城头的一批小口径火炮运送到两军阵前——“李永芳得炮手，亲释其缚，人赏千金，即用以攻川兵，无不立碎者。”再猛的人也挡不住大炮轰，加上努尔哈赤此时又增派骑兵从两翼包抄杀至，川兵据说连饭都没来得及吃，周敦吉、秦邦屏等人就悉数殉于阵前，秦民屏带一部分残兵逃入南岸的浙江兵营。

于是，努尔哈赤便下令这数万八旗兵，渡过浑河向只有三千人的浙兵发起进攻，此时三万蓟辽兵还在远处沉思。按之前所说，老版的戚家军早已不在，这支戚家军其实都是新兵，但是依旧按照戚家军的训练方法加以训练，尽管训练时间不长，但就是这三千人，依旧顽强地阻击着后金。他们布阵于浑河五里之外，列置战车铳炮，掘壕安营，用秫秸为栅，外涂泥巴。因为之前在四川人手里吃了苦头，努尔哈赤也觉得不能小看明军，尤其是南方来的明军，所以他再三告诫刚刚惨胜的八旗兵“勿轻敌”。总兵陈策、副总兵童仲揆、参将张名世、都司袁见龙、都司邓起龙以及戚金此时都拿出了共存亡的勇气，他们先用手里的火枪射击，当火药耗尽，便手持三尺长的竹竿枪和腰刀，披甲胄，外套一层厚棉，与后金人作殊死搏杀，直到夜幕降临仍胜负未分。

这个时候，蓟辽兵总兵朱万良、姜弼遇到了后金将领雅松，雅松一战即溃，蓟辽兵终于追杀到后金左翼四旗兵营前，于是努尔哈赤、皇太极亲自出阵，攻击蓟辽兵，朱万良、姜弼又丢下自己的步兵遁逃。《满文老档》说这些明军步兵“未携弓箭，俱执丈五长枪及大刀，身着盔甲，外披棉被，头戴棉盔，其厚如许，刀枪不入”，但是没有骑兵的掩护，最后也只能全部被消灭。陈策、童仲癸于此时向手持尚方剑、代理熊廷弼经略辽东的袁应泰求救，但袁应泰的回应，却是令各军撤退，全力守辽阳，并引水注入城河，沿河排列大炮，兵士环城守卫。袁应泰拒绝救援的理由是：“奴兵强，决不可救，不必又添陷一枝人马。”换句话说，袁应泰已经放弃了前方友军。所以，后金有增援部队，戚家军却没有。最终，后金在雅巴海、布哈、孙扎钦、巴彦等十多员战将阵亡之后，歼灭了几乎所有浙兵，以上所言陈策等人，全部战死。

不久，辽阳城破，在浑河这一仗遁逃的朱万良，也终于在辽阳知耻而后勇，以一营之力独战努尔哈赤的两黄旗，至于袁应泰，亦自缢而死。一样是死，为什么不愿意在浑河共赴黄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