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经济低迷状态下的创业不容易成功，这是因为市场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大家都纠缠在一起没钱赚。其实，这话只说对一半。为什么？因为既然是经济低迷，那就不是一个企业、一个行业而是全社会甚至全球的事，绝不会有漏网之鱼独善其身的。

以垄断企业或垄断行业为例。虽然这些企业与完全竞争性企业相比，它们拥有政府背景，有强大的靠山；可是要知道，垄断企业的价格也是国家制定的，需要实行听证制度，并且需要考虑同期物价上涨水平的高低，也不是可以随意调价的，所以它们也有许多难言之处。

它们既不可以通过随意提价来增加收入，也不可以随意降价来扩大销售，从而很容易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巨损。与此同时，它们又因具有政府背景，有政府兜底，才会导致最终的“僵而不死”，这与通常所说的“日子好过”还不是一回事；即使有这种含义，也是相对而言的。

例如，由于我国至今仍然实行“计划供热”、“市场煤价”，这就让热电厂在市场煤价不断上升、供热价格无法及时调整的背景下苦不堪言。这种越做越亏，严重影响到企业积极性，甚至随时有停止供热的可能。

2011年11月9日，长春市已经开始供热半个多月了，可是该市最大的大唐长春热电二厂提出的调整供热价格方案依然没有任何消息。每年这个时候都是东北地区的供热旺季，也是热电厂和其他供热企业日子最难过的时候。这不但因为吉林省的煤炭不能自给，大多需要外运，资源缺口、运力紧张、储备不足等问题年复一年地上演，更因为快速上涨的煤价出现了严重的价格倒挂。最近4年来，长春市的供热价格一直没有变化，可是煤炭价格已经从每吨300元涨到800元，翻了一番多，这让热电厂苦不堪言，只好连年亏损着运行，资产负债率超过100%。可即使这样，多年累积下来的越烧越亏，最终必定会随时面临资金链断裂、无煤可烧、无热可供的局面。[1]

能不能通过向银行贷款、暂时解决资金紧张局面呢？这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连年亏损，热电厂已经信誉不佳，很难从银行拿到贷款。并且，同样是因为资金短缺，这些企业的煤炭储备普遍不足，随时有“俏媳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风险。另外就是，越是供热旺季，煤炭的价格还越高，不带现金谁也提不到货，这是市场规律。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提高供热价格呢，这不也是理顺市场关系的需要吗？话可不是这么简单。吉林省政府一位官员表示，老百姓的口袋里也没多少钱，并且当时的物价指数也不低，所以这个问题很纠结，绝不是简简单单提价就能解决的。

另外就是，由于大型热电厂基本上是中央直属企业，而供热零售企业通常是地方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所以这种调价还常常会被蒙上一层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利益之争的色彩，被归结为“体制问题”。

而每当此时，相关地方政府就不愿意多言语了，以免被扣上“地方保护主义”或“中央企业代言人”的帽子，两头不讨好。

由此看来，这个问题还确实不太好办。当然，如果能跳出原有的框框、完全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也是不难克服的。

比如，伴随着市场煤炭价格不断上涨，政府理应提高供热价格，否则就应当予以财政补贴，这是一个简单道理。不能一方面认为不宜涨价，另一方面又不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否则这还让电热厂怎么活呢？

从中容易看出，这些垄断性企业也是苦衷连连。但显而易见，这种苦衷短期内恐怕还看不到有消失的那一天。

因为从实际情况看，每当供热季节来临时，政府都会一再要求企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供热，但到最后真正结账时就再也没有下文了，这让热电厂很受伤。但也应当承认，如果要让政府拿出钱来补贴热电厂，这些地方政府实在也承担不起。

所以只好说，无论是小微企业还是大中型企业、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垄断企业，可谓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要想念好这本经，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而不是安于现状，因为安于现状没有出路。

举例来说，垄断性企业在面对利润下降时，最应当做的不是要求政府允许提高销售价格，而是像非垄断企业一样压缩开支成本；只有当开支成本压缩到全社会平均水平时，才有资格讨论前者。否则，一方面是垄断企业员工的年收入是十七八万元，而竞争性企业员工的年收入是四五万元，这时候一碰到利润下降甚至亏损，就要求政府提高价格，是怎么也难以服众的。如果是这样，那些竞争性企业也要求政府给他们垄断地位，政府能答应吗？！

所以归根到底，垄断性企业应该一切向竞争性企业靠拢才有解；或者说，要彻底打破垄断、引入竞争。

案例

大有大的难处

任何垄断性企业、国有企业、大企业也都有它们的难处，虽然这种难处并不是小微企业能切身体会到的。尤其是在全社会经济低迷时，大企业也需要寻找突围方向，不是向政府申请调整价格，就是要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而无论哪种方式，都会增加失误的可能。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是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控股公司，该公司2006年收购了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州的20亿吨磁铁矿开采权，并且有权进一步认购40亿吨磁铁矿开采权，这就把自己拖入了无底的投资黑洞。

该项目设计年生产能力2760万吨，计划在2010年9月投产，2011年底前达到生产能力，产品全部销往国内。直到2009年年中时，中信泰富还乐观地表示，已经投入的52亿美元已经充分反映项目所需建设投资，并且预留了2亿美元的不可预见费用，不会出现大额超支；可是没想到，后来出现的一系列不断上涨的资本投资变化，促使中信泰富成本不断增加。2011年末，中信泰富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签订工程补充合同，就其中有争议的工程量部分额外支付了高达8.22亿美元的款项，使得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整个工程合同价格从原来的25.85亿美元增加到34.07亿美元。但中信泰富表示，这个成本估算仍在预料之中。[2]

2012年11月19日，该项目的第一条生产线终于带料试车，比原计划3年建成投产的建设期延迟近2年。至此，一系列形势误判、盲目决策、仓促上马，加上国际资源整合能力欠缺和风险管控不力，使得中信泰富最初的42亿美元投资额一步步上升，进而突破100亿美元，是原计划投资总额42亿美元的2.38倍！

中信泰富当初考虑到整个项目建设期和运行期的资本开支达几十亿澳元，所以为了对冲货币风险，分别与花旗银行香港分行、渣打银行、瑞信国际、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汇丰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德意志银行等13家银行签订了24款杠杆式外汇买卖合约。结果，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澳元持续贬值，中信泰富因此巨亏100多亿港元，中信泰富董事会主席荣智健不得不因此引咎辞职。即使如此，中信泰富在风险管理意识、风险防控能力、风险管理体系方面仍然没有多大起色，加上对开发该项目的规则不熟悉，对澳大利亚极其苛刻的环保要求估计不足，所以只得连连感叹“使足了劲，却打在软棉花上”，建设难度大大超出想象，进度严重滞后。

项目投产日期的一再延迟，使得中信泰富失去了一轮非常宝贵的市场机会。例如，国际铁矿石价格在2011年之前是一路上升的，最高点出现在2011年一季度的每吨190美元，然后出现下跌，2012年最低时只有每吨87美元。成本上涨、价格下跌，使得该项目盈利压力骤然增加。据测算，该项目的铁矿石成本为每吨81美元左右，只有到市场价格反弹至每吨108美元以上才有可能获利，但未来究竟如何又有谁知道呢？[3]

1　郎秋红：《供热企业因价格倒挂陷经营困境，或影响居民供热》，载《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11月13日。

2　腾宵：《中信泰富西澳“吸金黑洞”》，载《新财经》，2012年第9期。

3　何腊柏：《风险管控不力，中信泰富深陷西澳铁矿“大坑”难以自拔》，载《何腊柏的博客》，2012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