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莫里斯
故事
和所有动物一样，人类需要合作才能成事。本章要讲述的是人们如何组织起来相互合作的故事，时间跨度是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
在大部分历史中，亲属关系是合作的主要基础，在本章讨论的整个时间段里，家庭、宗族和部落仍然是重要的组织。然而，以亲属为基础的组织有其局限性（即使仅仅为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如约赶到便修建一条通往罗马的道路），而早在公元前1000年之前，人们就开始组建非亲属团体。许多社会科学家会说，国家，这样一个声称垄断使用暴力或授权暴力的组织是其中最重要的。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第一批国家在中东地区建立起来。在本章中，“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主要是指家庭、宗族、部落、城市、国家和帝国，当然我也提及其他类型的组织，特别是教会和企业，因为很难将社会、政治组织与宗教、经济组织分开。
▲ 7.1 第七章中出现的地名
得益于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我们得以讲述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关于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故事，它的细节既丰富又引人入胜。本书并不是要在关于大主题下的短章节的要点中塞满尽可能多的事实；相反，它要退后一步，追求以小见大。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持续2350年的故事可以总结为一个词：增长。
随着小型组织被大型组织吞并，大型组织变得更大，人类学会了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合作。然而，“合作”是一个具有“杀毒效果”的词，掩盖了许多罪过。多数时候，合作是通过暴力或威胁达成的，其成果分配非常不均衡。尽管如此无情，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所创建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还是留下了非凡的遗产。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把这一时期看作一个经典时代，这不是没有原因的：没有这24个世纪的增长，就不可能出现本书第四部和第五部将要描述的那些革命性转变。
更大，更广，更强，更深
增长的事实很容易证明。最基本的层面是人口的增长。在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大约有1.2亿人。到我们故事的中间点，175年，人口大约翻了一番，达到了2.5亿人。直到14世纪初，人口一直在增长，但只增长了50%，接近4亿人，然后回落到1350年的3.5亿人，原因我们后文再述。
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由更多的人创立，也发展得更快。在公元前100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可能是伊朗的苏萨，或者在中国的齐国，它们各自大约有3万居民，但到了175年，罗马城的人口则多了30多倍，大约有100万人。7世纪的长安和11世纪的开封可能与此相当，到1350年，最大的城市杭州大约有75万人。
国家的大小遵循类似的模式。空间和人口统计学是两种常见的衡量手段。从空间上看，公元前1000年时最大的国家可能是埃及，其国土大约有40万平方千米，但到了175年，罗马帝国和中国的汉帝国比它大10倍以上，各自都统治了大约45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到了1350年，我们很难得出一个数字，因为有不止一种计算方法。传统的农业帝国，如德里苏丹国和埃及马穆鲁克（Mamluk）王朝，各自统治着大约200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然而，征服了中国的元朝统治着100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另一个蒙古人的帝国——金帐汗国，又控制了超过500万平方千米的疆土。然而，历史学家经常犹豫是否可以将草原游牧民族的帝国与传统的农业帝国归为一类，因为在大多数游牧民族的领土上没有人居住。
如果算上人口，格局多少有点相似。公元前1000年时人口最多的国家还是埃及，大约有250万臣民。在175年，罗马和汉朝的人口都是它的20倍以上，有大概5000万人。随后增长继续，但速度变慢，中国的人口数在1350年达到了7500万人到1亿人的规模。
▲ 组织增长的某些维度（公元前1000—公元1350年）。在每一类别的分析中，蓝柱表示公元前1000年，分数为纵轴上的1.0。红柱和绿柱列分别表示了175年和1350年的平均分数。在此期间，世界人口几乎翻了两番，但最大的变化发生在最大组织的规模上。财富、不平等和发展这三个维度的增长更加缓慢。
如何衡量国家的能力就更加棘手了，社会学家设计度量标准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了。我以前曾建议用另一种方法，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数字指数，它衡量社会的组织能力和完成能力，范围从1到1000分。该指数使用的标准包括城市工程的应用、基础设施的例证、与商业和税收有关的经济标准、高度组织化的公共艺术和教育设施等。公元前1000年时，在这套评价体系中得分最高的地区是埃及，略高于22分；在175年，得分最高的是罗马帝国，刚过43分；在1350年则是中国，略高于40分。
▲ 一件罗马世界制造的玻璃器皿，可能在遥远的朝鲜被某人欣赏。
家庭和国家的历史可能很难与公司或教会的历史分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重叠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较大的国家为经济和宗教的合作提供更大的舞台。例如，贸易网络经常延伸到政治边界之外，但当政治边界扩大时，供应链往往随之延长。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在地中海的贸易路线几乎没有延伸到希腊，而创作于公元前1076年的《温阿蒙历险记》（Story of Wenamun）则生动地描述了法老在家乡腓尼基遇到的困难，在那里，比布鲁斯（Byblos）的统治者对木材出口附加了苛刻的条件。然而，到了2世纪，各方联系发展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位罗马使节一路走到了长安；一位埋葬在意大利的逝者的DNA显示，他是来自东亚的移民。考古学家巴里·坎利夫（Barry Cunliffe）对此有精彩的评论：“一位朝鲜精英可以欣赏罗马世界制造的玻璃器皿，而驻扎在哈德良长城上的士兵可以用印度黑胡椒给他们的食物调味。”在1世纪70年代，罗马地理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担心富有的罗马妇女从中国购买过多的丝绸，会耗尽其帝国的白银储备。但这仅仅是开始：到1350年，密集的陆路和海路将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欧洲和阿拉伯世界连接起来。到15世纪20年代，来自南京的水手甚至走在摩加迪沙和麦加的街头，明朝瓷器在肯尼亚沿岸地区已司空见惯。
随着市场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尽管与现代相比其增长仍然极其缓慢。将古代的消费转化为现代的货币显然有很多问题，但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业化之前农民的收入通常相当于每人每天1.50—2.20美元。公元前1000年，在埃及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收入处于这个范围的低需求。在公元前4世纪的非凡的希腊城邦中，他们有时每人每天的收入激增到3—4美元，但即使在175年的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们每人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超过2美元。在1100年，像开封这样的中国大城市，其居民收入可能位于麦迪逊收入范围的顶端，尽管到1350年他们的收入可能在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我们可以说，在这一时期的开始，世界上几乎每个人都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但在后半期，大多数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仅仅是达到“贫困”而已。
也就是说，有些人总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上。总体来看，不平等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加剧。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的范围从0到10表示每个人都拥有数量完全相同的货物，1表示所有货物都只属于一个人。在工业化之前的农民社会中，基尼系数大多在0.30—0.60，平均值大约是0.48。我们没有关于公元前1000年的埃及的有效数据，但是考古证据表明分数在这个范围的下半部分。罗马的数据好一些，它在175年的基尼系数在0.44左右。就1350年的中国而言，可信的数据也是缺乏的，但数值似乎可能高于罗马。在整个2350年间，穷人变得稍微不那么穷了，而富人变得更富了。
宗教组织的数量和影响力也在增长。多神教社会通常边界模糊。例如，我们该把崇拜1世纪，并且因为拥有无可置疑的希腊式名字而欢呼雀跃的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置于何地呢？他曾设立碑文以纪念印度教的毗湿奴神。然而，总的来说，在我们所述时期的前半段，宗教扩张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帝国的征服来传播他们的神或者类似神灵。在公元前1000年大概有200万人崇拜阿蒙和拉；在175年，大约有4000万人认同朱庇特、宙斯或同源的神。然而，在公元1千纪，宗教组织越来越独立运作，超越或与国家并存，并极大地加强了其传教力量。到1350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人口追随耶稣、穆罕默德或佛陀，人数分别大约是7500万人、6000万人和5000万人。
▲ 纪念毗湿奴以及庆祝赫利奥多罗斯石柱在毗底沙（Vidisha）竖立的铭文的细节。请注意太阳纹饰，这大概是暗指竖立者那听起来非常希腊化的名字。
那么，最宏大的叙事是增长，尽管——通常是这样——仔细观察会发现有几种方式来讲述它。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两个特征遵循完全相同的路径；甚至在任何一个特征中，通常都有比最初看到的更多的事情发生。国家能力（成事的能力）的例子已经被最详细地量化了。在全球层面，这遵循一个双峰模式，在公元前1千纪快速升高，在公元1千纪的前半个千年下降，后半个千年复苏，然后在13世纪和14世纪进一步下降。
▲ 社会发展的起落：在全球范围内国家能力的增长和崩溃的循环（公元前1000年—公元1350年）。该图显示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分数，按世纪来衡量，并拟合成一条四阶多项式趋势线。
然而，即使这样也使故事过于简化了。第一，因为它只向我们展示了地球上最大的组织；第二，因为全球范围的图景融合了两种不同的区域模式。首先，我想把图中显示的数据分解成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曲线，因为在公元前1000年和公元1350年，世界上最高的发展指数总是来自位于伊拉克和意大利之间的社会或中国的社会。接下来的两幅图中，双峰消失了，但只是表达方式不同。
▲ 吉本是对的：西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四阶多项式拟合趋势线。
这幅图表明，从15世纪到20世纪中叶，西方的发展对许多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来说是有意义的。那时，历史学家倾向于描绘辉煌的希腊罗马时代，接着是萧条的中世纪，最后是中世纪晚期的复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修正主义者反对这类“衰败和瓦解”的模式，认为它们无视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化成就。但是尽管如此修正后，关于西方经济发展的指数表明，从彼得拉克（Petrarch）到A. H. M. 琼斯（A. H. M. Jones）的学者并没有像许多现代人想象的那样误入歧途。正如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1776年所说，罗马帝国的终结确实是一场“可怕的革命……这将永远被人们铭记，并为世界各国所感受”。
相比之下，东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有起有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特定朝代的兴衰相吻合，但广义地说，东方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在公元1200年之前已经稳定地发展了2000多年，公元1200年之后则开始走下坡路。
▲ 中国文明的持续性：东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四阶多项式拟合趋势线。
表明增长和崩溃周期的数字将显示西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图左侧的分数，和显示东方社会发展指数的图右侧的分数合并在一起，这意味着，虽然它给出了全球平均趋势的公平概述，但它将任何特定地方发生的事情抛之一旁。为了了解这个星球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并了解最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故事与较小的单位的故事相比如何，我们需要从图表切换到地图。
以下三幅世界地图分别显示了公元前1000年、公元175年和公元1350年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形式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分为六个粗略的类别：觅食家族、游牧部落、游牧国家/帝国、农业村庄、低需求国家和高需求国家（这些术语将在本章后面更详细地定义）。
▲ 7.2 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全球分布（公元前1000年）（注：可粗略地分为四类，即觅食家族、游牧部落、农业村庄和低需求国家。）
▲ 7.3 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全球分布（175年）（注：新增了两个类别，即游牧国家/帝国和高需求国家。）
▲ 7.4 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全球分布（1350年）
这些地图填补了图表的一些缺失。基本上，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觅食家族所占据的区域不断缩小，农民将游猎觅食者从他们的家园驱逐出去，将他们赶往农民不想要的（如西伯利亚）或尚未到达的生态位（如澳大利亚沿海）。随着大面积的草原被游牧国家/帝国控制，游牧部落占据的地区也在缩小。农业村庄所占面积的增加是以牺牲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75年的觅食家族为代价的（尤其是在非洲），但随后面积缩小了，因为国家控制村庄的速度快于农民驱赶游猎觅食者的速度。在整个时期，农业国家所占的面积大幅增长，主要是以牺牲农业村庄为代价，但低需求和高需求国家之间的比例差异很大。在公元前1000年，没有高需求国家，但从那时到175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模式。在美洲和非洲，低需求国家的增长是以牺牲农业村庄为代价的，但在欧亚大陆，低需求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被高需求国家消灭了。在175年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部分扭转，因为欧亚大陆西部的低需求国家取代了高需求国家。在南亚和东亚，高需求国家接管了一些曾经是低需求国家的地区，而在东南亚、东北亚和美洲，低需求国家急剧扩张。
在长期、大规模的增长背后，隐藏着更复杂的短期、小规模的故事。本章无法回应所有问题，但它至少提出了五个有趣的问题。第一，为什么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在规模、财富、等级、复杂性和有效性方面都有所增长？第二，为什么在175年前后的增长差异如此之大？第三，为什么增长往往变成崩溃？第四，为什么在任何给定的时间点，组织的形式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变化如此之大？第五，在175年后，为什么欧亚大陆东部取代了西部，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大的国家的心脏地带？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让我们得出了一个宏大的结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350年，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已经达到了纯粹农业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极限。两千年前，罗马帝国是第一个达到这一上限的；一千年后，宋朝时期的中国重复了这一情况。然而，在每一种情形下，增长都变成了停滞和崩溃。直到18世纪，一个社会才通过释放化石燃料中的能量打破了旧秩序，这就是英国。从那以后，正如第四部和第五部中的章节所显示的那样，一切都将完全不同。
超人（Homo superans）
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自大约公元前1.27万年冰河时代的主要阶段结束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几乎是连续不断的，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发生的也不例外。这2350年仅仅是一个更长的增长故事中的一个章节。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让我们快速回到史前时代。在公元前1.27万年，地球上大约有400万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生活在成员人数超过20人的社区中，而今天全球有70亿人，其中有二十分之一居住在拥有1000多万居民的“超大城市”。平均每个国家有3400万公民，中国和印度各有超过10亿人的人口。据麦迪逊估计，公元前1.27万年的平均生活水平相当于每人每天1.10美元，而在今天这一数据是25美元。1.5万年前，典型的狩猎采集群体的基尼系数大约是0.25，而今天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要更高，大概是0.30—0.35，尽管这与1350年的典型系数0.40—0.50相比已大幅下降。经济学家所说的1920年至1970年的收入“大收缩”是与长期趋势显著背离的，而长期趋势现在似乎已经恢复。国家权力大为增加。在我的衡量成事能力的指数中（前面已经讨论过），得分从公元前1.27万年的5分以下跃升至2000年的906分。自1800年以来，组织飞速增长，在这约1.5万年的时间里，它已经成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日益壮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并不总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增长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智人大约在10万年前进化出的异常高效的大脑；第二，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温暖潮湿的气候盛行，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称之为“漫长的夏天”。在公元前10万年以前有过几个“漫长的夏天”，但没有智人通过创建更大的组织来应对；在公元前10万年至公元前1.5万年智人出现了，但没有“漫长的夏天”。只是在最近的1.5万年，这两个条件都满足了，这使智人（“认识自我的人”）变成了超人（“成长中的人”）。
在温暖潮湿的后冰河时代的世界，植物将大量的太阳能转化为自身的能量，动物又吃掉了大量的植物（以及动物）并进行繁殖。包括智人在内的每个物种都在繁衍，直到其数量超出可利用资源的承受范围，于是它的种群崩溃了。然而，智人的大脑运转得如此快速和灵活，以至于我们可以通过创新和改变我们收集植物和捕猎动物的方式来应对匮乏（就此而言，也包括应对富足）。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是什么，但是通过对食物来源施加新的选择压，人类创造了世界上第一种转基因生物。一些植物和动物进化成新的驯化类型，为人类提供了比它们的野生祖先多得多的食物。
驯化既带来了成本也获得了收益。更多的食物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机会，以及更多的工作。人们不得不重组他们的社会来管理日益扩大的组织。重组通常意味着更多的永久性村庄、更强大的财产控制权以及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性别不平等，但它也带来了知识、劳动专业化和复杂性的增加。人们有自由意志，可以（也确实）选择抵制部分或全部的这些趋势，但几千年来，走向“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和价值观的群体取代了那些没有这样做的群体。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包括父权制、等级制度和奴隶制，以及文学和高雅文化。
公元前1.25万年，乡村生活在中东出现，驯化出现在公元前9500年，而农业则在接下来的2000年中走向成熟，没有哪一个是一蹴而就的。农民不断学习轮作谷物和豆类以免耗尽土壤肥力；学习使用梯田；学习把动物套在犁和车上，利用它们的粪便来增加农作物产量；学习使河流改道以灌溉庄稼；学会去除土壤中的盐分，因为灌溉造成盐分在土壤中沉积；学习使用金属工具挖掘他们的土地；等等。创新提高了产出，支持了更多的人口，也就需要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但是为了支持这些创新并团结这些群体，人们必须不断革新他们的制度和世界观。每一种解决办法都产生了新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最常采用的战略之一便是扩大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规模。
一个公式解释了本章开头的很多统计，即“超人 + 漫长的夏天 = 增长”。然而，它显然不能解释迄今为止所见图景中的全部内容。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优秀，我们需要知道个中原因。
地理位置的力量
上文地图显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通常聚集在我所说的“幸运纬度”（lucky latitudes）上，这是一个在旧世界从中国延伸到地中海，在新世界从秘鲁延伸到墨西哥的带状地区：在这里，环境和历史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繁荣，刺激了创新，加速了变化。进化论者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解释了原因，但历史学家并不总是理解他关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的讨论。如果不了解一些史前地理情况，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几个世纪。
戴蒙德指出，严酷的事实是，在冰河时代末期，潜在的可驯化动植物分布非常不均匀，绝大多数是在幸运纬度上进化而来的。考虑到人类在任何地方都大同小异，这意味着那里的人极有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早地驯化动植物。这在幸运纬度地区更容易达成。
此外，戴蒙德观察到，即使在幸运纬度地区，资源分布也不均衡。欧亚大陆最富饶的地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东，其次是东亚和南亚，然后是墨西哥和秘鲁。因此，驯化的迹象首先出现在中东（大约公元前9500年），接着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大约公元前7500年），然后是墨西哥和秘鲁（大约公元前6250年）。在资源稀缺的幸运纬度之外的地区，北美东部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开始了驯化，萨赫勒和南部非洲则是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之前，新几内亚是个迷人的局外之地，其驯化至少早在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了，我后文将会谈到。
总的来说，一旦开始走上增长之路，世界各地都会遵循大致相似的时间表。从第一次干预其他物种的基因组到拥有数百名居民的永久性农业村庄，通常需要2000—4000年的时间。然后，农业村庄又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成长为我所说的低需求国家，它已经出现了君主、神职人员和贵族，通常还有书写文字。再经过1500—2500年，这些国家变成拥有数千万臣民和极其复杂的精英文化的高需求国家。
时间进度的细节取决于当地的资源、每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员的具体决策。在新世界，也许是因为可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太少，人们从简单农业到先进农业的时间一般是欧亚大陆幸运纬度地区的两倍（4000年而不是2000年）。而新几内亚人尽管拥有足够多的可驯化植物，几乎可以像墨西哥人和秘鲁人一样很早就开始耕种，却缺乏资源来生产足够的剩余粮食，无法像幸运纬度地区那样供养第一批国家。当地的主要作物如芋头和香蕉，不如水稻、小麦和大麦那样适合长期储存，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原因。
每个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公元前1000年，一个地区越早开始走上社会政治发展的道路，其组织规模就越大，这一点大体上是正确的。因此，最大、最富有、最不平等以及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聚集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特别是在今天的埃及、土耳其和伊朗西部形成的三角地带），其次是中国北部和印度，然后是墨西哥和秘鲁。
世界上的某些地方，如澳大利亚和西伯利亚，缺少可驯化的动植物，以至于他们几乎到1350年都没有开始走上这条路，而其他地方则找到了不同的增长途径。在草原地带，从中国东北到匈牙利横跨旧世界的干旱草原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人类可以食用的，但是牛羊马都在此茁壮成长，人类能够以它们为食。到了大约公元前5000年，农民已经从巴尔干半岛迁移到西部大草原变成牧民。在公元前4000年之前，今天哈萨克斯坦的牧民已经驯养了野马。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350年，草原骑马民族创造了截然不同的游牧国家和帝国，他们与幸运纬度地区的农业社会作战，甚至颠覆了这些社会。
本章的大部分内容仅仅是对自公元前1.3万年以来一直发挥作用的趋势的演绎。人类不断发现，更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因此这些组织几乎遍布各地。幸运纬度地区的组织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并且这种比其他地区的组织更大、更富有、更复杂的状况一直在持续。
然而，地图也表明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虽然到175年世界上最大的组织都在欧亚大陆西部，并且已经存在了1万多年，但到了1350年，东亚已经领先了，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则已经见证了其最大规模国家的萎缩，这些国家既不是最大的宗教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不是最大的经济组织。这是历史上财富和权力的最大转变之一，但迄今为止人们对其原因尚未达成共识。
我们应该承认，生物学和地理学在回答本章前面提出的五个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但它们并不能回答所有问题。是时候通过三张世界快照来观察其他原因了，它们分别位于我们所述时段的起点、中间点和终点。
公元前1000年的世界
到公元前1000年，农民已经遍布世界上大部分可耕作地区。到1350年，几乎所有上述地区的土地都有人耕作。考古学家还在争论细节，但是班图人的大迁徙可能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这次迁移将农业、牧业和炼铁业从西非和中非带到了非洲大陆的东部和南部地区。会使用金属的稻农在公元前600年从印度殖民斯里兰卡，在公元前500年从朝鲜殖民日本南部，同时，其他东亚的农民已经乘独木舟来到大洋洲最西部的岛屿定居。在农民到达之前，这些岛屿通常是无人居住的。但在大多数地方，农业的发展意味着狩猎和采集的撤退。
公元前1000年，可能还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仍然生活在奉行平等主义的游猎群体中。这些群体大多流动性很强，以家庭为基础，通常不到十几个人。他们的社会等级通常非常有限，主要基于年龄和性别。多个群体偶尔进行节日聚会，举办需要更大团体参加的活动，为交换结婚对象提供一个人口繁衍的基因库，这点同样重要。这些聚会可能是由临时的首领来主持。
也就是说，游猎觅食社会高度多样化，在资源非常丰富或有可能储存所收集的食物的地方，更大、更持久和分等级的群体成长起来。这些“富裕的觅食者”中最著名的生活在太平洋西北部，在那里，800年前后发明的支架独木舟使他们能够捕获大量的野生鲑鱼。
还有在世界人口中占比较小的人群过着牧民生活，他们大多生活在欧亚大陆幸运纬度地区的草原和沙漠边缘或非洲稀树大草原上（美洲和澳大利亚几乎没有大型哺乳动物可供放牧）。他们一般生活在几十或几百人的亲属群体中。在这些群体（“部族”和“部落”是其常见的标签）中，一些家庭可能比其他家庭富裕得多，尽管由于财富主要体现在牲畜身上，家庭的财富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
▲ 7.5 主要的农业扩散（公元前1000—公元1350年）（注：阴影部分表示公元前1000年时世界上的农业区。）
公元前1000年之后，由于阿拉伯骆驼的驯化和能够在大草原上长途骑行的强壮马匹的繁殖，牧民群体流动性大为增加。这也极大地加强了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促使首领们结成更大的联盟，动员成千上万的骑兵去掠夺农业国家的边境地区，或者向农业国家的统治者勒索保护费。亚述人的信札中提到，早在公元前707年，辛梅里安骑兵就击败了乌拉尔图（Urartu）国王。亚述帝国雇佣草原骑兵进行反击，在公元前677年打败了辛梅里安人并杀死了他们的国王。但是公元前652年，游牧骑兵又回来了，洗劫了萨迪斯（Sardis），杀死了吕底亚（Lydia）的国王盖吉兹（Gyges）。公元前652年，游牧的斯基泰人在摧毁亚述帝国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然而，全世界超过90%的人口是农民，其中绝大多数属于相对简单的群体，缺乏垄断暴力使用权的中央政府。就像游猎觅食者一样，组织差异很大。一个极端是小规模的、完全平等的村庄，如北美中西部早期林地文化中的村庄（大约公元前1000—公元前300年），它们很少有超过50名居民，将简单的农业与游猎觅食结合起来，并举行公共仪式。另一个极端是公元前750年像拉本塔的奥尔梅克这样的地方，那里有几千名居民忙着修建巨大的土丘平台、一座100英尺（约30.5米）高的金字塔和玄武岩的纪念头像。奥尔梅克的领导人显然大规模地动员了劳工，这也许是通过宴请和亲属团体之间互尽义务的方式达成的。大多数考古学家怀疑奥尔梅克的领导人无法长久领导使用强制手段的国家机构。
几乎无一例外，这些非国家的农业社会都是“文盲”，因为他们缺少那些需要书写文字的组织。主要的例外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大约公元前1200年的大崩溃到来之前，那里的一批拥有识字官僚的国家已经从埃兰（Elam）延伸到了埃及和希腊。在某些依旧保有国家机构的地方，比如在埃及，书写文字也幸存了下来；但是在那些国家完全消失的地方，比如在希腊，书写文字也消失了。然而，希腊人还是与仍然识字的社会保持着联系，并在公元前800年前后改造了腓尼基字母。因此，希腊和以色列的公元前1千纪早期的文献生动地展示了非国家的农业社会的内部运作，形象地描述了不稳定的政治组织经历着痛苦且往往是暴力的国家形成过程。
公元前1000年，世界1.2亿人口中的1000万到2000万人生活在位于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上的城邦里。在埃及和埃兰之间的一些分散的地方，政府在公元前1200年的崩溃中幸存了下来。但是在南亚，从公元前1900年前后印度河流域国家的瓦解到公元前900年之后新的城邦国家的形成，已经过去了1000年。在东亚，最早一批国家只是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才形成，但是到了公元前1000年，他们的后继者已经统治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在新世界，前面提到的奥尔梅克人和秘鲁的查文文化充其量只是国家的雏形。
人类学家兼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绘制的图表是对这些屈指可数的早期国家如何运作的一个抽象但有用的概括。盖尔纳将这种理想型的早期国家称为“阿格拉里亚”（Agraria），并认为在这个神秘但典型的社会中，“统治阶级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与大多数直接农业生产者或农民严格分开”。盖尔纳图表中的双轨线标志着这种严格的大众与精英的区分，而单行线标志着统治阶级在军事、行政、文书及其他任务领域中专业人士的内部分工，他们有自己的等级地位和法律规定的边界。
盖尔纳解释道：“在顶层横向分层的少数群体之下，还有另一个世界，即社会其他成员的横向隔绝（laterally insulated）的小规模社区，也就是农民村庄。”盖尔纳称之为“横向隔绝”，因为农民外出不多，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农民可能都住在离出生地步行可及的地方。在阿格拉里亚，每个地区的农民都有自己的方言、仪式和传统，这种生活就是盖尔纳所说的“内向的生活”（inward-turned lives）。图中的虚线象征着农民世界的分裂，与统治者生活的更大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盖尔纳认为：“国家感兴趣的是征税、维持和平，而不是其他。”
▲ 阿格拉里亚：人类学家兼哲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的理想型农业国家模型。
在公元前1000年，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和阿格拉里亚相似，按照后来的标准来看，它们甚至也明显是站不住脚的。因此，我称它们为低需求国家。埃及可能最为广阔和强大，但是到公元前1100年，它已经丧失了黎凡特和努比亚。到公元前11世纪60年代，它在尼罗河流域的统治也已经支离破碎。其中一个王朝由位于三角洲地区的塔尼斯（Tanis）统治，而阿蒙神的高级祭司却在底比斯（Thebes）以国王的身份行事。到了公元前10世纪40年代，“梅什韦什人（Meshwesh）[18]的诸首领”在布巴斯提斯（Bubastis）建立了利比亚王朝。到了公元前9世纪，埃及的统治更加分崩离析。这些小国相安无事，似乎只是因为势均力敌。至于法老，则在一封写于公元前1072年的信中问道：“他到底是谁的统治者？”这些小国的政府很少记录文本，很少增加税收，也很少发起远征。当统治者确实要建造纪念碑时，他们通常会从旧建筑中拆卸材料。到公元前12世纪50年代，拉美西斯三世的政府显然已经失去了执行法律和维持秩序的能力。由于没有钱支付工资，皇家工人的罢工此起彼伏。
其他同时代的国家也陷入动**。例如，公元前1046年，当周朝推翻了统治中国黄河流域的商朝时，他们意识到自己缺乏在被征服领土上驻军和实施管辖的能力，甚至没有尝试过这样做。相反，周天子鼓励他的家族成员在商朝故地建立新的城市。每个新的封臣都将成为自己的主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致富。这为周天子节省了统治成本。他只要求当他去打仗时，诸侯会从他们自己的城市带来军队协助作战。胜利之后，周天子将与诸侯分享战利品。
社会上层都是赢家。这种低需求国家并没有为周朝统治者带来多少收入，但也没有多少花费，因为周天子和他的继任者不用支付工资，还把一部分战利品留给了自己。只要收入大于支出，统治者就能保持偿付能力。除了建造宫殿、祭奠祖先、举办大型聚会（通过劝说诸侯接受“周天子受命于天，因而他是唯一权力来源”的说法，来降低确保精英服从的成本）和发动战争之外，他们没有能力做更多的事情，也确实不需要做更多。
尚不清楚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是否也是赢家。国家的弱势可能意味着农民只向政府缴纳很少的税或不纳税，但这并没有让穷人过得更好，这也可能只是意味着农民有更多的财产可供诸侯作为地租来榨取。很难弄清哪种结果占主导地位，因为很少挖掘出普通的村庄和城镇。一方面，后世文学传说认为周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是公平且正义的黄金时代，但另一方面，在精英坟墓中发现的巨大青铜器皿和整队战车表明了不断升级的贵族竞争，这或许也反映了对农民的压迫，至少在公元前850年之前是这样，之后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
▲ 大约公元前10世纪或公元前9世纪的一尊大青铜鼎，同它的主人一起埋葬在一座西周精英的坟墓中，用以在死后延续他在生前所拥有的威望。[解说信息来自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杰茜卡·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
这种低需求模式被多次改造。例如，在亚述王国，政府在公元前12世纪彻底崩溃，以至于公元前1076年至公元前934年没有任何存留至今的文献。在公元前934年后最早的一份文件中，国王阿舒尔·丹二世（Ashur-dan Ⅱ）说道：“我带回了疲惫的亚述人民，他们在匮乏、饥饿和饥荒面前放弃了他们的城市和房屋，去了其他地方。我把他们安置在城市和房子里。”阿舒尔·丹二世和他的后继者留下的碑文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失去的土地，并迫使每个人认识到亚述的主神阿舒尔是所有神中最伟大的。为此，他们需要集结军队，将该地区变成“阿舒尔的狩猎场”。
有一个国家可能是上述概括中的例外，这就是以色列联合王国。根据《希伯来圣经》，在公元前950年，所罗门王统治着从西奈半岛到叙利亚的所有地方，掌管着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该机构为大型建筑、贸易和战争调动税收和人力。据说，他受到精英和平民的反对。由于抵制税收，王国在公元前930年一分为二。但是如果《圣经》中的说法是真的，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是地球上中央集权程度最高的国家。
然而，这种说法有问题，与《圣经》故事和考古细节都严重不符，尤其是关于耶路撒冷的问题。争议围绕着每一个细节，但许多学者怀疑，《圣经》创作于事件发生的数百年后，作者将公元前9世纪和公元前8世纪的环境往前放到了公元前10世纪，夸大了以色列国家的能力。一些人甚至认为联合君主制完全是虚构的，这可能有些过了。但是根据现有的证据，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在公元前1000年，所有的国家都是小型的、低需求的组织，与后来的情况相比非常脆弱。
他们最大的弱点是一味追求军事胜利。只有成功才能证实国王有上天（或阿舒尔，或任何当地类似的神）的授权，并提供战利品与他的封臣分享。所以，当战争机器失败时，一切都失败了。例如，在公元前957年，当周昭王攻击邻国时，周朝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南巡不返。”
周朝再也没有恢复。公元前950年前后，来自黄河流域东端的铭文已不再提及周天子。到公元前900年，王朝外部的“蛮族敌人”和内部诸侯都发起攻势。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周厉王“出奔于彘”。[19]最后一击发生在公元前771年，当时申侯联合犬戎进攻都城，诸侯拒绝出兵帮助周幽王御敌。
到那时，或许可以把中国北部和埃及看作独立的城邦群，而不是脆弱但统一的阿格拉里亚。在公元前1千纪早期，类似的小单位（通常人口不到1万人，以一座设防的城镇为中心）统治着包括从南部的非利士人到北部的新赫梯人的黎凡特地区。随着公元前8世纪人口的增长，希腊人和意大利人采用并适应了类似的组织形式。在整个公元前1千纪，城邦国家在中亚的绿洲中蓬勃发展。他们的商业精英通常比阿格拉里亚的同行享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力，他们的等级制度通常不那么严格，一些人对惊人的文化创造力情有独钟。
长期来看，一群城邦国家趋向合并成更大的阿格拉里亚，要么是因为一个城邦国家征服了其他城邦国家，要么是因为所有城邦国家都被外敌征服。但是，当一个阿格拉里亚分裂时（就像埃及和中国发生的那样），它可能分解成几十个城邦国家。在公元前1千纪，这种循环往复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长期趋势是大国吞并小国。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称其为“鱼的法则”，即在干旱时期，大鱼吞噬小鱼。
175年的世界
到了我们所述时期的中点175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世界人口大约翻了一番（从1.2亿人增加到2.5亿人），而居住在各个国家的人口也猛增了10倍（从2000万人增加到2亿人）。
随着农民在世界上更多的可耕地上殖民，游猎觅食活动持续萎缩。到了2世纪，考古学家称之为“希丰巴泽复合体”（Chifumbaze Complex）的农场和牧场在南部非洲牢固地建立起来了。美拉尼西亚（Melanesia）和密克罗尼西亚（Micronesia）最好的土地也已经被挖开用来种植红薯。霍普韦尔文化的农民正沿着北美的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扩展。
在公元前1千纪，欧亚大草原上的牧民见证了制度层面的惊人增长。当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描述公元前5世纪的斯基泰骑马游牧民族时，他们正生活在国王的统治下。国王有时会建立大型联盟来劫掠农业社会。然而，在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在今天的蒙古建立了一个极为庞大的匈奴联盟，以至于完全有理由称其为游牧国家，甚至游牧帝国。
草原上游牧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发展与幸运纬度地区农业帝国的发展齐头并进，像冒顿这样的人通过向定居社会勒索财富来笼络部落首领，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追随者群体。西伯利亚南部阿尔赞（Arzhan）的1号墓和2号墓分别是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最丰富的草原墓葬；巴泽雷克（Pazyryk）2号墓是公元前3世纪最丰富的草原墓葬。两者的对比很有启发性：前者以巨大的坟墓、成堆的金饰以及献祭的马为特色，而后者则堆满了波斯、印度和中国的珍宝。
农业国家很难抵挡住这些流动性很强的游牧民族，他们的优势是进攻时出其不意，防守时可以选择逃到大草原。愿意在后勤上花费巨资的农业国家国王有时会大开杀戒，以至于幸存者在几代人的时间内都不敢来袭，就像波斯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在公元前519年对付“尖帽子的斯基泰人”，以及公元前134年之后中国的汉武帝对付匈奴一样。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农业社会被迫进行贿赂以换取游牧民族不进行掠夺的承诺（尽管游牧民族经常接受贿赂，然后继续劫掠）。当没有富裕的帝国可供抢劫或勒索时，游牧民族有时甚至控制了幸运纬度的部分地区，并更彻底地掠夺它们。
▲ 公元前1千纪早期图瓦（Tuva）地区的阿尔赞大型墓葬群，包含了用大量金器装饰的墓葬。这个金碗的装饰是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蛇。
然而，农业国家的增长主要在两个方面超过了草原国家。地理上，阿格拉里亚扩展到以前不为人知的地区；组织上，低需求国家变成了高需求国家，加强了他们干预臣民生活的能力。
有两种主要的增长机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初级国家形态和中级国家形态。初级国家形态意味着不借鉴先前存在的国家的思想和方法来建立政府，而中级国家形态则涉及有关团体通过采纳和调整其政府形式来对邻国做出反应。当然，在实践中，这两种机制很难截然分开。例如，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100年，地中海地区从东到西掀起了一股国家形成的浪潮，但学者们很少就本土发展的相对重要性、腓尼基人和希腊殖民者的影响或罗马征服者的影响达成一致。
▲ 毛毡地毯上的图案，来自公元前5世纪或公元前4世纪的巴泽雷克古墓。图案捕捉到了埋葬在那里的游牧部落首领显赫生活的片段。这块地毯也许是从波斯带来的，虽然那里没有类似的古代地毯幸存至今。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肯定，在美洲经常要处理初级国家形态问题。西潘（Spian）奢华的陵墓和巨大的太阳金字塔肯定意味着到175年，安第斯山脉地区的莫契人已经找到了通往阿格拉里亚的道路。在今天的中美洲，玛雅城邦正在蒂卡尔（Tikal）和其他地方形成。而拥有壮观的纪念碑和15万人口的特奥蒂瓦坎，则显然是一个国家的首都。
▲ 太阳金字塔，高200英尺（约61.0米），建于200年前后。它俯瞰着特奥蒂瓦坎大都市的废墟，其鼎盛时期占地约8平方英里（约20.7平方千米）。
由于新旧世界的联系太少，它们提供了一个“自然的实验”，让我们能够通过比较两个独立的案例来检验“超人”的概念。在某些方面，两个世界走的是十分相似的道路。在两个世界里，组织能力都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强化，大体上遵循相同的时间表。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脉，就像在中东、印度和中国，从开始培育动植物到首批国家崛起大约经过了6000年。我们可能还会注意到，早期国家的统治者都严重依赖宗教来使其权力合法化，并经常用金字塔形的纪念碑来宣传他们神一般的品质。
然而，两个世界也有显著的不同。在旧世界，国家形成、冶金和书写通常是一个整体。但在新世界，只有玛雅人进行了大量的书写，而且尽管精英们拥有铜和黄金饰品，但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到达的时候，人们仍然主要生活在石器时代。解释这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应该是历史学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早于新世界社会约两千年开启农业和组织的增长路径，175年的旧世界以拥有更大更强的国家为荣。事实上，在175年之前很久，旧世界最大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临界点，低需求机构就无法很好地运作。低需求机构能够应对人口几百万的国家，但不是人口数千万的社会。在公元前1千纪，在遵循过时的运作方式的压力下，最大的旧世界国家要么自我重构，要么分崩离析。
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中东地区就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社会政治组织，因此它第一个达到这一临界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公元前8世纪80年代，随着国王失去对贵族的控制，亚述王国突然陷入危机。公元前744年一位名叫普卢（Pulu）的将军发动的血腥政变最初看上去是恶性循环的又一步。然而，到公元前727年普卢[更广为人知的是他的君主名，提格拉·帕拉萨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去世的时候，他已经改变了亚述国家的力量。
各方资料并没有告诉我们他到底做了什么，但是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不知何故绕过了以前的“上天之子”。他没有向他们索要军队，然后与他们分享战利品，而是建立了一个官僚机构来提高税收，并雇佣自己的军队，为国家保留所有的战利品。国王继续信任拥有高级行政职位的高级贵族，但现在他们是为他工作并由他支付工资的雇员，而不是可以随意撤回支持的自由代理人。这种高需求国家的运营成本比旧的低需求组织高得多，但它也带来了更多的利润，并被证明更具可扩展性。之前最大的低需求国家是公元前14世纪的埃及和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王国，每个都控制了10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和300万到400万的人口。但到了175年，罗马帝国和中国各自统治了超过500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和5000万人口。
亚述帝国在公元前8世纪30年代从低需求走向高需求的过程肯定是痛苦的，但其结果引人注目。仅仅用了五十年，它已经成为当时最大、最富有的帝国。它的增长迫使它的邻国在吸收、模仿还是反击之间做出选择。足够多的国家选择了后者，在公元前612年，一个大联盟（包括如前所述来自草原的斯基泰人）摧毁了尼尼微。但是增长循环无法被打破。名为高需求国家的妖怪已经逃出了瓶子。
到公元前490年，波斯已经通过征服建立了一个更大的帝国，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延伸到印度，统治着大约3500万人口。在公元前6世纪10年代，国王大流士一世已经创立了现代化的高端机构，能够调动巨额的收入和庞大的军队。然而，在公元前4世纪30年代，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推翻了它的统治者，而在公元前301年之后，他的继任者将帝国分裂成更小的单位，它们开始互相争斗。从大约公元前245年开始，帕提亚游牧民族从大草原渗透到伊朗；到公元前135年，他们将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同时，巨大的新帝国也已经出现在更遥远的东方。征服印度河流域的波斯和马其顿肯定影响了印度的发展，但统一也在恒河流域的东端开始独立进行。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城市国家摩揭陀周围逐渐形成了更大的王国。在公元前321年，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建立了更庞大的孔雀王朝。历史学家对孔雀王朝高需求程度存在争议，尽管由旃陀罗笈多的首席顾问考底利耶（Kautilya）撰写的《政事论》（Arthashastra）一书确实让它听起来很有说服力。在公元前3世纪60年代，阿育王声称其权力大到可以完全放弃暴力。
在公元前185年发生军事政变后，帝国瓦解了。一个较小的巽加王国在摩揭陀周围形成，剩下是几个城市国家和被外来者征服的地区。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的后代在西北部建立了希腊-印度王国（Greco-Indian kingdom），斯基泰人建立了两个新的斯基泰王国（Shaka kingdom），但最成功的征服者是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1世纪中叶，月氏游牧民族在希腊-印度王国和斯基泰王国的废墟上建立了这一帝国，一个世纪后，其君主迦腻色伽（Kanishka）统治了恒河平原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经历了自己的巩固和增长过程。史料记载，由于战争摧残，城市国家从大约公元前700年的148个减少到了公元前450年的14个阿格拉里亚，到公元前221年只剩一个秦帝国。经历了公元前209年[20]到公元前206年[21]的突然崩溃和内战之后，汉帝国创造了一个灵活而稳定的制度，尽管1世纪20年代的内战导致大部分权力被交还给豪族。到175年，王朝正竭力遏制精英间的争斗、内部的叛乱以及应对边境的压力。
最大的帝国在欧亚大陆的西端，那里有着自冰河时代结束以来最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罗马城邦国家在公元前的最后三个世纪里，一路上使用暴力吞并了希腊城邦，统一了整个地中海世界。这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城邦国家体系，从西班牙到克里米亚，分布着数百个独立小国。这些城邦支撑着600万人口，享受着惊人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种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文化，但军事力量无法与罗马匹敌。罗马甚至将其边界推到幸运纬度之外，夺取了欧洲西北部和部分中欧地区。
到1世纪，罗马的共和城邦国家体制已被证明不足以完成管理世界上最大帝国的任务，于是它在残酷的内战中解体了。当和平在公元31年后再度降临时，最后一位在位的军阀屋大维（Octavian）改名为奥古斯都，声明他和其他人并无二致（只是富裕了很多），宣布共和国已经恢复，并在罗马悄然开始了长达40年的独裁统治。
▲ 供奉奥古斯都的庙宇旧址前，一座石碑上的碑文用拉丁文和布匿文（Punic）庆祝皇帝克劳狄（Claudius）于53年[22]在利比亚的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重修旧广场。
所有这些欧亚帝国都在不同程度上走向高需求模式，其特点是拥有强大的中央机构，能有效地削弱贵族，并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一个国家越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罗马和中国走得最远，帕提亚和贵霜次之），精英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界限越走向消解，国家越过此界限授予农民对其土地的合法所有权（而不是作为大领主的佃农），作为回报农民向国王纳税并接受征召加入国王的军队。富有且受过教育的人仍然担任行政官员和将领，175年最富有的人比起公元前1000年最富有的人更甚，但此时贵族的权力通常取决于国王的青睐，而不是相反。在高需求国家，税收优先于地租。一旦这一模式被颠倒，国家就开始滑向低需求，正如1世纪时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
最终，国王们需要通过征税来建立大规模的由铁质武器武装的军队，它通常以步兵为主，这样他们可以威慑或对抗敌对的国王，同时也可以震慑他们自己的贵族和农民。税收、军队和专业化精英结合在一个紧密的圈子里。一旦像提格拉·帕拉萨这样的人把一个国家推向高需求，其邻国唯一求得生存的方法就是跟随它的脚步。
高需求国家重塑了各种组织。大帝国需要大城市，那里聚集了各种服务。尼尼微在公元前700年大概有10万居民，罗马城在公元100年则有100万居民。为了填饱这么多居民的肚子，罗马帝国把整个地中海变成了一个市场体系，把食物输送到永远嗷嗷待哺的首都。农业产量必须提高（早在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就已经在土地上施肥和复种，直到1900年才再次出现人口密度与产量不适应的情况）；道路、船只和港口必须得到改善，这样人们才能把食物运送到各处；需要新的支付手段，所以铸币在地中海东部和中国被各自发明出来，希腊人和罗马人还发明了越发复杂的信贷和银行工具；必须有更多的人能够阅读和写作，所以教育得以扩展，在地中海地区，简单的字母表取代了复杂的音节表，尽管即使在雅典和罗马城，可能也只有十分之一的男人（以及更少的女人）学习过；需要大量廉价的工具和武器，所以铁取代了青铜。需求推动了创新和增长。
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是，统治者必须重塑自我。低需求国家的国王让人听命的主要手段是声称他是这个世界和神圣领域之间的唯一中介，这意味着任何与他争论的人都违背了神的意志。然而，在公元前1千纪，一个又一个的国王发现，如果他把自己重新塑造得更像一个首席执行官，与官僚机构进行合作，而不是以凡人的名义诠释神的意志，他的高需求国家会运行得更好。当然，很多人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继续把国王看作神，就像很多人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知道他们的统治者都是凡人（即使在埃及，从形式上讲法老是神的化身，但抄写员们乐于描述他们沉迷于演说，或者看着**桨手在尼罗河上划船而兴奋非常）。但是到了175年，相比几个世纪前，几乎所有地方的统治者都更少宣称自己是神。
▲ 与其他文明的情况相似，中国的画家不断地回顾轴心时代的君王和圣贤。在这幅图像中，581年创建隋朝的隋文帝杨坚被描绘得很像一千年前的君王。[解说信息来自斯蒂芬·布拉德利（Stephen Bradley）先生]
“轴心时代”欧亚大陆的思想革命（见本书第六章）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对这些发展的回应，它为一个王权丧失其作为宇宙法则的力量的世界提供了意义。儒学、佛教、犹太教、柏拉图主义以及后来的斯多葛学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如何超越这个败坏的世界，并在他们不能再依靠国王为其赋予意义的情况下找到内在的真理。
轴心时代的思想通常起源于反文化运动，这一运动挑战规范，向当权者诉说真相。它的创始人大多来自边缘地区，属于精英下层，他们宣扬思想的地方不在帝国的都城，而是在偏远闭塞的地区或独立的城邦。统治者和官僚常常迫害它的先知人物，但最终认识到招揽最优秀睿智的人比消灭他们更有效。通过淡化国家负面信息来塑造所有人都接受的信仰，无论是儒家的、基督教的，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轴心时代思想，在为国家服务当中找到了舒适的栖身之所。在欧亚大陆的幸运纬度地区，公元前1千纪的思想运动成为“经典”且永恒的智慧，流传至今并继续赋予数十亿人生活的意义。
欧亚大陆的古典帝国是非凡的组织成就，使过去的一切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切都相形见绌。事实上，罗马帝国也许已经触及纯粹的农业世界可能达到的极限。另一个社会——中国的发展水平要再过1000年，直至宋朝才大致追平2世纪的罗马帝国，而只有18世纪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才最终超越它。
公元1350年的世界
公元175年之后，人口持续增长，但速度比以前更慢。人口总数从我们所述时段中间点的2.5亿人已增加到结束时的3.5亿人，进入公元1300年后不久即出现峰值，大约4亿人。尽管总人口增长了大约40%，但居住在各个国家的人口比例跃升至60%，从大约2亿人增加到大约3.25亿人。
随着农民的扩张，游猎觅食者不断后退，特别是在非洲和北美。诸如大洋洲大部分地区，由于没有游猎觅食者需要被替代，农业就扩散得更快。到1200年，美拉尼西亚人殖民到了新西兰，一些勇敢的太平洋探险水手甚至一路把船划到美洲然后再划回来（对于美洲红薯是如何在这个时候到达波利尼西亚的，没有其他的解释）。许多岛屿人口激增，在一些像夏威夷这样的岛屿上，勇士们将村庄聚集在一起，形成更大更强的组织。当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在1778年到达这里时，夏威夷的酋长几乎可以被称作国王。
类似的过程也在北美大陆进行，尽管这里几乎没有可以扩展的空旷地带。墨西哥移民可能在公元500年前后将玉米、南瓜和豆类这三样东西带到了查科峡谷；而维京人在公元1000年前后短暂地将欧洲作物带到了纽芬兰（Newfoundland）。公元1000年之后，以玉米为基础的，被考古学家称为“密西西比文化”的农业复合体，在中西部和东南部广泛传播，其农业社会创建了比夏威夷更大的组织。到了1150年，大约有1万人生活在卡霍基亚仪式中心的周边，尽管这个地方到1350年已经走向衰落，但一个新的主要定居点在蒙德维尔（Moundville）又繁荣起来。一些考古学家认为我们应该谈论密西西比文化的城市和低需求国家，虽然大多数人怀疑尽管动员了如此多的劳动力，密西西比文化的领袖并没有垄断使用暴力的合法性，就像两千年前的奥尔梅克人一样。
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的旧国家体系仍然比这些新的北美原始国家更宏伟，在1350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恢复特奥蒂瓦坎在大约750年被猛烈破坏前所引以为傲的规模和复杂性，或是典型玛雅城邦国家在9世纪崩溃之前的情形。1350年美洲最大的城市是昌昌（Chan Chan），它是位于安第斯山脉原莫契领地的奇穆帝国的首都，大约有3万居民。16世纪初的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Tenochtitlan）之前的任何一座城市都无法与特奥蒂瓦坎相提并论。
初级和中级的国家形态仍然很重要。在非洲，穆斯林商人的入侵刺激了东海岸和撒哈拉沙漠绿洲地区大量小型商业城市国家的形成。其中的一些，如今天乍得周围的加奈姆王国（Kanem Kingdom）和尼日尔河流域的马里帝国，合并成更大的组织，这些组织几乎可以被称为低需求国家。然而，再往南，低需求的马蓬古布韦（Mapungubwe）和大津巴布韦（Great Zimbabwe）则完全是土生土长。
在欧亚大陆，中级国家形态比初级更重要，来自历史更悠久的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经常扮演主角。在10世纪，随着中国商人的频繁光顾，东南亚形成了低需求国家，这可能意味着当地首领可以利用新的经济机会将自己变成国王。其中一些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根据编撰于1365年的《爪哇史颂》（Nagarakretagama），爪哇满者伯夷国（Majapahit）的国王哈奄·武禄（Hayan Wuruk）控制了98座附属城市。在关于他的颂歌中，他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国王，不仅是“佛陀的化身”，也是“湿婆的化身”。
北欧和东欧也走了类似的路，莱茵河、多瑙河和伏尔加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在175年时几乎没有国家，如今则充斥着低需求国家。自命不凡的领袖们认识到，皈依基督教是让人听命的好方法。基督教统治者可以邀请神职人员进入他们的王国，分享行政知识；与老牌基督教王室通婚，甚至将自己置于更大的基督教国家的保护之下，也都可以在地方权力斗争中发挥作用。
基督教化、国家形成、暗杀和内战经常一起发生。10世纪，波希米亚的基督徒文策斯劳斯公爵（Duke Wenceslaus，《圣诞颂歌》中的“好国王文策斯劳斯”）见到同样支持基督教的祖母被勒死（也许是用她自己的面纱），然后自己被异教徒的亲兄弟谋杀，这些人后来又与基督教达成了和解。当地人看不到耶稣的魅力，征服和殖民也许就能说服他们。1108年，在今天的波兰地区举行的一场招募十字军的集会上有人说道：“这些异教徒是最糟糕的人，但他们的土地是最好的……你将能够拯救你的灵魂，如果你愿意，还可以获得非常好的土地来定居。”许多法兰克人和日耳曼人对此表示赞同。到1350年，几乎整个欧洲至少名义上都是由基督教国王统治。
从德国到日本，类似的中级国家形态正在各地发挥作用，将乡村社会转变为更大的组织。但是从英国到伊朗，低需求国家也是由旧的高需求帝国的崩溃而产生的。到175年，伟大的古代帝国已经陷入危机，在接下来的五百年里，所有的帝国都被分割成了更小的单位。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是古代历史上最大的疑问之一。这一现象的巨大规模表明，答案不可能存在于地方层面。我们必须寻找系统性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公元前1千纪的增长产生了自我破坏效应：欧亚大陆幸运纬度的帝国和商业网络越壮大，它们就越陷入相互敌对的状态，大草原上的社会就变得愈加争强好胜和掠夺成性。
在公元前1千纪，草原部落通过像寄生虫般掠夺幸运纬度的农业帝国而成长为帝国，但是在公元1千纪，寄生虫开始杀死它们的宿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游牧民族比以前释放了更多的暴力。他们的迁徙和突袭扰乱了大草原边缘的其他民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让大量的人跟着行动起来。在欧亚大陆的东端，中国西部边境沿线的羌族农民在2世纪形成了自己的国家，以反击匈奴和月氏的突袭，但随后他们利用新获得的力量推进到汉帝国以躲避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的西端，日耳曼农民做了同样的事情来对抗或躲避萨尔马特人、阿兰人和匈人。
似乎这还不够糟糕，游牧民族变得更擅长战斗。辛梅里安人和斯基泰人通常远离有城墙的城市，但是当匈人阿提拉（Attila）在442年入侵巴尔干半岛时，他的工程师（通常是前罗马军人）势不可当。考古学家通过被烧毁城市的外墙来追寻他的行踪。
然而，游牧民族最致命的武器太小，肉眼看不见。它们跨越遥远距离的快速运动融合了东方和西方的疾病群，这些疾病群在公元前1千纪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立发展的。新的微生物被释放到了完全不熟悉它们的人群中。161年，罗马帝国的叙利亚边境和中国的西北边境都暴发了可怕的新的瘟疫，这绝不是巧合。科学家们还没有确定致病的病原体，但是目击者的描述使这两种疾病听起来很像天花。4世纪的中国医生葛洪记录道：“比岁有病时行，仍发疮头面及身。须臾周匝，状如火疮，皆载白浆。随决随生，不即治，剧者多死，治得差者，疮瘢紫黑……”
到200年，瘟疫已经夺去了四分之一的埃及人的生命，在罗马帝国的其他地方和汉帝国，死者不计其数。但事情没有就此结束，瘟疫不断卷土重来，大约每一代人一次，持续了一个半世纪。我们了解到，250年前后，罗马城每天5000人死亡。中国情况最糟糕的年份在310年至322年。
200年至700年，汉朝、贵霜、波斯和罗马帝国都崩溃了，其大部为一群低需求的阿格拉里亚所取代。规模的下降有时是惊人的。在550年的不列颠，几乎没有任何社会组织或政治组织的控制范围能超出50英里（约80.5千米）。在这场混乱中，宗教机构经常介入，以填补国家失败留下的空白——组织防御和食品供应以及向人们解释他们所知道的世界为什么会终结。
这至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基督教和大乘佛教在1世纪到5世纪各自赢得了数千万信徒，但是另一个重要宗教（伊斯兰教）的成功路径却大相径庭。伊斯兰教始于7世纪，后来被入侵者带到了古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和波斯全境。作为征服者，高度流动的阿拉伯人与草原游牧民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破坏性要小得多，他们更擅长融入农业帝国摇摇欲坠的结构中。
750年至800年，位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似乎正在打造一个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印度河流域的庞大帝国；但是到850年，他们显然失败了。阿拉伯的哈里发们，像许多草原社会的可汗和国王一样，发现几乎不可能将部落组织转变为帝国组织，而在穆斯林圣人影响广大的背景下，这项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哈里发马蒙（al-Ma'mun， 813—833年在位）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接近于创建一个高需求的阿拉伯帝国，但是他试图让宗教派别内讧并打击宗教专家的做法最终粉碎了政府的权威，而他的最终解决方案则犯了更严重的错误，这个方案是将突厥游牧民族带入伊拉克的心脏地带以迫使所有人服从于他。到860年，哈里发变成了其雇佣军的人质；在945年，这个哈里发国家被分解成十几个独立的酋长国；到1000年，游牧民族赶走了长期定居的农民，夺走了中东大部分品质最好的土地。尽管埃及躲过了最严重的崩溃，但突厥骑兵控制了那里，而伊朗在公元1500年之前一直处于政治分裂的状态。
这个混乱的故事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欧亚大陆东西部的对比。一系列重新统一西部的努力都像哈里发马蒙一样彻底失败，这包括查士丁尼在6世纪试图从君士坦丁堡再征服罗马帝国，以及查理曼在大约800年打算以法国为中心再造一个新帝国。然而在中国，征服了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鲜卑游牧民族在6世纪经历了一场非凡的现代化革命。最终，隋文帝在黄河流域建立了一个高需求国家，并将其命名为“隋”，之后他建立了一支舰队，在589年又组建了一支50万人的军队（当时西方的统治者甚至连5万人的军队都养不起），并在长江下游的一场速胜战之后统一了整个国家。
为什么隋文帝成功了，而查士丁尼、查理曼和哈里发马蒙却失败了，这个问题仍然有许多争论，但其成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世界的组织重心从欧亚大陆的西部转移到了东部。到700年，有100万人住在长安，另有50万人住在洛阳。一条大运河被开凿建设，将稻米从长江以南不断扩大的稻田运到繁荣的北方城市（就像地中海曾经允许贸易商将谷物从北非运到繁荣的罗马一样）。通过战场的胜利和灵活的外交，唐帝国的皇帝（他们在618年取代了隋）赢得了东部草原的控制权，甚至干涉了印度事务。文化和商业也开始兴盛起来。8世纪成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9世纪，业务从四川延伸到朝鲜的商人发明了纸币，国家则在1024年开始发行纸币。到1078年，中国铸造厂的铁矿石冶炼量达到12.5万吨，这几乎相当于1700年（工业革命前夕）整个欧洲的产量。
11世纪，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像一千年前的罗马一样庞大而复杂，并且日益壮大。而欧洲、中东和印度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在维京人、突厥人和阿富汗人的攻击面前崩溃了。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1100年时的宋代中国正处于其工业革命的前夕。在其最大的城市里，煤炭正在取代木材成为主要燃料（仅在1102年至1106年，开封就新开了20个煤炭市场，并且在綦村镇[23]的一个有详细记载的铸铁厂每年都要燃烧4.2万吨煤炭）。纺织业使用的水力纺纱机与欧洲人在18世纪的发明更是惊人地相似。
为何中国的经济起飞会停滞不前是另一个未解之谜，但我怀疑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幸运纬度地区和大草原的持续纠缠。直到17世纪实际有效的枪炮登场，农业帝国才真正征服了游牧民族。在满洲发现的已知最古老的枪也许可以追溯到1288年，一件来自四川的大约1150年的雕刻展示了一把更早的枪，但是这种粗糙武器的开火速度不足以阻挡骑兵。只要这一点仍然正确，那旧的模式也是一样，一个农业帝国越壮大，就越有可能吸引游牧民族毁灭性的注意力。
1127年，女真人洗劫了开封，并占领了中国北方。这打乱了宋朝的经济发展步伐，将北方的主要城市和煤田同南方的主要大米产地分隔开来。更糟的是，中国的财富和其在军事上的羸弱让游牧民族更加咄咄逼人。1206年，成吉思汗把蒙古的部落合并成所有游牧帝国中最可怕的一个。在1215年，他摧毁了九十座中国城市（北京的废墟燃烧了一个月），并考虑减少整个黄河平原的人口，作为其牲畜冬季的牧场。明智的建议占了上风，但在13世纪60年代他的孙子忽必烈卷土重来。蒙古人花了六年时间占领了襄阳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十几年后，整个中国都落入忽必烈手中。
即使在那时，中国的机构仍然是世界的奇迹。马可·波罗（Marco Polo）在13世纪90年代写道：“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杭州）的商业规模如此之大，任何一个没有目睹而只是听说这件事的人都不可能相信它。”但是马可·波罗不知道的是，当时中国的组织正在收缩。1300年的中国看起来不再像一个处于工业革命前夕的社会，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元朝失去了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匪徒、军阀和饥荒遍布这片土地。1345年，黑死病带来了最大的打击。
伊本·赫勒敦因为将历史视为一系列循环而闻名，这或许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他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一种重复模式的一部分，在这种模式中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不断发展，直到它们的相互联系释放出破坏它们的相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在面对移民和瘟疫时崩溃。在14世纪，没有迹象表明未来会有任何不同，更大的历史形态似乎是清晰的。
小结
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在接下来的二百五十年里，世界历史朝着一个全新的方向发展。亚洲人关闭了草原道路，结束了游牧和农业帝国之间的寄生关系。与此同时，欧洲人在美洲殖民，并在洲际贸易和奴隶制的支持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大西洋经济，还发起了一场科学革命。在那之后的又一个二百五十年里，英国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像巨人一样统治了世界。
1350年的世界和1850年的世界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学者们经常认为1350年前的历史对更宏大的故事来说并不重要。如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所言：“在那个（马被驯化的）时代和把哥伦布及其他航海家送到大洋彼岸的社会得以发展的时期之间，差不多过去了四千年，相对于以前发生的事情，这段时间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驯化很重要，全球化很重要，本章回顾的两千三百五十年却不重要。
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城市、国家、宗教团体和贸易的规模增长了一个数量级。没有这种增长，大草原就不可能被封闭，海洋就不可能被打开，现代世界就不可能诞生。在这几个世纪中，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走到了纯粹农业背景下可能达到的极限，世界组织的重心也首次从西方转向东方。当这些重大事件在欧亚大陆发生时，农业和低需求国家遍布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在公元前1000年，只有十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政府的统治下；到1350年，则至少十分之九的人是如此。这些都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其中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英文原文误作“战国时期”（Warring States period）。虽春秋战国的历史分期莫衷一是，但“公元前500年前后”的“吴国”当属“春秋时期”。
[2]即巴克特里亚，汉文史籍称其为“大夏”。
[3]李渊于617年起兵，同年进封唐王。618年，隋炀帝崩，李渊称帝。此处唐朝存在时间，作者取前者；上文取代隋朝时间，作者取后者。
[4]英文原文作第93篇，然不见相关语句。考其文义，或为第94篇第20节：“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引自《圣经》和合本，后文同。）
[5]英文原文误作“东”（east），据实修改。
[6]英文原文误作第11章第1节，据实修改。
[7]即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
[8]英文原文误作“五经”（Wu Ching），实则“五经”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同属“四书”。
[9]英文原文作“公元前327—公元前269年”（327-269 BCE），据《辞海》修改。
[10]与“拉丁西方”相对的概念是“希腊东方”（Greek East）。
[11]指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
[12]《辞海》所记欧几里得生卒年为约公元前330—公元前275年。
[13]即《尼西亚信经》。
[14]1054年，东西教会大分裂，分出了希腊正教（东方正教会）以及罗马天主教（罗马普世公教会）两大宗。
[15]阿拉伯语中国王或酋长的称号。
[16]又译“穆拉比特王朝”。
[17]又译“穆瓦希德王朝”。
[18]在古埃及语中常简称为“Ma”。
[19]英文原文作“公元前885年，周懿王被废黜”（In 885 BCE,King Yih was deposed）。按《史记·周本纪》，“懿王崩”，并未被废黜。此处或指周厉王“行暴虐侈傲”，引发国人暴动，遂“出奔于彘”；召公、周公接管政权，“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按夏商周断代工程，事在公元前841年。
[20]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随后，刘邦、项羽等亦举兵反秦。
[21]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受封为汉王。此后经过4年的楚汉之争，刘邦击败项羽，于公元前202年称帝。
[22]英文原文误作“公元前53年”（53 BCE），据实修改。
[23]英文原文作“Qicunzhen”，未找到史料出处，按《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有“邢州綦村冶”，但与前文地图所标记方位不符。暂译“綦村镇”，留待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