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诺思拉普

人类一直在探索他们的世界，试图理解他们所看到的事物，并推测那些太遥远而无法观察或根本看不到的事物。考古学家布赖恩·费根（Brian Fagan）指出，世界各地的人们在1万年前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生活是由季节循环、天体运动和无形的灵魂所控制的。他们相信在某些特殊的自然场所能够与灵魂进行交流，如洞穴、高山和圣泉，以及人造金字塔、高塔、神殿和寺庙。人们认为逝去的祖先也参与了这种交流，就像某些活着的人会通过梦境、幻觉或其他形式改变意识。虽然这种信仰很普遍，但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祖先神灵、神祇、圣地和灵媒。因此，一个社会的思想及其实践对它的邻居而言，和每个社会所使用的不知所云的语言一样千差万别。

大约从2600年前开始，思想家们创造了新的思想体系，它成功地跨越了文化的界限并流传至今。其中包括起源于南亚、东亚和希腊世界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哲学，还包括早期的数学和科学探索，以及由耶稣和穆罕默德在近东地区创立的两种新宗教。尽管将哲学、科学和宗教描述为不同的实体并不困难，但在这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伦理的逻辑系统参考超自然的存在；超自然启示的信徒试图用理性思维来调和它们；那些进行科学研究的人也不排除神奇或神秘的解释。因此，炼金术是化学之母，占星术是追踪天体运动的基础。

▲ 西西里岛阿格里真托（Agrigento）的康科德神庙，建于公元前430年，在建成一千年后成为基督教教堂。这座保存完好的多利安式神庙位于西西里岛的希腊殖民地，它融合了希腊古典时代的设计，两侧各有13根圆柱。

本章对这种思想传统的探索仅限于亚洲、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这是因为以下两点。首先，在这些地区诞生的传统留下了大量证明其存在的证据，不仅包括石制建筑和艺术，还有丰富的书面证据——这些证据记载了其思想传统的发展和传播。尽管纪念建筑、艺术和文字也存在于这一时期的其他地方，比如玛雅文明所在的中美洲，但在其他地方还无法写就一部连贯而真实的思想史。其次，偏重欧亚大陆是因为它的可推测性。事实表明，这些地区人口密集，城市中心熙熙攘攘，贸易产生的跨文化互动可能会增加当地出现思想家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即便伟大的思想家可能存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但很少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存在，也没有理由令人相信他们的教诲可以在没有记录手段的情况下留存和传播。

一个“轴心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位多产的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使古代晚期一个独特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广为人知，在“轴心时代”包括宗教和哲学在内的基本思维派别诞生了，并一直延续到他的时代。雅斯贝斯认为，这一时期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将早期文明与新时代分开。这个想法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争议。即使并非雅斯贝斯的所有观点都被历史学家接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时代见证了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中国孔子和老子、（稍早时）波斯的琐罗亚斯德[7]（Zoroaster）、古代以色列的犹太先知、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许多其他思想传统的兴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传统在其发源地之外传播开来并长期存在。

是什么造就了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尽管每种思想传统都有其独特的起源，但一些学者认为它们共享相似的哲学原则或宗教见解。其他人则注意到，这些伟大的圣贤出现的时候，读写能力、帝国和货币也在传播。虽然帝国、钱币、写作同知识传统没有直接联系，但似乎可能是共同的物质条件推动了它们的传播。商业和帝国的扩张促进了互动网络的形成，思想和商品都可以在其中流动；在人口稠密的社会中，社会经济等级制度给了一些人闲暇时间去追求思辨的观念，这些人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学生。轴心时代的才俊可能因为他们的智力和精神洞察力而广受称赞，但他们的教诲经久不衰的一个关键原因是被书面记录下来。文献可以被隐藏起来以躲避灾祸，可以被带到遥远的地方，也可以在书写后几个世纪被重新发现。然而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本章中谈到的哲学和宗教传统的创始人里，没有一个自己著书立说，相反，都是他们的追随者记录了他们的话语。

人们可能声称其传统是理性、神启或两者混合的产物，但历史表明，它们的创始人和早期追随者也融合了他们时代的信仰、习俗和趋势。正如艺术和建筑的风格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推移而融合或修改一样，后世历代追随者既巩固并阐述了这些思想传统的信仰和实践，又在它们传播到的社会中重新解释了它们。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更多成功的传统分裂成不同的教派或学派。

所有的消息来源都认为乔达摩·悉达多是佛教的创始人，通常认为他的在世时间大约是公元前563年至公元前483年，但他生活的年代可能更早。重建佛陀的原始教义也是一项挑战，因为最古老的经文写于他死后几个世纪，当时互相竞争的佛教派系已经发展出截然不同的教义。即便如此，学者们相信某些事实可能是真实的。乔达摩生长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富裕家庭。他对领悟的追求使他谴责物质享受，并开始严格的禁食和冥想，这是他那个时代印度圣贤的共同道路。六年后，他得出结论，苦行僧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比以前的舒适生活更接近最高精神洞察力。乔达摩选择了两者间的“中间道路”。在35岁时，他成功地完成了精神追索，成了佛陀，即觉悟者。

佛陀的见解被概括为“四谛”：生命是受苦（苦谛）；苦的根源在于欲望和依恋（集谛）；苦的解决之道在于控制欲望（灭谛）；如果信奉佛教就能控制欲望（道谛）。简而言之，修行的道路（八正道）包括正确的观点（正见）、思想（正思维）、言语（正语）、行为（正业）、生计（正命）、努力（正精进）、注意力（正念）和专注（正定）。这个极简的列表可以细分为三个不同且略有重叠的类别或支柱。第一根支柱涉及智慧，即放弃物质价值，拥抱仁慈和非暴力的态度。第二根支柱涉及道德，劝人远离暴力、谎言、盗窃和不当性行为。第三根支柱是冥想技巧，它给人智慧和洞察力，并最终使人超越感知和感觉。后一种状态叫作“涅槃”（nirvana），这个词的意思是“重生”（像蜡烛的火焰）。尽管悉达多吸收了他那个时代印度人的共同信仰，即人类是被迫一次又一次转世的灵魂，直到他们以某种方式逃离物质存在，但他认为涅槃与其说是一种精神幸福的天堂状态，不如说是一种虚无，一种存在的灭绝。就目前所知，佛陀的原始哲学不包括对造物主或其他神灵的信仰。

在其一生中，佛陀吸引了一众信徒，有男有女，有世俗人群也有僧侣。他们进行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传教运动，最初遍及印度，后来几个世纪则横跨整个亚洲。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远至印度河流域的征服可能开启了一路通往地中海地区的交流路径，那里的古代资料曾提及佛教僧侣的早期访问。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3年去世后，随着帝国的解体，旁遮普的孔雀王朝的崛起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在阿育王（Asoka，公元前269—公元前232年在位）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他那包括了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庞大帝国里传播开来。阿育王的支持使佛教比其他印度宗教传统更具优势，并使它走上了成为主要宗教的道路。据说阿育王的儿子带领传教士南下斯里兰卡，还有其他报告称僧侣们将佛陀的教诲带到了缅甸、泰国和苏门答腊。到了1世纪，有证据表明佛教僧侣住在阿富汗一座高山山口的洞穴里，继续着佛教与该地区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追溯到乔达摩在世的年代。

在中国，孔子（约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可能与佛陀是同代人。受战争和统治者腐败的困扰，孔子重新树立了统治者受“天命”统治的信念，要求他们公平公正地使用权力。孔子还重申了中国传统的家庭至上的信念。他鼓励孩子们尊重他们的父母和已故的祖先，家庭成员要彼此忠诚，妻子则要服从丈夫。尽管孔子相信祖先的精神、神灵和天体的力量，但他所传授的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宗教，不如说是一种如何有道德地高尚地生活的哲学。

孔子教导世人，真正的高贵或有教养是教育和行为的产物，这与高贵源自世袭的观念有很大的不同。在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著的《论语》一书中，孔子提出了以下见解：君子关注的是正途（也就是“道”），而不是奢侈、贪食和物质上的成功；君子应该勤于工作，言语谨慎，敬畏天意和圣贤的教诲。《论语》和其他与孔子的家乡、占卜、历史和诗歌有关的文本被尊称为“四书”[8]。

▲ 南京夫子庙建于公元7世纪，历经反复重建，证明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持久性。

儒家学说的后继者是孟子（约公元前372—公元前289年[9]），他通过巧妙的故事、谚语和寓言来表达儒家价值观，极大地增强了儒家学说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他为中国的不平等进行辩护，认为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更重要。他捍卫天命观，同时也提醒统治者注意其根本责任在于关注人民的福祉。随着儒学得到普及，其追随者开始把孔子当作神来崇拜，并加入了其他的宗教特性，所以到了1世纪，它就变得类似于一种宗教。

大约与孔子同时代，另一种有影响力的中国哲学也出现了，即道家或道教。他们对道（道路或路径）的理解就是与自然一致。早期道家强调正确的生活方式，通过神秘的沉思从欲望中解脱出来，但与儒家不同的是，它主张最少的政府干预。道教逐渐呈现出宗教的特征，拥有许多神（包括其假定的创始人老子）、道观和仪式。正如本章后面所讨论的，道教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与佛教相互作用的强烈影响。

大体与此同时，古希腊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教义，被称为希腊主义。早期导师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教授的伦理观点类似于孔子和佛陀，他善于从命题中得出逻辑结论。苏格拉底称他的方法为“哲学”，这个术语来自希腊语，意思是“对智慧的热爱”，希腊思想家萨默斯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70—约公元前495年）可能在一个世纪前创造了它。苏格拉底对主流思想的质疑如此强烈，以至于其敌人指控他是宗教异端并在腐蚀年轻人。尽管他否认了指控，但他被判有罪并被迫自杀。他最出众的学生柏拉图（约公元前427—约公元前347年）记录了我们所知道的苏格拉底式哲学。柏拉图试图规避公众的批评，并可能隐瞒了老师的一些更先进的观点。他在雅典创办了一所名为“阿卡德米”（Academy）的学园，教授数学和哲学。柏拉图主义的核心是这样一种理论，即存在诸如真、善、美的思想的理想形式，个人可以通过这些形式认识真实的但不完美的真、善、美的事物。纯粹的形式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和人类心灵之外。同苏格拉底一样，柏拉图认为探寻知识是美德和幸福所需，正确的理解是从一个被称为辩证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假设都受到质疑，细节需要与理想状态进行比较。在柏拉图写的各种对话中，苏格拉底和其他哲学家对某些命题的逻辑进行了辩论，但往往没有得出最终结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一种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哲学家是最好的统治者，与诸如战士或劳工等其他人一道，执行最适合他们天性的任务。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在柏拉图的学园里学习了很多年。但之后，他从柏拉图的演绎推理转向一种更具经验性和分析性的理解方法。像柏拉图一样，他珍视对真理的理性探索，但拒绝接受老师的信念，即事物的形式和质料是可分离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球的形状是它滚动的内在倾向。更为深刻的是，他认为生物的自然构成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而且因为人类的本性包括很强的推理能力，人类应该以道德、理性的方式生活。亚里士多德的写作涉及大量的主题，涵盖自然界的许多方面，包括生物学、地质学、物理学和心理学，以及逻辑和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修辞学。他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亚历山大大帝在埃及和印度河以东的征服有助于希腊思想和美学在广大地区的传播。

科学的基础

除了探索生活和理性的最佳方式，轴心时代的思想家们还在实践以及世界各地早期人群的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对自然世界进行了重要的研究。这些早期人群创设了历法，能提炼金属和制造合金，驯化了动植物，并习得了草药的秘密。新的科学贡献尤其重要，因为它们被后人记录下来、重复并研究。

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是数学。在公元前500年之后的一千年里，印度学者设计了一套巧妙的位值记数数字系统（包括0），以及表示未知数和数学运算的符号，包括初级运算的加法和减法，以及高级运算的运算法则、二次方程、平方根和微积分。后来，伊斯兰学者借用了印度的数学系统和符号，在13世纪将其传给了阿拉伯人治下西班牙地区的犹太学者，最终它被传播到拉丁西方（Latin West）[10]的其他地区。在早期中国，数学家也在书写数字时使用了位值，为空值留下空白，并记录小数位数。在欧洲，最著名的古代数学家之一是萨默斯的毕达哥拉斯，尽管还不能确定他个人是否在阐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著名定理[11]中发挥了作用。更早的时候，直角三角形的边和角的数学关系已为巴比伦人和印度人所知晓，因此他可能是在旅行中学会这个定理的。另一位希腊数学家，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Euclid，约公元前323—公元前283年[12]）在他著名的《几何原本》中总结并系统化了几何的基本原理，这为后世设定了研究的起点。

对天文学感兴趣的数学家帮助改良了太阳历，确定了日食的成因，并预测了它们的发生。例如，毕达哥拉斯计算出地球可能是球形的。印度在独立研究了1000年之后，伟大数学家兼天文学家阿耶波多（Aryabhata， 476—550年）不仅预测了日食和月食，还推测地球是球形的并绕地轴自转。欧几里得也在进行球形天文学的研究。中国天文学家首次记录行星分组是在前5世纪，一个世纪后他们有了关于彗星的最早记载。波斯的萨珊王朝（226—652年）也是数学和科学研究的中心。

医学、生物学和物理学也取得了进展。据说，一位印度人发明了一种摘除白内障的原始手术，而中国医师发明了至今仍在使用的针灸系统。在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自己细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现存最早的实验生物学文献。通过直接观察，他识别了500种动物物种，并设计了一个与现代相似的分类体系。为了准确详细地描述海洋生物的发育，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观察胚胎的发育。在物理学方面，中国学者在光学、声学和磁学方面作出了贡献。

自然哲学家警告说切莫不必要地把自然的解释和超自然的解释混为一谈。例如，在公元前7世纪末，鲁国大夫申繻认为人看见鬼魂实际上是反映了自己的恐惧和内疚。孔子对此做出回应，认为一个人“未知生，焉知死”。大约在同一时期，希腊科学之父泰勒斯认为闪电和地震是自然原因，而不是神的力量和愤怒的表现。直到很久以后，天文学才不再与算命和预兆有关。自然界中和我们关系更为密切的其他部分就不那么神秘了。成功的建筑需要精确的测量和角度计算，尽管为了确保成功，可能会向神献上一点小礼物。

将理性和超自然的原因分开并不容易，即使对未来的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在许多文化中，太阳、月亮和星辰被视为超自然生物的家园，或者它们本身就是神。严重的疾病通常被归因于精神附体或邪恶的魔法诅咒。对化学反应的研究被炼金术士主导，比起科学研究还是追求魔法的成分更多。天文学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存在，但在大多数地方它是占星学的附庸——研究天体如何控制人类命运。

人类观察的局限加剧了古代科学在其他方面的局限性。例如，希腊人想象天堂肯定由非物质材料构成，轻到可以飘浮在地球之上。古代科学中的许多东西似乎是建立在过度概括的基础上的。人们普遍认为物质世界由土、水、火、气四种元素组成，对研究而言这个基础是薄弱的。第五种元素据说是构成了天堂的以太，它形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错误的二分法。几乎同样持久的观点是，人体由四种体液组成，包括黑胆汁、黄胆汁、黏液和血液，它们维持平衡时人体才是健康的。

世界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世界宗教”这个短语有多种含义。一些人用它来总括任何在全球分布上已经达到某种程度的信仰传统，包括今天在许多地区拥有追随者的犹太教或神道教等信仰，尽管他们的追随者分别局限于具有犹太和日本血统的人。另一些人将这一短语限于普世宗教，即那些从其早期历史开始就试图超越其起源地的特定种族，要成为容纳所有人类的宗教。本章使用了第二个定义，出于篇幅的原因重点放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在共同发展的十三个世纪中，它们是规模最大且分布最广的三种普世宗教。

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犹太教没有成为世界宗教。早期以色列人建国后，发展了以上帝耶和华为基础的民族宗教。后来犹太神学家认为，耶和华不仅仅是他们的神，也不仅仅比邻近民族的神更强大，而是唯一的神。犹太人解释了他们与耶和华的特殊关系，声称他选择了犹太人并使其凌驾于所有其他民族之上。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称谓）之间的界限被信仰打破，这种信仰认为耶和华意在让以色列成为世界的灯塔，他的普世救赎计划将通过以色列人在未来的某天得以实现。早期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像犹太人一样虔诚地信奉一神论和他们的神圣计划，两种宗教都成功地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向所有人开放了他们的信仰。

基督教起源于拿撒勒（Nazareth）的耶稣的学说，他是罗马帝国治下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犹太人。与其他已经涉及的思想传统一样，这位创始人的信息是通过之后追随者的记录和阐释才得以被我们知晓的。被称为《新约》的基督教经典把历史事件和神学内容混合在一起。四部《福音书》展示了耶稣的生平，包括他鼓励谦逊、忏悔，善待不幸之人和调解纷争的事迹，以及某些犹太统治者的反对如何导致了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细节。除了这些简单的历史事实，还有一些更神秘的事件。像其他圣人一样，耶稣被认为具有治愈和驱魔的能力。还有一些说法就更离奇了：他的母亲是处女；他死而复生并且升天了。无论这些自然和超自然事件以何种方式联系在一起，很明显，1世纪末的基督徒们都完全相信它们。信徒们认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使徒行传》叙述了早期基督徒的活动，描述了犹太人如何排斥耶稣，以及耶稣的使徒如何将耶稣的信息从圣城耶路撒冷带到罗马这个外邦世界的首都。在使徒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中，他阐明了基督预言的普遍性，认为皈依者并不需要通过男性割礼成为犹太人，然后才成为基督徒。

基督教很幸运地出现在罗马帝国的政治边界和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后发展起来的希腊化世界的文化边界内。耶稣说的是阿拉米语（Aramaic），但《新约》的所有文本都是用希腊语写的。当圣保罗写信给在罗马的羽翼未丰的基督教团体时，他用希腊语写作，直到3世纪中叶那里的基督徒一直说希腊语。这里所说的希腊语是通用希腊语（Koine Greek），或亚历山大希腊语（Alexandrian Greek），这种跨区域语言后来成为希腊东正教的仪式语言，是现代希腊语的前身。甚至连《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也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被翻译成通用希腊语。由于希腊语中用来表示弥赛亚的单词是“Christos”（受膏者），于是新宗教的成员称自己为“Christian”（基督徒）。到了100年，基督教团体已经在叙利亚、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希腊、意大利，以及亚历山大里亚（埃及）和的黎波里（利比亚）兴起。它很快就传遍了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即北非的西部。早期基督徒大多是穷人和市民。

尽管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使信仰更容易传播，但早期基督徒也面临三方面严峻的挑战，即罗马人的迫害、希腊哲学的挑战以及关于神学的争论。早期罗马迫害的目的是强迫基督徒遵守承认罗马诸皇帝为神明的仪式，其结果是使基督徒四处躲藏。虽然不是很有效，但这些迫害导致了殉道者的出现，他们的坚贞鼓舞了其他人的信仰。然而，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05年在位）确信，罗马军团无力抵抗北方入侵者的原因在于罗马众神不满基督徒士兵可以佩戴十字架的标记而不是提供传统的祭品，于是发起了更为严厉的迫害。303年，戴克里先将基督徒从军团中清除，然后开始对其他基督徒进行残酷的迫害，包括摧毁教堂，对那些拒绝向既定神灵献祭的人实施大规模的拷问和处决。

比迫害更持久的是希腊文化带来的思想挑战。受过更多教育和思维更缜密的人往往发现基督教的信仰缺乏逻辑或过于神秘。基督教领袖对此有不同的反应。例如，迦太基伟大的基督教辩护者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55—220年）问及雅典（的古典学）和耶路撒冷（的犹太-基督教启示）必须互相提供些什么。对此他回答道：“我们信仰的第一条就是，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信仰。”当时更睿智的基督教领袖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运用希腊哲学来捍卫他们的信仰，反对非信徒的批评，并由此对他们的宗教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亚历山大里亚的革利免（Clement， 150—215年）是雅典人，也是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基督徒，他谨慎地提出哲学可以提供与基督教“第三种《圣约》”（Third Testament）相符的信仰，甚至支持它们。亚历山大学派才华横溢但又有些古怪的思想家奥利金（Origen， 182—254年）走得更远。他在埃及长大，早期的迫害杀死了他的父亲和朋友，他认识到有必要反击基督教的批评者。他以勤奋和坚韧的精神研究希腊哲学，以至于基督徒的强烈反对者提尔的波菲利（Porphyry）都称赞他：“奥利金生活时像一个基督徒，但他思考时像一个希腊人。”

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早期教会中创立了最伟大的信仰和哲学的综合体。奥古斯丁的母亲来自北非，是一名基督徒，父亲是一位非基督徒的罗马人，年轻的奥古斯丁曾在宗教和肉体的**间反复挣扎。在386年夏天阅读圣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时，奥古斯丁感觉到他的挣扎消失了。次年，他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并献身于苦修生活，最终在391年被授予神职，五年后被任命为希波的主教。奥古斯丁写了大量的文章来捍卫基督教正统，反对各种异端教派，包括多纳图派（Donatist），他们拒绝重新接纳在戴克里先迫害期间交出经文的基督徒，导致北非教会分裂。他用柏拉图主义的理想形式构建了神学，其思想主导了拉丁教会千余年。他写道，人是灵魂和肉体的结合，教会是上帝之城。汪达尔人围攻希波时期，奥古斯丁病逝。

早期教会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来自基督教信仰内部的紧张关系。耶稣的人性如何与他的神性相调和？耶稣是上帝之子的信仰如何与一神论相调和？为了解决这些及其他难题，教会领袖召集会议以找出信仰的共同表述，他们借鉴拉丁语词汇“credo”（我相信）将其称作“creed”（信条），并以此作为声明的开头。哲学话语中获得的希腊语的细微差别有助于为这些神学信条找到正确的措辞。当翻译成拉丁文时，这样的术语看起来很容易理解，但对那些不太熟悉希腊语的人来说，细微的区别似乎是荒谬的。有人认为，这是许多埃及、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基督徒不接受451年卡尔西登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批准新柏拉图派成立的原因。其将耶稣确定为两“性”（神性和人性）完美结合的一个“人”。当然，如果认为任何争议都是由单一原因引起的，那就太简单了。语言不能解释为什么希腊宗主教聂斯脱里（Nestorius）也拒绝接受这一提法，进而导致他创立了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教派。个性、竞争、种族和地区认同也在神学冲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戴克里先皇帝患病，约克的罗马军团宣布君士坦丁（Constantine）为新皇帝后，基督徒与罗马帝国、基督教神学与希腊文化的争端进入了新阶段。据说君士坦丁展示了一面印有基督教十字架和“此标志即征服”标语的基督教旗帜后，就战胜了他的对手。这个故事不能从字面上理解，但这位新皇帝确实在313年采取了行动，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可被容忍的宗教。他还采取行动解决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使用武力镇压罗马帝国阿非利加行省的多纳图派，并在325年召集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批准了一项重要的信经[13]。在400年，基督教成为帝国唯一合法宗教。到430年，基督徒占了人口的大多数——尽管信奉基督教以讨好当局的皈依者缺乏早期和艰难时期基督徒的热情。如果说学者们关于帝国的基督教化有多深的争论尚无共识，那确定无疑的是教会彻底罗马化了。教会法和头衔来源于他们的罗马同行；富裕的罗马人的时尚服装作为礼拜仪式的法衣而存在；一段时间里，教堂建筑反映了罗马的建筑样式。

帝国的庇护也助推了东西方基督徒之间分歧的形成。一方面，它鼓励罗马教皇声索一个远远超出拉丁西方范围的权威；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在东方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今伊斯坦布尔）建立第二个行政首都的决定加强了希腊宗主教的教会自治概念。经过几个世纪的龃龉，在1054年当双方领袖都将另一方逐出教会时，永久性的分裂产生了[14]。最后，当西罗马帝国崩溃，日耳曼人及其他入侵者占领了它以前的大部分领土时，拉丁教会的机构成为保存并最终重建罗马法律、文化和文明的手段。在这一进程大步向前推进之前，从7世纪开始的另一次阿拉伯入侵将征服北非、伊比利亚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曾经属于基督教的土地变成了穆斯林的领地。

▲ 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圆顶和长方形廊柱大厅。当前的结构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在6世纪30年代下令修建的，其地址可追溯到4世纪的早期教会建筑。它上面建有一个巨大的圆顶。最初的装饰在8世纪和9世纪被基督教的圣像破坏者毁坏，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遭到拉丁世界的基督教十字军的劫掠和亵渎。

从609年开始，一位来自麦加名叫穆罕默德的阿拉伯商人，说他通过大天使吉卜利勒（Archangel Gabriel）接受了神的启示。穆罕默德不识字，但他的同伴记下了他背诵的内容。这些文字被汇编（并稍加编辑以消除小的矛盾）成一本名为《古兰经》的书。这些启示读起来更像是孔子《论语》的神秘版本，因此不容易总结。内容主要包括：穆罕默德在传教期间同阿拉伯半岛多神教徒和犹太教徒斗争的记述，伊斯兰教的神学思想、宗教功修、道德规范和社会主张，以及古代先知故事和其他人物传说等。《古兰经》规定了法律和惩罚，鼓励对不幸之人施以善行，并呼吁服从真主的意志。“伊斯兰”这个新宗教的名字，意思是“顺从”，它的信徒叫“穆斯林”，也就是“顺从真主的人”。

尽管穆罕默德的教义遭到了他的家乡麦加的传统主义者的反对，但这位先知个人最终得以成功，伊斯兰教也在阿拉伯人中取得胜利，这与耶稣被处决以及他的犹太同胞普遍拒绝接受他的教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穆罕默德在反对他的城市麦地那争取支持，与麦加当局讲和，并巩固了在那里的权力。穆罕默德于632年去世，此后他的教义在阿拉伯半岛被广泛接受，并第一次将阿拉伯部落团结起来。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内，阿拉伯的穆斯林征服者建立了一个向北延伸到里海、向西延伸到大西洋、向东延伸到印度河的帝国。

▲ 位于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圣岩金顶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的岩石圆顶，修建在早期犹太寺庙的遗址上。它的设计可能反映了耶路撒冷早期拜占庭教堂的风格。

早期伊斯兰教受到阿拉伯地区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团体一神论的影响。穆斯林礼拜场所借鉴了基督教和古典设计，这在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的建筑和马赛克装饰中显而易见，这座圣岩金顶清真寺坐落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于691年建成。最重要的是，早期伊斯兰教借鉴了阿拉伯文化。只有阿拉伯语被认为传达了《古兰经》中的全部启示。克尔白（Ka'aba）是麦加的一块巨石，长期以来因与许多神有联系而备受尊崇，成为穆斯林朝圣者的目的地。该遗址清除了许多偶像，伊斯兰教严格禁止在宗教场所展示人和动物，以免这些形象成为崇拜的对象。伊斯兰教也延续了阿拉伯人的男性割礼习俗和多元婚姻的可能性，尽管妻子的数量最近被限制在四人。

阿拉伯文化和权力的主导地位在他们的帝国内慢慢被侵蚀，但同化是双向的。在阿拉伯人众多的地方，尤其是在要塞周围，许多当地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阿拉伯语更快地传播开来。经过几代人，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难划定，因为阿拉伯男人娶了当地的女人，并拥有了实际上是双重文化的穆斯林家庭。在伊朗，阿拉伯人总的来说开始说波斯语，穿得像波斯人。在帝国之外，阿拉伯化在穆斯林中不太明显。在印度、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穆斯林保留了他们当地的语言，在接受阿拉伯习俗时更具选择性。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的界限模糊，促使伊斯兰教成为一种多元文化的世界宗教。

然而，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伊斯兰世界在宗教上仍然是非常多样化的。最初，阿拉伯帝国的大多数居民是基督徒，他们被邀请加入伊斯兰教，但如果他们不加入，通常也能得到宽容和保护。穆斯林承认基督徒和犹太人是“经书中的人”，他们分享着启示的悠久传统。因此，在伊拉克，景教徒重新获得了他们在拜占庭统治下失去的大部分自治权，可以更自由地管理自己的法院、教堂和学校。在埃及，穆斯林领导人为科普特（Coptic）基督徒提供保护，这些人广泛受雇于政府部门。埃及南部的努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基督徒保持着政治独立和宗教活力。证明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在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仍然具有活力的证据是宏伟的教堂，它由原生岩石开凿而成，与拉利贝拉（Lalibela）国王有关。如果西方人认为基督徒被迫成为穆斯林的观点被夸大了，那么伊斯兰教的统治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建造或修复基督教教堂通常是被禁止的，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不允许反悔，没有宽容可言。（案例见本章下一节）

▲ 位于埃塞俄比亚的拉利贝拉圣乔治大教堂，大约建于1200年。将火山凝灰岩开凿到40英尺（约12.2米）深之后，这个十字形结构被煞费苦心地挖空建为教堂。它被认为是在拉利贝拉建造的11座岩石教堂中的最后一座。

从神学上讲，伊斯兰教避开了分裂基督教的各种争议。穆罕默德从未声称自己有超过真主使者的地位，他的追随者也没有在他死后为其争取更高的地位。与基督徒冗长、复杂以及充满争议的信条相反，穆斯林有一个简单的信仰声明：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总的来说，伊斯兰教强调“行为的正确”（orthopraxy）多于“信念的正确”（orthodoxy）。一个好的穆斯林听从真主的指示，依特定的时间间隔祈祷、布施、在神圣的斋月期间禁食、戒酒、着装得体，如果力所能及的话，要去麦加朝圣。

然而，伊斯兰教因一场长期且激烈的争端而分裂，这场争端从根本上说是政治性的，但在表层之下包含了个人、宗教和地区问题。7世纪中叶，关于谁将成为阿拉伯帝国下一任哈里发或统治者的继承争端导致穆斯林分裂为什叶派（Shia）和逊尼派（Sunni）。前者支持穆罕默德家族的世袭继承，而后者则支持通过选举产生哈里发。逊尼派占了上风，但两派却结了世仇。

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西方传播时，这些宗教和其他世界宗教的分支也在亚洲扩张。到了1世纪，儒学已经具有了宗教的特征：信徒们把孔子奉为神，在神庙里向他供奉祭品。儒学传播到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虽然它在地区内变得很重要，但它并没有跃升为世界宗教。大约1世纪，中国第一批佛像被竖立起来，它也许是受到了希腊的影响。后来中国的佛教徒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佛教信仰的转变可能以大乘佛教为代表，它首先在印度，然后在中国盛行起来。两种新的教义出现了。首先，佛陀不再仅仅被视为一个异常开悟的人，相反他被尊为无所不在的真理。延续这一教义的是佛陀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多次转世的故事。与这一观点密切相关的是“菩萨”的概念，他们作为精神拯救者，选择为他人服务，而不是通过涅槃逃离。这些新概念使佛教扩大了早期佛教的抽象哲学体系和想象空间，印度大众因此被吸引——他们致力于追求众多的神灵和神秘的可能性。

除了迎合大众，印度大乘佛教还推动了对思想的追求，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那烂陀（Nalanda）的学者和学生群体。7世纪的中国朝圣者对寺院做了描述，它由几座三层建筑组成，数千名学生在这里跟随来自不同佛教流派的学者进行严肃的学术辩论。直到7世纪中叶，印度统治者还在继续推动佛教的传播。然而，在那之后，关于废弃寺庙殿宇的记载表明佛教开始衰落，部分原因是印度教日益强大，它与佛教争夺追随者和政治支持者。对佛教的最后打击是来自印度北部的穆斯林征服，它捣毁了寺院和藏经阁，并在1197年将那烂陀的佛学院摧毁。僧侣们遭到迫害、杀戮或驱逐。佛教基本上从它的发源地消失了。

早在印度的佛教被毁之前，佛教就已经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传播了。它在公元前1世纪就已经在中亚地区立足，之后传到中国。公元400年之前，它又从中国传到朝鲜。在6世纪，它从朝鲜传到了丝绸之路的东端日本。到9世纪末，佛教在西藏长期存在。佛教成功地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片土地拥有庞大的人口和文化威望。

▲ 佛陀坐像雕刻，位于斯里兰卡波隆纳鲁瓦（Polonnawura）的伽尔寺（Gal Vihara），建于12世纪。尽管在印度受到抑制，但从长远来看，佛教被证明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完全能够适应各种文化环境，因此有能力成为一种“世界宗教”。

宗教皈依策略

随着世界宗教在1350年之前的千年里大幅扩张，每一种宗教都遵循着自己的轨迹，但都采用了相似的策略。一种策略是利用当时在陆地和海洋上不断拓展的商业网络。第二种策略是与强大的政治当局结盟，有时还包括军事征服。传教工作是获得皈依者的第三种途径，这依靠杰出的传教士，他们通常是纪律严明的宗教团体的成员，通过他们圣洁的榜样作用或直接劝诱来获得皈依者。下面的案例展示了这些策略是如何相互重叠的。所有这些都涉及如何调整宗教观念和行为，以适应潜在皈依者的文化——通常把当地文化纳入特定宗教的核心价值是其长期战略的一部分。

三种宗教都沿着丝绸之路传播，这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中部到远东的复杂陆路。景教徒是第一批沿着这条路线扩张的基督徒，但佛教徒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尤其是在东亚，就像穆斯林后来在中亚做到的那样。

丝绸之路沿线最古老和最壮观的证明佛教存在的证据就是石窟网络，它们都与中国西部边陲的克孜尔附近的一座寺庙有关。一代代艺术家用许多不同风格的辉煌壁画装饰了石窟的墙壁。一幅石窟壁画描绘了佛陀照亮商人前行的道路，这有力地提示了宗教和商业之间的密切联系。到了500年，中国的记录显示佛教势力强大，在中国北方有7.7万名僧侣和成千上万的寺庙，在南方还有8.3万名僧侣。同时，佛教已经传入朝鲜，并在6世纪传到丝绸之路东端的日本。

穆斯林比佛教徒更倾向于从事贸易，巴格达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中心，也是穆斯林的政治中心。在波斯和中国之间的广大地区，许多当地商人接受了路过的穆斯林商人的宗教，因为共同的信仰促进了不同背景的商人之间的信任。部分当地统治者也信奉伊斯兰教，目的是从接待商人中获利，并避免遥远的西方穆斯林统治者的军事打击。尽管这些动机看起来颇有心机，但大多数皈依是虔诚的，中亚穆斯林随后在中东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突厥民族间的传播，塞尔柱（Seljuk）突厥人于1055年攻占巴格达，建立了政权。塞尔柱哈里发成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并推动了其领土内的突厥化。在中国西部，沿着贸易路线定居的外国穆斯林商人通过与当地女子结婚和收养被遗弃的孩子，逐渐扩大了他们的社区规模，那些孩子则被抚养长大成为穆斯林。随着蒙古人征服整个亚洲，13世纪的“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量，以及穆斯林的数量。

▲ 女神与天神，来自7世纪中国西部克孜尔佛教洞窟的绘画，画高2.03米。这幅画与其他中世纪传统的宗教艺术画相比，主题更轻松，构图更具活力。它是数百幅洞窟壁画中的一幅，这些洞窟群分布在丝绸之路上，商人在那里资助寺院的修建，传播佛教和景教。

蒙古征服也开启了罗马天主教对中国的传教之路。作为统治波斯的蒙古人和罗马教皇之间短暂沟通的成果，一位名叫约翰·孟高维诺（John of Montecorvino， 1247—1328年）的方济各会士成为拜见忽必烈的使者。孟高维诺于1294年到达蒙古首都大都（又名汗八里，今北京），在那里晚年的忽必烈帮他安了家，但拒绝成为一名基督徒。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方济各会（后来其他团体也加入进来）建造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给大约6000人施洗，将《新约》和《旧约·诗篇》翻译成蒙古文，还买下了150名贫困男孩，给他们洗礼，让他们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组成了唱诗班。在1307年，孟高维诺被任命为天主教汗八里总教区第一任总主教。如果有任何新的中国天主教徒活到了1369年，他们将会同景教一起受到明朝驱逐所有基督徒的影响。

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也促进了世界宗教的传播。到3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基督徒已经到达印度南部，并建立了圣托马斯基督教社区，约翰·孟高维诺在去中国的路上曾拜访过那里。伊斯兰教沿着印度洋的商路传播得更广，几乎每个港口都有穆斯林社区。大约9世纪，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定居在城邦国家中，它们位于长达3000千米的以“斯瓦希里海岸”闻名的东非海岸。他们与当地非洲人杂居，后者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1331年访问了斯瓦希里的城镇，他笔下的城镇十分热情好客，清真寺宏伟壮观，经济繁荣富足。

伊斯兰教也通过与商人的接触传播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当地商人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随后是当地贸易国家的统治者。穆斯林地理学家巴克里（alBakri）记录了在11世纪一个北非商人如何促成一位西非国王的皈依。他说土地所遭遇的可怕干旱可以通过背诵《古兰经》祈祷文来解决。这两个人祈祷了一整夜，非洲国王在这位商人的阿拉伯语祷告中又加了一句“阿门”。国王对伊斯兰教力量的信仰在拂晓的倾盆大雨中得到了证实。虽然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可能并非如此，但它说明了一个更大的现实，即在通过市场向撒哈拉以南土地的宫廷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虔诚的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使统治者皈依在其宗教中是一种常见的策略。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传教士试图在欧洲所谓“异教徒”民族中赢得统治者。5世纪初，在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使爱尔兰人皈依的早期努力中，重点就是当地首领。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在这个世纪末的受洗非常重要，因为它确保了其继承者强大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成为罗马教皇的盟友。一个世纪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说服肯特国王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更遥远的东方，统治者和基督教说客也找到了共同点。最著名的早期传教士是希腊兄弟君士坦丁[后来被称为西里尔（Cyril）]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他们继在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中获得成功后，又在9世纪60年代同摩拉维亚（Moravia，今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国王拉蒂斯拉夫（Ratislav）一起使臣民皈依基督教。拜占庭最大的成功是基辅罗斯国王弗拉基米尔一世（Vladimir Ⅰ）的皈依，他于980年至1015年在位。弗拉基米尔似乎受到邻国统治者的鼓励，放弃了旧信仰，这些统治者要么信奉基督教要么信奉伊斯兰教。听了穆斯林和犹太人的演讲后，割礼习俗和禁食猪肉让弗拉基米尔感到不适，所以他选择了基督教，而且偏向东方传统，原因在于宏大的希腊仪式以及他的祖母奥尔加（Olga）于957年由拜占庭皇帝以这一传统施洗。尽管与希腊有这种联系，但从一开始，俄罗斯教会就采用了由圣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创造的斯拉夫礼拜仪式。弗拉基米尔的决定对未来有着巨大的影响，因为基辅罗斯王国将发展成俄罗斯帝国，在希腊和罗马主教决裂后，它对东正教的信奉是对东方正教的一大重要助力。

220年汉朝灭亡，此后获得北方侵略者支持的中国佛教徒也开始从政治庇护中获益。在4世纪，入侵的北魏统治者接受了佛教，因为它提供了进入高级文化和复杂宗教的途径，这一举动在5世纪早期给予了中国佛教徒最广大和最强大的政府庇佑。作为赞助人，北魏朝廷和许多个人支持了5世纪晚期的一项大规模工程，用超过5万尊佛教雕刻装饰了云冈（位于今山西省）的53处石窟墙壁。在北魏迁都洛阳后不久，另一组纪念性的石窟造像在龙门开始动工，这个项目持续了四个世纪。不幸的是，统治者可能是赞助人，也可能是迫害者。其中最具破坏性的事件发生在9世纪，当时中国佛教徒的财富和影响力引发了社会对该宗教的批评，认为它与儒家家庭价值观不相容甚至对立。唐武宗在845年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据称摧毁了4600座寺院和4万栋殿宇，并杀害了40万名僧尼。尽管中国佛教从未完全恢复，但据记载，到1021年中国佛教徒已超过45万名，并在元朝（1279—1368年，由蒙古人执政）又回归了受朝廷庇护的传统，不过在王朝终结后再次遭到攻击。

如前所述，佛教寺院在中国各地普遍存在，而且是和平的存在。作为祈祷、沉思和学术研究的场所，寺院有助于克服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文化和语言差异。在精通语言的半印度僧侣鸠摩罗什（344—413年）的监督下，数百名僧侣在首都长安（今西安）的一座寺庙里把数千份手稿翻译成了中文。这一开拓性的努力在7世纪被一位名叫玄奘的中国佛教徒重复，他在628年去了印度，在著名的那烂陀寺学习。玄奘在643年回到中国，带回了数百份佛教手稿和许多宗教物品，并成立了一个新的翻译机构。从梵语到汉语的翻译显示了对文化接受和文字准确性的关注。因此，中文术语“道”被用来翻译“达摩”（dharma）、“菩提”（bodhi）和“瑜伽”（yoga）等概念。不仅是道教术语，儒家术语也加入了这一过程：“孝”这一中文词被用来翻译梵语中的“道德”一词。

基督教团体的成员同样在传播他们的宗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派往德意志的传教士先驱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既是一名僧侣，也是一名主教。修道院是早期爱尔兰教会的中心。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新团体是本笃会（Order of St Benedict），它在6世纪兴起于意大利，到9世纪其修道院已经遍布西欧。本笃会的虔诚和学识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慈善和医疗工作也是如此。在13世纪早期，两个重要的新团体建立起来，它们分别是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两者都以与普通人互动以及他们的学识而闻名。方济各会祈求慈善，多明我会则都是传教士。

拉丁教会还有军事宗教团体，其成员为信仰试图开疆拓土或收复失地。这些团体崛起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的宗教热情之中，这次远征成功地解放了被穆斯林统治了大半个世纪的圣地。十字军东征重塑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把重点放在保护基督教和无畏地与异教徒作战上。与其他军事团体一起，新的圣殿骑士团（Knights Templar）参与了从穆斯林统治下再征服伊比利亚半岛的活动。到13世纪中期，只剩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仍在穆斯林手中。俗称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的德意志军事团体，参与了在波罗的海东部传播基督教的军事行动，其巅峰是在14世纪中叶使强大的立陶宛国王决定成为罗马天主教国家。到1000年，拜占庭帝国还利用军事力量从穆斯林手中收回控制权，首先是在地中海的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后来在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希腊教会的僧侣更有可能是隐士，在偏远的地方过着苦修的生活，但即使如此，有些人还是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例如，10世纪的苦行僧斯特里斯的圣卢克（St Luke）在克里特岛的坟墓，就变成了一个以具有奇迹般的疗效而闻名的朝圣之地。

某些类似于基督教宗教团体的穆斯林社群推动了改宗，其他人则组织了带有宗教动机的征服运动。什叶派的分支伊斯玛仪派（Ismailis）从事一些最纯粹的传教活动。该教派非常神秘，相信弥赛亚（马赫迪）会来揭示终极真理并建立正义。在紧迫感的驱使下，伊斯玛仪派9世纪在阿拉伯、叙利亚、伊拉克和北非的农民以及波斯的城市居民中传播他们的信息。他们对平等、正义和改革的革命热情也引发了许多反对阿拔斯王朝的叛乱。

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被称为“苏非”（Sufi）的宗教运动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像欧洲的宗教团体一样，苏非派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他们通常被尊为圣人。苏非派希望做的不仅仅是遵守伊斯兰的法律和义务，而是追求自己的内心意志与真主的意志一致。这种宗教虔诚自然而然地影响了他们周围的许多人，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或者成了更好的穆斯林。1206年德里苏丹国在印度北部建立，一个世纪后，一位名叫巴巴·法里德（Baba Farid）的著名苏非派圣人逃离首都，来到今天巴基斯坦的平原上隐居。他的苦修生活和冥想逐渐得到当地人的尊重，他们寻求他的建议或治愈的力量。巴巴·法里德作为圣人的名声也吸引了土地所有者、酋长和商人中有权势的人。感恩者送的小礼物最终让他开了一家收容所。受他的榜样鼓舞，许多印度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许多低种姓的印度教徒也加入了穆斯林，他们受到了平等的欢迎。

除了印度的穆斯林征服者，还有其他狂热的征服者，他们的功绩与早期的阿拉伯穆斯林相似。例如，在11世纪，阿尔摩拉维德王朝[16]（Almoravids，来自阿拉伯语“al-Murabitun”）将他们的统治强加于马格里布（Maghreb，北非西部）、西班牙，并攻击撒哈拉以南地区。12世纪，阿尔摩哈德王朝[17]（Almohads）征服了马格里布，取代了阿尔摩拉维德王朝，并在被邀请帮助阻止基督教十字军的进军后，将伊斯兰治下的西班牙并入了他们的帝国。新的征服者往往比那些被他们赶走的人更加严苛。例如，阿尔摩哈德王朝向马格里布幸存的基督徒提供了皈依伊斯兰教或死亡的选项，这一政策导致基督教在那里灭绝。

另一种严苛的穆斯林征服发生在埃及南部的努比亚。那里的古代基督教社区在11世纪非常活跃，新的教堂得以建立。但在1171年法蒂玛王朝崩溃后，当地的基督教社区遭到削弱，这为阿拉伯游牧部落大规模进入该地区开辟了道路。14世纪初，一名穆斯林取代了努比亚最后一名基督教统治者。教堂变成了清真寺，基督教被强行消灭。当然，这种极端严苛的穆斯林行为在被基督教十字军征服的土地上也有对应的例子，那里的穆斯林纷纷逃离，清真寺变成了教堂。例如，在耶路撒冷，圣岩金顶清真寺被重新奉为教堂；在伊比利亚，自13世纪基督教再征服运动之后，宏伟的科尔多瓦大清真寺（Great Mosque of Córdoba）被改造成了大教堂。

在谈到穆斯林和基督教文人的思想全盛时期之前，重要的是要讨论为数更多的普通人的宗教信仰深度。如前所述，统治者通常在信仰上接受细致的指导，但是群众的转变可能是一个粗糙和现成的过程，因为很少有时间（有时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进行仔细的个人指导。更深层次的基督教化过程就这样持续了几代人。就像向“异教徒”喷洒圣水就可以赦免他们的罪一样，几滴圣水也可以把“异教徒”的圣地变成基督教崇拜的场所。教区神职人员的不良纪律导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 1073—1085年在位）十分愤怒：“我几乎不敢睁开眼睛，因为我对那些贪婪的异教徒和愚蠢的天主教徒感到愤怒，这些人还在继续频繁地进行由……因通奸而被定罪的神职人员执行的宗教仪式。”任何读过图尔的格列高利（Gregory of Tours）的《法兰克人史》（History of the Franks，约公元500年）、可敬的比德（Venerable Bede）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约公元720年），或一个世纪后的《贝奥武夫》（Beowulf）的人可能都会得出结论，教皇谴责的“贪婪”行为是所有基督徒的常态。虽然详细的记录很少，但新皈依伊斯兰教和佛教的人的情况可能是相似的。事实上，这三种宗教中改革运动的频率表明，融合仍然是一个长久的问题。

思想复兴

伊本·西纳（Ibn Sina， 980—1037年）出生于一个波斯官员家庭，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Bukhara）接受伊斯玛仪派教师的教育，这座城市位于通往中国的商道上，在巴格达以东1000英里（约1609.3千米）。除了掌握伊斯兰教义和法律之外，他还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欧几里得的几何和克罗狄斯·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后来以其阿拉伯名字《天文学大成》而闻名）。托勒密是一个希腊-埃及人（Greek Egyptian），以地理学研究闻名。伊本·西纳还研究自然科学、医学和形而上学。仅仅16岁时，这位才华横溢的小伙子就被授予皇家图书馆的管理权，以此作为治愈国王疾病的奖励。很快他开始写书，最终完成了50册（或者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涵盖哲学、医学、诗歌、天文学和数学。去世后，伊本·西纳的书在远至西班牙的穆斯林和犹太思想家中广受赞誉。1200年出现的拉丁文译本将其称作“阿维森纳”（Avicenna），相信对基督徒来说一个拉丁语发音的名字会使其穆斯林身份更容易被接受。

伊本·西纳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al-Marsur， 754—775年在位）开创的思想繁荣局面的一个极佳例证。曼苏尔创立了一所翻译学校，翻译了第一批阿拉伯语版本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欧几里得的著作，以及古印度动物寓言、梵文天文表和其他作品。为了满足穆斯林对世俗文学的需求，拜占庭的抄写员复制了古典时代的希腊手稿，巴格达的叙利亚基督徒将这些手稿翻译成阿拉伯语。到了10世纪，数千份古典时代和后古典时代希腊作者手稿的廉价手抄本在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布哈拉的伊本·西纳是其受益者。此外还有伊本·路世德（Ibn Rushd， 1126—1198年），他在西欧被称为“阿威罗伊”（Averroes）。他出生于穆斯林治下的西班牙，因其对亚里士多德的评论而闻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穆斯林的学术复兴从伊斯兰治下的西班牙传播到了拉丁西方，后者正从罗马统治、城市生活和古典学术的崩溃所导致的“黑暗时代”中慢慢恢复。古典学术在拉丁西方的复兴是分阶段进行的。在9世纪，有小规模的“加洛林文艺复兴”。在接下来的三个世纪见证了正规教育的发展，首先是教会学校，然后是大学。意大利最早的大学以医学和法学为主。更大规模的12世纪的复兴与更深奥的学问、新发现的古典文献和经院哲学的发展相关联，本质上是理性和宗教的结合。13世纪，由西班牙犹太人准备的阿拔斯王朝复兴时期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在新建立的大学里找到了现成的市场，那里的哲学、神学和科学研究得到蓬勃发展。巴黎大学在哲学和神学方面成绩斐然，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强项在科学方面。这三所大学中，神职人员占据了大部分教职。

在1257年，教皇任命了两个杰出但截然不同的人在巴黎的神学院工作。方济各会的主席派出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e， 1221—1274年），他成了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支持者，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几代前希波的奥古斯丁。多明我会的主席派出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年），他设计了一个大胆而有争议的基督教神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综合体系。阿奎那认为信仰和理性是相辅相成的，坚持理性可以帮助传播信仰和拓展知识，但它永远不会战胜信仰。1227年，就在阿奎那死后不久，巴黎主教发表了一份详细而尖锐的谴责，直指大学里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兴起。尽管谴责主要针对的是受阿威罗伊影响的更激进、更世俗的哲学流派，但它在一段时间内给新经院神学蒙上了一层阴影。然而，半个世纪后，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n ⅩⅩⅡ）宣布托马斯·阿奎那为圣徒，这一荣誉在150年后才授予方济各会的波拿文都拉。1568年，天主教会正式承认圣托马斯的神学体系的地位，授予他神学精英团体的“教会圣师”称号。20年后，圣波拿文都拉获得了同样的荣誉。

与此同时，在中国传统哲学也在复兴。在衰落了几个世纪之后，儒学在宋朝（960—1279年）经历了复苏和重新阐释。同佛教和道教更加神秘和出世的做法相反，复兴的儒学强调现实和理性。第二个与拉丁西方相似的地方是，宋朝还重建了研究儒家文献的国子监，并改革了科举考试制度来选拔国家行政官员。与大学的神职人员统治相反，这种儒学复兴带有世俗性和政治性。儒家学术在元朝（1206—1368年）继续得到发展。

在这两个朝代，中国学者也提升了他们在科学和数学方面的全球领先地位。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军事、医疗、航海、造船、印刷还是冶金方面，中国的科学一直强调实际应用。这一时期所取得成就的一个例证是博学的苏颂（1020—1101年）在开封建造的水运仪象台。其建筑使用一个水轮来转动一个带有棘轮装置的机械时钟系统，有木人来报时，同时伴有钟锣声，建筑内部还有一座旋转的浑仪。该建筑反映了中国的天文技术以及来自印度和西亚的影响。仪象台虽然壮观，与之相比宋朝的其他成就意义更加重大。到11世纪末，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钢铁武器产地。在下一个世纪里，宋朝还进行了火药、火箭和炸弹的实验。为了满足应试学校学生的需要，书籍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大量生产。

▲ 陶器上的羚羊图案，出自那斯里德（Nasrid）时期的阿尔汉布拉宫（Alhambra Palace），年代可能是14世纪早期。

▲ 《哈里里故事集》（Maqamat Al-Hariri）中巴格达的胡尔宛公共图书馆的场景。作者生活在1054年至1122年的波斯。皮革装订的书被堆放在墙上的壁龛里。阿拉伯语文本的最后一行是一句仍然在使用的谚语：“在考试中，一个人要么是光荣的，要么是耻辱的。”

▲ 813年完工的亚琛大教堂内景，查理曼的墓地所在。这座八角形教堂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一座里程碑，其穹顶高度在欧洲北部维持了两个世纪都未被超越。

拉丁西方也出现了新的科学思想，“1277年的谴责”（Condemnation of 1277）专门非难亚里士多德的命题—后者认为世上只存在一个世界，而那个世界（地球）处于一组天球的中心。

尽管被迫相信上帝可以创造其他世界，但没有一个中世纪的思想家严肃地认可上帝已经有此作为的观点。但它确实开启了关于已知世界是否被真空包围的讨论，在真空中上帝可能行使他的权利创造另一个世界。牛津杰出的数学家托马斯·布拉德沃丁（Thomas Bradwardine，约1297—1349年）看到了通向无限宇宙的大门，但由于他也是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不愿意把天堂变成一个物质的所在。相反，他提出无限宇宙和上帝可能具有同一性。像圣托马斯一样，中世纪欧洲的自然哲学家受到莫大约束，他们需要调和信仰与理性。并且他们也缺乏将观察延伸到人类感官之外的工具，没有发展出使科学进步的有用概念。

小结

本章所考察的漫长的几个世纪既有中断也有延续。政治制度的剧烈震**（第七章将会详细论述）使破坏变得显而易见，所以在本章所述时代开始时得到巩固的古典传统，其持久的活力是值得关注的。希腊罗马时代的思想和价值观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幸存下来；尽管历经朝代更迭冲击，但中国的传统仍在延续；在印度，印度教传统经受住了穆斯林对印度北部的征服，尽管佛教没有做到。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佛教、儒学、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灾难性变化中传播和幸存的方式。这种连续性部分反映了它们的追随者在这些传统中找到的力量。与此同时，这些传统往往需要进化才能求得生存，这种情况在宗教传统传播时的思想和文化的适应中表现最为明显。尽管佛教在南亚发源地失去了土壤，但它在东亚获得了新的力量，部分原因是它选择性地接受了当地的传统。随着它们的传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样适应了当地的习俗，并将希腊化的和其他的思想传统与其核心信仰相结合。借鉴是非暴力变革的一部分。穆斯林帮助将印度数字传播到欧洲；穆斯林天文学家为忽必烈的天文机构效力；13世纪蒙古人的扩张促进了火药、罗盘和印刷术的传播。

▲ 6.1 佛教扩张至1300年前后

然而，尽管宗教信仰发生了转变，这个时代仍然非常保守。基督徒照搬了希腊罗马建筑的风格，有时把寺庙变成教堂。旧神的雕像可能会被扔掉，但是它们的祭坛经常被转给具有类似吸引力的圣徒使用。在其他地方，基督教教堂或印度教寺庙变成了清真寺，对人像的描绘被抹去或被覆盖。恢复和重现古典时代的辉煌也体现在已讨论的时期里发生的几次“复兴”当中。正如沙特尔的贝尔纳（Bernard）在12世纪观察到的，他那个时代的学者可能看得更远一点，因为他们“像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而古代学者就是巨人。其他人指出，侏儒看得更远的能力并没有使他们比古代的巨人更聪明。世界宗教的信徒也尊崇他们的创始人和早期门徒规定的教义。

▲ 绘画卷轴《葛稚川移居图》，由14世纪中国元代宫廷画家王蒙所作，他是当时“元四家”之一。画中记述了道教天师葛洪来到神圣的罗浮山炼丹制药的旅程。

传统是力量的源泉，但也可能阻碍了创新。在13世纪的巴黎大学，当谈及他的教学目标是传递其老师黑尔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其他大师的见解时，圣波拿文都拉十分谦逊而真诚，并补充道：“我并不……反对新观点，但要发展旧观念。”这种观点在穆斯林法学院或佛学院中应该会引起共鸣。

这种对思想连续性的忠诚可能会令人沮丧，但没有必要。许多思想家和艺术家在传统的外衣下找到了创新的空间。14世纪中国的著名山水画家王蒙摒弃了同时代人的简约风格，采用了一种更古老、更粗糙的形式，通过堆积笔触来创造景深和彩度。他后来被誉为中国现代山水画之父。甚至圣托马斯·阿奎那著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结合也证明了两者可以兼容。

其他背离传统的景象更引人注目，在程度上也许哥特式大教堂最为严重。罗马式风格表现为厚实石墙支撑的圆形拱门和桶形拱顶，法国的某些建筑大师采用了尖拱作为替代，这在伊斯兰世界中东地区的一些建筑中更早被使用。这一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其余部分结构的形式，产生了外部的飞扶壁，吸收了结构的横向推力，并允许在侧壁上安装巨大的彩色玻璃窗户，使侧壁闪闪发光。

这种风格也传到了英国，成了大教堂和牛津、剑桥等新大学建筑的特色。这些大学同欧洲大陆的其他大学一道，成为拉丁西方的标志。无论是在形而上学中，还是在自然世界的研究中，它们对促进哲学研究的发现、讨论和传播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然而，在中世纪晚期，伊斯兰世界仍然处于科学知识的前沿，而宋朝的中国人在天文学方面最为先进，甚至记录了两次超新星爆发。尽管西方学者的科学知识比较有限，直接观察比较滞后，但他们的大学把对自然哲学的严格探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某些历史学家认为，这种方法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在日后取得了科学上的领导地位。

▲ 法国圣但尼（St Denis）教堂的唱经楼。1144年完工的圣但尼教堂被认为是第一座哥特式教堂，它展示了后来法国哥特式教堂中著名的高拱顶、尖拱和彩色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