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布莱克
1815年之后，希望和恐惧影响着变革的可能性，也影响着社会关系和政治定义。自1815年之后，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均可看到，但表现却大相径庭。对希望和恐惧的关注将历史学家的注意力从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上转移开来，并表明人类反应中固有的波动性和活力，比现有情况适应变化的程度更重要。考虑到这一时期的变化程度，现有社会习俗和政治规范的元素得以幸存的程度令人惊讶。然而，意识形态压力需适当考虑。许多人都很保守，特别是宗教机构及其信徒对女性的态度。
与此同时，变化的范围和速度甚至比连续性更令人惊叹。在1800年，未来学家是一个不断壮大的群体，但接下来一个世纪发生的许多事情会让他们无比震惊。1900年，随着变化步伐的加快及其性质的扩展，更多的同行证明了他们的预言。在评估未来学时，评论技术变革及其影响是最容易的，这让同时代的人目瞪口呆。特别是1903年以来的动力载人飞行，以及随后的人类首次登月，这在以往是只有在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成就。然而，对许多人而言，男女关系或代际关系的变化仍会显得更为引人注目。顺从的衰落、选择的兴起以及标准的个人化，都与之前的态度截然不同，而且这些态度都不局限于精英群体。
这些变化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但发展程度迥异，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战略在引起和响应变化方面发挥了作用。在一些国家，变革被认为是对外国控制经历，尤其是帝国统治经历——尽管不那么结构化的西方影响和控制也很重要——的必要反应。其背景往往是一种怨恨，20世纪共产主义对西方消费主义模式的反应和伊斯兰对西方化的反应更是如此，而最近几十年尤甚。
▲ 于1927年上映的由弗里茨·朗（Fritz Lang）执导的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在这部影片中，主人公试图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残酷的反乌托邦中克服阶级对立。
对外国影响的许多其他反应则要积极得多，特别是在个人层面上。统治集团可能会拒绝外国影响，甚至会寻求相应的对自己的认同与授权。尽管如此，外国模式和做法的某些方面很容易被采纳，如同19世纪的英国影响和20世纪的美国影响一样。一个关键的例子是语言。人们可以采用一种没有文化的语言——借用英语的符号和结构，而不接受单词的含义或他们所表达的价值观。然而，不同语言的使用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极大地挑战了现有的价值观和关系，并鼓励对外国影响的开放。因此，世界的一体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思想和形象的传播是自1815年以来这段时期的关键因素。
▲ 累加器（Totalisateur），约1922年，弗朗西斯·皮卡比亚（Francis Picabia）所作。其中机器时代的表现似乎在极权主义和古怪而不完美的人文主义之间徘徊。
帝国的转型
融合的过程在19世纪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它使那些尚未（或者至少没有以稳定的速度）经历过异族影响的社会暴露于远方压力之下。此外，随着蒸汽动力的使用及其在航运和铁路上的应用，文化间相互作用的速度大大加快。不同背景产生的后果也迥然相异。例如，任何关于中国、日本、新几内亚和新西兰的探讨都将表明：中国是步履蹒跚、支离破碎的“现代化”；日本的“现代化”具有系统性和全面性；新西兰的移民和土著在“现代化”上截然不同；而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根本没有“现代化”。现有社会和文化的性质与特征是关键因素。此外，影响往往带来创痛，正如20世纪初中国西藏和尼日利亚北部的例子一样，它们在接触英国势力之后都体现了这一点（武力发挥了关键作用）。1904年，英军挺进西藏首府拉萨，对中国人早期存在的文化传统提出了新挑战。
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19世纪世界事务的规范，也是西方以外那些野心勃勃国家的特征，例如埃及、埃塞俄比亚和日本。帝国主义也以使命、历史命运、必胜信念、种族主义和文化傲慢的形式发生在邻国之间。如果说这些都是现代西方强国的象征，那么埃及对苏丹的态度以及埃塞俄比亚对欧加登（Ogadēn）的态度也体现了这一点。帝国主义也展示了大国间的竞争，以及对经济机会的追求。英国成为最强大的帝国，部分是因为其强大的经济、商业、金融体系和海军，但也与其他西方帝国在1792年至1815年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受到削弱有关。公元1900年前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上大约有16亿人，而英帝国占据了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并拥有4亿臣民，其中大部分在印度；法兰西帝国主要在非洲，拥有600万平方英里（约1554.0万平方千米）的殖民地与5200万人口。
▲ 死亡之星。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执导的《星球大战6：绝地归来》（Star Wars: Episode Ⅵ-Return of the Jedi），上映于1983年。帝国主义在一个反乌托邦但可以补救的未来被重新想象为一个死灰复燃的威胁。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西方观念和西方实践（共同体在身份认同、政治行动以及政治化，尤其是民主化方面的实践）在帝国内部的传播（特别是英国），这导致了对帝国控制的反对，尽管它在范围上是有限的。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成立于1885年，埃及民族党（Egyptian National Party）成立于1897年，但与此同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了西方的统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地方精英的共同选择，就像印度的反应一样，地方的统治阶层补充了为其服务的拉杰[10]（Raj）和婆罗门。这代表了对帝国控制长期回应的延续，这些回应通常涉及遵从与胁迫，它们在一个复杂的动态体系中相互作用。
然而，考虑到19世纪帝国权力的全球扩张，实际上直到1919—1920年，20世纪才带来了更全面的影响。这部分是由于电影、彩色摄影和互联网世界中的视觉图像更引人注目、更具**力，部分是因为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参与方式以及更高的识字率。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证明，20世纪（经历了广泛的非殖民化）对全球化的意义远大于19世纪（帝国主义的经典时代）。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有些是陈词滥调，尤其是因为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别是苏联采用了带有帝国主义特征的政策。苏联夺取了革命前属于俄罗斯的地区——这些地区后来短暂地赢得独立，如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然后苏联又在二战结束时从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夺取了领土。
此外，就某些方面而言，20世纪的全球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因为它试图波及大部分人。《心灵与智慧》（Hearts and Minds）描述了美国在冲突中与民众的接触，尤其在越南战争中通过政策手段所做的努力。它表明，除了帝国的领土控制明显过时之外，它在文化影响方面的替代作用是非常强大的。
后一点强调了意识形态对帝国统治乃至整个政府的挑战，其重要性日益增加。共产主义宣称自己是一项普世事业，而随后，它的西方对手变成了全球模式（基于美国的影响），而不是欧洲对殖民地的狭隘控制。一般说来，从现代化的角度理解和表述，要取得进步就必须寻找一种替代殖民主义和帝国控制的理论和实践。美国人（以及英法的评论员，特别是且不仅仅是左翼的评论员）通过现代化见证了经济增长和社会政治发展。在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领导下，美国显然接触了现代化理论。在美国，现代化被视为全球新政的一种形式，旨在创建一个资本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国家。这种意识形态促使肯尼迪试图在越南抵制共产主义。
技术和现代化也联系紧密，特别是19世纪90年代交流电（alternating current，简称AC）的引入促进了电力的使用。电力被视为实现有益变革的全球手段。对大坝的推崇是电力形象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力发电被认为比使用煤炭更清洁，而且是驯服自然的手段。主要的水坝，如埃及尼罗河上的阿斯旺大坝，使现代化得以彰显，并在电影中得到了相应的庆祝。
全球层面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东亚和南亚的变化，这两个地区居住着全球大部分人口。1945年，印度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日本拼命与美国作战，而1949年在中国崛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反美的。
相比之下，到2008年，日本在美国的联盟体系里获得安全保障，而中国和印度则竞相扩大与美国的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已调整了各自之前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以欢迎资本主义。这一变革过程并没有严重的政治困难，部分依赖于美国经营债务和吸收进口的能力，这一能力可以为亚洲的增长提供资金，就像欧洲人自己在19世纪为新世界（包括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做的那样。此外，在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认同越来越针对美国，并与西方的活动模式背道而驰。不过，有鉴于这一颇有意味的警告，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这些人本质上均来自同一种物质文化，他们为如何更好地组织以及从中获利而竞争。
城市
事实证明，国际上的变化对单一社会内部的变化具有重大意义。“国家”一词可以用来代替社会，但这样做意味着最好参照国家的不同轨迹来理解社会。尽管这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战争的影响）是合理的，并且就20世纪而言也是最合适的，但在其他方面和时期则不甚合理。对于人而言，个人经历是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关键框架。体验的本质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在1815年后的时期，这也是一个步伐加快的过程，尤其是因为体验的背景已随着人们从乡下到城市的大规模迁移而改变。1815年，世界上大部分人口靠土地生活，但到了2008年，大多数人居住在城市，这一进程还会加快。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官僚化和城市化的综合动力为这些关系奠定了基础。柏林在成为德意志帝国的首都之前，人口就在1850年至1870年间增长了两倍，达到87万。城市通过举办大型科技展览来展示它们的形象魅力，比如1851年的伦敦世界博览会。它们也是帝国的中心和展示帝国形象之地，譬如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的纳尔逊纪念柱（Nelson’s Column）。
20世纪城市化进程加快。例如，巴西圣保罗的人口从1930年的100万增加到1990年的1710万。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城市基础设施面临严重压力。问题包括供水、卫生、住房和交通。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地区拥有安全饮用水来源和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高于农村地区，但即使如此，许多城市地区依然缺乏清洁用水，这助长了传染病的流行。对新进入城市的移民来说，他们的医疗条件极差，其中许多人生活在肮脏和极度贫困的环境之中，而且居住在边缘化的居民区，尤其是棚户区。事实证明，这些地区很难维持治安，而且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权力往往有限，这是政治关系的一个关键指标。为控制像巴基斯坦卡拉奇（Karachi）这样的大城市，帮派之间相互竞争，甚至与警察对抗，这导致了城市暴力事件频发。在巴西大圣保罗地区，1998年的谋杀案数量上升到8000多起。“腐败”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关系，它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方面，尤其体现在规划许可和土地交易方面。
▲ 巴西疯狂的城市化，比如位于圣保罗的此处。在那些原本可以生存的城市周边，到处都是可怕的、不卫生的、难以治理的堆积物。
这些并不是日益城市化的世界唯一的政治面貌。此外，城市成为冲突的主要场所，特别是在起义战争中，例如1830年的布鲁塞尔和1830年、1848年、1870年的巴黎。20世纪仍然如此，城市结构给任何想要维持控制权的人都带来了问题。装甲部队可以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行进，但在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等古老城市，狭窄的街道对其构成了严重问题。城市仍然是反对既定秩序的中心。民众抗议活动遭到镇压，比如1956年的布达佩斯、1969年的吉隆坡以及1981年的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此外，20世纪80年代在主要城市的示威活动最终推翻东欧的共产主义政权，包括1989年在东柏林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西方和其他国家
在20世纪盛行的标准西方叙事和对政治发展的分析，在西方力量、影响力和模式如此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到21世纪初已不那么奏效。那时，西方以外的全球财富和人口比例已经上升，同时人们也愿意认可非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20世纪这一模式的对立面本身就是欧洲的，即共产主义。其他模型则借鉴了西方的思想。在中国，1919年5月4日的示威者寻求一种既科学又民主的“新文化”。相反，在21世纪初，非西方社团主义模式在中国、印度和新加坡等地都得到了发展。
在21世纪，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历史做出解释，而不把重点放在西方的崛起上的研究方法，似乎也很合理。如果把重点放在由西方技术产生的物质文化上，或者放在源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包括民主和共产主义）上，那么对这些历史的研究是否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对西方崛起的反应就显得合情合理了。然而，对于被西方崛起进程引导，或至少受其影响大量发生文化借用行为的相互适应和融合的过程，却在这一研究方法中被忽视了。此外，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或双方开始共存，非西方文化所享有的代理程度需要得到重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社会规范和伊斯兰教的活力在20世纪后期都以一种显著的方式出现，就像非洲政治中的种族认同一样，取代了一些评论员所预期的阶级结盟。
这些重要因素都引起了人们对普遍存在于世的、西方遗产脆弱性的不同要素的关注。这种脆弱性首先为西方军事力量所掩盖，随后又为西方消费主义的盛行所遮蔽，并出现在最初由欧洲殖民列强提供、而后由美国控制和影响的模式中。然而，作为对帝国主义和西方化反应的一部分，自觉地走向现代性的不同路线这一主题变得更加普遍。实际上，这并非新鲜事。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洋务运动都在19世纪末提出了这样的方法，它们只是能够将过去的具体愿景与对未来的独特描述相结合的最突出的例子。在日本，事实证明，将皇权合法性与激进变革相结合是可行的，但这种结合在中国无法持续下去。1911—1912年，中国的皇权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共和国。如果这体现为“非西方”的范围，那么西方亦然。
国家、政府和政治
1815年后引起人们关注的大部分政治历史都集中在“西方”内部的冲突上。对于这种冲突有着不同的叙述和诠释。它们包括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竞争，以及崛起和衰落大国间的冲突等命题。每一种解释都有其优点，但没有哪种可以作为整体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反映了大国统治精英的选择因素，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目标的实施。在19世纪，这些过程涉及与精英之外的社会群体进行相对有限的协商，但在20世纪，人们既更关注这些群体，又决心明确民众的意见，即使在威权社会和专制政治制度中也是如此。事实上，民意已成为判断政治能力和有效性的一种考虑因素。公众的定义以及对公众角色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然而，对公众的关注有助于解释人们对宣传的热衷以及让消费主义适应政治信息的意愿。
无论精英阶层是响应大众的观点，还是对他们保持更疏远的态度，一个共同的主题是国家的崛起，至少从官僚主义的发展以及相关的、自命不凡的精神风气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创造“官僚主义”（bureaucracy）一词的18世纪法国经济学家让-克洛德-马里·樊尚·德古尔奈（Jean-Claude-Marie Vincent de Gournay）抓住了政府的潜能。那时，许多西方知识分子和一些统治者、部长已经希望，通过利用和改造政府，他们将能够改革和改善社会。
这些改进发展于19世纪，部分与从科学理解和合理计划的角度考虑的功利主义有关。行政管理更多地是为了变革而治理，而不是维护稳定和执行正义。与此相关的是，传统精英日渐衰落。随着行政管理变得日益官僚化，行政管理人员越来越多地受到专业培训。资料是一个重要的辅助手段，尤其是用于人口普查和税收的资料。
▲ 1849年9月9日，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军队聚集在皇宫广场接受教皇庇护九世（Pius Ⅸ）的祝福，阿基莱·韦斯帕（Achille Vespa）作品。
政府并非孤军奋战。19世纪的西方精神越来越多地以技术思想和能力为模型。国家的理念与对标准化的承诺也在加快步伐。行政工作的机械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办公室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打字机的使用与技术的机械化有关。
对现代性和进步的崇拜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有助于提升效率而非传承价值。在建立新的社会和文化机构的过程中，以精英主义为核心的机构（公务员、军队、专家和教育机构）大大扩展了。这对宪法的形式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人们越来越多地从民主的角度理解宪政。这种民主的本质在当时的标准下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特权（投票权）仅限于男性而且是有财产的男性。然而，这一民主化进程代表着变革，以及公民权利和愿望的合法化——至少是一位公民的权利与愿望。因此，公众对民族国家日益重视，并在19世纪对共和主义或至少是对向公众负责的君主政体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
与此相关的是，在文学、音乐、建筑、雕塑和其他艺术领域，人们也强调形式和内容的民族性与独特性。此外，历史记载、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的介绍被认为是适当的，并与“背景故事”（back-story）相适应。政府有意利用历史为其利益服务，作为公共教育的一个方面，教科书和课程呈现了说得通的过去。
军事化是推动国家变革的全球主题。随着技术的发展，武器的复杂性和专业性显著提高，这提高了备战和打仗的成本。不管手工制造的枪支在单体质量上有多好，高效的大规模生产还是比手工制造更具优势。大规模生产涉及生产过程的重大变化，这需要资金和组织。例如，单发后膛枪以及随后连发武器的引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厂能够大量生产高水准的膛线、滑动螺栓、弹匣弹簧和传动链，并提供所需的大量弹药。
新型武器的大规模高效生产是“适销对路”过程的一个关键点，而不再是一种断断续续变化的状态。相反，变革转变为快节奏的、连续的过程，这在对早期的做法提出挑战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成本。1908年之前的五年中，克虏伯（Krupp）在德国埃森（Essen）的工厂的车间面积平均每年增加5.2英亩（约2.1公顷），此后到1908年每年增加6.4英亩（约2.6公顷）。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克虏伯每月就能生产15万枚各种口径的炮弹。
▲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军队的动员。
在这种背景下，战斗力是强大的：这种战斗力反映了一种信念，它可能是国家发展和个人气概的一个必要方面，而且确实是两者的一个重要保证。国家拥有公民的生命权，这种信念在广泛的征兵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军人服从的习惯优先于不服从的原因，如宗教信仰或工人间的国际联合。
20世纪的国家
国家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事竞争以及为应征部队提供合适人口的决心的推动，“福利”也代表了人类机构在对生命的精神回应方面的潜在胜利。此后，在20世纪，人类通过各种政治制度表达了平等主义的信念，即所有人都应该在社会的权利、利益和义务中享有平等的份额，鼓励合理的规划以确保平等。这种信仰在传统上与左派联系在一起，导致了威权主义的做法，尤其是没收包括土地在内的私人财产。这些目标和手段鼓励了极权主义和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例如苏联、古巴等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还有许多民粹主义的左翼政权。相比之下，在混合经济的社会中，许多工业不受国家控制，这种抱负带来一个问题，即如何最好地处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
无论意识形态如何，政府的做法往往与问责制背道而驰。例如，在民主政体中，尽管是以含蓄、不公开的方式，这种敌意表现为受雇于国家的往往是自我定义的精英，如司法人员或城市规划者，他们不愿接受流行信仰和消遣活动，否认其有价值，认为其不值得关注，他们扬扬自得地觉得自己是定义和管理社会价值观与行为的最佳人选。
20世纪政府职能的扩大加剧了这一趋势，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涉及社会治安。无论是在专制社会还是在民主国家，在教育、卫生、住房、个人行为、法律和秩序等领域被视为反社会的行为，都成为需要审查、警告的问题；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行为仍需由国家机构加以控制。
富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政府支出占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从1965年的25%上升到2000年的37%，并且2000年时的生产总值要高得多。但是，公共部门尤其是福利国家的扩张给经济的其余部分造成了沉重负担。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权力和机构的大规模扩张为那些政府管理者与既得利益者带来了收入和地位。
在许多国家，国家公务员能够通过交涉获得一个相对安全和舒适的职位。政府的这种扩张往往具有强大的阶级因素，这与“白领”相对于“蓝领”的职业声望有关。此外，从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国家中西方式官僚制度的继续和蔓延，对社会等级和行为的新模式的定义也很重要。从20世纪50年代到1985年，埃及为所有大学毕业生提供了官僚职位。
当地人
在这类工作中，当空间有限时，就很容易忘记地方层面，而只关注于全球或至少是国家层面。这是一种危险的举动。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当地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他们如何应对全球的发展及其压力。影响的轨迹一般是从全球和国家到地方，特别是在政府层面。即使在美国这样的联邦体制中，中央政府也变得更加强大，部分原因是受到二战和冷战的影响。
在印度，中央政府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权力走向膨胀反映的不是对外部挑战的回应，而是一种转变，这种转变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可以看到：起初政治和政府是一系列利益和权力相互妥协的产物，然后转变为一种更集中的、不太多元的权力概念。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政府干预和规划作为现代化和增长手段的价值信念；它也反映了后者实现目标的难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般因地制宜是最好的解决方法，但往往很难在此层面获得关注。
平等主义、社区和偏见
平等主义作为一种目标或修辞策略并不局限于左翼。相反，右翼民粹主义者在谈论人民或国家时，提倡一种社区的概念。许多观点激发了家长主义保守派的灵感，包括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国家具备有机的特征（如同身体一般），因此，一个人的健康就是所有人的健康。
对后者的关注与国家对妇女和儿童日益增长的关切密切相关，实际上，这种关切对发展人权十分重要。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女性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有的与男性共有，有的则没有。工业化、城市化、顺从程度的下降、世俗化，以及识字率的提高，这些标准议程对女性和男性都有很大影响。的确，就妇女权利而言，关键的权利是女孩同男孩一样从国家提供的教育中受益。这促使了女性识字率的显著提高，从而提高了她们考量情况、设想选择和尝试社会流动性的能力。
▲ 妇女在金奈排队投票。金奈是英属印度第一个允许女性参与投票的邦（1921年）。自2016年以来，女性选民人数已经超过了男性。
与此同时，妇女与男子在许多方面还远未平等。有些差异是可取的：妇女不被应征入伍，也不被期望能参加战斗。因此，尽管许多妇女是世界大战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但她们的死亡频率和方式与男性不一样。不幸的是，妇女在控制自己的身体和工作场所方面面临着许多不平等。社会和文化的趋势及其发展也对改变以前认为妇女天生低下的观念具有重大意义。而对社会和文化观念存在差异的强调，并没有带来任何女性必然低人一等的观念。与男性平等的投票权是结果之一。1893年，新西兰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选举权平等，但美国和英国分别到1920年和1928年才实现。
在20世纪下半叶，所有政权，无论其本质如何，宣布支持人权变得更加普遍。然而，在实践中，情况往往并非如此。例如，尽管各国宣称所有人的平等正义是国家支持的法治核心，但许多人缺乏诉诸法律的机会。事实上，对本章所述时期的许多人来说，法律的世界并非国家及其代理人的世界——他们往往因遥不可及而不愿提供帮助，或因过于亲近而腐败地自私自利。而寻求权宜之计，特别是寻求当地亲属关系网络的帮助，乃是一种关键的政治手段。国家机构及其代理人的腐败是一个主要的问题，而且仍然是痼疾。它破坏了大众对政府的尊重，往往也破坏了对国家本身的尊重。
法律作为社区不同观念的登记者和调解者，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的确，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宗教的变化，这些都发生了巨变，而且各国的情况也大相径庭。最成功的国家能够确定一种不同于种族的社区和政治基础。尤其是美国在1901年至1914年期间每年接收近100万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年份，移民人数接近这个数字的两倍），创造了一种比大多数国家更成功的克服行业差异的美国文化，尽管这与移民一样，并非没有严重困难。非裔美国人[或称“黑人”（Black或Negroe），在20世纪，术语和他们的可接受性都发生了变化]的处境是美国人在机会和包容等观念上一个特别的污点。尽管非裔美国人不再是奴隶，但他们依旧受到隔离，不仅在南方各州（那里黑人数量最多，而且曾是奴隶），而且在国家层面上也是如此，例如在武装部队和体育领域。此外，非裔美国人大规模迁徙到北部和西部沿海城市工作，二战期间工厂的就业机会使这一问题更具全国性。
民权运动，以及政府最终的行动，使种族隔离成为非法行为；该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在20世纪60年代更是如此，尤其是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任职期间（1953—1961年）曾担心苏联会利用美国国内的不满情绪，这一担心在20世纪50年代起了关键作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冷战时期加强“美国梦”的产物，这一点在美国公众历史中没有民权运动带来的成功理念那么有吸引力。
改革并没有完全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而对歧视的愤怒加剧了广泛的骚乱，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洛杉矶和底特律等中西部城市。然而，黑人分离主义和激进主义并没有发展成大规模运动，大多数黑人领袖通过主流政治，尤其是民主党来追求社区利益。20世纪下半叶的人口结构转变导致了一种多元文化主义，这一思潮对美国公共文化的本质至关重要——尽管也存在争议，正如我们于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所看到的那样。
其他国家可能会发现，维持多元文化主义更为困难。例如，在印度，国大党支持多元文化主义，因为该党在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执政了几十年。然后，它受到了来自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宗派主义的挑战。印度拥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其国内各群体长期和平共处的可行性仍不明朗。
仇恨意识
在许多国家，民族主义和19—20世纪脱离帝国结构的独立运动形成一种政治文化，无论理论如何，在实践上都只关注一个民族。其结果可能是对被视为局外人的边缘群体的歧视和迫害，这种病态在1933年至1945年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对德国救世主式和末日启示式的看法，伴随着对犹太人的特别憎恨，并试图消灭他们，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大屠杀。在1939—1942年，希特勒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随后又试图消灭欧洲的犹太人，大约有600万人被屠杀，其中大部分是在集中营，尤其是奥斯维辛（Auschwitz）。虽然这一政策的细节秘而不宣，但德国民众充分了解所谓“对犹太人的战争”。最终，希特勒被由苏联、美国和英国组成的临时联盟击败。
分歧与分裂
所有这些讨论的要点都需要被强调，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经常被当作高雅的替代品来呈现，就像在辩论社或电视专题节目中一样。这种观点具有误导性，它既低估了那些设法保持政治基本和平（至少是内部和平）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也低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治在实践中的暴力程度。这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是显而易见的，在欧洲也是如此。从1960年开始，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发生了政变或政变未遂，1989年罗马尼亚暴力推翻了残暴的独裁政权，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发生了战争。这一时期高昂的军费开支有力地证明了战争的重要性及其给各国政府造成的焦虑程度。
从美国（内战）和法国（维希政权），到爱尔兰（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早期冲突的遗产在许多国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文化中仍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冲突在家庭、社区和国家各层级留下了分裂的，并且往往是痛苦的记忆，这也有助于确定政治联盟和关系。确实，除非在意识形态和兴趣方面对过去给予应有的重视，否则对过去的看法在政治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但它们对认同和构成政治关系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冷战
1946年至1989年，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反共集团之间的对抗，成为国际强权政治的标志。这种对抗是包括军事、政治、意识形态、文化和经济在内的全面对抗。
冷战席卷全球，延伸到太空竞赛，使人类第一次成功登月（美国在克服困难付出巨大代价后赢得了这场竞赛）。互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和关于人类未来的观点，既为冷战奠定了基础，也为它带来了巨大活力。共产主义评论员将苏联主导的平等视为进步的手段和保证，而反共产主义论者则认为共产主义本质上是极权主义，是对自由的破坏。
这一时期有众多的对抗和冲突，最突出的是越南战争和核军备竞赛，但也包括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的冲突，这些通常都是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的。虽然这种解释很有价值，特别是在解释外国干预和武器供应方面，其中的每一项往往都至关重要，但这种解释未能考虑到这些斗争的独特之处和不同性质。特别是，非殖民化是该时期许多冲突发生的起因，与冷战的起源、原因、过程和后果截然不同，重要的是不要把它们混为一谈。
另外，冷战可以追溯到1917年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它导致了一场内战，包括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和美国在内的14个外国列强进行了干涉。这是冷战的“热”阶段，实际上，从1921年开始，就通常所称的“冷战”而言，出现了长期的回响。因此，尽管在1941年至1945年苏维埃与西方有过合作，1945年以后的局势仍可被视作早期冷战的复兴。
1945年后的冷战首先集中在欧洲和东亚。二战末期苏联和西方势力的分界线成了两大阵营对抗的断层线，因为双方都巩固了各自的地位并寻求进一步的优势。起初，共产主义者虽然未能在伊朗、希腊和菲律宾夺取政权，但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接管了东欧（希腊除外）。这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反应，特别是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成立，其目的是防止苏联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推进。20世纪50年代初，冷战真正地打响了，北美和西欧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
西欧殖民帝国的垮台为竞争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在中东、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美国在东南亚（尤其是越南）的大规模干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干预，都没有成功。由于反叛乱战略的可行性，对越南战争的评价仍极具争议，并和如何最好地进行军事行动的辩论相互影响。越南战争也引发了很多关于空军的优势与局限性的讨论，特别是轰炸。
▲ 飞行员“金刚”少校[斯利姆·佩金斯（Slim Pickens）饰]准备驾驶核弹。—选自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1964年）。
20世纪70年代初，和中国的外交联系使美国（尽管不是南越）在越南遭遇失败的后果有所减轻，这促成了中美合作，从而大大削弱了苏联。这一重组源自苏联和中国之间早期的裂痕，这一裂痕在20世纪60年代初变得异常明显，随后在这十年的后期出现了对抗和有限的敌对行动，这种情况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赢得中国的支持提供了机会。最终，苏联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
美国对共产主义集团的遏制政策于20世纪40年代末出台，随着苏联影响力的扩大，该政策在20世纪60年代日渐衰微，如今随着中国成为该体系的一部分而显得更加持久。事实上，尽管1975年北越在美国停止支持后统一了亲西方的南越，但中国在1978—1979年发动了对越自卫反击战，这表明与苏联结盟并不能阻止这种攻击。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剑拔弩张。双方都部署了先进的新式武器，而苏联从1979年开始对阿富汗进行军事干预，并于1981年镇压波兰流行的非共产主义改革运动，这导致焦虑和紧张局势加剧。1983年，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苏联人认为进入战备状态已迫在眉睫。
然而，从1985年开始，在新的苏联领导人，年轻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的领导下，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他旨在加强共产主义集团的改革政策却无意中导致了1989年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在苏联，试图建立一个改良的共产主义控制体系的努力未能奏效。东欧的政权没有了他们所需的力量和支持，无法抵抗民众要求变革的压力。在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之后，柏林墙于1989年11月倒塌，民主德国政权的摇摇欲坠影响了东欧其他国家。只有在罗马尼亚，人们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来抵制这一进程，但最终没有成功，而且还造成了大约1000人的伤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解体，舆论一片哗然。这一崩溃体现了历史出人意料的特点、偶然性的作用，以及个人在这跌宕起伏的十年中所扮演的角色。
身份改变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身份变化的程度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这种忽视是值得注意的。尽管如此，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加上文化的普及和国家教育体系的发展，确保了到19世纪末，人们比一个世纪前更关注国家。然而，这一说法本身就是形势政治的一部分，因为它假定社会是一个“垂直”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不同的社会群体被连接在一起，并入一个国家。这种解释从过去到现在都被那些认为社会结构是关键因素的人否定。这种马克思主义或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20世纪特别有影响力，但现在似乎有所局限。与此同时，西方知识分子对选择的替代分析是基于身份的——尤其是性别、性取向和种族。这些身份充其量是片面的，而且常以教条的方式呈现。淡化宗教信仰的倾向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不愿涉及政治、社会认同和利益等传统主题也是原因之一。
然而，这些只是西方术语对身份和关系的描述。在其他地方，分类通常是不同的，不加限定地使用西方概念不如过去那样令人信服。例如，在20世纪下半叶，事实证明，在西方帝国统治结束的国家巩固民主比预期的要困难得多。评论人士抱怨说，在1967—1970年比夫拉战争（Biafran War）期间，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种族分裂被证明是导致激烈的内部冲突的根源——部落主义过于强大。新独立的国家未能管理好自己的经济也是一个严重的缺陷。此外，还有关于独立的社会利益的问题，尤其是许多国家的政府的腐败程度。到了21世纪头十年，西方假设的谬误显而易见：尽管最初乐观情绪占了主导，并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和成本，但重建伊拉克和阿富汗西方模式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努力完全失败了。与外界评论员“发现”东欧和苏联在1989—1991年共产党统治崩溃时的宗教信仰力量一样，这些失败表明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模型主要基于意识形态和希望，在这一背景下很可能需要更全面的重写。
▲ 1967—1970年比夫拉战争期间的一名尼日利亚儿童。
宗教
在这一时期接近尾声时，将宗教排除在政治、社会关系和身份的讨论之外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宗教是那个时期被低估的因素之一。这种低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宗教的敌意，这是当时的一个新气象，尤其是在20世纪。宗教作为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源泉，其公共作用受到自诩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谴责，而作为意义、希望和信仰的私人来源，宗教在某些圈子里被视为一种错觉，就像对性的理解一样，只有通过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理解才能得到最好的澄清。因此，它受制于相对主义巨细无遗的审视。
专制国家极力主张世俗化，因为他们将宗教视为对民众忠诚度的威胁。因此，苏联共产党把无神论作为官方信条，并采取了重大举措来消除宗教习俗。
敌对政府并不是对既有信仰的唯一挑战。在许多自认为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中，普遍存在一股世俗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潮流，宗教的作用也被边缘化。普遍的社会潮流，例如尊严的下降、父权制的权威、社会家长制、核心家庭，以及对年龄的尊重，极大地削弱了已建立的宗教。
然而，在此期间有许多宗教仍然富有活力。例如，在20世纪后期，宗教在美国公共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绝大多数美国人称自己为宗教人士。
在欧洲以外，更一般地说，基督教表现出顽强的能力来维持支持和扩张，继续了与西方帝国主义相辅相成但不局限于西方的长期扩张。转换区域的经验各不相同，但这是本章主题的背景和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拉丁美洲在16世纪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之后皈依了基督教，现在仍是一个天主教社会，这有助于确保天主教徒占世界基督徒大多数的地位。然而，新教福音派在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日益重要。
在亚马孙地区和巴塔哥尼亚，基督教仍然是一种与部落信仰抗争的、具有传教性质的宗教，并与对美洲印第安人地位和文化更为广泛的侵犯有关，其中包括主动性歧视。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和菲律宾，基督教面临着来自伊斯兰教的重大挑战。这导致了伊拉克、尼日利亚和菲律宾南部的暴力事件。宗教信仰与种族差异有关，例如，尼日利亚的穆斯林豪萨人（Hausa）和基督徒约鲁巴人之间存在种族差异。
与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并不是一股团结的力量。除了伊斯兰世界重要的种族、文化、政治和经济差异外，还有重大的神学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分歧来自什叶派和逊尼派。这些分歧与政治紧张相互作用，特别是在1980年至1988年什叶派统治下的伊朗和逊尼派统治下的伊拉克激烈交战的期间。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间的冲突被证明是南亚政治紧张局势的一个主要方面。
尽管伊斯兰教经常被奉为“原教旨主义”，但这极大地简化了其表现形式十分多样的宗教信仰。与基督教一样，这种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和社区发展自己版本的信仰、希望和救赎的决心。其中一些还反映了事件对信仰模式和人类承受苦难，以及理解变化能力的压力。
宗教经常是身份认同的主要焦点，例如中国西藏的佛教和以色列的犹太教。宗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说明，它远非一个因科学进步而变得多余、因世俗主义而边缘化的不合时宜的存在。
新的世界秩序，或是非对称的不稳定？
1991年苏联解体后，关于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的世界秩序的讨论就开始了，尤其是在苏联的附属国被击败或恐吓之后，即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以及1995年和1999年的塞尔维亚。随着美国经济和金融模式的传播，尤其是那些与自由市场自由主义相关的模式，特别是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美国的实力似乎更加强大。
在21世纪初，这一途径所代表的信心遭到多方面的极大挑战。伊斯兰世界，特别是阿富汗和伊拉克，通过包括原教旨主义者在内的一些反对者抵抗美国及其盟友，最引人注目的是2001年使用被劫持的飞机袭击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的“9·11”事件，当时这些反对者被证明善于使用恐怖手段。原教旨主义者还利用了民众对西方化的敌意，西方化也常被描述为一种贬低当地人民和挑战不同价值观的全球化。
进入21世纪，中国和俄罗斯都更加自信。更确切地说，两大国间的合作减少了美国的选择权，这也让美国的实力遭受打击。这标志着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中美国际接轨发生了重大逆转。这一逆转的结果使美国在东海对抗中国或在东欧对抗俄罗斯的能力大打折扣。
这种情况反映了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对美国的批评。作为一个关联因素，其他国家寻找其他模式的意愿更为明显，尤其是中国。另一边，在2015年经济增长率超过中国的印度也将自己标榜为典范。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否会导致“新世界的混乱”，因为这种评估的前提是世界可能不会发生冲突。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观点，迅速增长的人口给予了资源持续的压力。
其次，如果仅关注美国与其他利益集团和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低估冲突是独立或至少自发产生的程度。一些国家的叛乱冲突与内战和军队政治相重叠。
以暴力来确保政治结果是通行手段，阿富汗、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南斯拉夫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这些地方，暴力的持续程度很高。种族层面的紧张局势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对抗在中非激烈的内战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刚果和卢旺达。伤亡人数最多的战争是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发生在刚果的冲突。这场复杂的冲突反映了尖锐的种族分歧的政治化以及周边非洲国家特别是卢旺达的介入；这与其他非洲国家的长期冲突有相似之处。实际上，从中非共和国、索马里或苏丹的角度来看，很难看到对政治发展进行良性解释的任何基础。受不稳定影响的地区有能力将邻国卷入其中。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人们有不同的说法。特别是目前还不清楚重点应该是常规战争，尤其是俄罗斯与北约或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还是以抵抗阿富汗等地的叛乱组织为重点的反叛乱战争。到2008年，冷战结束后20世纪90年代的乐观主义似乎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既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也是天真的产物。历史的间断性清晰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在趋势被打破或逆转、预测被推翻的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预测未来会有什么不同。
▲ 2016年7月13日，明仁天皇在东京宣布了退位计划。
新的世界观
宗教人士提供了一个关于世界的描述，其中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位置与神的意图有关，新的世界观不仅包括已经讨论过的正在变革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包括新的空间表现形式。最有特色的当属1969年美国阿波罗太空任务带来的人类登月计划。他们留下的是整个地球的照片：一个强有力的世界图像和与之相符的环保主义者的整体观点。
在同一时期，出现了对地球空间分布的不同解释，其中最具争议的是1967年由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诺·彼得斯（Arno Peters）设计的地图投影，该作品于1973年公开发表。彼得斯用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他将这个问题视为固有的政治问题。彼得斯的等面积投影与传统的墨卡托（Mercator）世界观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后者将重点放在了方位的精确上。彼得斯辩称，欧洲帝国的灭亡和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新的制图学成为必要，这种观点使他在国际上赢得了很多追随者。他对热带地区的重视与其对第三世界的关切相呼应，以至于国际援助机构对他的预测大加赞赏。他的预测提出了一种与各国政府截然不同的全球政治和社会关系观点。彼得斯的世界地图成了一个政治正确（用一个反映新价值观的新术语）的图标。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North-South: A Programme for Survival，即“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 1980年]赞扬了彼得斯的世界地图，并将其用作封面。该报告融合了全球主义者的观点、社会问题和再分配战略。
虽然彼得斯的预测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但它突出了世界应如何最好地呈现的问题。在1989年的《彼得斯世界地图集》（Peters Atlas of the World）中，他继续以相同的比例尺绘制所有地图，以确保与传统地图集相比，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地图覆盖范围更广，而欧洲和北美洲的地图覆盖范围更小。
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是，1963年的罗宾森（Robinso）投影，旨在以不间断的格式地图为主要大陆提供尽可能小的面积比例失真，在面积方面比1898年设计的迄今仍有影响力的范德格林氏（Van der Grinten）投影更为准确，后者延续了墨卡托投影夸大温带纬度大小的做法。
对不同预测的考虑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提醒：对待世界历史，没有单一的方法。西方帝国的统治也许已成为一个明确的主题，但在许多国家，如乍得、缅甸、尼日利亚和苏丹，它只持续了大约六十年，而到1825年，欧洲帝国对加拿大南部美洲大陆的控制已不再碎片化。此外，从21世纪10年代末的角度来看，即使是更长的帝国时期，如英国在印度和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帝国时期，也越来越多地只是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出现。1947年，在英国宣布放弃对印度的控制后，英国民众对保留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其余部分的兴趣已很难被唤起，因为这个帝国的逻辑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非殖民化并未带来稳定的政治体系。在美洲，它导致了各国之间或各国内部的战争，最著名的是1861年至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以及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大部分地区的持续斗争。非洲和亚洲也是如此，那里发生了大量的政变。在许多国家，武力是正常的政治手段，普遍用于维持其凝聚力，尤其是在抑制地区分裂主义方面。后殖民国家常常缺乏对国家等级之外的群体和地区的容忍做法。反过来，国家权力的使用助长了暴力的回应。
在国家之间，帝国主义的遗留问题常常难以解决，因为边境线不考虑当地的认同、利益和观点，这在随后招致了许多的批评：欧洲帝国主义的做法被归咎为后殖民时代非洲种族冲突的罪魁祸首。更广泛地说，邻国经常提出的不同价值观，确保了边境也可能成为重要的心理边界。
如果许多后殖民国家发现难以使民主运作，那么认为武力和独裁统治书写了发展中国家的后殖民历史将是一种误导。尽管困难重重，最大的后殖民国家印度还是维持了独立时建立的民主制度。许多专制政权，如1981年至2003年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mad）总理领导下的马来西亚，往往以一种混合的政治形式实现民主和法治。
非殖民化和新独立国家之间的冲突与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集团和美国领导的反共集团之间的冷战斗争交织在一起。这场斗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尤为激烈，但到了70年代，由于美国和中国关系更为密切，这场斗争有所缓和。中美密切的关系让美国在冷战中获得了一项至关重要的优势，同样重要的还有美国经济的韧性，以及20世纪80年代里根（Reagan）政府利用政府能力在债券市场融资的本事。这样做是为了调动美国的资源，进行苏联无法匹敌的军事建设，而苏联缺乏资金又无法增加信贷。
1989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以及中国和越南融入全球经济，导致20世纪90年代的世界秩序发生了变化。最初人们对一个更稳定、更自由的世界抱着乐观态度，这代表着对联合国于1945年成立时寄予厚望的复苏，以及对全球多边主义能够发挥作用的信念。
这种信心很快就因为世界上许多地方的种族和宗教冲突的死灰复燃而黯然失色。的确，在20世纪90年代，地方族裔用语塑造和表达了认同和冲突，而不是冷战的意识形态分歧。随着伊斯兰的“国际主义”为自由国际主义提供了新的条件，这种情况在21世纪初加快了步伐。
在许多方面，这导致了一个时代结束时的信任危机。欧洲帝国和欧洲共产主义垮台后获得的自由并没有实现自由主义者的希望。与其说是设想的进步没有到来，不如说这是一种危险的局面。对许多人来说，这代表着对黑暗过去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在卢旺达和南斯拉夫发生的大屠杀清楚地表明了政治的堕落。从长远来看，值得注意的是在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新独立的国家诉诸的威权主义解决方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的经济增长让很多人摆脱了贫困，但伴随而来的破坏并不受许多群体的欢迎。对全球化的敌意常常意味着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怀疑。没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但这并未阻止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这段时期就此结束。国际层面的凝聚力、合作，以及目标的统一曾经激励了许多人，但现在这只是一个遥远的希望。
[1]又译“人生代”。——译者注
[2]英文原书表格仅到F列。
[3]此处作者以林则徐虎门销烟作为鸦片战争的开端。
[4]即《蒙特利尔破坏臭氧层物质管制议定书》（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简称《蒙特利尔议定书》。——译者注
[5]“parts per million”的缩写，意为“百万分之……”。——译者注
[6]又译《科学怪人》。——译者注
[7]见《新约·约翰福音》第18章第36节。
[8]即乾隆五十六年辛亥程甲本。
[9]《章鱼与海女》创作于1814年，收录于1820年前后完稿的艳本《喜能会之故真通》中。
[10]印度北方邦的穆斯林种姓，人口数约7万。——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