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卢卡·贝尔纳迪尼
未来主义(Futurism), 20世纪之初法国—意大利文学的先锋派,可能是唯一一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自觉的、雄心勃勃的、完整的、积极的,甚至令人着迷的现代性形象的文艺运动。飞机、火车和摩天大楼被理想化为速度、加速变化和人类成就的象征与灵魂,超越了自然的局限。毫不奇怪,意大利法西斯——一个与古罗马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最纯粹的表达都有着密切联系的政党和独裁政权——对未来主义有一定的偏好。至少在最初,一些未来主义者带着盲目的热情支持法西斯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人赞成意大利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未来主义将人类的能动性带到舞台中央。在法国大革命将无神论变成政治风尚的一个多世纪后,艺术界开始庆祝上帝的消失。在强大的人类形象面前,上帝日益边缘化,机器成为世俗世界的天使。
根据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 1808—1896年)的说法,他在19世纪中叶曾帮助建立了姐妹谷(Sisterdale)社区,这是位于得克萨斯州偏远的肯德尔县(Kendall County)的一个乌托邦定居地。机器、工具和机械设备只是人体的延伸,譬如假肢,它用以增强人类其他受限的能力。而如今的电脑、iPod、手机等自然也是额外的“人造肢体”,旨在把人类的能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在阅读卡普以及查尔斯·达尔文——他创立(或者至少是首先表达)了进化论——的过程中,就很容易理解现代是如何将被剥夺了神性控制的个体置于宇宙的最中心的——人类进化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连机器都是“他”(到目前为止相较于“她”更广泛)力量的“延伸”。
在同一时期,思想家们推翻了以前的权力体系,把群众集体置于关键位置。许多人强调,法国大革命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至少在欧洲,其思想力量的代言人,不得不反思这场字面上的“革命”:对旧政权的彻底颠覆。卡尔·马克思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建立在多重“颠覆”的基础上: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他提出通过将财富(即权力)从资本家转移到商品生产者手中来纠正资本主义;在哲学领域,他试图推翻黑格尔(Hegel)的“精神哲学”,取而代之的是将“现实”置于所揭示的任何关于宇宙的推测的中心。
马克思借用了18世纪生物学中的“阶级”(class)概念。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所推崇的个人主义的兴起,反映在群众、工人、军队、国家(以及后来的选民)、党员、妇女和其他个人“阶级”的对抗性崛起中。其结果是一次强大的逻辑论证:“一场反对大众的斗争”(the one against the multitude),自1815年以来,这场冲突一直在塑造着世界的精神生活。从一开始,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个人主义就输掉了这场战斗,但他或她在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 一幅透视图,来自未来主义建筑师安东尼奥·圣埃利亚(Antonio Sant'Elia)于1914年创作的《新城市》(La Città Nuova)。他构思了一个类似机器的系统化建筑环境。
这就好像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英雄变成了今天同样四面楚歌的好莱坞英雄。在过渡时期,一方面是“个人”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与和解,另一方面是“大众”和大众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与和解,它们成为20世纪上半叶最具生产力的艺术来源之一。未来主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菲利波·托马索·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和意大利未来主义运动的其他人强调技术、工业和人类战胜自然。起初,他们与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关系密切,但未来主义也有反法西斯和左翼支持者:最终和解失败,尤其是在墨索里尼输掉二战之后。这场运动展示了19世纪和20世纪一个强有力的主题:个人优先事项与大众需求之间的冲突,激发了人们试图统一关于人和机器对立观点的有趣尝试。
最终,无论是大众还是个人都没有成为唯一的、无可争辩的胜利者,西方世界与非西方社会均是如此。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非西方社会遵循、模仿、放大了有时看似“完美”的西方价值观、态度、风格、潮流和时尚,以及其模棱两可、进退两难、矛盾和悲剧。只有在后现代的当代世界里,尽管再次受到西方的严格制约,但在无尽的全球紧张局势的缝隙间,“本土”文化也偶尔能充分再现,并试图在全球舞台上重新定位自我。
四根颇有争议的文明支柱
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 actuel, 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空间、社会、经济和集体心态是当代世界的基础,也适用于所有文化的研究。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影响下,它们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兼具自觉性和统一性的后现代自我意识。在此我试图将这四个元素与我所说的四根“支柱”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将过去两个世纪左右世界的知识、精神和艺术史想象为一座圣殿,那么这座精致的高层塔楼或宏大的复合建筑,就带有坚固的大理石(或者,大部分时间里是钢筋混凝土)支柱,从而赋予整个大厦稳定、庄重以及美观的特性。
第一根支柱是“大众社会”,即“大众”的诞生。这是一个流变不居的强大群体,他们在表面上屈从于独裁者和听信媒体发声者,却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创造自己的命运。虽然在以前,“大众”就已在某种意义上存在,但他们要么受制于强大的极权主义国家和统治者,就像古代的埃及一样;要么他们是大规模移民帝国的一部分,就像草原上的侵略者占领农耕定居者的土地一样(参见本书第五章)。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被剥夺了自治权,这些群众通常局限于被动的角色。然而,在18世纪的欧洲人口革命后,他们开始在所属国家已定居、已确定的区域内发挥强大作用,而不必参与大规模的破坏性移民。他们日益令人敬畏。虽然1789年和1830年的法国革命绝非“群众的起义”,但在1848年和1870年的革命中,民众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也是如此。由于城市发展和某些地区的工业化而产生的大量工人,比那些分布在广大地区、缺乏凝聚力、缺乏无产阶级“可见度”的农民更易被察觉和识别。不仅仅是农民起义——甚至是帮助明朝在14世纪夺取政权的多达数百万人的弥勒教运动——都与19世纪欧洲和亚洲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数量和强度相当。
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们描绘了大众的全新力量——一个不可思议的、散漫的、自由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式的英雄,一个被困扰的浪漫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意大利画家朱塞佩·佩利扎·达沃尔佩多(Giuseppe Pellizza da Volpedo, 1868—1907年)在他著名的油画《第四阶层》(Quarto Stato, 1898—1901年)中融合了农民和工人的形象——他们属于传统垂直秩序社会中不同的“阶层”。尽管切·格瓦拉(Che Guevara, 1928—1967年)的形象现在已经可以与之媲美,但他仍然是全球社会主义的视觉标志。但是,19世纪的大多数审查者并没有把“群众”当作历史的主体和客体,而是把它划分为几个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新的科学学科从大众社会中诞生了,包括社会学。举例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 1905—1994年)在其《群众与权力》(Mass and Power, 1960年)一书中完美地理解了独特、强大和不可抗拒的新的世界力量,而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年)等社会学家则是这种反差的例证,他们写了一些手册,讲述如何让大众适应环境,让他们为独裁政权和政治领导人服务,包括阿道夫·希特勒。
从精神世界的角度来看,虽然“大众”更多是政治思想的表达,但“志趣相投”将世俗的“大众”变成了“公众”。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62年)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在18世纪初,“公共领域”的形成在其代理机构中仍是未知或非常有限,这使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艺术家为了“市场”的需要和渴求而牺牲了对完美杰作的希望。约翰·沃尔夫冈·歌德(Johann Wolfang Goethe, 1749—1832年)就是这样,他作为世界上第一位大众市场作家,剥夺了《圣经》作为畅销书的长期霸主地位。像“大众”“市场”“公众”这样的概念在早期近代性中并没有出现,或者至少没有以一种可能在每个层面上制约智力生产的方式出现。大众越有文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过程——他们就越能决定知识分子的产出,比如从诗歌到商业。与此同时,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写作既为了取悦大众,也为了促进大众社会的意识形态,目的是确保所谓“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的乌托邦主义者,从创造了这个词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年),到他钦佩的对手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年),都努力试图调和个人主义和集体幸福。密尔颇有瑕疵的《论自由》(On Liberty)(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同于1859年出版)证明了这一尝试中固有的全部困难。对“大众”的描述令人日益不安,尤其在流行文化中。1818年,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年)出版了《弗兰肯斯坦》[6](Frankenstein),描述了一个从某个科学家疯狂的头脑中诞生的个体。现代小说把人类大众变成了怪物,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不受约束,就像浪漫的普罗米修斯的邪恶版本。乔治·A. 罗梅罗(George A. Romero)的《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 1978年)开启了一个恐怖传奇,在今天的电影人和作家中经久不衰,尤其是在东欧。
▲ 朱塞佩·佩利扎·达沃尔佩多的画作《第四阶层》。大众就像一台机器——艺术家的思想核心是伟大和痛苦的结合。
后现代世界圣殿所依赖的第二个支柱是“现代国家”,它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在其天然且固有的极权主义目标中,以多种形式并通过许多修改和转换实现了巩固和缓和,包括现代社会民主国家。现代国家的所有特征——包括完整的代议制民主,相关的法典、宪法和权力划分——及其过往在更广阔世界中的帝国规划,都体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它取代了竞争对手的权威来源,垄断了其境内的暴力活动,并能以几乎不可避免的完整性动员人口和资源。它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过去两个世纪的文化和知识成果。首先,学者、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的创造和成就辉煌灿烂。更进一步,其他知识分子通过构思与之竞争的乌托邦来指责它的性质和价值,这些乌托邦最初纯粹是推测的,但后来往往以最骇人听闻的方式实现。没有一个乌托邦是按照设想的方式实现的,有些甚至从未实现过。由于他们普遍信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血统,早期的共产主义者通常鄙视任何形式的国家。但当共产党人夺取或建立自己的国家时,比如现在偶尔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国家,其结果更像法国1789—1795年的雅各宾政权,而不是由“巴黎先知”设计的乌托邦。
现代国家的诞生和扩展是一种典型的欧洲现象,它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知识、精神和艺术史。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1789—1945年欧洲人登上全球霸权期间,而且从非殖民化时期一直延续至今。它的盛行使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合法化,因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即使是欧洲人对旧的欧洲“文化霸权”或丰富概念的“反应”,也往往在语言、风格、主题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带有欧洲文化的标志。现代国家以一种非常迅速的方式取代了世界历史上的非欧洲传统国家。世界上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首先是北美,后来是中美洲和南美洲,这些地区在1776—1898年漫长的过程中获得了政治独立。当北美和南美都摆脱了他们的欧洲统治者,努力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时,他们仍然与欧洲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和风格保持着强有力的联系。与此同时,欧洲列强征服了亚洲大部分地区,不包括日本和暹罗。他们几乎占领了整个非洲,除了埃塞俄比亚(在意大利的短暂殖民时期,埃塞俄比亚的原始文化仍保留着)及其他一些地方。这两个世纪的知识生产反映了它们的帝国主义性质,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非殖民化开始之前是这样的。殖民时代的作家,以及反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作家(也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塑造了西方世界的绝大部分以及几乎整个非洲的文学潮流。
现代国家的状态一直是侵略性的。它内在的侵略性不仅表现在殖民事业上,而且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也爆发出来;从那时起,它一直扩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终浩劫——尽管国际联盟曾试图镇压这一趋势。暴力水平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造成的破坏广泛反映在文学、艺术和音乐中。巴勃罗·毕加索的《格尔尼卡》(1937年)只是描述人类的残忍和破坏的一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它完善了由弗朗西斯科·戈雅开创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对19世纪初法国入侵西班牙期间双方所犯下的暴行做了骇人听闻的描述。
▲ 弗朗西斯科·戈雅(Francisco Goya, 1746—1828年)于1814年创作的《1808年5月2日:马穆鲁克雇佣军的冲锋》(The Second of May, 1808: The Charge of the Mamelukes),对比了异国装束的入侵者和衣着简单、武装简陋的起义者的“殊死搏斗”。
在关于国家侵略性的艺术中,一个不太明显但却真实的表现形式是“崇高”概念的延伸,这个概念由康德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1729—1797年)提出,是18世纪的概念,后来在欧洲、中国和拉丁美洲成为最大胆、最吸引人,也是最骇人听闻的艺术特征之一:对人类生死各方面(从性到暴力)的极端描述。事实上,随着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个人以一种不断升级的方式窃取了它的形象,这些形象是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等电影导演以及毛里齐奥·卡泰兰(Maurizio Cattelan)和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等艺术家的前奏。英国导演彼得·格林纳威(Peter Greenway)等人则自觉地反思了投机艺术作品对恐怖的描绘,如1985年的《一个Z和两个O》。现代国家孕育、积淀并最终释放出的巨大破坏力催生了这一艺术潮流。冷战期间,当国家权力威胁到全球安全时,文化生产变得痴迷于这个极端的选择。一些作品,如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创作于1957年的《海滨》(On The Beach),后来由斯坦利·克雷默(Stanley Kramer)于1959年拍成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影,揭示了广泛存在的(几乎是普遍存在的)焦虑,这种焦虑的阴影仍困扰着现代社会。
▲ 1985年,彼得·格林纳威导演电影《一个Z和两个O》(A Zed & Two Noughts)的剧照:对恐怖描写的自我反思。
后现代世界的第三根支柱是“科学技术”力量的巨大增长。得益于国家机构和私人企业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伊丽莎白时代的“学术进展”梦想在维多利亚时代得以实现,并通过若干次“科学革命”一直推进至21世纪。所谓“第四次科学革命”及其核心的通信工具目前垄断了争论。或直接或间接,科学技术力量给予了智力生产和艺术生产重大影响。新的造纸和印刷技术使出版业的世界中心转移至英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电子技术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以前人们只能通过印刷材料搜寻信息,但现在任何人皆可公开各种类型的信息,并借助互联网获取世界各处的信息。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第二种“光晕”(Aura)的丧失曾让艺术复制品变得难以理解:如今,一件艺术品不仅能被复制(甚至可以使其与原始作品完全相同),而且可供全球数十亿消费者购买。
新的艺术形式已经出现,在没有技术帮助的过往这是不可想象的。例如那些与互联网及其模糊、复杂、清晰和不断演变的世界有关的艺术形式,挑战并改变着“艺术”的地位和理念。19世纪末,摄影和电影的发明不仅使新的艺术进入了公众的视野,而且也使人们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意义产生了疑问。电影业的创始人卢米埃尔兄弟(Lumiere brothers)视电影为娱乐,而摄影则是一种“艺术”形式,尽管这种差异一直备受争议。
克里米亚战争的照片首次出版时,作为文件来讲,公众认为它过于粗糙,但对于通常依赖于装饰和修辞的叙事而言却过于真实。摄影最终成了一种像绘画和雕塑一样的艺术,但即使是那些“传统”艺术的地位和观念也受到了广泛的挑战。这些地区的“现代化”是由外国统治者和当地精英强行引入的,他们对自己庞大但静止、脆弱的传统深感不满。例如,在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摄影传播速度缓慢,但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变化,人们期望媒体报道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正在进行的内战。那些艺术家出身的意大利人,如伊丽莎白·潘特(Elisabetta Pante)和福斯托·佐纳罗(Fausto Zonaro),作为摄影师在奥斯曼帝国创作了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清朝后期的中国也是如此,当时摄影的地位在文献和艺术品之间摇摆不定,它通过传播关于国家及其习俗、传统和问题的消息,帮助加快了现代化进程。譬如,摄影纪录了有关凌迟这种使受刑者备受“千刀万剐”折磨的可怕过程,加速了这一酷刑被废除的进程,最后一次凌迟于1904年在北京执行。
▲ 克里米亚战争营地。摄影将19世纪下半叶战争的真实图像传送到了后方。
科学技术产生的新艺术手段和趋势包括电子音乐[从卡尔海因茨·施托克豪森(Karlheinz Stockhausen)到保罗·兰斯基(Paul Lansky)]。其进一步的结果是一个新的、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跨学科领域形成了。在这里,艺术和科学融为一体,知识生产的流派和目的的概念消失了。因此,科学技术通过淘汰旧的交流形式,以其知识、精神和艺术成分对“我们所知的世界”提出了强力挑战。19世纪扩展了人类科学的概念,最终包括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心理学的发展(它本身是医学的一个新分支):精神分析。也许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有据的想法可能是关于“极限”(extremes)的思考。当然,他对普罗米修斯式人的私密领域的探索使心灵所有的复杂性和创伤浮出水面。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66年的画作《世界的起源》(L’ Origine du monde)描绘了一个**女子的躯干、腿部和**,似乎就预料到了这种效果;精神分析深深地影响了所有艺术。
▲ 2016年3月27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帕尔米拉(Palmyra)古城纪念拱门遗址,被ISIS武装分子摧毁。
后现代世界圣殿的第四根支柱是“世俗化”。在这四根支柱中,全球层面上的世俗化对文化、精神、知识和艺术的产出有着最微妙的影响,包括中国;在中国,宗教没有扮演其在西方世界或非洲传统意义上的角色。大众、现代国家和科学技术的出现都可能发生在一个没有“艺术和文学”的世界里。但是,上帝的存在与否是所有灵性、智力和艺术工作的关键因素。当艺术与人类世界和永恒的上帝联系在一起时,它们就在不断地讲述变化和永恒间的冲突;通过这些表现,艺术证明了自己的方式,并传达了其最深层的意义。神圣空间在这些变化的条件和世界观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为艺术的神圣维度辩护。艺术暗示了“神的启示”,作为人类对存在之谜的回应。因此,1789年之后的“无神论转向”对人类所有的智力、艺术和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尼采著名的断言“上帝已死”至少暗示了前世的存在,直到生命的自然终结——死亡。就其起源和本质而言,法国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宗教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相互竞争的信仰为征服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法国而斗争。然而,在疯狂的发展和迅速的堕落中,革命为一个无神论的、世俗化的世界奠定了基础。最初被暴徒带进圣母院用来亵渎这一空间、羞辱神职人员的猪,现在仍在全球知识界游**。无神论虽然存在,但在以前是边缘化的,许多自然神论者并不否认上帝的存在,而是否认神创造了世界;许多学者,包括新柏拉图主义者,警告无神论的危险。但是,在18世纪,无神论大多局限于巴黎知识界。
然而,从19世纪初的几十年开始,对上帝的否定就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头等大事。此后,它制约着世界的智识发展——从“上帝创造”到尼采及其追随者对人的神化——若与旧政权的无神论相比,其传播是毁灭性的。在法国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颠倒世界”中,上帝被贴上了人类产品的标签。尽管在新世界(从新生的美国到澳大利亚)仍被怀疑并且没有受到广泛的欢迎,在中国或日本的影响力更是摇摇欲坠,但它在欧洲哲学中取得了胜利,从而标志着一种新的由晚期现代性创造的精神气象:公立大学。
然而,确立无神论作为新的国教却费时不少:1810年,当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年)在柏林建立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宗教时,无神论在德国大学没有受到欢迎;到19世纪末,无神论者才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世俗化几乎取代了教会的全部概念;进步意味着新的天意、新的社会和道德、新的洗礼,“复活”(resurrection)也变成了“复兴”(risorgimento)——各国重新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些命运通过建立民族国家而产生。“世俗化”概念最初指的是国家没收教会财产的暴力行为(Aufhebung),这一概念经历了重大变化(或所谓“扬弃”“废除”),用以表示如黑格尔所称的基督教思想、理想和意义的“俗化”。无神论与新兴的对“神化”国家的崇拜相得益彰,尽管它偶尔也会传播悲观的思想,使年轻人相信人生而渺小,从而相信自杀的益处。俾斯麦(Bismarck)时期的德国官员建议哲学教师爱德华·冯·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放弃他从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那里继承来的消极世界观(Weltanschauung),因为学生们都在绝望中自杀。德意志第二帝国需要士兵,而不是悲伤、无趣、忧郁的年轻人,他们容易吸毒,无法战斗,更不用说过正常、体面的生活了。
马克思赋予无神论浓厚的政治色彩,将“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从1917年至1992年,共产主义世界在知识、艺术和思想上巨大的输出,体现在“无神论艺术”(和哲学)中,其作为替代的神性是为现代文明服务的大众、工人,世俗的幸福和自然;从苏联到中国,从朝鲜到古巴,被证明是“没有上帝的世界”。艺术创作变为一项“集体”事业,显然,所有的个人主义都被剥夺了。从农村社会向工业主义过渡,尤其是从东正教向国家无神论过渡的悲剧,在许多俄罗斯艺术家的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他们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过渡后,很快就被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系统的审查制度压垮。通常,在极权主义下,政权的文化产品(如果有的话)是劣质的,而最有趣的作品是那些受到迫害、批判或被迫流亡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在共产主义苏联,小说向世界揭示了古拉格(集中营)的恐怖。而佛朗哥(Franco)、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赞助的艺术与反对者和流亡者的作品相比,几乎没有内在或外在的价值。在纳粹德国,对艺术品的销毁和审查皆以“消灭堕落者”的名义进行。
世俗化影响了极权和独裁政权以外的艺术。现实主义是一种诞生于法国的艺术运动,旨在将艺术家的注意力集中于世俗现实的“此时此地”(hic and nunc)上,同时激发诸如“颓废”(Decadenz)的极端反应。埃米尔·左拉(启mile Zola, 1840—1902年)影响了意大利周边的乔万尼·维尔加(Giovanni Verga)等作家,并影响了日本的小林多喜二和宫本百合子。世俗化在建筑和音乐中的表现也很明显,这些艺术以往主要由宗教传统主导。世俗建筑开始接受以棱角分明的几何结构为特征的激进“理性”。热那亚的伦佐·皮亚诺(Renzo Piano)、加泰罗尼亚的恩里克·米拉莱斯·莫亚(Enric Miralles Moya)、阿根廷的塞萨尔·安东尼奥·佩利(César Antonio Pelli)和美国的保罗·鲁道夫(Paul Rudolph)等最近著名建筑师的作品也充分体现了对传统的长期抵制。
为了在世俗化浪潮中幸存下来,旧天主教会在不否认上帝存在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要使自己世俗化——这是它的“存在根据”。教会首先在法国接受了“社会复兴”教义,并接近集体主义理想。自1789年以来,教会在世俗化的世界中寻找一种可接受的身份,这使得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大部分工作在“现代性需要”和“福音信条”之间徘徊。从性别到社会主义,这场斗争涉及最高的类别和强大的力量。虽然它失去了世俗权力,但天主教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精神驱动力之一。
法国大革命后,神学和宗教的边缘化不仅导致了对宗教的普遍拒绝,同时也是神在神秘形式下的强势回归,与东方宗教的“神”的相遇则推动了这一回归。这种回归是由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在“大众”层面而不是在学术背景下发起的,他们处于德国浪漫主义丰裕的知识摇篮中。
我们所考察的四个因素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它们的延迟引入和暴力带来一种矛盾现象。非西方社会遭受了过度自发的“西方化”。具体来说,中国是一个现成的大众社会,在迟来但巨大的人**炸的阵痛中,同时也是在长期却不发达的科学潜力中发展起来。然而,在后殖民世界,基于市场和当前风尚的需要,中国所孕育的知识、艺术、思想潮流及产品,有受到西方经典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对琐罗亚斯德教、儒教、佛教和许多其他宗教的研究,其方法通常是一种“东方主义”的形式,在文化上剥削“他者”,在一种知识殖民主义中,它被认为是“劣等的”。
▲ 柏林墙倒塌后,伦佐·皮亚诺具有技术开创性的设计将柏林的波茨坦广场(Potsdamer Platz)从一块“休眠的荒地”变成了“欧洲最大的建筑基地”,并以“鲜明的几何形状”闻名于世。
过渡是否平稳,能给予所有人平等进入精神、智力和艺术“宇宙”的机会吗?一点也不。例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伊斯兰神权政治的复兴,证明了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之间的联系不可能被轻易地、永远地瓦解。在真正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之前,后现代就已进入了这个世界。大众社会、科技、国家权力和无神论形成了一个复杂而脆弱的体系,并不断受到挑战。此外,这种效果似乎也无益于创造力。当伊斯兰国(DAESH,即ISIS)恐怖分子摧毁中东的纪念碑和所有历史名城——包括公认的西方文明发源地(即伊拉克)——对世俗化的反应和对盲目信仰的回归并未带来任何艺术作品,也没有带来任何可靠的令人信服的智力或文化成果。被认为是“他者”对西方的大规模反应,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对传统、体制和主流的拒斥,那些反对大众偶像崇拜和国家权力的人助长了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这座晚期现代化的大殿可能有坚固的支柱,但渗透者已渗入其中。
主义时代
大众的出现、中央集权的巩固、世俗化和技术革命的结合,给精神生活和艺术、文学提供了新的条件。通过调动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这种结合创造了新的实体:在广阔的全球市场上,艺术、文学和知识产品变为商品;品味和时尚在世界范围内发挥作用;近来,忽视品质的后现代主义导致了不同风格、意识形态、叙事、艺术产品和价值观的均等化。
事实证明,“大众”概念具有欺骗性;决定精神和艺术生活过程的不是无产阶级。至少在1945年之前,资产阶级通过推崇中央集权国家而成为仲裁者,利用技术、支持科学,并坚持(通常是带反抗性质的)新的由政府培育出来的无神论风尚。政府急于以完全胜利结束与教会的冲突,资产阶级因其服务而获益颇丰。
典型的情况是,即使本土文化挑战这些资产阶级价值观,它们也根植于大的后殖民国家。例如在印度,有2亿市民按照英国中产阶级留下的标准生活,米拉·奈尔(Mira Nair)执导的宝莱坞电影《季风婚宴》(Monsoon Wedding,2000年)就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现象。尼日利亚的电影工业,即“诺莱坞”(Nollywood),同样在后殖民、后英国的背景下运作并迅速发展,对好莱坞和宝莱坞发起挑战。从足球到电影,从音乐到快餐,后殖民社会通常内化和强化西方文化。
然而,这一西方发起的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抵制。在欧洲,当资产阶级以牺牲旧贵族、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时,抵制就已经开始。
在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反抗形式之一就是否定启蒙运动,它是关于大众、国家、世俗主义和科学的主流思想的来源。反资本主义者谴责使用和滥用理性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将其作为冷血的剥削工具。19世纪的西方教育体系是另一目标,尽管各国乐于将娱乐活动留给私人演员,但他们牢牢掌控着学校,他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识字率,推行了义务教育,建立了文艺准则,把农民和无产阶级变成公民、士兵和伪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文化适应策略。我认为,“经典”(canon)的创造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对一般文化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在我看来,作为国家资助的知识分子作品,经典排斥了世界文学、艺术和思想的真正主角,促成了一个没有创造力的学习过程。我相信,为了进入经典文学的榜单,当代知识分子经常改变自己的个性,也不保持艺术的完整性,甚至在销量大增之前就获得了重大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具有示范性,它推崇合适的作家,同时排除了可能扰乱主流的人。
相反,反对者主张绝对独特的价值——一些不符合启蒙思想普遍范畴的东西。与此同时,其他流行的或正在发展的思想倾向于分类,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在我们的整个时期,“主义”越来越势不可当地蓬勃发展。在“自由主义世纪”(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发展)被错误地命名之时,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意识形态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其中主要是浪漫主义。人们需要重新发现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自然、精神、神、动物和植物生活在一个天然的、未被破坏的但却充满暴力的环境中,让-雅克·卢梭的作品体现了这一点,他用高贵的野蛮人来挑战现代文明。卢梭的主题是对自然世界和自然法则的怀旧。从文学上的格林兄弟(Brothers Grimm)到瑞士作曲家约阿希姆·拉夫(Joachim Raff)及其创作于1869年的《林中交响曲》(Im Walde),浪漫主义使无拘无束、不可驯服的自然观念得以复兴。在今天这个依赖技术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回应是在与世隔绝的幻想王国里形成个人主义的乌托邦,并与“大自然母亲”重新接触。自然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议程中占据着突出地位,从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 1854年)到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的《荒野生存》(Into the Wild, 1996年),有一条很长的纽带连接着这两部作品。下一个大的“主义”,共产主义,或完美的集体主义,至少在起源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与共产主义一样,无政府主义也面临着更为激进的挑战。例如,马克思和蒲鲁东(Proudhon)的集体主义乌托邦,就遭到“自由意志主义”或“无政府资本主义”学派的强烈反对。该学派起源于奥地利的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随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及其追随者[包括美国人M. N. 罗斯巴德(M. N. Rothbard)]的移民传至美国。今天,在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集体主义极端主义”和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个人主义极端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仍在继续。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学派都为历史所打败。“后现代主义”夷平了每一种理论,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转而支持冗长的“话语”,这或许是传统中最新最平静的“主义”。年轻的黑格尔(他是第一个被誉为“划时代”的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说:“你不会比现在更好,但你将以最好的方式成为现在。”他可能一直在梦想着后现代哲学。当庞大的世界市场变成一个单一的“地球村”,文化产业产品前所未有地成倍增长,其结果是各式各样的“主义”,或至少在学术界及文化界盛行的一个接一个走马灯式的“主义”,步入了终结。它们可以相对地和平共存: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自由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女权主义和跨性别主义,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集体主义,以及数以百计的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
▲ 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执导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 1982年。
技术崇拜、国家崇拜以及大众崇拜,结合世俗化进程的完成,促成了墨索里尼、希特勒等“现代独裁”的产生。在1870—1945年这黑暗几十年的前后,知识分子似乎很自然地倾向于将其他世界理想化,倾向于过去和未来的乌托邦。19世纪再一次成了他们巨大的实验室。尽管“大众”的绝大部分坚守旧政权的宗教信仰,但现在他们当中的一大批人支持上帝的替代品。知识分子成为了“超人”(supermen),尼采设想他们是上帝的代名词,或者是绝对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者,就像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于1844年所著的《自我和本我》(The Ego And Item One)中悲哀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事实证明,这部作品大受欢迎。与设想了消极和悲观的世界相比,作家对科学更感兴趣。例如,从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的作品到雷德利·斯科特的《银翼杀手》,科幻小说在启蒙运动时期谨小慎微地开创了这一历史悠久的时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在更大范围里,未来噩梦不过是当下噩梦的投影。有时很难将虚构的超人悲剧从他们提出并试图创建的冷酷机器国度中区分开来:乌托邦通过屠杀敌人与消灭反对派来实现。
辩护者从来都不想要一个中央集权、民主和福利的国家。它花了很长时间才呈现出目前公认的形式——例如,1861年的意大利、1870年的法国和1871年的德国——在倒退和中断之后,随着1945年之后的新宪法强势重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需要智力上的辩护、理论上的正当化,以及对其改进和“完善”的建议。它在热战和冷战中挥别了超人,但旧的雅各宾式国家,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敌人,生命力依然旺盛,因为它不尊重私有财产和人的生命。现在,“主流”和“边缘”思想以前所未有的烈度对峙起来。作为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其中一个相对于另一个的价值和首要地位,并不是由内在的普遍性、一致性或有效性赋予的,而是由公众的赞扬和认可(或不认可)赋予的。许多对立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一边是“集体主义”,另一边是“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化的终结
虽然由稳固的资产阶级主导的市场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但同样的市场被允许且允许“违反秩序”。换句话说,为取悦资产阶级,艺术家不得不“休克”。在此境况下,艺术生产倾向于一种难以识别的“左派”——就像1945年后的意大利。从都灵(Turin)到罗马,那里所有主要的出版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垄断了文化舞台几十年。艺术常常成为“集体企业”——一种促进销售和增加个人财富的手段。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保守主义、“复古”或对旧制度平和的怀旧之情挥之不去,但在大学、学院和其他国家机构中,先锋运动方兴未艾,先锋派欲与制度化思想流派一比高下。作为现代性的新产物,这些“批评家”给他们的运动命名为“主义”,从达达主义(Dadaism)到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在公众和艺术家之间,批评家成为文化生产过程的中介,尽管批评行动的意外影响通常将这些运动孤立在一个政治中立的领域。这就是阿多诺(Adorno)在1969年以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一场车祸)去世之前所称的“文化产业”。总之,绝对“无政府状态”、“自由”、艺术家“特性”和“自由”知识分子,都是市场的需求。为推销这些知识分子生产的“商品”,它们也被恰切地定义为“怪癖”(eccentricity)。
正如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曾经说过的,“启示录”的象征被证明是这个系统中整合得最好的,它们不仅赚钱,而且通过挑战这个系统有效地验证了它。2016年初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去世使我们回顾其职业生涯——从他作为“不合群者和叛逆者的捍卫者”,到他作为资本家受到的赞誉和成功(售出1.4亿张唱片)。因此,反叛者安抚了资本主义。通过批评独裁[从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抗议南非种族隔离到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抗议苏丹种族冲突],他们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政体”形式认可了“存在的权力”,即“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府”,这将终结一切。通过将美国模式扩展到全球,以解决世界所有的冲突、贫困问题。
至少在20世纪最后四十年的后现代性出现之前,智力、精神和艺术商品生产者的“怪癖”通常与其作品的古怪相称。从1789年起,怪癖不断增多,因此无论是先锋派还是他们的作品,似乎都在挑战当前心态和体制的所有分支,甚至是常识。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范式的衰落,在品味和合理性的调和下,让位于极端。这些极端几乎立即被制度化,偶尔在可能的情况下,被陈列在博物馆或被奉献于舞台上。塔斯马尼亚新旧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Old and New Art,简称MONA)于2011年开放,它是最极端怪癖的“制度化”和政治中立的一个完美例子。被陈列进博物馆是“每一种前卫艺术形式皆可预见的命运”,而MONA正是这样做的,因为它在防弹玻璃背后,调和了大众与先锋艺术偶尔真正的革命目标之间的矛盾。
▲ 大卫·鲍伊,被称为“不合群者和叛逆者的捍卫者”,成为在市场资本主义中获得成功的典范。
然而,在当今的后现代世界中,前卫已不复存在,因为一切要么接受要么被迫接受,市场本身也极其多元化。与此同时,古老的销售策略依旧有效。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为售出更多自己的书籍而公开了自己的死讯,此举让其名噪一时:这些创业技能仍属于世界各地的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它们被新技术放大了,而且毫不受限。
此外,现代性标志着个体说话者与话语内容之间的新联系,彻底改变了话语本身的真理价值,谁说的比说了什么更为重要。这是成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世界最强大、最危险的手段。虽然异端是近代早期的问题,但不管异端是谁,随着审查制度的减弱,成熟的现代性带来了一种新的“过滤”思想的形式。说话或写作的人越有名,信息就越能被听到和带来影响,无论其内容是荒谬的还是明智的。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和教皇都有影响力,无论他们的言论如何原创或是派生。缺乏魅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顾问之所以被边缘化,并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该系统精明地将他们限制在边缘人群中。举例来说,对于欧洲自由主义者和宗教发言人来说这是事实,尽管在美国,宪法和联邦政府基本的自由起源允许更多自由主义解释的空间。与此同时,尽管宪法宣布政教分离,但在所有艺术和学科中,仍存在着比欧洲人更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更丰富的精神追求。在其他方面,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个人或“智库”,无论多么可靠和踏实,都将丧失可见度和影响力。顺便说一句,“智库”是文艺复兴时期“学院”的启蒙沙龙的继承人。最聪明的想法总是不断涌现,但是如果它们来自未经名人认可的资源,它们大多效率低下且无用,甚至是闻所未闻。
并非与众不同的其他世界
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有原因的,即使在1815年至2008年的整个时期内(至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都是有原因的。当时,后殖民世界的要素最终出现在主导相关市场的情感、思想和艺术里。在中国文学经典的构建中,“四大名著”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没有一部是在18世纪之后出版的:两部在14世纪,一部在16世纪,最后一部是1791年第一版的《红楼梦》[8]。在清末,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或多或少都强烈地感觉到,不断增长的欧洲前哨和商业飞地中有了“外来存在”。当1912年清朝以悲剧落幕而“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中国试图否定儒教,并在学问和政治等领域引进西方理念,为现代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过去,知识分子没有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之外寻找参考模式,他们表现出的是对真正的中国王朝旧规的眷恋。他们对回忆的叙述与大革命和复辟之后的一些法国保守派作家颇为相似。其他作家,如龚自珍,他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同化的危险,这体现在第一批西方古典作家的作品被大量汉译的趋势里。龚自珍对中国原生精神、传统和杰出个人才能的缺失深感遗憾。日本明治维新,以比中国更快的、强制的现代化推力,把西方世界带到了仍相对孤立的日本群岛。由爱德华·兹威克(Edward Zwick)执导,于2003年上映的《最后的武士》(The Last Samurai)有力地描绘了幕府将军和长达千年的封建文化的终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日本帝国的西方化都是一个充满破坏性的内部冲突故事,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又再次加剧了这一进程。虽然主流的流行文化时而谨慎时而不加批判地倾向于西方模式,但日本20世纪文化的核心人物,从作家三岛由纪夫到电影导演黑泽明,都引用了幕府、武士、荣誉、天神和祖国崇拜的大量传统遗产。文化现象的碎片化仍标志着日本文化生活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然而,征服的形式是多样的。19世纪西方文化的主要内容逐渐向东方蹒跚而行,这一姗姗来迟的现象揭示了西方文明的制约力量。它们包括各式各样的报纸和杂志,后来则是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以及西方世界曾经独一无二的机构——现代大学。早在牛津大学、索邦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出现之前,大学就已存在,但它们通常都是伊斯兰教的宗教学校(madrasa),或者佛教神学院,如于2014年重新开放的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那烂陀寺——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学院。风靡全球的模式源自19世纪最成功的西方样板:德国体系。巴尔的摩(Baltimore)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将其确立为美国的规范。对于该模式在太平洋地区的渗透,目前世界一流的东京大学的案例颇有启发性。“东京帝国大学”成立于1877年,最初由法、理、医、文四个学部组成,后又合并了三个先前存在的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成立于1789年,以儒学和(日本)国学闻名]、开成所(成立于1855年,以洋学闻名)和医学所[成立于1860年,以(西洋)医学闻名]。疫苗接种是西方文明的里程碑,大革命后由法国军队系统地传播开来,在明治维新前夕,整个日本学派都把疫苗接种作为研究对象。东京大学逐渐将典型的西方学科引入其体系中,1955年甚至设置了原子核研究所——这是日本新思维“开放”特征的一个典型举措,与此同时,全球反核力量也开始变得极为活跃。
▲ 黑泽明执导的《罗生门》(1905年),由芥川龙之介同名原著改编,讲述了一个武士惨遭杀害却未结案的故事。
并非所有交流都是单向的。在欧洲和后来的美国,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越来越多,对西方观念、形象、意识形态和文化态度在东方的渗透起到很好的平衡作用。葛饰北斋等艺术家对欧洲艺术家如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以及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巨大。除了风格之外,还有一些远东主题融入西方文化并被同化。例如,从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尔格(Andr Pieyre de Mandiargues)略带色情色彩的法国小说到奥地利人阿尔弗雷德·库宾(Alfred Kubin)对魔术的迷恋,葛饰北斋于1820年[9]创作的一幅极具色情色彩的画作《章鱼与海女》(「蛸と海女」)中的章鱼,成为西方想象的重要主题之一。这种巨型头足类动物在美国也很出名,因为它出现在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51年创作的传奇杰作《白鲸》(Moby Dick)中。甚至在贾科莫·普契尼(Giacomo Puccini)未完成的歌剧《图兰朵》(Turandot, 1926年)里,也隐约可见葛饰北斋的影子。
同时,远东地区吸纳了西方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甚至西方哲学也成为主流: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著作全集被译成日文,而直到最近才被重新发现的东方哲学神学基础,也逐渐丧失了合法性和受众。此外,远东地区也增加了原本属于流行文化的相关文化产业,如卡通。日本结合东西方的传统,发展出了一种强大的卡通作品——漫画,如今漫画已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东方产品。
与此同时,1815年后的世界,见证了彼此隔绝的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日渐增长。文化全球化使欧洲的前哨转变为强国,最初是美国,然后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尼日利亚。为了寻求急需的文化认同,新兴的美国引入了欧洲的思想和知识分子,后者在法西斯主义兴起后从德国和意大利大量涌入。反过来,严重依赖欧洲内容和意识形态但与新媒体(从电影到电视)相关的大众文化和大规模的生产创新,将美国从欧洲知识分子的后裔转变为一个强大的艺术生产者,以及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生产者。美国流行文化的吸引力决定了二战结束后,乃至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和知识场景。
世界其他地区在塑造全球文化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拉丁美洲的艺术和思想用了较长时期才摆脱对外依赖获得独特的身份认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美作家才强势登上世界舞台。为了给艰难的殖民史、模糊不清的前殖民“史前史”和不稳定的现实生活的重建赢得一点空间,在独裁和脆弱的民主中,阿根廷和哥伦比亚的小说家将拉丁美洲的知识和文化圈带进世界舞台。
后现代转向:易变性、不确定性、多元化及其敌人
本章最后一节关注的是最近几十年。结果似已可以预见,或者已出现一种“世界文明”。在这一文明中,有选择的统一性取代了一些差异,而文化与智力上的差异最好被理解为对无处不在的统一性的自觉反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非殖民化和大国的分裂,以及支持资本主义和民主的普遍共识的惊人发展,世界似乎在沿着全球化、和平与繁荣的道路加速前进。许多前独裁政权或后殖民时期军事政权,至少在(宪法)文件上,正在向美国式的自由民主迈进,尽管没有成功的保证,甚至没有持续的进步。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科学的巨大进步(特别是在通信方面),已完全改变了新领域的模式、结构、形式和内容,如“数字人文”,以及音乐、文学和视觉艺术等。至少在西方国家,官方学习和学术场所的互联网已颠覆了审查制度,而从高雅文学到**裸的色情作品,普通观众很难分辨出什么是好,什么是抄袭,什么是假,什么是真。现在,“艺术”和“纯粹商品”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就像“丑”和“美”、“坚固”和“有缺陷”之间的界限一样。网络哲学家已经开始掌握和解释数字革命在逻辑、知识哲学、伦理学和本体论领域带来的巨大变化。最后,互联网实际上实现了19世纪晚期关于“单一语言”的乌托邦梦想——这一梦想在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都有先例。由19世纪的社会工程师构想的机械语言的天真乌托邦,如世界语和沃拉普克语,在没有存在多久的情况下就销声匿迹了。作为一种全球通用的语言,英语具有“天然垄断”的地位,并可能长期保持这一地位。
作为最具争议的文明对象之一,图书——自《古登堡圣经》面世以来至高无上的印刷本形式,在经历了500年的辉煌后,至今仍在广泛流通;电子书保留了一种新的“物理光环”,这种美来自它们作为人工制品的性质,也来自它们的稳定性和便携性,且无须各种形状的计算机。读一本传统的书就像开一辆旧汽车或骑一辆旧自行车:然而,这一事实影响了“文化”和“知识”的概念,并在很大程度上适用于人文和创意文学的工作,在那里,几乎所有的传统读者都是爱书者。在科学界,论文是至高无上的。例如,这本书的读者可能仍然属于那些喜欢“实体书”的人,而与此同时,牛津大学出版社可能会制作电子版,比如说,电子书可以送达南苏丹的天主教大学,在那里传统书籍仍然是昂贵和难以获得的珍贵商品。
然而,至少在世界上一些大的地区,人们对过去的关注越来越多,越来越系统,越来越强烈。像“希望”这样的概念偶尔也会重新浮出水面,如奥巴马2008年的总统竞选。可未来的缰绳,至少在西方和西化世界,是留给科学和“自由民主”的。作为一个概念,希望与仍然掌握在神学和宗教手中的未来有关,这些宗教再一次以各种各样的邪教、亚邪教和迄今为止未知的教派征服了大众的灵魂——这要再次归功于后现代性赋予的“等价性”价值。在其世俗化的形式下[与马克思的哲思,或布洛赫(Bloch)的《希望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Hope)有关],“希望”成为弥赛亚主义的一个标志,而且似乎正在衰退。我们中的一些人生活在一个自满、富裕的当下,无须怀着尚未实现的愿望和理想展望未来。另一方面,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未来充满着太多威胁而不受欢迎。许多支持者——环境上恣意放纵的人、意识形态上保守的人、经济上挥霍无度的人——似乎已经否定了它。
▲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贝拉克·奥巴马在辛辛那提大学演讲。
相反,记忆只属于过去:任何宗教都不能简单地基于对祖先的崇拜,而不涉及某种形式的救赎和/或未来的复活。记忆普遍压倒希望,或者在平静、自我满足的现在以一种放松的、沉思的眼光看待过去,可能被认为是稳定社会的典型特征——例如,处于鼎盛时期的罗马帝国,正在思考来自希腊的知识遗产和自己的宏伟历史。以未来的乌托邦为代价,后现代性带来了一种对记忆的狂热崇拜。例如,在欧洲和美国,大屠杀记忆已成为一个强大的文化产业,也带来了一些积极作用,如加强了对德国历史的研究。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后果,比如自由民主国家毫无根据地自我合法化,不仅成为自由的唯一保护者,也是人类生命仅有的维护者。
此外,各国还培养了有选择性的甚至歪曲的记忆,以使其存在合法化。在一个不再有价值仲裁者的世界里,市场成为最终标准。所以,在每个市场中,巨额的垄断总是最强大的。好莱坞电影在文化领域扮演着最接近垄断者的角色。它们不仅反映了文化的最先进之处,而且还以一种极其有力的循环来决定这一点。通常,好莱坞电影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如美国所体现的价值观——至少在世人看来如此——以极端现实主义的方式使历史鲜活起来,赋予其真正的情感和永恒的道德价值。
▲ 正如英国代表卡斯尔雷(Castlereagh)讽刺的那样,结束了拿破仑统治的维也纳会议臭名昭著,“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在跳华尔兹”。讽刺画家经常把它描绘成一个舞会,意大利讽刺画中最野蛮的莫过于把舞会变成了“死亡之舞”——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瘟疫时期,这是欧洲艺术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
世界的文化、艺术和知识状况暴露出更多的裂痕而不是统一性。文化全球化面临广泛阻力。这本书的命运就是矛盾的象征。2001年,在死于暴民之手之前,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al-Gaddafi)在全世界的摄像机前挥舞着一本破旧的《利比亚宪法》,以捍卫他的独裁权力。这本书,对于一位阿拉伯领导人来说,仍然具有与《古兰经》、犹太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希伯来圣经》、基督教极端分子的《新约》等同的神圣价值。当书不被奉为神圣,也不作为禁止传播危险思想的工具时,它就成了一种很难找到的商品。除了少数自由国家之外,世界上的另一大片地区非洲也在努力为人民提供教育。从埃塞俄比亚到冈比亚,更确切地说,那里是脑膜炎和艾滋病的胜利之地。因此,很明显,全球化的进程肯定是不完整的,这种不完整,无论好坏,都涉及精神、艺术和知识领域。
宗教、专制权力、阶级差异以及人类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连同贵族制、奴隶制、妇女和少数民族在法律上的“无能力”,似乎都随着法国大革命而消失了。在1815年的某个时刻,那些想要修复“旧政权”的人被描绘成试图从永恒的坟墓中爬起来的“鬼魂”。这些幽灵从未安息,暴君和教条主义者仍然在当代世界上游**,试图通过妥协或暴力来消除进步和启蒙运动剩余的微光。同时,后现代性预设并同时促进了每一种意识形态的等价性,将每一种理论知识形式转化为话语,并将品味的问题归为个人的选择——在其他选项中做出选择。与此同时,表面上全球化的统一世界,远非真正的统一。来自西方内部,以及更多来自“外围”的强大力量挑战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先于西方强权但依赖于曾经令人生畏(但现在正在缩小)的武力和财富差距,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变化的环境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还能继续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