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文革”中有一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说法，表示“血浓于水”。毋用讳言，我们现在又处在这样一个“拼爹”时代，尤其是在子女上学、参军、求职、创业、经商等方面。

以招聘为例。2012年12月，招商银行官方网站可下载区的校园招聘面试表最后一栏，35名考生的“备注”中赫然写着“×行长”、“银监局”、“×行长（省政府朋友）”等“拼爹”印记。一般认为，这是工作人员误把“内部资料”上传所致。消息传出后，该资料立刻被删除。[1]

回到自主创业上来。归根到底，这“业”虽是大学生子女所创，却同样属于“父母”；不但如此，有些父母由于身份所限，不便于出面经商，还正好可以通过这种迁移，把子女创业当作父母创业的延伸。不用说，这就决定了大学生创业在起点上的不平。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和湖南省委党校“父母身份对子女影响”的调查表明，父母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子女的创业，决定着子女的收入和地位，尤其是公务员父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更大。

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2010年五六月间开展的第一轮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表明，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公务人员（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大学生，父母的政治资本对他们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起到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起薪比其他人要高出13%（约每月280元）。不但如此，这些公务人员的子女被录取为公务员的比例要大大超出其他人员；更严重的是，“这些被录取为公务员的大学生成绩似乎更差”。

湖南省委党校的调查把父母和子女的境遇分为五个层次：上层、上中层、中层、中下层、下层。调查表明：父母是中下层的大学毕业生中，有71.7%同样居于中下层；而父母属于上层的大学毕业生中，没有一个坠入下层，落入中下层的也只有6.7%，落入中层的只有10%。[2]

这再次证明了“收入阶层固化说”，即在“富二代”“官二代”面前，“穷二代”根本没有平等竞技的机会。这种社会现实的根源在于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府。既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有同样的机会参与公平竞争，那么在自主创业这个关系到家庭和孩子前途的问题上，也就毫无公平可言。

所以，自主创业的大学生同样应该认清这个现实。任何怨天尤人都无济于事，因为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自主创业有理想当然没错，但光有理想还不行，更要考虑如何结合家庭背景走适合自己的路。

大学生创业成功的典型人物陈凯认为，一开始的创业者，身上除了一身蛮劲以外，其他一无所有。学工业设计的他说，“起先我选择和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方向，做家居设计；可是直到真正开始做了才发现，创业并不是光有热情就可以的。”

他深有体会地说，第一次创业时，他最大的教训就是不懂得如何保证现金流不出现断裂。后来之所以做餐饮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于现金流的考虑。因为众所周知，开饭店的现金流周转比较快，一般都是现金收付，没有欠账。可是做家具就不一样了，要首先垫资，把货买下来。这样，一旦碰到生意不好，这些货物就全都砸在自己手里，资金就无法周转下去了。而这些，都是他第一次创业时没有真正搞清楚的。他自嘲地说，有些东西只有在失败后才能真正体会到；而从此以后，他就克服了这种对市场和经营的一知半解，学会如何预计困难了。

除此以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陈凯第一次失败后的东山再起，与他的家境殷实有关。

正因为家里肯支持他、有实力支持他，他才能在短时间内筹措到500万元资金用于第二次创业，从而实现自己的梦想。如果换了其他人，绝大多数家庭都不可能会一下子拿出几百万元来支持他东山再起。那么这时候他的第一次创业的失败意味着什么呢？一个大学生欠债60万，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很可能会连累整个家庭都拖入无底的深渊。[3]

所以，当你看到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2012年10月16日发表的调查结果——在我国3177名接受调查的成年人中，81%的人表示“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中国人正在变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比例分别为45%和36%[4]——时，你就也会相信这个现实了。

这正应了一句俏皮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案例

“世上只有爸爸好”

有一首歌叫《世上只有妈妈好》，在当今的“拼爹”时代，大学生自主创业或许也该多唱唱“世上只有爸爸（妈妈）好”。虽然这是无奈，个人的无奈、社会的无奈，但却是事实。

马啸出生于1981年，父母都在山西某地级市政法系统工作，并且父亲还身居高位。马啸小时候最喜欢打篮球，读的是当地最好的一所初中，成绩忽上忽下，初三时有三门主科老师给他补课，可是中考成绩依然不到400分，离省属示范高中分数线差100多分。就在其他人纷纷到处送礼投门路时，不慌不忙的父亲在开学前一周拿到了一封省属示范高中录取通知书。原来，这一切在中考结束时就全都已经安排好了。

马啸读高中时参加过学校的篮球队和广播电台，于是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眼睛专门盯着那些二本和专科的播音主持专业。父亲批评他说这是“胡闹”，硬是逼着他填报警官高等专科学校。父亲说，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分数能不能上本科；即使上了清华、北大，就可能落一个有编制的事业单位吗？高考录取一开始，当地报纸上就公布了马啸的名字，他被一所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录取了。

读大学时，马啸的宿舍里居然住着另一个地市级领导的孩子“诗人”，马啸后来才知道，这也是父亲安排的。“诗人”原本报考的是中文，而马啸最想学的是主持，两人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为好朋友。

毕业前夕，父亲就已经给马啸安排好了工作，要他回市里法院的执法队或公安局。而这时候“诗人”的父亲也早就作出了类似安排，但遭到“诗人”的拒绝，“诗人”执意要报名参加大学中文自学考试。这对马啸的冲击很大。于是，马啸也坚持毕业后不回家，要求参加自学考试。

父子僵持不下，只好答应儿子。就这样，马啸在两年半时间里顺利拿到了自学考试本科文凭。他当然知道，这背后同样有父亲的功劳。

接着该到马啸回家工作的时候了，可是他坚决要和“诗人”一起去北京发展。愤怒的父亲无计可施，于是双方作出一个为期5年的约定：这5年内家里不会再给他任何资助，而他必须在5年内解决北京的户口、编制和住房问题，否则无条件听从父亲安排，回家接受工作。

2006年的大年初六，“诗人”没有做成诗人，而是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当上了图书编辑。由于有“诗人”引荐，马啸很快就成为该社的营销编辑。他因为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所以最初每月只有1800元工资，业务提成约等于0。后来越干越好，月薪已经上万，但依然买不起房，因为地段稍好的商品房每平方米已经超过3万元。2010年就在马啸升职做主管时，被“一位副社长推荐的人”顶掉了，这让他彻底心灰意冷。

5年期满。30岁的马啸在北京没房、没车、没编制，不得不遵守父子约定。在离开北京时，他特地用8000元买了16张、80注50倍投的双色球彩票。他想，如果能中个头奖就好了，这样就不用跟父亲回去了。他就站在那里等彩票站开奖。21点30分结果出来了，一个都没中。于是他拖着沉重的旅行箱缓缓走向北京西站，结束5年的北漂生涯。2011年7月，离家乡法院系统招考还有最后3天时，他回家参加了法院系统的公务员统一招考。最终5人进入复试，马啸成为唯一的“幸运”者。

现在，马啸和他的三位中年同事一样，每天上班时面前永远放着一杯茶，一张报纸。虽然这不是他要的工作，可却是所有人追求的“体制内的幸福”，稳定、高福利、有保障、有安全感。[5]

容易看出，撇开“爹”的因素，马啸在北京其实混得还是很不错的，月收入高的时候超过1万元，最低也有6000多元，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人。但马啸在父亲面前的失败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而是社会的失败。这再次让人想起小时候父母经常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话。毕竟“姜还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1　张晓博、张帅：《曝招商银行济南分行招聘现拼爹门，名单多关系户》，齐鲁网，2012年12月13日。

2　《调查显示现在仍是拼爹时代，父母身份影响子女收入》，载《大河报》，2012年11月20日。

3　贺涵甫、陈庆辉等：《李开复：刚毕业就创业成功几率近乎为零》，载《广州日报》，2011年6月15日。

4　陈一鸣：《调查称8成国人认同中国“富人更富、穷人更穷”》，载《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8日。

5　《“官二代”北漂5年打拼受挫，最终不得不靠“拼爹”回家当公务员：老爸给的“幸福”逃也逃不掉》，载《河南商报》，2012年1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