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很多中国军事迷难以接受的是：明朝灭亡之后，东方火枪兵的真正继承者并不在本土，而在朝鲜李氏王朝。原因在于倭寇入侵之际，朝鲜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火绳枪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后来便连买带学，终于打造出一支很不错的火铳手部队，在清兵征服朝鲜的战争中，虽然火铳手未能阻挡八旗铁骑的屠戮，但还是给爱新觉罗家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点，《清太宗实录》里皇太极的话可以作为验证：“朝鲜之兵，虽无马上之能，然不违法度。长于步战鸟枪，以之攻取城池，大为有用。”
那么为什么朝鲜人善于打枪，还是输给了八旗呢？朝鲜人后来自己做了检讨，《建州闻见录》中说：“鸟铳极是远技，而藏（装填）放甚迟，若非凭城据险，则难以措手。平原易地，决非与铁骑角胜之器……上年我军专恃炮手，当其冲突，未及再藏，而贼骑已入阵中矣。”换言之，就是子弹装填速度太慢，打完一枪再装弹之际，敌人骑兵已经冲到了你面前。
所以到俄罗斯入侵雅克萨之际，清廷便从朝鲜征派部队，而且特别点名，要他们的火铳手。最后朝鲜选派了一百名善使鸟铳者，“由会宁三月初十日至宁古塔，听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领往征罗禅（俄罗斯）”。这个时候鸟铳已经是落后于世界的武器了。黑龙江的战事结束后，朝鲜人注意到清军缴获了“不下三四百柄”俄军枪支，颇与鸟铳不同。于是朝鲜人就向清军讨要到了一支，研究之后说：“贼炮与我国炮制不同，不用火绳，内边插火铁，外边放下铁插，火石放下，则石铁相薄而出火，系是殊异。”这就是18世纪初成为法、俄等欧陆国家制式兵器的燧发枪。
燧发枪的优势不言而喻，它大大简化了射击过程，提高了发火率和射击精度，使用方便，而且成本较低，便于大量生产。17世纪中叶，很多欧洲军队开始装备燧发枪，且一直用到1848年，才结束装备。所以将燧发枪称为那个时代的主打款，并不为过。但是很遗憾的是，康熙皇帝对这种新式武器不屑一顾——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个什么。
更为遗憾的是，其实在明朝就已经有人试制出了比较原始但是已经具备燧发枪基本特点的武器。核心就是将我国使用了两百多年的火绳点火法，改进为燧石发火，发明了自生火铳，火绳枪一遇风雨就无计可施的缺点被克服了。这个人就是毕懋康。他发明的新火枪在扣扳机时龙头下压，因弹簧的作用与火石磨擦发火。这样不但克服了风雨对射击造成的困难，且不须用手按龙头，使瞄准较为准确，随时都可发射。
可惜的是，会在这种事情上动脑子的人，往往都在官场上吃不开。毕懋康后遭宦官排挤、御史弹劾，遂被削籍，直到天启年间才复出做了右佥都御史。他写的《军器图说》说：“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说外国人都怕中国，因为中国人有火器而他们没有。这话现在看来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如果他能活到1840年以后，大概会觉得自己在说梦话吧。这本书在乾隆年间被禁，直到道光年间才得以再版。
再说后金应付鸟铳的另一个办法——楯车，据说是用牛皮、铁皮覆盖木板制成的，不但砖木擂石不能毁，明军大量装备的鸟铳也不能将它打透。《满文老档》说八旗军每五百人就要配备两部楯车，每部楯车专门配兵十名操作。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明军张春部组成以战车为核心的防御阵地，八旗军让重甲骑兵身披用水打湿的棉被冲击明军，没有成功，最后便派出了楯车，在楯车的掩护下与明军近距离用火器对射，依靠精锐的重装步兵突入将明军击败。
这里涉及明朝中晚期的另一项特色武器——战车。战车，自先秦时代逐渐为步兵所取代之后，至明已有千年光阴再无此名。那么为什么到了明朝中后期，反而会突然复活？最初的动议，其实出现在正统年间，当时的大同总兵官朱冕提出，蒙古骑兵不断进犯，边军疲于本命，他建议采用战车，“行则载衣粮，止则结营阵”，也就是说，明军可以以战车为单位，组成一个相对于步兵更机动灵活的移动阵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明朝文武便围绕这个话题，各抒己见地讨论了很久。但空话说一千遍都不如实干，所以朱冕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正统十二年（1447年），他以大同总兵官的身份，造了三百八十六辆战车。随后，明朝开始陆陆续续造大小战车，大的需要七匹马来拉，小的一匹马甚至一个人就可以拉动。
朱冕之后，景泰年间镇守大同的郭登也主张造战车。不过他的方案更为具体，他所指的车是一种偏厢车，即只用向外面一厢，配备枪炮弓牌，一车有十名士兵，无事轮流推车，有事则齐力防卫。车与车用铜钩相连，如敌人来攻，有机可乘，则开壁出战；形势不利，则坚壁固守。这种战车后来在东北战场使用之际又做了一些改进：每两辆中设一架拒马枪，车架上下裹上棉絮布帐来防避矢石，车上武器则有两挺佛朗机，六杆快枪，还有一种可以发射爆炸弹的雷飞炮。
明朝晚期的孙承宗，督师辽东四年，迫使努尔哈赤把都城从辽阳向北迁徙到沈阳，他也主张战车为营的打法，为此写了一本《车营扣答合编》，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核心内容是主张以车营为体，如何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等。
此外，弘治年间有人设计出一种独轮战车，称为全胜车。在车上放铳者二人，在下推车放铳者四人。与敌人相遇，先用五到十辆车冲击敌阵。前有阻塞，首车向前放铳；后有追袭，尾车向后放铳；冲入敌阵，两厢放铳，使敌马惊扰，自相蹂践，从而取胜。但似乎这种车没有经历真正的战场考验，所以也就难说有无可行性。
因抗击倭寇而名扬四海、后来被派驻扎北边的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也曾致力于战车兵的组建。谭纶曾言：“能尽车战之法，实惟俞大猷一人，即臣与戚继光皆自以为不及。”所以这里就讲一讲俞大猷。万历初年，他曾被调京营专管训练车营。随后他便在北京设计出了一整套战车营的体制，如一车用兵二十人，有队长、车长、车副、舵工、推车兵各种角色，同时管放佛郎机。战车则要求“大而不重，轻而不虚，进退纵横不滞，涉险渡水无所往而不宜，缓行日六十里，急行日百里皆可致”。俞大猷还曾将战车图样送给戚继光，戚继光的偏厢战车，车车相连，形成车城，或许有他的创意在其中。
这两位大将的车营，都不是单独的战车战队，讲究的是骑兵、火器与战车的配合，使防守、进击、追逐均较有力。俞大猷曾云：“车必藉火器以败贼，火器必藉车以拒马，二器之用实相须也。”戚继光更强调火器：“（战车）全在火器上，火器若废，车何能御？”所以戚继光的重车营，每车装备两架重型佛郎机，全营佛郎机二百五十六架；每车配备一杆鸟铳，全营有鸟铳五百一十二杆；火箭手每人配火箭六十支，全营共火箭一万五千三百六十支。一车近八成的人使用火器。作战时，火器甚至可以做到打放不停。
明朝中期针对铁甲骑兵的威胁，还专门设计了半封闭制式的战车。该战车外覆装甲，可防骑兵马刀劈砍，同时针对骑兵快速机动的特点对构造进行了改进，将火炮和战车的优势集于一身，同时也弥补了战车防御力薄弱的不足。可惜的是，俞大猷和戚继光之后，再无如他们这般组合作战意识强烈的指挥官，以致于最终，车战还是未能在抗清战争中发挥出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