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聚合的世界：经济、生态上的相遇（1350年至1815年）

大卫·诺思拉普

1350年后的几个世纪里，海上贸易路线的开辟加强了世界各地之间的联系，同时促进了货物的流通，世界日趋变小。起初，船舶定期在大西洋、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航行。伴随着货物和人，微生物、植物和动物散布到地球的各个角落，疾病也侵袭了新的土地，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来自某一地区的植物，如玉米、土豆、茶和咖啡豆，在遥远的地方找到了新的消费者。新大陆的烟草成为欧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首选麻醉品；来自东半球的牛、羊和马推动了美洲新生活方式的形成；来自亚洲的香料和纺织品在大西洋两岸找到了市场；美洲种植园产出的糖成为欧洲的日常食品。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野蛮的洲际人口流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为美洲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简言之，1350年之后，曾被阻滞的全球融合力量已然司空见惯，无论其后果如何，到1815年似已势不可当。

历史证据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但形成本章地理重点的更大原因是人口的分布不均。到1400年，超过80%的人类居住在欧亚大陆。到1800年，欧亚大陆人口数的占比上升到近90%。人口最为密集的三个地区是中国、印度和欧洲。在本章所述时段的初期，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中国本土，到该时段末期则超过三分之一。在此期间，印度次大陆的人口翻了一番，尽管其占总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1400年，欧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到1800年，这一比例增至五分之一。这些地区人口稠密，理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尽管人口总数在这几个世纪里有所上升，但这一时期却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人口灾难。在15世纪下半叶，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病侵袭了旧大陆。在16世纪及以后，新传入的疾病摧毁了美洲土著民族。与此同时，地球正经历着12000年前更新世冰期结束以来最漫长的低温期。即便这样，人口总数仍有可能增加，这证明了重新安置土地、种植更高产的作物和经济环境不断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些都为今后200年发生更剧烈的变化奠定了基础。

环境、经济和东扩

在14世纪中期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是两次主要西进运动的发源地，一次是偶然发生，另一次则是有意为之。第一次是腺鼠疫，这在西方被称为“黑死病”。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大流行，但现代研究表明，这种鼠疫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在蒙古族统治期间，不同人群的接触增多，这使疾病传播到中国其他地区和中亚东部。虽然目前还不知道瘟疫是通过中亚陆路还是沿着海路传播，但1347年，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卡法的居民中暴发了这种疾病。不久，希腊和地中海北部的岛屿就发生了瘟疫。据观察人士说，第二年，一艘热那亚船把这种疾病从卡法带到意大利，然后瘟疫迅速蔓延到欧洲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地中海南部。最近，流行病学家指出，这场瘟疫的传播媒介非常复杂，携带者多是啮齿类动物而非人类。无论如何，到1349年，瘟疫在整个欧洲造成了空前的死亡。一些地方幸免于难，而另一些地方似乎失去了多达三分之二的人口。严重的症状和死亡之速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大多数受害者的症状表现为严重的疼痛、发烧、呕吐和腹泻，皮肤上有黑斑点，腹股沟和腋窝有鸡蛋大小的肿块。这些淋巴结肿胀被称为“腹股沟淋巴结炎”，即鼠疫的流行性称呼。然而，有人怀疑，那时伤寒、天花以及炭疽等其他疾病也在同时传播，使受害者表现出的症状更为复杂化。

▲ 在图尔奈（Tournai）埋葬瘟疫受害者。这是《吉勒·利·姆司斯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Gilles Li Muisis）中一个细节的缩影，姆司斯（1272—1352年）当时是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

对法国、英国和荷兰中世纪墓地的研究澄清了一些事实。从受害者遗骸中提取的古老DNA，有可能重建主要的鼠疫有机体——鼠疫杆菌的整个基因组，并据此确认它是罪魁祸首。然而，即便能为导致受害者痛苦的疾病赋予恰当的科学术语，但对他们而言也毫无裨益。在那时，人们往往将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归咎于恶灵、女巫和犹太人。面对这个不断融合互动的世界，阿拉伯旅行家和哲学家伊本·赫勒敦总结道：

“一场毁灭性的瘟疫侵袭了东西方文明，摧毁了许多国家，使许多人口消失。它吞噬了太多美好文明的事物，并将它们消灭殆尽……城市和建筑被夷为平地，道路和路标被抹去，居民点和大厦沦为空城，王朝和部落日益衰弱，整个人类世界都变了。”

在任何地方，鼠疫大流行对人口和心理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丧生，即使幸存者也为悲伤、恐惧和厄运感所困扰。据保守估计，欧洲人口从大流行前夕的峰值约8000万人降至1400年的约6000万人。历史学家认为，北非也失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然而，人类社会可能具有很强的弹性。到1500年，欧洲的人口又回到了原来的水平，中国的人口也从1400年的7500万人反弹到了1500年的1亿人。在其他地方，由于数据很不完整，无法可靠地引用。

在欧洲，黑死病造成的人口损失导致劳动力短缺，这也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农奴制近乎消失，因为农奴逃跑变得很容易。熟练的农村工人（铁匠、磨坊主、木匠）能够赚取更高的工资。如果当权者压制这些变化，就可能发生叛乱。由于农民分散而居，组织长时间的抵抗存在困难，所以大多数起义规模有限且时间不长。不过也有特例，英国瓦特·泰勒（Wat Tyler）领导的1381年农民起义，是18世纪前欧洲最大的民众起义。起义军穿过英格兰东部三分之一的地区，进入伦敦，他们要求结束农奴制，并要求废除对庄园领主的义务。他们的愤怒带来了杀戮，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之死以及其他暴力事件。同样，当权者在镇压叛乱时不遗余力，甚至更为广泛地使用暴力才平息了起义。瓦特·泰勒起义失败后，一些农民获得了土地，其地位得到提高，但还有许多农民仍然一无所获。在鼠疫影响不甚严重的东欧部分地区，土地所有者反而抓住这个机遇让自由农沦为奴隶。

中国的第二次西进运动发生在1405年至1433年，这是一系列令人惊叹的海上探险活动。派遣探险队七次远征东南亚、印度和东非，明朝皇帝的目的却并非探索和发现。因为这些海域一直都是世界的海上十字路口，探险队虽然可能更新了中国长期贸易伙伴的相关信息，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似乎是向外界展示中国的富饶与强大。1368年，明朝终结了蒙古人一个多世纪的异族统治，在巩固国内统治之后，他们走向海外“示威”。

明朝舰队无论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使人望而生畏。这支舰队由62艘被称为“宝船”的大型帆船和大约100艘较小的帆船组成。宝船上满载中国制造的货物（包括丝绸、贵金属制品和瓷器），用于馈赠所到之处的统治者和其他贵宾。船上搭载的人口也堪比一座小城。据称，这支舰队载有27000多人，包括步兵和骑兵部队及其马匹。

舰队统帅郑和（1371—1435年），既是一位称职的大使，也是经验老到的航海者。他的祖先是来自波斯湾的穆斯林。其他一路伴随航行的会说阿拉伯语的中国人也从他们的视角做了描述，有一位叫马欢的翻译，他的日记保存了下来，里面描述了不同地方的风俗、服饰和信仰。回国后，马欢还进行了一次巡回演讲，讲述了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民族，以及他们对这些宏伟舰队和丰富礼物的惊叹。

统治者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了奢侈的礼物，他们也回赠了本土的礼物。例如，斯瓦希里城邦马林迪（Malindi）送给明朝皇帝一只长颈鹿，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动物足以打动古板无趣的明廷官员。有关长颈鹿的图画在一份中国手稿中幸存下来。另有三支船队驶往斯瓦希里海岸，这大大刺激了非洲对中国瓷器和丝绸的需求，船队停靠的其他地方似乎也增加了与中国的贸易。然而，促进商业交流并不是这些远征的目的，明朝的官员们质疑，与被中国人视为夷狄的外族人增进联系，是否值得付出这么高昂的代价。就这样，船队停航了好几年，在1432—1433年完成最后一次远航后，这种做法就停止了。据说，为防止远洋航行的再兴，大多数有关远航的记录都被销毁了。

▲ 1414年9月20日，孟加拉使节以孟加拉苏丹赛义夫丁·哈姆扎·沙阿[1]（Saif Al-Din Hamzah Shah， 1410—1412年在位）的名义向明朝永乐皇帝（1402—1424年在位）进贡了一头长颈鹿。永乐皇帝委托沈度（1357—1434年）画了这只长颈鹿，这份档案展现了沈度的原作。

郑和的航行与典型的印度洋航行大不相同。与寻求外交目的的皇家赞助人不同，商人赞助了大多数独立港口城市之间的商业航行。印度洋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商人联盟，最富裕的港口位于两个地区的交界处。出于共同的愿望，港口官员和商业联盟联合起来，目的是通过将货物从货源充足的地区运送到货源匮乏的地区，以售卖更高的价格来获利。大量中国瓷器找到了通往东非之路，以至于现代的考古学家能依据所见的瓷器碎片风格来确定遗址的年代。到了17世纪，传到英国的精美瓷盘被称为“china”，但这个词在波斯和印度早已被使用。瓷器类的奢侈品原本是这一运输网络的主要货物，但到1350年至1500年，大宗商品（如谷物）的运输也变得重要起来。

▲ 日本出口的带有VOC（荷兰东印度公司）标志的陶器，见第287页。

印度洋贸易得益于被称为“季风”的这一可预测的风力系统，这个词源自阿拉伯语中的“季节”一词。从12月到次年3月，风把贸易船只从印度向西和向南送至阿拉伯和东非，商人们有信心在4月至8月潮湿的东北季风的助力下回国。商人们也仰赖两种特殊设计的船。在阿拉伯海，最典型的船只是独桅帆船，其木料用粗绳缝为一体。在印度东部，源于中国设计的舢板最为常见，它由厚重的云杉或冷杉木板用大钉子固定在合适位置而制成。一艘大型舢板有防水舱壁、十几张竹帆、可容纳数十名乘客的船舱和可容纳1000吨货物的空间，但许多舢板的体积要小得多。到了15世纪，中国制造的帆船得到了孟加拉、东南亚和其他地方造船厂的补充。

区域贸易网络

为了理解印度洋贸易的分散性，关注一些区域贸易网络是很重要的。第一种以中东为中心，由不同穆斯林传统的商人主导，但也有非穆斯林参与。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开辟了跨越阿拉伯海到印度和向南到东非的海上通道，将那些地处战略要津的港口充作中转站。霍尔木兹（Hormuz）和波斯湾（Persian Gulf）入海口的其他港口处理往返印度的贸易，而亚丁（Aden）和南阿拉伯的其他港口则主导着与红海的联系。斯瓦希里海岸沿线的一系列城镇融合了非洲、阿拉伯和波斯元素。斯瓦希里语这个名字来自阿拉伯语“sawahil”，意为“海岸”。海岸中心的蒙巴萨（Mombasa）港是斯瓦希里城邦中最大的，而南部建筑精美的岛屿城镇基卢瓦（Kilwa）则至关重要，因它与赞比西河（Zambezi River）以南一个强大的帝国控制的金矿有着内陆联系，其首都大津巴布韦也是埃及以南非洲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内陆城市，拥有超过78公顷的大型石头建筑，以及大约1.8万名居民。

在中东的西部边缘，开罗和贝鲁特（Beirut）的商人设法与地中海的基督教同行建立了联系。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敌对的城邦早因这些联系而繁盛，它们发现共同的利益比宗教竞争更重要。反过来，意大利北部也发展了跨越阿尔卑斯山的贸易路线，并将其延伸到北大西洋沿岸的低地国家。在那里，布鲁日（Bruges）、根特（Ghent）和安特卫普（Antwerp）的商人们开辟了横跨北欧的海上航线。在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帝国攻陷后，威尼斯通过水路与陆路形成战略联系来增加财富。15世纪中期，大运河沿岸著名的里阿尔托（Rialto）市场是威尼斯的商业中心，有实力的商人都在那里开店，店里配有一间安全储藏室和一间简陋的卧室。最富有的家庭都竭力以他们在大运河沿岸富丽堂皇的住宅来超越彼此。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的商人以简单的商店起家，最后坐拥豪宅。

由于位居印度洋要冲，印度次大陆上的商社向西可至中东，向东可与东南亚和东亚进行贸易往来。长期以来，印度中西部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商人在与中东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精美的皮革制品、美丽的棉花和丝绸地毯在中东颇受欢迎。在1390年摆脱德里苏丹国后，重获独立的古吉拉特邦统治者加强了对邻近印度教国家的控制，这有利于古吉拉特邦的商人更好地获得有价值的贸易商品，如棉纺织品和靛蓝作物，并使他们得以重建与中东以西地区和东非的联系。南印度是东西方商业往来的第二个中心。在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 Coast），科钦（Cochin）、卡利卡特（Calicut）和其他港口的统治者掌管着一个由内陆供应商和不同的商人社区组成的松散网络，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组成了最大的社区。不过犹太社区在那里的时间也不短，他们与中东和非洲都有联系。而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Coromandel Coast）上的港口，其贸易甚至更多，它们横跨东印度洋，并与中国有联系。

从东印度洋到南海的天然通道是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1407年，郑和船队在第一次远航的返程途中，摧毁了驻扎在苏门答腊常年阻碍贸易的中国海盗窝点。随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很快被位于马六甲海峡马来一侧的新港口[马六甲（Melaka）]取代。凭借着安全可靠、税收低廉的优势，这个新港口迅速赢得了东南亚、中国和印度商人的青睐，使马六甲一跃成为商品贸易的首选之地，市场上随处可见来自香料群岛（Spice Islands）的香料，缅甸的红宝石、麝香和锡，苏门答腊的黄金，以及中国和印度种类繁多的商品。据一位公元1500年后来访过的游客所说，当时此地商人团体使用的语言多达84种。为此，有四位马六甲官员负责维持各种不同语言人群之间的沟通与秩序：第一位负责数量众多的古吉拉特商人，第二位负责印度其他地区和缅甸的商人，第三位负责东南亚商人，而最后一位负责中国和日本商人。

环境、经济和西方的扩张

在鼠疫大流行和明朝航海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探险，其规模虽比明朝小，但在拓展全球联系方面却更为重要。此外，欧洲人无意中造成了传染病的传播，造成美洲许多土著人死亡，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两组来自东西方的平行事件虽然表面上相似，但在动机、背景和后果上截然不同。

基督教的西方与富有的东方有着长期的间接关联。如前所述，威尼斯和热那亚率先通过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商人与印度洋建立了贸易联系。这一时期，当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将经贸关系从阿尔卑斯山扩展至荷兰时，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也将贸易联系拓展到德国与俄罗斯地区。虽然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大流行和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削弱了这些联系，但在危机缓解之后，这些商业网络得以重建。不过后果是，大多数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对发现新的海上航线不感兴趣，或者即使有兴趣，地中海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也难以应对大西洋暴风雨的挑战。

相反，积极寻求海上新航线的是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它们与东方的商业联系比意大利人弱。同样重要的是，伊比利亚基督徒为摆脱穆斯林统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使他们不愿与穆斯林结盟。或者更确切地说，十字军夺回土地的行动有着根深蒂固的反伊斯兰思想。卡斯蒂利亚（Castilla）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和阿拉贡（Aragón）国王费尔南多（Ferdinand）于1469年结婚，他们在伊比利亚的征战一直持续到1492年，穆斯林统治的最后一个国家格拉纳达[2]（Granada）也落入他们的军队之手。在1250年完成再征服后，葡萄牙人将他们的十字军行动扩展到了北非伊斯兰地区。1415年，在穆斯林王国摩洛哥处于虚弱之际，一支葡萄牙军队得以夺取富饶的休达（Ceuta）港口。

攻击休达的首领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1394—1460年）是葡萄牙国王的第三个儿子，他显然知道港口的财富来自撒哈拉以南运来的黄金。他对非洲海岸的后续勘探进行持续赞助——看起来并非完全出自商业动机，这为其赢得了“航海家亨利”的头衔。当时的记载赋予亨利的赞助行为以高尚动机，使其与明朝郑和航海的动机相呼应。在1460年亨利去世后不久，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在描述其动机时，首先列出了对北非以外地区事物的好奇心，其次是个人抱负以及一系列宗教原因：与现有的非洲基督徒建立联系并招募新的非洲信徒，他们都可能是继续反对穆斯林霸权运动的珍贵盟友。

为了资助这项殖民计划，亨利王子得以利用基督骑士团（Order of Christ）的资源，并在1420年被任命为该骑士团的行政长官。由于他们在将穆斯林赶出葡萄牙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该骑士团获得了大片土地作为奖励，并在葡萄牙人发现的所有新土地上都保留了推行基督教的职能。葡萄牙人在其装备精良的船帆上印有基督骑士团的红色十字军标志，暗示了这种探索的混合动机。不过，无论是否是其长期计划的一部分，马德拉岛（Madeira）和非洲海岸外其他无人居住的岛屿的殖民化都为亨利的一生提供了额外的收入，也为其以后在非洲海岸的勘探航行提供了战略基地。

葡萄牙在探索未知的大西洋时所面临的挑战，远远大于郑和当年沿着著名的印度洋贸易路线航行时所面临的挑战。葡萄牙人口不到中国的2%，其资源也相对较少。尽管如此，葡萄牙人在航海技术和地理知识方面还是取得了进步。在早期相对较短的航程中，他们使用了一种装备有三角帆的机动性很强的大帆船。至亨利去世时，葡萄牙人已经勘探了摩洛哥南部海岸，最远到达塞拉利昂。在随后穿越赤道的探险时，他们学会了用星盘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而不是用人们所熟悉的北斗星来测量纬度。1488年，由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Bartolomeu Dias）带领的探险队绕过了非洲南端，证明了尽管困难重重，但与实现印度洋的海上连接是可能的。经过精心准备，1497年，由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领导的新探险队扬帆起航，在南大西洋划过一个广阔的弧线，最终于次年抵达印度。

虽然达·伽马的船队只有四艘中等大小的船只（远不如郑和第一次远征时的62艘宝船），但它们都是精心建造的，以便胜任往返印度的长途航行。这些船的船体经过加固，既能应对波涛汹涌的大海，又能承受甲板上大炮的重量，每艘船都装载两套备用帆和大量额外的索具。船上有极其坚固的桶来储存水手的饮用水和其他补给。船队在非洲南端还获得了额外的水和鲜肉供应。尽管如此，到了1497年12月25日，当船队抵达印度洋海岸[他们将其命名为“纳塔尔”（Natal）——葡萄牙语中的“圣诞节”]时，饮用水再次短缺，而且许多人患上了坏血病，这是一种由维生素C含量过低引起的疾病。在随后的两个月里，船队从友好的非洲人那里购买了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柑橘以及饮用水，暂时缓解了问题。然而，当船队沿着斯瓦希里海岸前进时，当地穆斯林统治者对帆上有十字军标志的船只非常怀疑。初次见面十分尴尬，因为葡萄牙人只能提供粗布和粗糙的衣服作为礼物，相比之下，斯瓦希里统治者则提供了美味的食物和香料作为见面礼。幸运的是，达·伽马雇用了一名古吉拉特领航员带领他们穿越阿拉伯海，到达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1498年5月20日，也就是他们离开里斯本大约10个月后，舰队在那里停泊过夜。

在卡利卡特，葡萄牙人就像在斯瓦希里海岸一样，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显得浅薄。在那里有一位游历甚广的穆斯林商人用卡斯蒂利亚语向葡萄牙人打招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咒骂）。后来，另一个人用威尼斯语与他们交谈。就达·伽马而言，他将印度教统治者误认为是基督徒，并犯下了其他文化错误。也许更糟的是，葡萄牙非常生动地展示了低端的贸易商品。达·伽马试图通过卡利卡特的首席官员赠予其统治者12块条纹布料、4个红色头巾和6个洗脸盆，但却遭到对方的嘲笑。探险家试图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只是一个探险家，而不是富商。这位官员问他来是想发现什么：石头还是人？

在遭到质疑和拖延之后，达·伽马成功地在其两艘幸存的船只上装载了部分印度货物，于1499年7月10日抵达里斯本，这距离他们最初出发已过去了两年，船员仅剩原来的一半。虽然从印度运来的“样品”货物和香料很少，但它证实了东方的财富是真实存在的，并且可以通过绕过非洲的路线获取。葡萄牙本土或许贫穷，其跨文化的成熟度也有限，但他们确实拥有两大明显优势：舰载大炮的军事优势和舰队的载货能力。他们在传播其力量和信仰时也足够无情。葡萄牙在确保主要贸易路线和港口主导权方面的投资规模表明，他们的预计利润将十分可观。1505年，一支由80艘新船和7000人组成的舰队轰炸了东非的沿海城镇，使其沦为废墟而被迫投降。随后的入侵确立了葡萄牙对印度洋世界主要港口的控制：果阿（Goa， 1510年）、马六甲（1511年）和波斯湾入海口的霍尔木兹（1515年）。对港口的控制使葡萄牙人能够对沿某些贸易路线往来的商船实行“通行证”制度。在印度果阿的新首府，大名鼎鼎的印度总督派出了装备精良的船只，无情地对付缺乏适当证件的商船。亚洲和阿拉伯商人支付了足够多的巡逻费用。然而，大多数葡萄牙商业仍然掌握在私人手中，依赖于当地统治者的宽容或保护以及土著商人的合作。

由国家资助的商业模式仍存在于地中海和印度洋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体系中。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开创了一种介于这两种体系之间的方法。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 EIC）成立于1600年；资本状况较好的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成立于1602年。两家公司都是通过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出售股票来筹集运营资金，投资者获得分享未来收益的资格。新成立的贸易公司还拥有政府特许状，特许状赋予它们为本国在海外进行贸易，以及发动战争、签订条约和结盟的独家权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印度公司，虽然它们效仿了英国和荷兰的模式，但由于缺乏资金和面临激烈的反对，其业务规模较小，贸易网点也不多。

17世纪巴达维亚［Batavia，今雅加达（Jakarta）］的市场，当时爪哇还是荷兰的殖民地。

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试图通过武力建立据点，但又无法逃避培养当地贸易伙伴的需要。最初，双方在果阿的葡萄牙基地以东各设一个总部。荷兰东印度公司利用季风和洋流创建了一条通往其巴达维亚基地的快速路线，从而取得商业优势。除了攻击他们的欧洲对手外，他们还以武力在摩鹿加群岛（Moluccas，即香料群岛）建立战略基地。在那里，他们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香料贸易和战略港口，并在17世纪中叶控制了马六甲和锡兰。毫无疑问，上述事件在当时都是大行动。特别是16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200艘船，雇用3万人到东方进行贸易，更是盛况空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则后来居上，它先是于1639年在印度东南部的马德拉斯[Madras，今金奈（Chennai）]建立了基地，30年后又在古吉拉特邦以南的西海岸创建了一个新基地——孟买，这两个基地都在莫卧儿帝国统辖范围之外。在经历了几次挫折之后，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于1690年在莫卧儿帝国统治下的孟加拉的加尔各答建起了一座堡垒。为对付葡萄牙人，英国东印度公司和荷兰东印度公司有时也能合作，但他们的商业竞争也常带来武装冲突。1652年至1784年，爆发了四次激烈的英荷战争，最终的结果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占了上风。此外，七年战争（1756—1763年）则限制了法国公司的在印度的扩张。

传统上，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欧洲人在促进跨洋贸易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海洋，这种贸易将亚洲与欧美市场直接联系起来。但在数量和价值上，亚洲内部的业务远远超过了这一时期的洲际交易所。亚洲内部的价格模式给了欧洲人主要的获利机会。白银和铜在日本相对便宜，但在中国更受重视，而印度人对黄金的重视程度也很高。运费和其他商品的利润可以投资于实物以利用差价。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大的优势发生在1639年，由于日本在当时禁止其他欧洲人进入，荷兰人得以独享日本白银的特权。在一定程度上，来自美洲，特别是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西班牙矿业企业的资金，推动了欧洲人在中国和印度的业务。

▲ 图为刻画了一艘印度洋船只的浮雕板，藏于爪哇岛婆罗浮屠（Borobudur）内的佛寺（建于9世纪）。

▲ 印尼的香料市场，已交易了几个世纪。

最初，欧洲人寻找香料，特别是来自印度的胡椒和来自摩鹿加群岛的丁香和肉豆蔻等“上等香料”，其中部分出口到欧洲，但主要是为了庞大的中国市场。这种外来香料的利润率较高，但欧洲对亚洲胡椒的需求日益旺盛，在18世纪开始的前30年，每年的需求量约为340万千克。出乎意料的是，其他商品也变得更加重要。在17世纪，印度向大西洋出口的棉纺织品的价值超过了香料贸易。到17世纪70年代，每年有100多万块棉布流入欧洲，使英国不得不颁布法律来保护国内生产。当时，胡椒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额的五分之一，但纺织品的重要性是其三倍。当时还有一种贵重的丝织品贸易——货物主要来自中国。到了18世纪中叶，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和爪哇的咖啡豆，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已成为出口到欧洲的热销商品。茶的价值是胡椒或上等香料的两倍，咖啡的利润几乎与之相当。在西方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泡茶的称呼（tea， chai）。

▲ 威廉·丹尼尔（William Daniell）于1808年创作的《东印度码头的景色》（A View of the East India Docks）。从图中可以俯瞰南边的格林威治半岛（Greenwich peninsula），右边是环绕犬之岛（Isle of Dogs）的河流。

尽管新的海上航线降低了亚洲商品的价格，并大大增加了它们在大西洋地区的进口量，但认为欧洲人完全控制了局面，那便是一种误解。从16世纪中期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一个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部分地区增强了直接控制，但核心控制区域仍然是带有码头、仓库和一个欧洲聚居区的小型前哨站。欧洲商人是无人控制的更大经济体系的参与者。对欧洲人来说，与当地商人和制造商的长期联盟与合作，要比他们不时通过暴力获得的短期优势重要得多。欧洲人的主动性值得称赞，但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在亚洲、非洲的伙伴与对手上，会让事态显得更为复杂和现实。当然，非欧洲的种植者、制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也值得关注。

在香料、纺织品和其他产品的交易背后，有着各种层次的技术娴熟的农民、工匠和当地的商人。例如，从1500年起，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种植者对于稳定的胡椒贸易是不可或缺的。同样，亚洲其他地区的农民是上等香料的来源基础，而中国农民的劳动是巨大的茶叶贸易的基础。孟加拉和印度南部的纺织工人所生产的高品质棉纺织品，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制成品。从古丝绸之路开始，丝绸的生产就一直由中国工匠主导。12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报告说，一年中每天有一千车的丝线进入忽必烈的首都外的一个巨大市场。葡萄牙人在澳门购买了大量丝绸，中国商人把更多丝绸带到马尼拉和马六甲的市场，这些市场是欧洲贸易公司和许多其他国籍的商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印度洋的港口城市必须决定是与欧洲人结盟还是反对他们，这个决定常常受到宗教的影响。例如，两个相互竞争的港口占据了斯瓦希里海岸的中心。如前所述，蒙巴萨避开了达·伽马舰队的到来，但较小的港口马林迪的穆斯林统治者提供了一个越过海洋到达马拉巴尔海岸的向导。七年后，一支装备精良的葡萄牙舰队向斯瓦希里海岸进发，炮轰了蒙巴萨，但放过了马林迪。同样，在主要的港口卡利卡特，好战的葡萄牙人和那里的穆斯林贸易社区相互反感，可那里的印度教统治者却相信了葡萄牙人。随后，卡利卡特在一系列冲突中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其较小的邻国和对手科钦则通过与葡萄牙结盟而变得更加重要。在其他地方，欧洲对战略港口的占领，往往导致亚洲贸易界将业务转移到同一地区的另一个港口。

▲ 这幅画创作于1649年，描绘了停泊在巴达维亚的亚洲和欧洲船只，以及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船上装载着从芝利翁河（Ciliwung River）顺流而下的货物。河的左边是前巴达维亚城堡，它保护城市免受攻击，右边是西岸仓库（Westzijdsche Pakhuizen）。

另一种策略是将合作与逃避相结合。庞大的古吉拉特原住民社区广泛投资中东贸易，巧妙地捍卫了他们的最大利益。古吉拉特邦向葡萄牙人支付了保护费，以确保通过葡萄牙人的海上巡逻获取海路安全，但他们在风险较小的海上规避了费用。贸易共同体占了欧洲主要港口人口数的绝大部分，其利己主义也很明显。1600年，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和穆斯林是霍尔木兹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名义上的“统治者”葡萄牙人只占居民人数的17%。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总部，1600年时中国居民的人数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居民的8倍；类似的比例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此外，大多数欧洲人是单身男性，他们从当地人那里找女朋友和妻子。葡萄牙人偏爱从亚洲基督徒中找伴侣，荷兰人则喜欢从有一半葡萄牙血统的天主教徒中选择。这个新的中间社区，在血缘和文化上都将欧洲人和当地人联系在一起，他们语言流利，跨文化交流自如，是强有力的中介。

▲ 1565年，年迈的瓦斯科·达·伽马担任印度总督。图片来自《利苏艾尔特·德阿布雷乌书卷》（Livro de Lisuarte de Abreu）。

▲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邱园宝塔，由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爵士于1762年设计建造，他在18世纪40年代曾三次航行至中国，潜心研究中国建筑。宝塔模仿了中国的设计，高达50米。

到1350年，南方沿海城市广州的商人群体主导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此后不久，明朝的首任皇帝就将那里的对外贸易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禁止中国商人出国。结果，福建商人只得在海外定居。爪哇北部海岸和苏门答腊岛形成了两个早期社区。由于中国官方的海禁政策无法被长期落实，从1600年开始，在马尼拉、巴达维亚以及日本长崎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商人。福建商人通常带有他们周围环境的文化特征，那些在苏门答腊的福建商人被描述为穆斯林；而在马尼拉，也有相当数量的福建商人被认为是天主教徒。在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之后，福建人和荷兰人一样，被限制在长崎为他们设置的特殊区域。福建人对其所有的亚洲和欧洲东道主而言都很重要，双方都受益于彼此的联系——当然，马尼拉和1740年巴达维亚对中国人的周期性屠杀除外。

传统的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亚洲和非洲大国往往无视贸易，因为它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税，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贸易对埃及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马穆鲁克统治者派出两支舰队对抗葡萄牙人，第一支舰队在古吉拉特邦遭遇耻辱性的失败，第二支舰队转而征服也门富裕的贸易港口，也许其目的是封锁葡萄牙人进入红海的通道。对也门的袭击似乎导致了奥斯曼帝国于1517年征服埃及，这使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贸易和大西洋新航线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埃及商人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安全保证，威尼斯人和其他欧洲商人也得到同样的承诺，奥斯曼帝国会保障开罗的香料贸易可靠地继续下去。1527年，奥斯曼帝国控制了也门的大部分地区以确保红海不受葡萄牙的攻击。1534年，他们又控制了波斯湾的出海口。随后，奥斯曼帝国和葡萄牙人的争霸在全印度洋展开，并在1589年斯瓦希里海岸的蒙巴萨决战中达到顶峰。奥斯曼帝国战败，但由于荷兰和英国特权贸易公司接踵而来的挑战，葡萄牙的实力很快被削弱了。

半个世纪后，一个有着帝国野心的阿拉伯海上国家——阿曼苏丹国，将葡萄牙人驱逐出波斯湾，并袭击了他们在斯瓦希里海岸的前哨站，又在17世纪50年代占领了桑给巴尔岛（Zanzibar），并最终在1696年占领了蒙巴萨。在一段时间，阿曼在印度纺织品、非洲象牙和奴隶贸易中获利颇丰。19世纪初，一位新苏丹重建了阿曼的东非帝国，使桑给巴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丁香产地。

在印度，政治和商业的运作方式大不相同，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基本上把挑战欧洲人的任务丢给了商人。皇帝对英国的艺术和技术有些兴趣，但对贸易和条约却知之不详。在早期，莫卧儿王朝的官员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古吉拉特邦繁忙的苏拉特（Surat）港进行交易，在那里，它们只是作为广大的古吉拉特邦系统中的一个交易单位运营。在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莫卧儿王朝控制范围之外，地方当局还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法国公司开设贸易站，尤其是允许英国东印度公司在马德拉斯为工厂设防。恒河入海口附近的地方统治者允许马德拉斯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人进入孟加拉市场，最终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696年在加尔各答构筑了另一个要塞。过了几年，当东印度公司变得过于嚣张时，莫卧儿王朝关闭了东印度公司在苏拉特的工厂，同时封锁了它在加尔各答的据点，从而迫使英国东印度公司接受了莫卧儿王朝的和平条款。然而，莫卧儿王朝的实力日渐衰落，其他印度邦对其的挑战则日渐增强，于是莫卧儿王朝的统治者更倾向于成为东印度公司的强大盟友。到19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了整个印度东部——表面上是以莫卧儿皇帝的名义统治，实际上莫卧儿皇帝已沦为公司的附庸。

正如两个欧洲外交使团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皇帝与欧洲的关系恰好与莫卧儿王朝的态度相反。1519年，第一位葡萄牙使者托梅·皮列士（Tom Pires）给广州的中国人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他不熟悉中国人的礼仪，并惊讶地发现自己要等上几个月才能见到中国皇帝——这是一种帝国习俗。当皇帝在1521年2月终于允许皮列士进入北京时，他并没有对其表现得热情友好，因为皇帝听说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而他认为皮列士是罪魁祸首。皮列士和他的部下最终被判决为海盗，并被关进监狱后处决。15世纪50年代中期，广州当局确实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了一个基地，但明末清初的皇帝对外国商人几乎没有兴趣。由于缺乏直接进入中国的渠道，英国东印度公司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依赖福建商人在东印度群岛的港口将中国商品运到他们手中。18世纪末，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没落和茶叶贸易的日益兴盛，英国为改善对华贸易状况做出了极大的努力。1792年，英国政府派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去商谈一项开放贸易的条约。马戛尔尼比皮列士消息灵通，英国东印度公司向他提供了价值15000英镑的“贡品”。他的代表团没有受到苛待，但乾隆皇帝拒绝开放新的贸易口岸或签署条约。乾隆皇帝后来致信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称赞马戛尔尼“谦恭有礼”，但坚持认为中国无须扩大贸易，也无须英国派遣常驻使节。这位皇帝有句名言：“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这种冷漠的反应具有误导性，因为许多中国人渴望西方的技术、知识和商品，这导致几十年之后，商业化的欧洲和帝制的中国将相差甚远。

大西洋世界的人口、植物和种植园

世界史学者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假设（即公元1800年后西方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根源在欧洲）提出了挑战。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农民和欧洲农民有很多共同点，包括在自然（比如小冰期）和人为（比如森林砍伐）的生态危机中挣扎求生。彭慕兰认为，欧洲在随后出现分流的主要原因不在国内，而在海外。在一定程度上，正如本章所述，尽管有白银外流，但欧洲人还是从亚洲的商业活动中获利。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西方的分流是由美洲的红利效应造成的，它打开了一块巨大的土地供人开发，并最终创造了一个大西洋经济体，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亚洲贸易。美洲不仅为亚洲贸易提供白银，为西方人的中国茶叶提供糖，而且还提供了价值不菲的新作物，从不起眼的土豆到烟草，以及小麦和木材，缓解了欧洲的匮乏。即使这种新的解释尚未得到最后的证实，它也为探讨一些重要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

公元1400年以后，欧亚大陆北部人口稠密的地区面临着三个重叠的事件：降温期持续并恶化，来自美洲的新粮食作物缓解了最贫穷人口的饥饿，新的生产和分配系统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供应。尽管爆发了毁灭性的战争，欧洲的人口在1400年至1800年增长了两倍；中国则翻了两番还多。人口增长不一定是繁荣的标志，因为它可能掩盖了社会不平等和环境压力，但它是一个比人口下降更有希望的指标。

全球气温大约在1200年开始下降，并持续走低，在17世纪降至新低。1600年，欧亚大陆北部经历了两个世纪以来最寒冷的夏天，部分原因是安第斯山脉的于埃纳普蒂纳火山（Huaynaputina）爆发，将大量的火山灰吹到高层大气中，使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阳光都被灰色阴影遮挡了。在这个世纪里，其他的火山爆发引发了四次大的寒潮。太阳黑子活动的严重减少加剧了寒冷。从新西兰到阿尔卑斯山的冰川越来越大。生长季节开始得晚却结束得早，未成熟的谷物夭折田间。随着夏天的缩短，冬天变得更加漫长与寒冷。通常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可通航的河流和运河冻结了数周，阻碍了驳船运输谷物。在爱沙尼亚以及波罗的海和北海周边的其他地方，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可能因为17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次寒潮而饿死。中国也发生了饥荒，尽管还不清楚是由于气候变化或是其他什么原因。

小冰河时期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因为农业产量已不堪重负。有限的畜力和机械使用、未经改良的种子以及枯竭的土壤肥力使农业生产率较为低下。长期以来，欧洲人一直试图通过每隔两年或三年就让土地休耕来恢复枯竭的土壤肥力——尽管这进一步降低了生产率。另一个问题是，许多土地所有者发现，为远方市场种植作物比为当地市场种植作物更有利可图。例如，在16世纪的西班牙，土地所有者选择养羊（获取羊毛）而不是种植谷物，他们将羊毛运到荷兰加工成布料，而这进一步加剧了当地未充分就业的农村穷人的贫困。每年两次的夏季和冬季的羊群迁徙，践踏了沿途小农的庄稼，造成水土流失。17世纪，在东波罗的海的平原上，农村土地和劳动力的另一种变化正在发生。毁灭性战争造成人口减少，地主们实施种种限制，把农村穷人变成了农奴，禁止他们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发生在以前很少实行农奴制的土地上。农奴受雇种植运往西欧的小麦，虽然这有助于缓解荷兰的粮食短缺，但也进一步加剧了波罗的海东部和俄罗斯的贫困，在那里，相似的农奴制正在蔓延。中国的农业总体上效率更高，但农田面积通常比欧洲小。

在这种情况下，源自美洲的新作物的到来为抵御饥饿提供了一些保障。中欧和爱尔兰的穷人开始消费土豆而不是谷物。在意大利，玉米粉（玉米粥）成了农村穷人的食物。中国已经生产了大量高产水稻，所以只有在不能种植水稻的高地才会种植土豆。一些中国人也开始种植从美洲引进的红薯和玉米。

▲ 《雪中猎人》（The Hunters in the Snow），由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绘于1565年。这是老彼得·勃鲁盖尔画的几幅冬季风景画中最著名的一幅，据说画作都是在1565年完成的。当时正值小冰期，人们经历了一个异常寒冷的冬天。

第二组有利趋势包括重新分配劳动力、开垦土地和提高生产率。在17世纪和18世纪，中国政府将至少1000万农民从人口稠密的地区重新安置到帝国人口稀少或因战争导致人口减少的地区。欧洲没有进行这样的重新安置，荷兰的工程师采取了相反的策略：在人口稠密的国家内部或邻近地区开垦新的土地。在1540年到1715年，修筑堤坝和抽取海水使1500平方千米的土地得以再生，排空湖泊又使1850平方千米的土地得以释放。在18世纪，一些富有的英国地主雇用荷兰工程师将湿地排干用于耕种。后来（主要是在1815年以后），他们用更好的耕作方法提高作物产量，其中包括把公共土地围起来供自己使用。

18世纪欧洲和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给森林和土地带来了压力。压力产生的原因部分是家庭对烹饪和取暖燃料的需求，但炼铁和造船对木材的高需求导致了更大面积的森林砍伐。到18世纪末，英国的森林覆盖率不超过10%，这导致那里的冶炼厂转而使用焦炭（从煤中提炼而来）而不是木炭来炼铁。法国的情况稍好一些，但到1800年，即使在瑞典和俄罗斯，木材短缺也很明显。中国的森林砍伐总体上没有那么严重，那里的炼铁厂比英国更早转向焦炭，中国的农民在做饭和取暖时能比欧洲人更有效地使用木材。即便如此，中国人口稠密地区的森林也遭到破坏，导致了严重的洪灾和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的淤塞。

与欧亚大陆北部相比，美洲的农业和生态转变更具革命性。早在14世纪90年代，葡萄牙人对印度洋的探索就促使西班牙君主们试图通过向西横渡大西洋，开辟一条通往亚洲海洋的竞争航线。尽管出生在热那亚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基于对地球大小的错误认知，认为这是一条更短的通往东方的路线，但他在1492年意外地发现了西印度群岛。这一发现带来的后果是可怕且严重的。哥伦布带来了一些致富的希望，但与此同时，他们携带的疾病很快开始杀死岛上的原住民，然后是大陆上的人。很难确定有多少人死亡，但死亡人数之多、死亡速度之快是确定无疑的。随着土著社区的衰落，这些“丧偶之地”通过空前规模的海外移民重获新生，其中一部分是以奴隶为基础的庞大种植园系统。这些人口流动和土地开发的投资者从迅速发展的跨大西洋贸易中获利。

加勒比、墨西哥和秘鲁的土著居民在接触后的头50年中发生了悲惨的人口崩溃，这是一个较长过程的第一阶段。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传染病相继侵袭了50%到90%的美洲印第安社区。再下一个世纪，由于从欧洲带来的传染病（包括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与从非洲传入的疟疾和黄热病交叉感染，微生物疾病继续席卷了50%到90%的美洲印第安社区。一旦美洲印第安人获得传染病抗体，他们的数量就开始回升，最成功的是在墨西哥和秘鲁，那里的人口密度在早些时候是最高的。从大西洋彼岸引进新人口的成本，以及人们不愿离开家园的意愿，意味着美洲印第安人在18世纪中叶之前一直占绝对多数。直到19世纪，欧洲移民到美洲的人数仍少于被奴役的非洲人。

人口变化只是所谓“哥伦布大交换”的一部分。同样被引入美洲的还有大大小小的四足动物：马、牛、猪、绵羊和山羊。这些动物经常逃到野外，由于食物丰富且捕食者稀少，它们的繁殖速度很快。重新驯化后，大型动物可以被骑乘或被用来拉动轮式车辆；较小的野兽提供食物和兽皮。它们的出现为一些美洲印第安人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北美平原上骑马的印第安人。新作物也从两个方向横跨大西洋。美洲作物的传播，如玉米、马铃薯、西红柿、红薯、木薯、南瓜和豆类，对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本章所述时期内，从非洲引进的作物（香蕉、一些谷物、秋葵和黑豆）对美洲的影响较小。由西班牙人引进的小麦、葡萄和橄榄也花了很长时间才产生重大变化。然而，公元1800年以前，糖的传播给美洲和大西洋沿岸带来了巨大变化。

尽管国内经济不景气，但在19世纪之前移民到美洲的欧洲人相对较少。政府法规、交通风险与成本都阻碍了移民。对于那些愿意移居的人来说，欧洲城市更具吸引力；而对于那些冒险出国的人来说，亚洲和非洲的机会往往比美洲更具**力。到1760年，美洲已接收了大约120万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移民，还有3万名荷兰人，但人口稠密的法国只有大约5.4万人（其中大多为男性）来到此地。宗教动机导致了一些例外。宗教迫害把犹太人从伊比利亚半岛赶到非洲和美洲，以及欧洲其他地区。加尔文宗新教徒，无论男女，也在寻找新的家园。法国胡格诺派教徒去了开普敦、查尔斯顿（Charleston，位于南卡罗来纳州）以及伦敦。英国清教徒前往普利茅斯（Plymouth，位于马萨诸塞州）和波士顿。18世纪，来自英国的移民比例高于西欧其他国家，而且性别比例更加平衡。不过，即便是17世纪30年代到新英格兰的所谓“大迁徙”，人口也不超过3万人。总体而言，大约有50万人在17世纪离开了不列颠群岛，大多数人通过签订契约来支付费用。这些契约允许他们自由通行，以代替对早期定居者四五年的奴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大约20万人去了英属西印度群岛，12万人流向了正在发展早期种植系统的切萨皮克（Chesapeake）殖民地，而只有约8万人流向了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的殖民地。然而，到1815年，前往美洲的250万欧洲人与广袤的美洲大陆相比，实在是少之又少。

在这几个世纪里，到达美洲的非洲奴隶人数是欧洲移民人数的4倍。在1580年至1700年，非洲移民已占新移民的60%以上。而在1701年至1820年，这一比例升至80%以上。大规模部署非洲劳工并不是解决劳工问题的首选方案。西班牙人曾利用习惯于高海拔的美洲印第安奴隶在安第斯山脉开采银矿。葡萄牙人最初也利用被奴役的美洲印第安人种植甘蔗，而英国则利用签订了契约的英国人在西印度群岛种植烟草。只有当劳动力需求超过供给，且有利可图并足以承担成本的情况下，奴隶进口才有可能。在公元1600年以前，西班牙人购买非洲奴隶来代替或补充往返波托西（Potosí）矿区的本地劳动力。在巴西，被奴役的印第安人的高死亡率迫使葡萄牙人转向非洲劳动力，以扩大他们的甘蔗种植园。同样，当很难找到足够的契约仆役时，英属西印度殖民地也转向成本高出一倍的非洲人，同时转而种植利润更高的甘蔗。其他人也纷纷效仿。为了服务上述情况和其他活动，奴隶贸易的数量从1601年至1625年的27.5万人（平均每年1.1万人）增加到1790年至1815年的175万人（平均每年7万人）。数百万非洲人横渡大西洋是当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非洲奴隶的大量使用并非因为他们廉价。在非洲，奴隶的购买和运输费用高昂。种植园制度的普及使奴隶的价格水涨船高——或是因为殖民地的高需求，或是因为在非洲购买奴隶成本的上升。例如，牙买加奴隶的价格从1700年的25英镑上涨到该世纪中叶的35英镑，这相当于英国士兵年薪的4倍，或英国富豪家女佣年薪的5倍多。18世纪末，购买一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要50加元。奴隶制的沿袭也没有给西印度群岛和巴西的糖料种植园主带来多大好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牙买加一位叫爱德华·朗（Edward Long）的种植园主，从他1779年至1785年的一个记录里我们可以看到，奴隶的死亡人数竟然是其出生人数的两倍。这就使爱德华·朗不得不长期花费大笔资金购买新奴隶，以保持充足的劳动力。正因为死亡率较高，在整个18世纪，西印度群岛的奴隶大多数出生于非洲。只有在北美温度适宜和有益健康的地区，在美洲出生的奴隶才居多。幸运的是，不断上涨的糖价抵消了种植园主为奴隶劳动力投入的高昂成本。

▲ 奴隶们在安提瓜（Antigua）收获甘蔗。“在德拉普（Delap）的庄园里砍甘蔗。”男人和女人在第一组，黑人监工监督；骑在马背上的是白人经理或监工。人们对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知之甚少，尽管他可能是安提瓜种植园的经理或监工。这是其中一幅。是根据他的绘画，由专业的版画师转绘成版画的。威廉·克拉克：《安提瓜岛十景》（Ten Views in the Island of Antigua），伦敦，1823年。

糖料种植迅速改变了西印度群岛的经济。1640年至1680年间，英国殖民地巴巴多斯的人口从欧洲烟草种植者占绝大多数转变为非洲甘蔗种植者占绝大多数，并在此过程中成为美洲最富有、人口最多的英国殖民地。18世纪时，英国的人均食糖消费量从4磅（约1.8千克）增加到18磅（约8.2千克），其中大部分用于甜化中国茶。由于这个小岛缺乏足够的土地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食糖需求，英国人在1655年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牙买加这个大岛。到1700年，大量的土地、机械和奴隶投资推动牙买加超过了巴巴多斯。随后，法国殖民地圣多曼格岛（Saint Domingue）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制糖的先机，直到1791—1804年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摧毁了其种植园体系。

在荷兰人引进烟草之后，烟草成为巴西第二大出口商品（仅次于糖）。从1612年开始，英国殖民地弗吉尼亚（Virginia）满足了欧洲和其他地方对烟草日益增长的需求。靛蓝作物和水稻是其出口的其他热带作物。北美的法国、荷兰和英国殖民地成为欧洲毛皮和木材的主要供应国。新英格兰殖民地也同英属西印度群岛进行食品和木材贸易，所有这些来自美洲的出口都与进口相匹配。与印度洋和中国的贸易不同，荷兰的产品在17世纪占据主导地位。但在1670年后，法国、英国的商品和航运迅速扩张，1750年后英国占据主导地位。到1815年，西印度群岛是大英帝国出口贸易最重要的市场，此外还有亚洲纺织品和陶瓷。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英属印度的市场规模略小于加拿大。

非洲在大西洋经济中的作用远远不只是作为奴隶劳动力的来源。非洲参与国际贸易的整体情况更类似于亚洲而非美洲。像亚洲人一样，非洲人长期以来参与外部世界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交流（主要以穆斯林的中介），他们与强势的欧洲访客互动。与美洲不同的是，非洲与欧洲和亚洲拥有同样的疾病，所以新的接触没有带来人口的崩溃。这一时期的非洲几乎没有殖民征服。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与大西洋打交道的原因，与他们长期跨越大西洋和印度洋进行贸易的原因大致相同：以所谓具有吸引力的价格获得想要的商品。由于欧洲人拥有广泛的商业网络，他们可以向非洲人提供各式商品，包括亚洲和欧洲的纺织品、巴西的烟草以及西印度的朗姆酒。非洲最大的需求是花样繁多、材质各异的纺织品。例如，1593年至1607年间，仅荷兰就在黄金海岸售出了约3000万码（约2743万米）的亚麻织物及大量其他纺织品。非洲人对金属的需求量也很大，包括铜和黄铜物品，以及铁棒和各种金属制品。随着欧洲商人逐渐了解这一点，非洲人的讨价还价愈加困难，因此对他们所购买商品的质量和种类异常挑剔。

与西撒哈拉和印度洋贸易一样，黄金在西非最早的大西洋贸易中地位也很突出。为了促进贸易，沿海的非洲人在1482年允许葡萄牙人建造一座小堡垒。虽然葡萄牙人称它为“圣乔治矿山”[St George of the Mine，后称“埃尔米纳”（Elmina）]，但真正的金矿位于内陆。从1553年开始，黄金贸易也吸引了英国人和荷兰人来到这个“黄金海岸”。荷兰人在1637年从葡萄牙人手中夺取了埃尔米纳。西非成为西欧黄金的主要来源地，其出口量从16世纪下半叶的年均2万至2.5万盎司（约567.0至708.7千克）上升到17世纪上半叶的3.2万盎司（约907.2千克）。在非洲采矿、冶炼和从事黄金贸易的垄断地位受到严密保护。

西非人也出售森林产品，从一种被称为樟木的红色染料木和麝香油（来自果子狸的麝香腺体）到象牙、动物毛皮和蜂蜡。位于尼日尔河三角洲的贝宁（Benin）王国向早期葡萄牙人出售一种他们种植的味道辛辣的黑胡椒和一些制成品，制成品包括棉纺织品和石珠，这两种商品在黄金海岸都很值钱。在1650年以前，奴隶只是西非出口商品的一小部分，而在安哥拉和非洲中西部的其他地区，奴隶贸易在17世纪上半叶增加到每年1.3万人。部分原因是那个地区没有欧洲人想要的黄金或其他产品，但那里的人也渴望得到从欧洲船只上运来的货物。1650年后，为满足美洲日益增长的需求，非洲奴隶的重要性迅速增长，在卷入大西洋奴隶贸易的1250万非洲人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在1651年至1815年间踏上此途。相比之下，从1350年至1600年，撒哈拉沙漠的阿拉伯奴隶贸易每年约为6300次（远远高于那个时代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从1601年至1800年达到每年约8000次（远低于同时代的大西洋奴隶贸易）。此外，更难以确切描述的，是这种贸易对被奴役者和非洲社会的影响。

成为奴隶并被运往海外的历程是残酷而痛苦的。基于有限的第一人称叙述和其他来源，似乎大多数人是在战争或突袭中被俘虏的。劫持者是其他非洲人，但共同的非洲身份和共同的亚洲或欧洲身份一样罕见。劫持者抓获的对象一般属于敌对社区，或至少是不属于自己社区的人。许多人是作为家庭成员被抓的，随后痛苦地与配偶、兄弟姐妹或孩子分离。非洲的劫掠者可能会把被掳的妇女和儿童纳入他们自己的社会，但总是把成年男子卖出，他们通常会在前往沿海港口的途中被转售几次。一路上，俘虏们遭受了与亲人和祖国分离的巨大痛苦，有时会变得沮丧，失去抵抗甚至生存的意志。到达港口后，俘虏会得到食物和足够的照顾以使其可以出售，因为欧洲奴隶贩子通常会聘请医生检查俘虏是否有身体缺陷，而这些缺陷可能使他们失去用处或导致疾病，这不仅威胁他们的生命，也可能威胁其他乘客的生命。一旦被选中并和其他数百人一起被装上船，这些俘虏就被按年龄和性别分类。成年男子被认为是最危险的，他们被关在甲板下面，通常是成对地用铁链锁着。由于妇女缺乏反抗劫持者的意愿，她们通常被单独囚禁，而不是用铁链锁着。婴儿和其他儿童与他们的母亲或其他妇女待在一起。奴隶区非常拥挤，没有足够的空间伸展开来睡觉。奴隶们每天吃两次从欧洲运来的豆子和玉米粉，辅之以从非洲购买的调味品。船只通常从非洲装运充足的淡水以供横渡大洋之用，但如果供应不足，有时不得不削减给养。俘虏们不得不在露天的桶里大小便。这些船定期排空，但波涛汹涌的海上情况可能会延迟排空的时间或溢出其中的东西。由于晕船或疾病引起的腹泻与呕吐通常会使卫生状况变得更糟。在运行良好的船上，奴隶的住处会定期用海水和醋清洗，以控制异味。即便如此，疾病还是会在密闭和不卫生的区域迅速蔓延。

那些在奴隶船上干活的人对奴隶每天遭遇的苦难早已习以为常了，但总的来说，他们可能并不比其他人更残忍。他们对待奴隶的方式受到两个更大因素的制约。首先，对奴隶起义的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尽管成功的寥寥无几。船员们自然是想保护自己，并惩罚任何试图占领船只的俘虏。当海岸仍在视线中时，暴动是最常见的。在公海上，起义比较少见，但另一个危险是俘虏们选择逃避他们残酷的命运。奴隶贩子竖起了防止自杀的防护网。关于俘虏待遇的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考虑是赚钱的欲望。死于虐待或疾病的奴隶是完全的损失，一个残废的奴隶可能也卖不出去。船上医生的服务和对个人卫生最低限度的要求，以及充足的食物供应都不是善意之举，而仅仅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使俘虏存活。抑郁是被奴役者的另一个问题。为了提高情绪，俘虏们被迫在播放的音乐中跳舞。那些拒绝进食的人则被强迫喂食。平均而言，几个世纪以来奴隶的生存率有所提高，表明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另外，18世纪后期11%的平均死亡率仍然令人恐惧。对托运人而言，潜在的问题是天花和痢疾等传染性疾病可能导致大量死亡。平均值不是标准，主人和投资者的利润并不稳定。死亡往往是被奴役者的命运。

很难衡量奴隶离境对非洲的影响，以及使他们陷入困境的冲突带来的损失。具有废奴主义思想的欧洲人认为，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一定因此人口减少，沦为蛮荒之地。但当探险家在19世纪第一次深入奴隶港口后面的内陆地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那里秩序井然、繁荣、人口稠密。有几个因素被认为缓解了奴隶贸易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奴隶主要来自人口相当密集的地区；奴隶不是持续来自相同的地方，而是随着贸易的增长，倾向于从更远的内陆派生；出口的男性比例高（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对出生率的影响较小。此外，研究表明，来自新大陆的植物，特别是耐寒的块茎木薯（或木薯），缓解了非洲中西部地区周期性的饥荒，而该地区是最大的俘虏供应地。最好的估计是，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顶峰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的增长率停滞或下降至负数。当19世纪大西洋奴隶贸易萎缩时，非洲人口数量再次上涨。

关于对非洲社会和经济破坏的另一个普遍看法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认为用来交换奴隶的枪支具有破坏性，从而忽视了枪支对防御和进攻同样有用的事实。战争不太可能是由这种武器的供应造成的，而且出口到非洲的武器就人均数量而言并不巨大。关于进口商品破坏非洲生计的说法似乎也被夸大了。在很大程度上，进口纺织品补充而不是取代了当地的布料制造。从某种程度上说，进口铁条可能确实削弱了非洲的炼铁业，但铁条给了当地铁匠更多的工作，他们把铁条变成了有用的物品。虽然没有夸大那些被运走的人的痛苦，但奴隶贸易在非洲造成的伤害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持久。

18世纪，欧洲在大西洋的贸易量与价值变得和它在亚洲的贸易一样重要。巴西的奴隶制经济体提供了糖、烟草和黄金，而西印度群岛则提供了糖和咖啡。北美提供鱼、毛皮、木材、大米和靛蓝作物。这些货物为欧洲的出口商品和来自非洲稳步增长的奴隶供应所平衡。亚洲商品对大西洋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印度棉布对非洲市场至关重要，在美洲也是如此。英国的大西洋贸易增长了6倍。船只变得更大，海上保险降低了损失的风险。由于商人们学会了将港口停留时间从18世纪初的平均100天减少到18世纪末的平均50天，跨大西洋运输商品的成本下降了。因此，往返航行的费用降低了，使一艘船可以一年完成两次往返而不是一次。

结论

从1350年到1815年，世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也许比前一个时代更多，但要少于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诚然，自1350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了大约3倍，但人均财富分配大致相同，因为尽管美洲印第安人饱受瘟疫和人口锐减之灾，但世界人口也以同样的规模增长。当然，有些人的生活要好得多，但世界各地的奴隶数量也大幅增加。粮食供应和分配有所改善，但人口增加给环境和资源带来了额外的压力。

有些事情显然具有周期性。到1815年，成立于17世纪的特权贸易公司不复存在或转型。法国和荷兰的特权贸易公司在18世纪90年代就停止了运营，到18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再从事贸易，而是专注于管理其印度领土。然而，相关机构（股票市场、保险公司、银行）继续蓬勃发展。到1815年，荷兰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宣布大西洋奴隶贸易非法，尽管他们的奴隶种植园仍持续了几十年。

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平衡没有太大变化。亚洲仍是最大的商品生产国，商品的流通已经扩展到大西洋。欧洲的经济领导地位已经从伊比利亚和地中海向北转移到荷兰、法国，特别是英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但除了少数欧洲和阿拉伯的飞地外，他们仍然控制着自己的大陆。最大的经济和人口变化发生在美洲。欧洲人称他们的殖民地为新欧洲：新西班牙、新尼德兰和新英格兰。然而，在人口和文化上，1815年美洲的大片地区仍然属于美洲印第安人，或者已经变成了新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