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专长是研究过去，他们的灵感往往来自对现在的厌恶，他们受人忠告避开未来。但未来只是尚未发生的过去，它的发生是不可预料的，如同一根糟糕的留声机唱针，有时会突然跳出或划出行进的音槽。然而，连续性会将未来与之前的事件绑定在一起。在那些通过热线与上帝联系的先知，或者有特权能够了解星象、掌纹、茶叶以及诸如此类秘密的神奇的占卜者之外，只存在一种方式——无论其是好是坏——来预测未来：基于过去。历史学家比预言家或占卜师更能胜任这项工作。

我们可以回顾这本书的主题，并试着想象它们将会如何变化发展。分散与融合也许会以新的或不同于往常的方式继续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是融合的增强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同的文化交换传统、观念、品味和技术，并因此变得更加相似。例如，我们可以预期，一些宗教将变得越来越普世、越来越包容，其边界将越发模糊；语言将相互影响；主流音乐将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融合将成为食品的特征；相同的品牌和产品将征服每一个市场；多元文化将变得更加斑驳。人们很容易认为，融合可能会完全取代分散——我们将结束于一个文化一元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在民主政体中投票，依靠资本主义生产生活，说英语（或者说是这种曾经清晰准确的语言的模拟形态，现在搅和成了不可名状的东西），并在推特长短的片段中思考。但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或者至少不会将分散完全排挤出去，而分散将在全球化的外壳下继续存在。事实上，如果我们真的有一种单一的全球文化，那将是不断添附另一种文化的混合物。边缘文化、品味和语言将消亡，但大多数将蓬勃发展，因为网络空间被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志趣相投的聚集在一个区域内。在这样的区域里，代表少数的群体可以滋养任何非主流文化因子，珍视任何形态的传统。另外的原因是，每一个黏附性过程都会产生裂变反应。正如自然资源保护者努力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他们也努力保护弱小的语言、消失的美食、被遗弃的艺术和显然跟不上时代的习俗。人们担忧被同质性巨型文化同化，因而有更大的动力去复兴或发明传统。

主动权，即某些群体影响其他群体的力量，将随着财富和实力的此消彼长在全球范围内继续转移。随着世界进入后美国世纪，美国纳税人不再有能力或意愿主宰这个星球，中国仍是下一个最有可能拥有主动权的国家。然而，中国的前景被以下主要的隐晦因素笼罩。首先，计划生育政策[1]使国家人口老龄化不堪重负。其次，中国缺乏地区盟友，而且与部分邻国存在意识形态或领土方面的争端。糟糕的政府或许是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里在全球强权政治中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但只要有一个足够勇敢地做出必要变革的好政府，这个国家就绝对有资格成为超级大国，因为它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强大的教育传统和制度，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个超级大国使所有竞争者相形见绌，这一特殊情况似乎注定要让步。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将随之而来：主要的地区大国将在一种永久的紧张和不稳定的平衡状态中竞争——这种力量的平衡依赖于不断变化的敌对、联盟和协约关系。

在可预见的将来，环境压力将继续存在，并且可能会加剧。这不仅是因为气候变化和疾病取决于遥远的阳光和动**的微生物进化世界，还因为人类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已经失控。人为造成的最大的环境压力来源于消费。人口增长是问题的根源，在20世纪，全球人口增长了约4倍，但人均消费（大部分集中在美国和欧洲）却增长了近20倍。如果我们保持恒定的消费率，那么世界本来可以吸收5倍于此的人口，而不会消灭更多的生物多样性，不会使更多的土壤中毒，或排放更多的碳，或造成更多的荒漠化，或污染更多的空气和水，或消耗更多的资源。目前的消费水平难以持续，并且必然会增长，因为以前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口要求平等地（而不是不合理地）享受与美国人和欧洲人同等数量、相同质量的食物、水、衣服、燃料和商品，这超过了他们过去享有的份额。我们无权控制无节制的消费，因为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一些分析师认为是根深蒂固的不满足感，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是因为竞争性经济体系是动态的。在对竞争对手的评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进化心理学的推动；或在零和博弈中追求满足的幻想。有两种影响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民主制可以促进消费，因为经济增长可以赢得选票，而选民不会长期忍受紧缩政策。其次，贪得无厌（l’appétit vient en mangeant）：繁荣助长挥霍，富足终将耗尽。

持续增加的消费引发的不可逆转性提醒我们，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经历总体变化速度的放缓，但是没有理由相信变化会无限期地继续加速。可能缓解或扭转这种局面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场“让时光倒流”的特大灾难，引发变革的文化交流将会中断。但这种可能性暂时不会出现。即使是年轻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在今天小睡片刻醒来后，也会发现一个令人惊讶的世界，并拥有一段令人错乱的经历。

因此，人们无法避免这种不良影响：焦虑、“未来冲击”、恐惧，以及那些认为变化威胁到他们的文化、身份、工作或安全的人的保守的（有时甚至是暴力的）反应。我们从一个失败的解决方案跌跌撞撞地走向它的对立面：从过度计划到鲁莽地解除管制，然后又回来；在专制和民主之间；在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在威权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在多元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世俗主义和非理性宗教之间。看似简单且邪恶的“最终”解决方案吸引了因害怕变革而惊魂未定的选民。我怀疑，人们愿意在唯利是图、利用群众的煽动者的相互对立的计划之间切换，这表明他们在面对明显无法控制的变化时感到困惑。人类价值观的一个悖论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对变革的焦躁不安与偏爱熟悉事物的强烈保守偏见结合在一起。改变可能是好的，但也是危险的。当人们感受到变革的威胁时，他们就会寻求安全感，就像一个揪住被子的孩子；当他们不明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时，他们就会惊慌失措。巨大的恐惧仿佛自笞派苦修者的鞭子。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策略中避难：冷漠、失范、道德相对主义、科学不确定性、拥抱混沌、“我不在乎”。面对不确定性，选民屈从于嘈杂的小人物和轻率的解决方案。宗教转变为教条主义和原教旨主义。这群人把矛头指向所谓变革推动者，尤其是（通常）针对移民和国际机构。残酷、代价高昂的战争始于对资源枯竭的恐惧。

快速的变化将继续影响除智慧和道德之外的一切。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们需要更好的人，但我们没有办法改善他们，除非是在罕见的真正神圣化的个案中，而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被设计的。在过去，有三种方法被尝试过。

首先是完善体制——调整国家和社会结构，营造以德立人的社会政治环境。虽然这是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过去三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的宏伟目标，但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这一方案。如此长的失败记录是无法解释的。

尽管他们以真挚的诚意鼓吹，但每一个乌托邦似乎都是令人反感或功能失调的，让人深恶痛绝。所有的乌托邦主义者都表达了错置的信念，认为社会有能力改善公民。他们都想让我们顺从那些肯定会让生活变得糟糕的幻想出来的父亲形象：监护人、独裁者、侵入性的计算机、无所不知的神权政治家，或者家长式的圣人，他们替我们思考，过度规范我们的生活，把我们压碎或拉进不舒适的顺从之中。每个乌托邦都是普洛克路斯忒斯[2]（Procrustes）的帝国。在现实世界中，纳粹党创造了最接近持久实现乌托邦理想的方法。大多数人的终极乌托邦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实现它的最快方式是屠杀他们。寻找理想社会就像追求幸福一样：最好满怀希望地旅行，因为到达彼岸孕育着破灭的幻想。

其次，作为改善人类的手段，宗教是否比社会或政治设施更好？这是对好人善良的有用解释，就像它是对坏人邪恶的有用辩护一样。但宗教作为一种使人变得善良的方式的记录并不令人鼓舞，尽管它应该改变你的生活。尽管那些宣称宗教改变了他们的人经常说“重生”，但当你仔细观察他们的行为时，这种影响似乎微乎其微。一般来说，信教的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会作恶。以广播电视为传教渠道的福音派教徒的小过失，或者狂热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虐待者和斩首者的残忍行为，似乎与他们真诚信奉的信仰是一致的。宗教更多地被滥用来维护暴力，而不是被用来维护和平。即使是那些易受宗教戒律影响的人，或者对救赎召唤很在意的人，圣座也通常被推迟很久。教皇——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Ⅱ）、本笃十六世（Benedict ⅩⅥ）和方济各（Francis）——或许是过去五十年来最有效的道德代言人，但他们的吁求无法到达大多数追随者的耳中，也超出了许多神职人员的能力范围。一些宗教通过组织实际的慈善活动、激发艺术、引导奉献、打造社区、培养家庭生活和安慰受难的人来服务世界。但要终结道德停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善——这只是宗教企盼的奇迹。

最后，如果社会和宗教不能让人类变得更好，那也许科学可以。柏拉图关于完美社会的建议部分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完美的社会应该由完美的个人组成。应该鼓励优等公民生育；弱智和畸形者的孩子应该被消灭，以阻止他们繁衍后代。在19世纪的欧洲和北美，优生学在种族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复苏了。种族主义将所谓种族劣等归咎于可遗传的性格缺陷。优生学的观点在纳粹德国得到了最热烈的采纳，其逻辑在那里得到了实现：阻止人类繁殖的最好方法就是杀死他们。任何被政府认为在基因上低劣的人，包括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都有可能被灭绝。与此同时，希特勒试图通过选择性繁殖来完善他所认为的优等种族。被当作实验豚鼠的高大、强壮、蓝眼睛、金头发的人类之间的实验**配所生的孩子，总体而言，在公民身份、领导能力或从事艰苦的生活行业方面，似乎并不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差。

纳粹的过分行为使优生学世代都不受欢迎。但是这个概念现在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了：你现在可以繁殖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个体，也可以通过所谓优质**库来购买“量身定做”的婴儿。与各种遗传特征相关联的特定基因的分离，使从受孕时进入婴儿体内的遗传物质中筛选出可能不受欢迎的特征在理论上成为可能。结果肯定只会从那些做出选择的人的局部的、党派的、可能是短暂的标准上得到改善。在某些想象中，一条通向智力（甚至不是道德）的完美的道路是将人类大脑与互联网连接起来，但其结果肯定是充满数据、缺乏智慧的机器人人类。

简而言之，本书讨论了能说明过往历史特征的各类主题，如果我们试图预测它们将来可能的发展情形，其结果是黯淡的。未来学的水晶球阴沉得令人沮丧。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存在令人欣慰的事。首先，悲观是件好事：它是对灾难进行自我补偿的一种方式。其次，先知的功能就是犯错：正确是卡珊德拉[3]（Cassandra）的诅咒，因为没有人听从她的警告。我们面临着主动权的危险转变，以及文化分散和融合的持续紧张。世界在加速变化，然而道德和智慧得不到任何相应改善。我们的预测可能会失败，因为它们是错误的，但它们也可能激发出成功的应对措施。有人可以联想到任何预测吗？

[1]该政策已于2016年结束。

[2]古希腊神话中开设黑店的强盗。

[3]古希腊神话中拥有预言能力的公主，因抗拒阿波罗，其预言不被人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