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可以不拼爹了？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所有企业的地位都一样、全社会没有人再提“国有企业”的时候。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可是，目前这在理论上还没做到，实践中就更是天壤之别了。

在所有企业的地位中，以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企业与民营小微企业之间的悬殊最大。究其原因在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历来定位模糊，不但政企不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国家供养的利益集团，这也就难怪会给市场经济中所有企业一个平等的地位了。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企业搭建一个好的舞台、创造好的经营环境。过去政府总是把它认定的最好的企业扶着，称为“慈父主义”。其实这是害了企业。一方面，它对某个企业给予倾斜，实际上就势必会打击其他企业。也就是说，它扶的是一个企业，却由此扼杀了成百上千个企业。另一方面，这样会使得所有企业失去创新的动力。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斯所说的那样，激励的要点就是让任何个人和企业对社会的贡献，与它取得的回报相一致，否则就必定会逼着一部分人去“傍”政府，因为政府手里有资源。所以吴敬琏说，政府一定要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1]

2009年11月，在“国企、民企能否共赢”的经济学人月度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我国国有企业已经成为国家供养的利益集团。确切地说，国家在过去为国有企业剥离了许多社会负担，如社保养老、学校、幼儿园等，可是它们却成了国内经济不稳定的根源，而不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2]而这种情形过去在国外也是出现过的。

例如，在一些欧洲国家，原来鞋类主要是从国外进口的，后来就想这样不行，万一以后打起仗来军鞋不能保证供应怎么办？所以就规定，以后鞋类不准进口，只能让国有企业生产。当然，现在这成了一个笑话。因为事实证明，国有企业生产的军鞋质量越来越差，军队真要打起仗来反而没什么可穿的。在非洲，殖民地独立之后搞了不少粮食安全政策，说穿了就是统购统销，由国家成立的粮食公司垄断收购、垄断进口、垄断出口，把什么都搞死。可是你现在再去非洲看看，这种粮食政策就没有了，因为这样搞实在搞不下去。

我国的情形也是这样。过去越是抓粮食安全，粮食就越不安全。倡导到处种粮食，即所谓的“以粮为纲”，哪怕房前屋后有一小块地，都要种上向日葵、南瓜等等，恨不得把所有的树都挖掉改种粮食，可是结果怎么样呢，依然不够吃的。还有钢铁也是如此，“以钢为纲”大炼钢铁，钢铁反而不够用。后来不大炼钢铁了，我国的钢产量全球第一。

除了这种国有企业的安全定位错误外，还有财政定位的错误。什么时候国有企业效益不好了，国家的财政包袱就会变得很大；可是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了又怎么样呢？以前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我国过去提政企分开，砍掉了一批部委，目的之一就是要让这些国有企业的财务和财政分开，亏了自己想办法，不再成为政府包袱，同时也减少一些利用国家权力挣钱的机会。可是没想到，2003年后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了，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是3万亿元，而国有企业的盈利是1.6万亿元，所以就不知道这些钱怎么用，于是引发了金融动**——道理很简单：这些国有企业所挣的钱不应该是政府的，也不会给政府，所以只能东奔西突，必定要在哪里出点问题。就好比你要让保姆给你挣钱，那你还要雇她干什么呢？

关于国有企业成为国家供养利益集团的事例，最典型的是煤矿。小煤窑是当地百姓致富的重要途径，可是大煤窑是国有企业，与当地百姓就没有多大的关系。煤挖完了，钱拿走了，工厂搬了，然后地就塌了，因为下面被挖空了。而这时候的地上是不能住人的，只能种树，所以这国有煤矿一走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能看到，凡是哪里有这种大项目的，将来基本上都要成为那个地方本地化发展的重灾区。这就与国有企业的定位不当有关。企业如果有亲疏远近，自主创业者也就没法创了。

案例

不拼爹难以支撑12个月

对于赤手空拳的大学生来说，个人、家庭、企业、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他们的创业道路和创业目标悬殊太大。所谓“功夫在诗外”。

著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断言，“目前中国的现实是，一个年轻人，除非他家里有特殊关系，否则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有资本维持公司运转12个月。在中国，开办公司的启动资金越来越高，以前开办一个公司几万块钱就可以了，现在没有几十万块钱，想都不要想。”[3]

薛蛮子是有资格说这话的。早在1991年，他就投资25万美元在创业初期的UT斯达康上，2000年UT斯达康在美国上市时，薛蛮子共获得1.25亿美元的回报，理所当然成为我国最早期的风险投资者之一。

这10多年来，薛蛮子可以说见证了我国创业环境的沧桑变化。他说，20世纪90年代末，搜狐的张朝阳、新浪的王志东、网易的丁磊出来创业时，国内的创业环境还比较恶劣，正是得益于美国的风险投资，这三家公司才成为今天的三大门户。

接下来，百度、腾讯、阿里巴巴成了我国第二代创业大潮中的代表，基本上同样是国外的风险投资。国内资本市场对这样的商业理念和盈利模式不怎么看得懂，所以很难接受，同时当然也缺乏资金退出机制。

而现在的投资基金领域，内资和外资已经平分天下，并且内资越来越占上风。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创业成本也越来越高。以股市中的创业板市场为例，虽然这为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的退出提供了渠道，可是其中一些规定并不适合创业型公司。例如，如果要按照连续3年都达到一定的盈利水平，那么即使是亚马逊公司也不可能在中国上市；可是恰恰相反，恰好是这样的公司才是最伟大的创新型公司。

薛蛮子直言道，国内年轻人的创业热情确实在逐步提高，每年有六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和上百万的硕士、博士生需要就业，国家为此也出台了各种帮助大学毕业生自主创业的优惠政策，可是这些在他看来，“绝大部分项目实际上效率很低。”

为什么呢？他认为，“为了工作而创业”绝对不应该成为创业的理由；“创业，一定是发现了一个没有被市场满足的需求”，才会吸引创业者去满足这种需求的，决不应该是跟风。想一想也是，儒家的“儒”（人之所需）字不就点明了大学生创业的基本方向了吗！

他认为，大学生如果真的想创业，就应该毕业后先到一个创业型公司去打工，观察该公司在一步一步往前走时犯过什么错误，为我借鉴。行业熟悉了，真正理解了市场需求，然后找几个合作伙伴，各有所长，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团队，这样才容易取得成功。可实际上呢，许多创业者喜欢从事那些不需要大量固定资产投入的行业。可是殊不知，这些创业项目的门槛很低，做起来容易，要做大就难了。

薛蛮子认为，未来10年中在以下三大领域最容易出现伟大的公司：一是传统企业的互联网化；二是迅速提供标准化、规模化、整齐划一服务的服务业升级（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如家”快捷酒店）；三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化媒体。

而要进入任何这样一个行业，都需要家庭乃至家族的有力支撑，单靠大学生个人及团队难以企及。或许这就是他认为“中国年轻人创业若不拼爹难扛12个月”的最大理由。

1　吴敬琏：《政府“慈父主义”会害了企业》，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10月9日。

2　毛寿龙：《国企定位模糊，变成国家供养的利益集团》，搜狐财经，2009年11月26日。

3　薛蛮子：《中国年轻人创业若不拼爹难扛12个月》，载《中国企业家》，2012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