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否赞成人民币汇率浮动，都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来。那么事实上是否具有这样的证据或者说标准呢？这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从我国长远利益出发的以下五条标准。

人民币汇率可以有弹性，这一点看来没有异议。但现在的问题是它的这种弹性变动究竟以什么为主要依据？弄清楚这一点，对了解人民币汇率是如何变动的以及将来的变动方向、幅度都会有很大帮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认为，人民币汇率改革要想跳出“国外施压、国内反弹”的被动模式，就必须把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与外国人的诉求相分离。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不能因为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就一定要升值；反过来也不能因为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我们就一定不升值、白白错失改革良机。

这里的关键是要从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来考虑，在具体确定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空间时，可以参照以下五个标准[注释1]：

1.长期追赶和结构调整标准

根据德国、日本等大国的经济追赶经验，客观上要求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趋势升值作为展开形式；同时，也允许人民币汇率有一个相对价格变动区间，以便于向企业提供我国经济相对竞争力的动态信号。这会有助于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2.外部平衡和贸易条件标准

2002年到2009年间我国贸易顺差累计数达1.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高达2.4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机制，并且适应基本面因素变动让人民币适当升值，会有利于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改善我国贸易条件、增进国民福利，或者兼而有之。

对此，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中心主任肖耿认为，人民币汇率对于经常项目失衡具有调整作用，但其前提条件是这种汇率应当市场化。道理很简单，汇率也是一种价格，如果这种价格不是通过市场决定的，又怎么可能用来调整所谓的非均衡呢？不过应当看到的是，巴拉萨-萨缪尔森定理的条件是充分就业，所以这在日本和香港是成立的，而在我国目前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这一定理不成立。当然，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有这种情况[注释2]。

3.合乎经济增长总需求标准

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看，经济总需求的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的瓶颈，真正的问题在于间隙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偏快、过热性宏观不平衡。例如，2003年以来我国面临的经济困扰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会有助于促进宏观经济平衡、改善贸易条件。

4.完善开放宏观政策的架构标准

我国的改革开放经济需要建立和完善与“机会平等原则”相一致的总需求管理框架，如果人民币汇率钉住美元，则不利于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各种宏观经济的冲击和不平衡压力，就会不得不采用其它五花八门的替代工具来调控经济，从而导致“宏观调控干预微观”的问题出现；而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会对此有调节作用。

5.做大、做强人民币标准

在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追赶必然会要求调整和变革原有国际货币秩序和制度，对于人民币来说，同样具有这种内外要求。换句话说，我国要想让人民币茁壮成长，今后就不可能总是挂在一个或多个大国货币之上，尤其是当这些国家的经济正在走下坡路时，这种挂钩就更是说不过去。

从上面几点看，单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看，加快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是必须的，但是它的基本路径应当遵循“脱钩换锚”：一方面，要与美元汇率脱钩；另一方面，也不能准备与其他一篮子货币或特别提款权（SDR）[注释3]相挂钩。

如果一定要让人民币汇率“钉住”某种东西的话，那还不如从钉住某种一篮子货币转向在动态调整中钉住某种一篮子商品和劳务。这些商品和劳务的基本特征是，能够符合我国产业和支出结构变化。只有这样，这种挂钩才能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改革中的主动性，最终实现“管好货币、稳定币值”的目标。

不用说，要实现“管好货币、稳定货币”的目标，具体可以通过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来实现，即通过对人民币汇率机制进行实质性改革、增加汇率调节弹性空间，来对中央银行的汇率数量干预加以限制。

[注释1]冯仕亮整理：《“人民币汇率政策讨论会”简报（上）》（2010年第23期，总第888期），2010年4月1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

[注释2]冯仕亮整理：《“人民币汇率政策讨论会”简报（下）》（2010年第24期，总第889期），2010年4月16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网站。

[注释3]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简称SDR）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9年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俗称“纸黄金”。最早的每特别提款权单位被定义为0.888671克纯金的价格，这也是当时1美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