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社会纷纷对我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大背景下，逐步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有助于避免授人口实。与此同时，收到的却是根据我国经济现状改革汇率之实效，何乐不为呢？

人民币汇率弹性是本该就有的，逐步增加这种弹性是大势所趋。但与此同时它还有一项功能，那就是有助于避免在国际社会上授人口实。

尤其是这些年来，在多国联盟纷纷对我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这种弹性就更是不可或缺，当然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这种增加弹性是迫于国际压力的结果。

2003年，就在我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之际，国际上就出现了对我国经济规模快速扩张、我国整体国力快速增强的某些担忧，随之而来的是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一步步升温，接下来一连出现了历时7年的人民币汇率“车轮战”——外国政要来我国访问，必不可少的一个话题就是人民币汇率问题[注释1]。

2003年2月，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在西方7国（G7）集团财政部长会议上提议，要求仿效1985年的日美“广场协议”让我国人民币升值。

当年9月，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W·Snow）访问我国时提出了希望“中国政府放宽人民币波动汇率”的要求，最好是让市场自行决定人民币汇率。

200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第一次应邀参加西方7国集团（G7）会议时，遭遇美国、日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围剿。

2005年4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部长会议召开之际明确表示，我国将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不用说，这里的启动实际上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这是我国政府首次明确表态。时隔两个月之后的7月21日，我国宣布启动人民币汇率改革。

在获得短暂的掌声之后，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再次响起。

2006年12月12日，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Paulson.Jr）访问我国时表示，“我们鼓励中国采取更具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2009年1月16日，候任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表示将“通过所有途径”包括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投诉等方式向我国施加压力，逼迫我国调高人民币汇率[注释2]。

2010年1月29日，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要求人民币升值。一个多月后的3月12日又发表演讲，再次呼吁我国要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人民币汇率。

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法语Dominique　Strauss-Kahn）等等也纷纷提出类似要求。更有美国130名众议员联名抗议我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14位参议员直接提议要求人民币升值。最后美国财政部表示，将会在4月15日通过把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调查结论。

至此，中美之间的汇率战达到**，可谓黑云压城城欲摧。

然而峰回路转的是，2010年4月3日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突然宣布，美国政府将推迟原定于4月15日发布的主要贸易对象国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推迟把我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4月8日，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结束了在印度的访问后取道香港返回华盛顿，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作短暂逗留，与我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会晤了75分钟。虽然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结果，但却被外界认为双方必定会谈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且很可能已经达成了某种意向；或者，虽然没有达成某种意向，也离这个目标不远了。

然而又让人看不懂的是，4月1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应该继续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

上述种种现象表明，我国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如果依然把汇率钉住另外任何一种货币（如美元），就必然会限制自身货币的发展。因为这时候虽然很难判断人民币汇率是否被低估了，但如果要单靠不断买进美元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换句话说就是，仅仅从这一点来看，人民币汇率也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而不仅仅只是死死钉住美元上来。当然，人民币要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我国首先必须加快经济改革步伐、调整经济结构。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才能逐步过渡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有管理的、浮动的汇率机制上来。

认清了这一点，就能很好地理解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10年3月发表的如下观点了：眼下人民币实行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只不过是我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揽子政策中的一部分，等到时机成熟了，将来是一定会退出这一机制的[注释3]。

那么，人民币什么时候会放弃钉住美元的政策、重新回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上来呢？国际上通常认为可能性最大是2010年7月。

它们的理由是，从过去的经验看，人民币汇率过去的两次改革都是在7月份发生的，第一次是2005年7月从固定汇率过渡到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第二次是2008年7月发生的人民币汇率重新与美元挂钩[注释4]。

但毫无疑问，这仅仅是一种猜测。事实上，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过去了，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升值。可见，人民币汇率问题归根到底是我国内政，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我国政府自然会有自己的考虑，谁都不能机械地单纯从时间点上来下结论。

必须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一步步增加弹性离人民币国际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对此，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至少还需要做好以下几件事[注释5]：

一是做好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改革，尽快开展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并且在具备条件的省份首先全面铺开来。

二是要想方设法让人民币走出去，比如通过对一些国家采取人民币贷款、人民币投资、人民币境外援助等方式，扩大人民币影响力。

三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让人民币进行充分的自由交易。

四是着手为人民币的投资和储备功能开辟渠道，为了保险起见，可以在债券市场上先行一步。

虽然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博弈还在继续，并且也不知道谁能最终取胜，但无疑其实质是利益纠缠。正如19世纪英国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Henry　John　Temple　Lord　Palmerston，1784—1865）所说的那样：“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如果我国既能从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中得到更多实惠，又能避免授人口实，那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了。

而从中国人民银行新任命三名学者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动向以及他们的观点看，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不但具有现实性，而且具有紧迫性，不久以后将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注释1]傅苏颖：《人民币汇率博弈七年路线图，剖析背后国别利益之争》，2010年4月20日证券日报。下同。

[注释2]傅苏颖：《人民币汇率博弈七年路线图，剖析背后国别利益之争》，2010年4月20日证券日报。下同。

[注释3]唐真龙、石贝贝：《人民币汇率，专家激辩是否低估》，2010年4月9日中国证券报。

[注释4]唐真龙、石贝贝：《人民币汇率，专家激辩是否低估》，2010年4月9日中国证券报。

[注释5]唐真龙、石贝贝：《人民币汇率，专家激辩是否低估》，2010年4月9日中国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