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鸟铳，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中有这样一句话：“此器中国原无传，自倭寇始得之，此与各色火器不同，利能洞甲，射能命中，弓矢弗及也。犹可中金钱眼，不独穿杨而已。”所以一般人据此认为火枪的东传，是先到日本，再传到中国的。

这里头其实有一点曲折。当时抵达日本的南蛮人（葡萄牙人）通过一个叫作汪五峰的明朝人做翻译，最终花两千两白银买下两挺火枪——日本人称之为“铁炮”。日本人马上就开始仿造，但即便是最优秀的日本工匠，也搞不清楚其中究竟是什么构造。直到一年之后，日本才通过日葡联姻的方式，学到了生产所谓“铁炮”的技术。

这种日本“铁炮”，严格来讲是一种前膛装的火绳枪，杀伤距离为二百米，有效杀伤距离五十米。而当时的日本弓箭，最大射程也不过四百米，有效杀伤距离只有四十米。日本人其实早在元朝征日战争中便已经见识过火器的威力，明朝的铜火铳后来也有传入日本，但相比较而言，显然这个火绳枪更厉害。

至此，中国人的角色就显而易见了。明朝的汪五峰是中间人，怎么会不能用火枪？只不过汪五峰的真正身份，是当时中日两国大海之上的海盗头目，换句话说，最早掌握火枪技术的，是中国海盗，而后经海盗之手传给日本人，再经由中日海盗混合而成的倭寇，为抗倭将领戚继光而得。不过，这其实也只是传入途径之一而已。日本人得到第一挺火枪是在1543年，早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广东，明军便已经与葡萄牙人交火，即广东新会西草湾之战。当时明军缴获了葡萄牙人的若干佛郎机火炮和火绳枪，对这种显然更为先进的火器很感兴趣，并且进行了仿制。

至于戚继光所言的事，可能是指1548年，当时明军攻克今浙江省鄞县东南海中的双屿，缴获了一些鸟铳，更重要的是还逮捕了若干善制鸟铳者，于是明廷下令开始仿制鸟铳。与之前广东的事件相比，显然后面这个事情对明朝军事的影响更大。所以戚继光的话事实上是没错的。

铁炮传入日本的年代正是他们的战国时期，战国名人织田信长就是凭借这件兵器，在长篠之战中打败了武田家曾经名震四方的骑兵。而稍后丰臣秀吉入侵朝鲜，装备铁炮的倭寇，也确实给明朝军队造成了很大威胁——从这里你便能发现，北方的明军确实不够顺应时势，广东明军在1523年以后、浙江明军在1543年以后都先后用上了火枪，而北方名将如李成梁还无动于衷，更糟糕的是1595年使用火枪的戚家军遭遇排挤，三千三百名戚家军将士向朝廷集体讨要欠饷，惨遭杀害，即蓟州兵变。

在此期间，具体而言是在1597年，一个叫朵思麻的西域人出现在北京城，认识了前文提到过的温州人赵士桢。两人聊火枪聊得很投机，于是朵思麻便拿出自己收藏的火绳枪给他看，还详细讲解了制造和使用方法。于是赵士桢给皇帝呈上一份条陈，建议制造这种西域火枪。另外说明一下，朵思麻其实是土耳其人，当时把土耳其叫作噜嘧，所以这种火枪又得名噜嘧铳，通俗地讲是“番鸟铳”。明朝的兵部很认真地探讨了这个事，随即把这种武器交给京营的部队去试用。京营用了之后又来找赵士桢，赵士桢认为京营“制造打放两不如法”，请求允许他自己筹资，并表示“于金坐散而不顾”，意思是把家里的资产花光也在所不惜。最终在朵思麻的协助下，赵士桢终于在1598年研制出了适合明朝国情的火器——迅雷铳。据说其兼具东西所长，集中了西洋铳和明朝旧式火器三眼铳的长处。三眼铳，是当时明军骑兵常用的多管铳，三个铳管平行铸合成“品”字形，点火后可连射，射完之后还可拿铳头当锤来砸敌人。迅雷铳最初可以一次连发五弹，到四年之后的改进版，已经可以连发十八弹，最终改进至三四十弹。

万历三十年（1602年），赵士桢研制的迅雷铳，获准在帝都宣武门外西城下进行试验。刑部尚书萧大亨亲自主持，兵部、工部的有关人员都来参观。试验完成之后，这些官员还写了一份报告，请求将这些新式武器“随发京营，依法成造，责令的当官员加以教演，传示各边，以究其防边制虏之用”，同时也请求皇帝奖励为明朝军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赵士桢。

但最后，赵士桢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任用。他原本是鸿胪寺主簿（从八品），做了十八年，到此时才获得升职，做了武英殿中书舍人（从七品）。但因为献火器这件事，他又得罪了鸿胪寺那些终日无所事事、好嚼舌的人，这些人永远都是最厉害的，过去是，现在也是。随后发生事关明神宗太子废立的“妖书案”，便有很多人说罪魁祸首就是赵士桢，最终这位为明朝火器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温州人，郁郁而终。唯一同情赵士桢的人，就是后来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给了赵士桢高度的评价。

◎《神器谱》中描绘的迅雷铳

上图便是赵士桢发明的迅雷铳——一种多管火绳枪，每发一枪后转动七十二度发射另一管，五管均射毕后，铳身前端可发射火球焚烧敌兵。铳管上还配有一面圆盾牌，士兵手中还有一把斧子，射击时用来支撑铳身，若有敌军接近则拿来防身。然而，这项超越时代的发明，最终很可能根本就没有投入使用，一方面有因人废事的因素；另一方面也可能是迅雷铳的一些缺陷，譬如结构复杂、操作费时，五个铳管射毕后重新装填比较麻烦，确实在战场实践中面临不小的问题，总之最终被弃之不用，并未出现进一步的升级换代。

相对而言，比较受欢迎的还是噜嘧铳。天启年间的《武备志》认为，在所有的鸟铳之中，噜嘧鸟铳最远最毒。而崇祯年间的《兵录》又出现一种加强版，叫作子母鸟铳，已经配有插管式的铳刀，即后世的刺刀。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说：“凡锤鸟铳，先以铁梃一条大如箸者为冷骨，裹红铁锤成。先为三接，接口炽红，竭力撞合。合后以四棱钢锥如箸大者，透转其中，使极光净，则发药无阻滞。”这种鸟铳制作工艺后来沿用数百年，一直到晚清洋务运动才画上句号。

在嘉靖到万历年间，明军基本实现了从火铳到鸟铳的过渡。与前者相比，火绳作为火源，扣动扳机点火，火源不易熄灭；鸟铳铳管前端安有准心，后部装有照门，瞄准能力大大提高。还有体贴的弯形铳托设计，发射者可将脸部一侧贴近铳托瞄准射击。而铳管的细长化，也使火药在膛内得以充分燃烧，产生更大推力，所以弹丸出膛后速度更快、射程更远。

《大明会典》说，第一批鸟铳，数量为一万支，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兵仗局出品，装备明军使用。随后，这种新式火器便成为明军装备的主要单兵射击武器。1571年刊行的《练兵实纪》说当时戚家军步兵营有两千六百九十九人，装备鸟铳的数量便达到了一千零八十支——差不多两三个人便拥有一支鸟铳。

那么，鸟铳装备率如此高的明军，为什么还是没能打败后金？这可能与鸟铳填装程度的复杂有关。郁闷而死的赵士桢说，当时用一支鸟铳开火，需要做以下动作：首先是倒药，即将火药从药罐中倒入药管中，每管药发射一发弹；其次是装药，将火药从铳口倒入铳膛；第三步是压火，用随枪的仗装膛内火药压实压紧；第四步才是装弹——单这一步就很麻烦，需取出弹丸装入铳膛，然后用仗将弹丸压入火药中，装门药将发药罐中的火药倒入药室的火门内，把药室填满，使之与铳膛内的火药相连，而后将火门盖盖上，以防潮湿；第五步装火绳，即将火绳装入扳机的龙头式夹钳内，准备点火；第六步才是接到发射指令，打开火门盖，点燃火绳，以蹲跪姿或立姿瞄准扣动扳机发射。

单是复杂还不算，点燃火绳时士兵还要保留火种，燃着的火绳不能维持较长时间，更致命的则是一旦刮风下雨，鸟铳就难发挥作用。明军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八旗兵攻来之际，其实明朝的火器已经做好了准备。当后金军进至山下时，即刻下令开炮轰击。万万没想到的是，忽然天降大雾，雾气弥漫山谷，咫尺之外都看不清是敌是友，明军点燃松枝当火炬，照亮了自己，反而给了后金射手大好机会，因为射箭不需要那么多程序，而且有了火光，更是箭无虚发的大好机会。明军这边，一方面敌情不明，一方面黑色火药潮湿，雨雪中使用不便，当时雨后初晴，火药都未能烤干，火枪兵如何能发挥作用？后金国其实也为克制明军的鸟铳做了些准备，他们打造了极为厚重的盔甲，在作战时让前排的士兵穿戴，号称“死兵”，据说是：“此等好甲鸟枪亦不能透。”姑且信之，反正这一仗是他们赢了。

这里再重点说一下明朝中后期一种北方地区使用最为普遍的火器——三眼铳。这种兵器，顾名思义就是将三根竹节状单铳联装，每个铳管外侧都有个小孔，称为三眼。士兵在使用这种武器之际，需先在铳管内添加火药，再装填钢球或铸铁块、碎铁砂等，而后在小孔处添加火绳。发射时先点燃火绳，引爆装填火药将弹丸发射出去。我们今天在网上看到很多的三眼铳，都是无柄的，但是完整的三眼铳，尾部留有柄座——用于安装握持用的木杆，如下图。

◎《神器谱》上的三眼铳

三眼铳最大的特征，就是三个铳管可轮番射击，但装填速度着实太慢，动作实在复杂，更要命的是射程还很近。尽管如此，三眼铳还是得到了明朝中后期北方将士的喜爱，甚至被运用到了朝鲜战场之上，给倭寇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日本人觉得三眼铳的近距离威力十分惊人，吉川英治奖获得者津本阳的历史小说《德川家康》中，参加碧蹄馆战役的武士如此描述明军使用的三眼铳：“共有三个枪口，三个枪筒相连。可自由选择发射一次或三次。”但是三眼铳的命中率比较低，所以一般发弹要到距敌八十步之内，而实际上更多是在三四十步内发射，且不是如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在马上发射（就如同美国西部的牛仔），而是下马结阵发射。明人说火器是敌人最忌讳的武器，往往枪炮一响便会遁避，静候片刻再出来，那么明军怎么办？先在附近连放三五个爆竹！当然，对付火枪手，敌人也可以发挥冲击优势，所以明军还得连续开火才能压制住对手，为此便是三叠战术编队，即递药、装药、开枪，各为一组。

实际上日本人也是有火枪的，他们的火枪便是鸟铳，射程远到八十步之外，能击破二层湿毯被子，在五十步之外能击破三至四层湿毯被子。明军的对策无非就是在鸟铳射程之外，譬如敌营四百步之外施放大将军炮，如果倭寇还以鸟铳，那么等他们射完弹丸，明军就可以大咧咧地往前冲锋了。另外，北方最精锐的明军和辽军，对火器的认识其实是不够的。《明神宗实录》中说，“李如松征倭，见辽兵归阵止携弓箭、短刀，未谙火器之用”。就连上面所讲的三眼铳，都很少用。明军当时的火力支持，特别是枪支类，主要还是来自浙江兵。

真正大规模推广三眼铳，是在和女真人的战事中。《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六月记载：“兵、工二部议：以库贮盔甲并铜铁大小佛郎机、大将军、虎蹲炮、三眼枪、鸟铳、火箭等项，委官挑选演试，解赴辽左。”这一年，努尔哈赤打出“七大恨”的旗号，开始与明朝廷作战。

此后一直至崇祯朝，三眼铳在东北战场上的运用越来越大，《崇祯长编》说，当时的大同巡抚张宗衡，仅在崇祯二年（1629年），就先后督造完成六千支三眼铳。1630年，辽东各镇已经普遍装备三眼铳，而明万历末年编修的《开原图说》记载的相关材料说：“古人制造各样火器俱足御虏，然营中所便奇巧莫过鸟机，不过以之歼渠魁之用而已。其催锋陷阵凶狠无过灭虏炮，简便无过三眼枪。”玄妙就在这里，作者显然是北方人，他也承认，“奇巧莫过鸟机”，也就是说鸟铳是公认的最先进火器。可是为什么北方军队不喜欢用鸟铳，而对三眼铳情有独钟呢？关键就是这句话：“简便无过三眼枪。”随后他又解释说，在实际作战中，士兵根本不会认真看准星打，顶多就看打得快不快、齐不齐，后面装替的人是不是手脚麻利，做到“装不误打，打不误装，更番熟习如雨不绝”，即“斯为得法”了。如果这本书说的是实话，那么北方人后来采用清一色三眼铳而非鸟铳，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个：士兵训练不够，所以精度更高的鸟铳发挥不出作用。既然如此，反正一样打不准，还不如用操作简便的三眼铳。

1606年，曾经到山东济宁做游击将军的苏州人何汝宾，写了一部《兵录》，进一步诠释了为什么北方人不愿意用鸟铳而愿意用三眼铳，他的理由是：北方天冷风又猛，而鸟铳火门一开，药信很容易就被大风吹去。一旦敌人骑兵如风而至，鸟铳又不能当作钝器来打。可是三眼铳就不一样了，“一炮三放，其声不绝，未有不中者”。就算打不中，敌人逼近了就用三眼铳当闷棍来使，所以他认为：“故在北方鸟铳不如三眼铳也。”

山东人戚继光认为北方士兵不愿意用鸟铳的真正原因很简单，就是一个“懒”字，觉得鸟铳操作起来太烦琐，所以坚决不肯用，非要说三眼铳比鸟铳好。当时戚继光曾让他们各持两种武器到靶场打靶，使用鸟铳的命中率是使用其他武器的十倍，可是即便数据摆在面前，他们“犹自不服”。如果训练不够，就算再先进的武器到了你手里也是白搭。他们可以临战之际向天乱开枪，或是“手向前放铳而头已回顾走路”，甚至是把子弹衔在嘴里，打仗一慌，一顺气就把子弹咽下肚了。如此之类花样种种，到最后打十枪，实际出弹不过六七发，命中者，更仅有两三发。这样的火枪队不打败仗，岂不是奇怪？

戚继光又说，不单是使用技术上的差异，北方的工匠也不肯踏踏实实地制作火器，就连京师工匠的制作技艺也粗恶不堪。关于这一点，嘉靖年间兵部郎中唐顺之有类似观点：京师造的数百管火器，“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花大钱造了却不能用，只能当作虚器看看。

南方的浙江省有一个确实的优势——因为长期抵御倭寇，浙军士兵更擅长用鸟铳。另外，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至少在中国境内最为精良。嘉靖、万历间有个官员叫张瀚，宦游南北各地四十余载。他对南北方工匠技术的评价是“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倭寇侵扰的现实使得当时作为中国通海外的桥头堡江浙地区，必然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朝鲜的《李朝实录》说：“路上见南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朝鲜人笔下的倭铳筒就是鸟铳，而北军更喜欢的三眼铳，在戚家军这里是当号炮报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