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拼爹”也好，比“靠山”也好，最大的靠山是国家，即政府。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真正有“靠山”的企业是国有企业。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首选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大企业的主要原因。

归根到底，这些机构都是国家的，最后都会由政府来“兜底”，不用担心破产倒闭。即使破产倒闭，也不会看着你在大海中“自由飘浮”，至少也会抛给你一只“救生圈”的。相反，如果你创办的是私营企业，就决不会有那么幸运了，必然要面临着自负盈亏的自生自灭。

请想想看，如果要让你横渡大海（商海），一面是没有救生圈，让你光着膀子、穿着短裤独自游泳；一面是让你坐在海轮上，有机械动力，边上还堆满救生圈，哪个更舒服、更保险，就连傻瓜都知道。

以国有企业中的财政补贴为例。财政补贴的最大特点是无偿性，也正因如此，会引发不同群体、不同企业的谋利冲动。不用说，财政补贴是政府部门发放的，最终落入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上市公司的比例居高不下。而私营企业、小微企业要想得到财政补贴，则会比登天还难。这就是一种严重的不公平。比较公平的做法，应当是根据项目而不是企业性质、更不是个人喜好来分配财政资金。

据全国政协委员高明华的调研报告，2001至2008年间我国国有企业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负6.2%，所获各类财政补贴高达6万多亿元人民币。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为例，7年间这两家企业以“炼油亏损”为名，共获得国家各种政策性补贴近2000亿元。与之相比，民营企业得到的财政补贴却是“洒花露水”，申请过程也相当曲折。

从企业类型看，这些补贴主要流向了上市公司。资料表明，2011年我国90家上市公司获得的财政补贴高达39亿元，平均每家公司4500万元；2010年1454家上市公司共获得财政补贴463.4亿元，平均每家公司3187万元。与此相比，许多小微企业几乎不可能得到补贴；即使符合相关要求的企业，申请过程也是艰难无比。[1]

之所以会出现财政补贴重国有企业、轻非公有制企业，重上市公司、轻非上市公司的情形，除了其中有部分企业涉及到新兴产业、技术创新较多的因素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相当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有意向它们倾斜的“面子工程”。比较典型的是，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丑闻百出，既没有技术创新，又严重亏损，却依然能在上市后获得地方政府数额不菲的财政补贴，秘密就在这里。

按理说，市场竞争赋予了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现在却由于所有制不同、有没有上市的区别，变成了变相“拼爹”行为，这既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又滋生了腐败行为，还给这些有靠山的企业产生了权力寻租的冲动，可谓事与愿违。对于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来说，是极大的不公。因为后者的创业多是小微企业，很难得到这样的补贴。

除了得到无偿的财政补贴外，“拼爹”也表现在企业举债方面。具体地说是，如果企业所借债务需要自己来独立偿还，它就必定会掂量掂量份量，真正从企业经营、回报率角度进行谋划。相反，如果企业有一个强有力的“爹”，承诺企业，或者也不用承诺企业，企业就知道如果将来自己还不起这些债务，反正有“爹”可以帮自己擦屁股，就会变得肆无忌惮而不负责任。从整个市场经济角度看，这种“官二代”“富二代”企业堪称害群之马，因为它扰乱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

2012年10月24日，国际著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公司在北京发布的《中国100大企业信用观察报告》认为，这107家企业各自面临着显著的财务风险，其中中国国航、中国远洋、铁道部等17家企业财务风险“极大”，中国铝业、中国中铁、中粮集团等33家企业财务风险“很大”，另有22家企业风险“较大”，只有中国石油、中国移动2家企业的财务风险“极低”。可以说，如果这些企业没有国有背景，财务状况反而不见得会如此糟糕，债务比重也不见得就敢达到如此之高，最终酿成巨大风险。

在这里，标准普尔公司是根据什么来判断这些企业财务风险大小的呢？这主要是它们过去3年间负债占总资本的比率。例如，中国国航过去3年间的这一比率始终超过65%。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石油在过去3年间的经营现金流占总负债的平均比率则超过73%；即使息税及折旧摊销前的利润下降30%，也能确保未来12个月内的短期现金来源充足，足以满足短期现金支出需求。[2]

按理说，任何企业都是不可以随便举债的。这不但是能不能借到债务的问题，更在于债务比重过高会给企业运作带来致命性危险。这种危险主要与企业负债比率高低有关，与企业规模大小关系不大。可是由于各家企业的“爹”不同，才造成这样的局面，这可谓是溺爱造成的。

从企业规模看，我国也有不少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民营企业；可是，任何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都是不敢财大气粗的，因为民营企业没有资金优势，不可能源源不断地从银行取得无上限银行贷款。可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只要政府出面一协调，把几家国有企业一合并，马上就会凭空冒出一家巨无霸企业来。香港的李嘉诚、台湾的富士康不可谓没钱，可是和我国内地的国有企业相比，是绝对不敢贸然称大的。

本书作者曾经关注过一次国内企业集团高层的投资研讨会。会上给人留下这样一种深刻印象：国企老总在谈到投资时眉飞色舞，说这个项目不错，可以考虑投几个亿；那个项目也很有前途，可以投几个亿。在他们看来，几个亿的投资就像夹着钱包去菜场买菜一样，根本不在话下。可是另一边那些民营企业集团老总，在谈到投资时就是一脸的凝重，不但否定了绝大多数的项目，即使连剩下的那几个认为很有前途的项目，也总是感觉举棋不定。

归根到底，这还是因为金融支持问题。国有企业是政府的，国有银行也是政府的，它们都具有相同的政府信用保证，所以本来就是“一家人”。不要说小微企业了，就是规模再大的民营企业，这方面也根本无法与之匹敌。没有这样的资金背景，民营企业尤其是其中的小微企业要想和国有企业相抗衡，那无疑是鸡蛋碰石头。

除此以外，就是国有企业的背景使得企业决策成果是由企业负担的。即使投资这几个亿全都亏了，也总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理由”是中国著名特产之一），不用老板自己掏腰包，甚至不会影响老板每年几百万、几千万的年薪收入。可是民营企业就不同了，一旦决策错误造成亏损，所有损失都是要“自掏腰包”的，情形当然就不同了。

就好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是射手，水平都不错。可是由于利益不同，国有企业这位射手的靶子是插在地上的，射中射不中都没关系，胆子当然就大了；而民营企业射手的靶子是顶在他老婆头上的，这时候即使他的水平再高，也会犹豫不绝，因为稍有偏差就会要了他爱人的命。

正如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保育钧所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采取的一揽子计划对拉动经济大局起到了作用，但这个好处是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享受的，民营企业就没怎么享受到。[3]

不用说，这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也激化了各种经济矛盾。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深化改革，尤其是要打破这种厚此薄彼，一碗水端平。

案例穿鞋的不怕光脚的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意思是一无所有的人与人相斗更勇敢，因为他已经不用担心还有什么可失去的了。这里“穿鞋的”是指地位较高、处于强势的群体，“光脚的”则相反。其实，现实中更多的是“穿鞋的不怕光脚的”——有权有势有靠山的人有恃无恐，当然就更有底气。就好比在玻璃渣上走路，光脚的会走得过穿鞋的人吗？！

具体到创业群体，这里可以分为两种解释：大学生自主创业者与事业有成的成功企业家相比，前者是“光脚”的，后者是“穿鞋”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相比，前者是“光脚”的，后者是“穿鞋”的。同样用100万元投资某个新项目，对于大老板来说是小事一桩，即使全部亏了也可以轻描淡写“买个教训”；可是这对大学生创业者来说，就可能要倾家**产，直至改变人生轨迹。数字扩大10倍，对于一个需要投资1000万元的新项目来说，有靠山的国有企业即使全部亏了也可以付诸一笑，可是小微企业或民营企业亏了就可能会一蹶不振、破产倒闭。

说些实在点的例子。41岁的上海人马浩，2012年五次飞往新西兰奥克兰市与妻儿团聚。他已经移民新西兰5年了，持有新西兰的永久回头签证，可以随时进出新西兰。在他的朋友圈中，全家定居国外、只有一个人在国内赚钱的“裸商”有很多，他只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这样呢？马浩和朋友聚会时最大的感受是国内政策“正在波动期”。他们这些人，总是对各种风向特别敏感。2012年下半年他听到最多的是全国有多个地方开始“突击征税”。一家地方法院院长甚至向他抱怨说，当地公安部门对今年查办企业家经济案件的数量定了指标，“案子一多，法院办案人手根本不够，所有人都累垮了。”

另一位已经移民美国的上海人马明远，对权力天平倾斜的能量感触颇深。他有一位浙江地产商朋友，2012年初因为无法拿到银行贷款，便向亲朋好友借贷，结果被以非法吸储的罪名刑事拘留，至今未能取保。

已经移民加拿大的温州商人李渊，对国内投资政策的不确定充满焦虑。他说，“每隔几年就发布一个‘非公经济36条’，但是现实中总会遭遇到来自国有资本的打压。”两年前他入股一家民营加油站，最终因为不间断的油荒和断供，使得他和合伙人苦不堪言，最终只好把加油站低价转卖给另一家国有企业。

资料表明，2010年美国向中国人发放了7万张绿卡，其中有很多就是为了照顾中国国内做生意的“裸商”们的。这些裸商们承认，他们不会在国内留守太久，一旦形势出现滑坡，就会考虑如何携带丰厚的身家离开中国，这在他们圈内是公开的而对外是矢口不提的。[4]

英国《经济学人》发表的报告表明，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16%的富人移民海外或正在办理手续，44%的人正准备离开。

不用说，如果国内有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政策稳定、依法办事，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所有制不同，大家都是靠真本事而不是歪门邪道竞争，这些富商们本来是不需要移民的。这种移民不仅会对我国造成财产经济方面的损失，还很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和金融秩序等问题。

大学生创业和这些实力强大的裸商们比，这些实力强大却又相对弱势的裸商们与国有企业比，谁胜谁负不是未卜先知吗？

1　杨国英：《财政补贴应“一碗水端平”》，载《新京报》，2012年10月25日。

2　《标普：中国远洋等面临极大财务风险》，载《中国证券报》，2012年10月25日。

3　张斌、康怡：《垄断不除，危机不止》，载《经济观察报》，2012年10月22日。

4　赵一海：《裸商：在国内赚钱，去国外安家》，载《南方周末》，2012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