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击武器越来越锋利，必然带来防御装备的不断提升。在人类最初的部落战争年代，参战者往往只穿件兽皮，要提升防御能力，自然就要在这张皮之上做文章。《释文·释兵》所言“甲，似物有孚甲以自卫也”就是这个道理。
神话传说里的蚩尤造甲我们就不说了，比较靠谱的还得到河南安阳殷墟去找，这里曾经出土一件皮甲残迹，请注意，是残迹，因为皮甲本身早已经腐烂得什么也不剩，可是土层之上，多少还能看到一点皮甲的颜色和纹理，研究者就是根据这些凭证，推测出当年皮甲的模样。
20世纪70年代末，湖北的曾侯乙墓也发现了一些皮甲——依旧是皮甲的痕迹，但是因为数量比较多，研究也更为充分一些。在这里发现了楚甲、吴甲，还有给战马专用的马皮甲，从这些发现，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当时皮甲的基本三大组件，即身甲、甲裙和甲袖，每个组件都由若干甲片编缀而成。由此进一步推理出皮甲的制作过程，是先将皮革做初步加工，然后切割成大小不等的甲片；进而根据身体各部分的形状、尺寸，以细皮条将这些甲片编织在一起，成为胸甲、肩甲等不同组件；最后涂上油漆，以黑漆、红漆为主，出来的便是一件完整的皮甲。
◎皮甲示意图
商周时期，专业造甲人有一个特殊名称——函人。《周礼·考工记·函人》说：“函人为甲。”此篇又说：“凡为甲，必先为容，然后制革。”当时的盔甲，很可能以定制为主，而非统一规格。造一件甲，必须先丈量穿甲人的身体各部位尺寸，而后为其打造一件正正好好的盔甲。
至于选用什么皮来制作盔甲呢？首先是上等的犀牛皮，古书里一般叫作“兕皮”。“兕”可能是一种独角犀牛，或是独角野牛，但前者更为正宗。《周礼·考工记·函人》记载：“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兕甲的保质期限是两百年，犀牛皮甲就只有一百年，但是如果能把两种兽皮合起来缝制，就能延长至三百年。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合成牛皮为什么那么厉害？恐怕要请专家来解释了。有些国家还会用一些特殊材料，那就更名贵了。譬如南方的楚国，会把鲨鱼皮和犀牛皮合在一起做甲。《荀子》对此评价很高：“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如金石。”
虽然南方的材料比较丰富，但春秋战国时期最厉害的造甲师傅却不在吴国、楚国，而在燕国。奇妙的是，别的国家都有函人这个职业，《考工记》却说：“燕无函。”事实上燕国不是没有函人，而是人人都是函人。汉代大文人郑玄解释说，这是因为“燕近强胡，习作甲胄”。想想也有几分道理，燕国南有齐赵、北有胡人，没什么可依靠，只能把盔甲做得扎实一些好保护自己。
古文里有不少涉及盔甲的文字，《尚书》中就有这么一段：“嗟！人无哗，听命。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无敢不吊。”翻译一下就是让大家不要喧哗，好好听命令，淮夷和徐戎现在都起来造反了，缝好你们的皮革盔甲，不要脱落，系连你们的盾牌，要打仗啰！
盔甲如此重要，自然要有专门负责这方面事务的人员安排，《周礼》说有，那就是“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那个时候，甲因为制作成本高，成了一种财富。齐国的管仲，就曾跟他的老板齐桓公提议，犯轻罪的人，可以不坐牢、不杀头，缴纳铠甲做惩罚就可以了。这个办法，后来的秦国也照搬了，譬如宫殿宿卫的武士，一旦发现擅自离岗，罚甲二领！
皮甲不能说不好，关键是有一个问题，犀牛、野牛这种厚皮的动物，毕竟是有数的，古文有云“被练三千”“带甲十万”，得杀多少头犀牛？难怪没多久犀牛就在黄河流域绝迹了，稍后在长江流域也越来越少了。
所以古人就打起了其他物件的主意。1998年，秦始皇陵里居然发现了石头做的铠甲。一件石铠，由六百一十二块小型甲片组成，分为领、肩、前后身、腰、左右披膊等不同部件。甲片表面微微向外鼓起，形成一定的弧度。甲片之间以扁铜丝相互连缀，形成一副完整的铠甲。而石胄呢，由一块顶片和七十三块不同形制的侧片组成，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以扁铜丝相连，最下层甲片外翻，与身体紧密贴合。士兵戴在头上之后，仅有双眼和鼻子等一小块地方外露，其他部位都会被严严实实包裹起来。
这样的石头盔甲，究竟是墓葬专用，还是实战兼有？目前看来，前者的可能性比较大，石甲虽然成本低廉，可是太过沉重，难以运用到实战中去。西周初期，还曾出现过一种以缣帛夹厚绵制作的练甲，但防护力太低。绵甲真正登上历史舞台，要到明朝火器兴起之后。
身披皮甲、头戴金盔，曾是一个时期各国军队的首选。金属从这时起开始运用到盔甲领域，但是长期以来，都没有发现过青铜盔甲的实物。直到2013年，在陕西宝鸡石鼓山一批长期与周人世为姻亲的姜戎族墓葬中，发现了整体式的青铜胸甲、胫甲。但是总体而言，春秋时期使用青铜甲的，确实比较少。皮甲之后，便迅速进入了铁甲时代。尤其是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大幅度提升，使大规模造甲成为可能，中国的战场，终于全面进入金属时代。
实战之中另一项颇为有效的防御道具，则是盾。很多人被颂秦题材的影视剧误导，以为秦军真的是“左挈人头，右挟生虏”，意思是左手抓着斩下来的敌军首级，右手挟持生擒的俘虏——两个手都占全了，哪里还有手持盾呢？
实际上，这种文人自以为得意的夸张写法，是对战争实情的歪曲。尤其是《战国策》这种，故意说得对比悬殊，可信度很低：“山东之士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描绘秦军脱去甲胄、舍弃盾牌，光着膀子就往前冲，这让一些读者看着觉得很过瘾，可只要多一点思考，你就知道这事太不靠谱了。哪怕是在冷兵器时代，自己的命，也比什么王朝的荣耀、将军的功勋来得更为重要，就算秦军有一部分不要命的疯子和傻子，也不可能十万大军全部都是这样。
我们从秦始皇兵马俑的考古来看，就会清晰地发现这个问题的荒谬。20世纪80年代初，秦始皇陵封土西侧曾出土两乘铜车马，除了剑弩之类的常规武器之外，便有一面双弧盾，盾面图案为彩绘流云纹。后来，更在陶俑的下方，发现了一块相对完整的皮盾——应该是俑坑遭遇火烧，兵马俑倒地压住了这块盾牌，下面又堆积着淤泥所致。盾的图案、形制，则与铜车马上的双弧盾几乎一致。事实上，秦军勇猛，却不傻。兵马俑坑和石盔甲坑中出土的陶制塑像与石质盔甲模型，都表明秦军拥有着护身盔甲。而盾牌同样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防护道具。
中国最早的盾牌，应该和盔甲一样，也是皮制。明朝浙江人董说的《七国考订补》有这样一句话：“赵简子围卫之郛郭，犀楯犀橹，立于矢石之所不及。”这里的犀楯，应该就是犀牛皮做的皮盾。在战国时代，盾牌已经成为作战必备品，如《战国策》所言：“坚甲、盾、鍪（头盔）……无不毕具。”这里的盾，就是排在甲之后的第二防护用品，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头盔。
而就形制而言，最早一批盾，使用于商周时期，应该是长方形或梯形盾牌，到东周的春秋战国，开始出现前文我们所讲的双弧盾。河南殷墟侯家庄的墓葬中出土的盾，就是上底略窄于下底的梯形，上面绘有龙虎纹图案。湖南长沙的楚墓一木盾，就是对称双弧形，背面的把手也颇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1976年，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一面武士斗兽纹青铜镜，上面所绘制的图案给了我们惊喜。其右边是一只虎豹类猛兽，重点在左边的武士，他右手持剑，左手则明显是拿着一面盾牌，而且盾牌的样式，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双弧形。这种颇有艺术感的盾牌，应该是秦汉时期的主流盾牌。《史记》里樊哙用来撞倒项羽的卫士，冲进军门，随后又拿来覆盖在地做大口吃肉的餐盘，应该也是这种双弧形盾牌。
一直到东汉末年，这种看上去尺寸颇为巨大的双弧形盾牌仍在战场上有不少亮相的机会。譬如被《三国演义》故意忽略，但《三国志》和《资治通鉴》中都有详细记载的界桥之战。当时公孙瓒见袁绍兵少，就利用优势骑兵发起冲锋，结果此时袁绍一方的大将是西北人麹义，他是懂骑兵的人，自然也知晓如何克制骑兵，所以他下令本方士兵，将手中的双弧形盾牌竖起，人则俯伏其下，待敌骑冲到只距离几十步的地方，一齐跳跃而起……《三国演义》为了突出赵云，将麹义这位英雄人物描绘成“战不数合，被赵云一枪刺于马下”，实在是让人无话可说。
此后盾牌有一个相对的低潮期，应该是面对骑兵战术时感到束手无策。直到宋代，圆形的盾牌终于兴起，并成为主流，而这种圆盾，往往又称为团牌。《水浒传》中有个“八臂哪吒”项充，又有个“飞天大圣”李衮，两者都会使团牌，区别在于一个是团牌上背插二十四把飞刀，一个是背插二十四把标枪，共同点是都百步取人，无有不中。这种团牌，一直使用到明清，戚家军的鸳鸯阵里便有它，清军一直到英国人入侵，都还在用这个。
就材质而言，此时的盾牌，除了金属盾牌之外，还出现了颇具特色的藤牌。藤牌也是圆形，中心凸出，周檐高起，牌内用藤条编成上下两环，以容手臂执持。这种藤牌最早出产于福建，明代中叶才传入内地。制作时要采集山上老粗藤，编成圆盘，圆径约三尺，重不过九斤。因为使用轻便，且藤本身又坚硬而富有伸缩性，不易被兵器砍射破入，所以即便是到了鸟铳时代，也非常盛行，以至于清朝文人写的《广阳杂记》居然说：“持藤牌而舞，辟易万夫，前跃八尺，后退一丈，不可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