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到现在为止（写此书的时间：2020年3月1日），我都不敢保证“高福兄”（平时我对他的尊称，或者我会称“院士兄”）有没有事，因为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他几乎被网民们吊了起来，并且每天有成千上万人拿起愤怒的舆论鞭子抽打他，打得他皮开肉绽，真的是到极其可怜和令人心疼的地步，看看网上骂他的那些文字，真的好惨！想想，谁受过如此疯狂的“天下辱骂”？这种辱骂一直到了2月15日有篇报道说高福正在接待从世界各地赶来的世卫组织专家，研讨、沟通新冠肺炎的防治工作时，才算稍稍平息一点儿。即使到现在，网络上仍然时常有人让高福“出来走两步”。
厉害啊！网络上有人说让你“走两步”的话，那确实是到了人家要看你热闹的“杀气腾腾”的时刻了！通常这个时候，这位被叫者基本上是不得翻身了。
高福能不死——仕途和名誉上的，也真的是奇迹！
为什么高福不死，而且还在工作，并且在疫情最前沿的战斗岗位上工作，这自然值得大家思考。
我和高福相识是在2015年盛夏的季节，那时我应国家卫健委之邀采写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事迹。高福是中国医疗队专家组组长，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作战，他的事迹写进了我2016年初出版的《死亡征战》一书中。在那次中国医疗“远征军”中，高福不仅是技术专家之首，而且是冲锋在前的英雄和为中国赢得巨大荣誉的功臣。
我把关于高福带领中国医疗队在非洲抗击埃博拉战斗中的这段事迹和他的一些家庭背景给读者摘录在此，以便大家更能对武汉疫情中的高福有个对比和大概了解——
非洲在当今国际舞台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非洲几百年来一直受到外强列国霸权者的侵袭。今天的非洲仍然留着许多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色彩。
在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赴非之前这种情况已经出现，甚至像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彦博向国内发出的紧急电文所指的那样：某些国家以“救世主”自居，先后派遣了不少医疗部队甚至是军队，当然名义上也是“人道”支援，但有一个目的是非常清楚的：借机研究神秘“生物战”的另一种可能。
本来非洲兄弟碰上了灾难，各国援助符合人道，属于在联合国要求之下的合法与正义的行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很自然的事，但某些霸权国家为了强化他们的地位和霸主“尊严”，在援助的外衣下仍然不忘欺弱压软。当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声明派出自己的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医疗队伍后，某些霸权国家却想借非洲埃博拉疫情展示一下它在非洲的“埃博拉形象”——你们只能干一些基本的治疗和群防工作，检测病毒和科研工作由我们来完成，理由是：你们的医学水平和医学设备还做不到检测这样的病毒和阻止疫情的能力。于此相应地出现了某些国家在当地制定出抗击“埃博拉”的分工：我干什么，你只能干什么……奇怪得很，中国援非医疗几十年，过去在困难时许多非洲国家的城市与乡村只有中国医疗队的身影，而现在，某些霸权国家突然出现，并立即拿出“领导者”与主宰者的架势，甚至出现某国向中方提出他们要进驻中塞医院等无理要求，让我医务人员退之一边，并服从他们的指挥。
看起来这种“负责任”的“人道”，其实同样是**裸的霸权。
几十年与非洲人民友好相处的中国，在第一时间派出自己最优秀的医务人员并拿出像“移动P3”这样的先进设备，远涉重洋支援非洲兄弟，可见我中国真挚之心。
整建制的如此大规模的医疗队远征，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意味着很多想象不到的事：比如一路行程，要飞越数十个国家，如“移动P3”等庞大的设备，空运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沿途国家能否配合也是问题。在路经友好的某邻国时就遇上尴尬：对方不让载我医疗队和医疗装备的飞机进他们的机场进行补给。“那个时候，我们是从中国大陆飞过他们那里，根本还没有接触非洲的埃博拉疫区，但人家就是不让我们靠近他们的机场中心区，理由是怕传染。最后通过各种途径游说，同意我们暂时停机加水加油，但又一连提出了几个‘不’：人不能下机，飞机不能靠近他们的飞机……你听了又气又好笑。”医疗队队长钱军说。
远行万里之外的他乡异国，遇上的困难和想象不到的事多得很。钱军他们所知的目的地是塞拉利昂，是当时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北京启程那天，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埃博拉疫情，塞拉利昂已经位居“榜首”。“时不时可以在首都街头看到被扔的埃博拉病毒患者的尸体……”有报道称。
“我们甚至还在沙滩上看到一位疑似埃博拉病毒感染者，他浑浊的眼里满是求助和对生的渴望，痛苦地蜷缩着身子，挣扎了几下，不动了，嘴巴里塞满了沙子……”队员曹玉玺在到达塞拉利昂的第一天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17日，我们到达首都弗里敦，开始大家以为既然是首都，至少还有些能走的路，能观光的大街吧！哪知下飞机后，竟然还要摆渡半天、走很长的一段路方能到达目的地。触目惊心的是，一路上我们真的看到了半截身子倒在污水沟里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尸体……”钱军说。
那样的情景会是什么样？观者恐惧，听者照样毛骨悚然。但中国医疗队碰到的问题远不止这些。
从机场到中塞医院若从摆渡走水路，摇摇晃晃，恶心难受自然难免。可医疗队和检测队带的装备有几十吨重，摆渡根本不可能，必须绕道而行。
“一下飞机我就傻眼了！绕道走要200多公里远，几十吨货物拿什么运呀？整个塞拉利昂处在疫情慌乱之中，即使平时也找不到像样的运输车辆，加上9月雨季，总之一踏足塞国，困难比想象的不知大多少倍！”后勤组长田成刚第一只脚踏到非洲大地时，嗓门就开始冒火。
“先别急。我联系中企看看情况……”赵彦博大使立即安抚，并随即开动所有资源。
俗说话，出门靠朋友，出国当然得靠自己国家的大使馆。很快——其实也费了不少劲，赵彦博大使动员了一家中企，派来七辆车子帮助中国医疗队搬运物资装备。即使如此，田成刚仍然不得不征求队长钱军的意见：是不是我们一起先把物资装备搬运过去？
还用说！没有物资装备，我们人去了也没有用啊！钱军说完，先把自己身上的背包一卸，然后朝队员们一挥手：“哥们姐们，一起帮老田把这些物资搬到车上，运回目的地！”
“好嘞！”
没有一个人偷懒。偷懒者就不会到非洲来。不过，“拼命三郎”真到了非洲恐怕也会累垮。刚到非洲陆地的头三天就把医疗队员们累得半死，加上看到的、闻到的，以及满身出的臭汗，一场“下马威”，差不多耗去了中国好男人、好女子们大半身精力。
“从下飞机到最后一辆货卸完，整整四天三夜，我总共睡了不超过七个小时，而且都在机场眯盹，连酒店的钥匙都没拿出口袋……”田成刚说。
太累了。老田应该好好睡一觉。钱军他们轻轻地给他拉上房门。
“等等我！”突然，田成刚从**跳起，追上钱军他们，“队长，要歇着的是你们这些医疗专家！建房搭棚的事由我们后勤组来完成，你们放心好了！绝对按计划超前建完所有检测和医疗设施！”
钱军看着眼前这位全队的军人“后勤部长”，感动了：好，相信你！
关于田成刚他们如何把一件件物资、一桩桩事情安排妥当，设备安装到位，让队员们的吃喝拉撒等事情样样搞定，其间的复杂性，在此不一一赘述，总之，“中国速度”又一次在非洲大地上展现。
问题并非中国人善于“表现”，而是这一切皆因埃博拉病毒疫情所逼啊——
先是塞拉利昂的新任公共卫生部部长弗法纳先生来参观中国“移运P3”安装，问这问那，最后的话是：这先进玩意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用起来？
钱军说：“我们以最快速度。”
部长眨眨眼，期待地说：“明天最好就能用起来！”
钱军张大眼睛。
部长：“我的国家现在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疑似者等待‘判决’。”
钱军点点头：“明白。”
总统科罗马又来了。他非常欣赏地看着中国的新鲜玩意儿，赞叹不止。
“一天能检测多少例？”总统最关切地问。
“正常情形下应该可以检测20多例。”钱军回答。
“太少，希望更多些。”总统认真地看着中国朋友，并且更加认真地说，“希望更多些，我的人民正在经受死神最严重的侵袭……你们是值得我们信任的朋友。”
钱军重重地点头：“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总统满意地转身而去，留下中国检测队队长钱军凝视的目光——他知道，这些天，整个塞拉利昂都沉浸在巨大的疫情悲伤与压抑之中：或是传来总统身边的人也患上了“埃博拉”，或是首都的感染者超过了千人，或是三天“闭门日”还未结束又传一医院爆发十几位医务人员同时感染……还有更严重的，比如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埃博拉”研究文章的九名专家，无一例外地倒下了，其中一位则是塞拉利昂的首席专家。
钱军的心沉重起来，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老田，能不能提前一天或半天完工呢？”这话憋了半天，钱军才勉勉强强跟田成刚开口道。
“行！争取明天就好！”田成刚一边捶着累弯的腰，一边抹着汗滴，冲钱军说。
9月23日，也就是检测队、医疗队离开祖国、入塞的第六天，在时断时续的电力供应中，一个400平方米的固定实验室和1000多平方米的工作用房改造完成，检测所用的实验准备间、样本保存间、核酸检测实验间、污染物消毒间、器材储备间和工作区设施监控室等一应俱全，所有从遥远的祖国大陆运抵塞国的其他医疗设备、物资各就各位，并一一清点入单。
中国检测队队员们摩拳擦掌，内心却紧张不安：毕竟这是头一回检测埃博拉病毒，谁也没有经历过，关键是我们对这个超级病毒一无所知，更何况我们的“移动P3”远道而来，是否也水土不服？是否对神秘嚣张的“埃博拉”检测有效？这都是问题，必须经受考验。
“大家心里是不是比较紧张？”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哥出现在队员面前。同事们都认识他，此人叫高福，中国检测队里的学术权威，中国最杰出的细胞研究科学家，“院士”的头衔就代表了一切。一台“移动P3”、一个高福院士，谁都能看到此次我国对援非抗击“埃博拉”的援助力量之大，几乎是在亮“家底”，足见诚意和重视。
“怎么样，若心里有点虚的话，我上？”高福从来就是乐观派，啥事到他那儿“皆不是问题”。目光转向从中国疾控中心一起抽调来的年轻专家曹玉玺，这位“首战”骨干是高福精心挑选的，并决定由他亲自带赵翔和王力华两位检测员一同执行这一天的任务。毕竟，在一路上的各种新闻和传闻中，“埃博拉”已经被说得神乎其神，好像谁遇上它就是末日。医疗队队员也是人，是人就有恐惧心理。中国队员也不例外。高福深知此理。
“哪能劳您院士大驾嘛！放心吧，我们行！”曹玉玺带着两位助手，毫不含糊地回答。
“行，是咱中国的好男儿！”高福的脸上立即绽开了花。随即，他又绷紧面孔，“人家今天送来五份‘阳性’标本，是来考咱们的，这算是初试，及格不及格，你们可知道其分量啊！”
“明白。保证完成任务！”
“好，去吧！”高福一挥手，像给学生布置完作业后一样，潇洒地拍拍站在一旁的钱军，说，“走，我们到办公室等结果。”
在规定的时间里，曹玉玺他们带着结果从实验室出来。
“怎么样？与标本一致？”钱军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结果，因为这将关系到整个中国检测队和医疗队能否按预期展开援助工作，当然更重要的一层还涉及我们中国的国家形象。
“不知……”从来干脆利索、毫不犹豫的曹玉玺，这回拿着检测“结果”，站在队长和院士面前竟然有些结巴起来。
“怎么回事？”钱军急了。
“说吧。是什么情况？”高福关心的是我们的检测与人家送来的标本结果是否一致。
“四个标本一致，一个不太一样……是弱阳性，而且很弱，不像是。”曹玉玺尽管把结果说得很明白，但话中仍有些犹豫。
高福：“整个测试程序没有错？”
“绝对没有错。”曹玉玺坚决地回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队长钱军紧张地看看刚刚从实验室出来的队友，又看看紧锁眉头的高福院士，扔下一句话便急匆匆地走了，“我去打探一下情况。”
“先别急！我先看看报告结果，你们一会儿到我办公室……”高福从曹玉玺手中拿过五份标本检测结果，回到了他的办公室。
等曹玉玺他们收拾干净后再来到高福的办公室，院士正在五份标本的检测结果报告书上“唰唰”地签着自己的名字，一边口中道：“我们的结果没有错，就是四阳一阴！”
“对对，就是四个阳性，一个阴性！”几乎在同一时间，钱军兴冲冲地来到高福办公室，说，“刚才我让队员鲁会军跟提供给我们标本的南非拉卡实验室联系了一下，在那里找到了一位中国留学生，请那个留学生打听清了情况，你们知道怎么啦？”
曹玉玺早就憋不住了：“钱队，快说到底什么情况？”
“本来就是四个阳性，一个阴性。”钱军说出真情。
“真是在考我们呢！”曹玉玺的脸“噌”地一下涨红了，“这不是存心嘛！”
高福院士笑眯眯地拍拍曹玉玺的肩膀：“息怒。”然后平静地对队友们说，“其实这也很正常。在西方国家，一些人从来就很怀疑我们中国人能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更不相信我们能做超过他们的事。我在跟他们打交道的十几年里，太清楚这一点了。不过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有那么股精神，一股不服气的精神，就是不信邪，不信世界上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们做不到。这不，埃博拉病毒在我们中国没有遇见过，但我坚信我们一样能研究出战胜这一病毒的关键点，同时也能在疫情暴发地拯救非洲兄弟姐妹的生命！”
“高院士，你实在是‘高’！说得太好了！”钱军和检测队员们的情绪一下激奋起来。
“这样算不算我们的初试合格了？”曹玉玺关心的是这个。
“那当然。”高福院士肯定地说，“一会儿，我就可以对外正式宣布：我们中国实验室检测队已具备了检测埃博拉病毒核酸阳性样本的能力了！”
“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正式上岗了？！”曹玉玺一下蹦了起来。
“高院士是这个意思吗？”钱军也异常兴奋地盯着高福。
“是这样。”高福院士重重地朝钱军点头，又朝欢欣鼓舞的曹玉玺等说，“大家先回去好好睡一觉，真正的大考还在后面呢！”
中国检测队的全体人员都在欢笑。这确实值得庆贺，因为这既是中国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医疗队的关键医学手段，再者也证明了中国自制的“移动P3”实验室的国际水平。当时在埃博拉疫情区除了正面“交战”外，相关国家其实也在较量各自的医学科技装备。美国、英国、法国的“P3”实验室在中国医疗队未抵达之前的一些日子里，趾高气扬，十分傲慢。
现在，中国“移动P3”来了，他们自然先要看看热闹，也不乏别有用心者在期待看到中国人出“洋相”，因为西方世界的某些人从骨子里不太瞧得起中国人和中国人所创造的任何科学技术。
较量总是硬碰硬的，实战检验也绝对不能马虎。
9月28日，埃博拉病毒的实毒检测正式在中国P3实验室开始。这是真正的实战——“埃博拉”的病毒妖魔就放在检测队员面前，要求识别和识破它！必须百分之百的准确，否则将影响另一个百分之百的生命！
早晨，八名检测队员按照规定穿戴上厚厚的防护服，庄严地排列成一列，接受队长钱军和专家组组长高福院士的命令。
“不再重复了，大家已经对检测的规范倒背如流，现在需要的是稳定心境，沉着操作，滴水不漏……”高福院士一向把最复杂的科学道理用最简单朴素的语言传递给自己的同事。
“我们的口号是……”队长钱军则是另一种风格，他追求的是队员的战斗精神和意志。现在，他是战斗出征前的指挥员。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鲁会军、曹玉玺等八名检测队员铿锵回应。
“投入战斗！”钱军下达正式命令。
“是！”
神情严肃、斗志高昂的检测队队员们迈着整齐而有力的步伐，走进“P3”实验室，从此拉开了与恶魔正面厮杀的战幕——
2014年9月28日，中国首个援助非洲的埃博拉病毒检测队实毒检测，于当日10点半正式开始。
半个小时后，灭活样本。即由检测人员通过用物理或化学手段杀死病毒的过程，灭活本身不会损害病毒体内的有用抗原，以为后续实验所用。
“移动P3”实验室从外形看，有点像我们电视里看到的“空间站”，只不过它是由三个不同的封闭体连接为一体的设备，其内器材名目繁多，俨然是一个科学实验场所。里面虽然各种器材井井有条，各就各位，但仍然无法像建在地面之上的建筑物那样，想建多大就建多大，想要多高就盖多高一样，“移动P3”是一种可车载移动的实验室，空间十分有限，且严密封闭，检测人员在内十分辛苦，甚至连挪动脚步也需谨慎细微，有时在原地一站就是几十分钟。更何况，埃博拉病毒检测非同寻常，仅检测人员所穿戴的防护服装和随身防护配套器材就达数十斤。关键是，每一位检测人员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高度警惕和全神贯注，加之每个程序皆在极端严密和规范下进行，意志、耐力、态度、技术、责任等等，皆在这里获得彻底的考测与检验。而中国检测队还有另一个考验：你是唯一的一个发展中国家，你的“P3”能不能站在死神的门槛评判一位“埃博拉”疑似者的生与死——可怜的非洲兄弟姐妹将生命交代给了检测人员，你的一声“是”与“不是”，将决定他们的命运。同样，当一个病毒标本在“P3”实验室暴露的那一刻，中国的检测人员毫无疑问也在接受一场生死的抉择……
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
病毒样本在一个又一个经过检测人员的手。突然，“敌情”异常！
“P3”内气氛倏然紧张。只见鲁会军的双手剧烈地颤动着：他手中的镊子在夹出病毒样本时竟然从盒内拉出一段长长的异物……
什么东西？
不清楚。
室外的监视屏前，队长钱军的眼睛一下瞪大了，问实验室内指挥战斗的副队长孙宇。
是一根输液管。“前线”报告。
天，这绝对是最危险和易传染的病毒体！
要不要中止实验？副队长孙宇紧急请示。
此刻的钱军肩头一下压上一座山：如果继续实验，有可能让队员被病毒感染；如果撤离战场，则意味着首战败北。怎么办？
或许只有三秒钟的时间，但这一刻，“P3”内外的所有中国检测队队员们的心悬在空中，等待队长钱军的最后决定……
钱军神色严峻，双眉紧锁，旋即，他轻轻地摇摇了头，然后重重地吐出八个字：沉着稳住，继续实验。
是。沉着稳住，继续实验。
只见实验台上的鲁会军长吸一口气后，稳住身子重点，然后缓缓移动右臂——夹镊子的手小心翼翼地将输液管一点点地从病毒样品盒中抽出针头，再轻轻投入装有消毒废液的瓶内，直至密封妥置。
我用了上述不足百字的描述，其实在实验台现场的鲁会军他们那里，就是一场与病毒恶魔惊心动魄的超级肉搏，稍一不慎，就有可能被埃博拉病毒击中致命，而且这种恶果是连环性的，像触雷一般。
“好样的！他们胜利啦！”钱军在屏幕前看得真切，当他看到鲁会军稳稳地操作完这一套程序后，热泪和欢呼几乎同时迸发而出。
当日下午4时左右，埃博拉病毒实毒标本的核酸检测开始。
四小时后，病毒检测结果出炉：24个样本，17个阳性，其余被排除。也就是说，塞拉利昂有关方面送至中国检测中心的24个埃博拉疑似病例中，有17人被确诊为埃博拉病毒感染者。这是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医疗检测队用自己的“P3”仪器第一次检测出的埃博拉病毒，其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让我们的中国医疗队和“P3”技术设备通过了一次“国际大考”，更重要的是给疫情危急的西非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振奋！谁都知道，当一种传染性病毒突袭人类并造成不可逆转的死亡现象时，阻止病毒继续侵袭、及时治疗那些感染的患者是最紧迫的事，然而要做到有效、及时地拯救那些垂危的生命，关键是要弄清楚其到底是否真的感染上了病毒，方可采取针对性的治疗。在西非，像“埃博拉”这样的病毒感染，其本身很不容易分清到底是否与一般的发烧、疟疾等其他热带病有什么差异。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诊断出是不是埃博拉病毒感染，不仅对挽救患者本人至关重要，还同时可以防控他人受其意外感染。所以，当西非数个国家出现“埃博拉”的疯狂侵袭时，检测疑似患者是否真正感染上埃博拉病毒是最紧迫的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当时，谁掌握了检测埃博拉病毒的技术与能力，谁就可以主宰这场与魔鬼争夺命运存亡的斗争。
埃博拉疫情，不仅仅关涉非洲兄弟的生命，还有比这更重要、更长远的问题。
中国作为与非洲国家保持长期友好关系的国家，中国的医务人员、中国的医用试剂、中国的医疗“P3”检测实验室，帮助这些疫情国家在关键时刻，及时准确地提供了患者的病情诊断，拯救的既是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患者，也拯救了处在风雨飘**中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这一天，鲁会军、孙洋、卢义、邓永强、杨帆、曹玉玺、张晓光、苏浩翔这八位中国医疗检测人员的名字，牢牢地镌刻在中国和世界疾病控制事业的历史丰碑上。
我知道，后来的中国“P3”实验室，为西非埃博拉病毒疫情的几个国家都进行了成果卓著的检测结果，其检测数量和检测结果，都在同行中名列前茅，深得世界卫生组织高度评价。而最根本的，还在于它及时有效地拯救了数以万计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的生命，同时也帮助了更多其他病患者的精确治疗。
这里要特别说一说中国检测队中一位最重要的人物——高福。他是院士，中国传染病研究的“国器”级人物。
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怎么能出事呢？偏偏，他高福这回真的出事了！出在远离祖国和家乡的非洲那个地方，出在他从事和研究的病毒对手的战场上……
这事说出来有些尴尬，但不说就有违于客观真实，否则去遥远的非洲拯救世界也就不显得那么惊心动魄了。高福先生是我认识的众多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而且也是特别喜欢的一位。言喜欢是因为他属于中国院士中的“另类”。过去的几十年里，我曾至少采访过包括钱学森、王淦昌、袁隆平等几十位院士。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优雅老帅。但高福不一样，绝对的洒脱“酷哥”型，绝对诗人气质，如果他从文，一定是位天马行空的大诗人。我由衷欣喜地从高福身上看好中国新一代院士的能量与精神。
他在非洲“出事”的一年多后，我到高福做研究工作的所在单位中科院的办公室采访他。
院士的办公室、一个科学院院士的办公室是啥样，在进他办公室之前我有过不少设想，想到最多的是：特别阔大，放满各种实验仪器，以及堆积如山的资料和起码五六个助手围着他转……可一进高福的那间十几平方米面积的狭小办公室，看着凌乱不堪的现场，我忍俊不禁：竟然还有比我办公室更乱的地方啊！又心头自语：我喜欢此人。未见本人，为何就喜欢了？我自语自答：肯定也是个不拘小节之人。
果不其然，几分钟后，大院士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一刻，就证明了我的判断：他高高的个头，帅帅的样儿，一说话就是机枪似的连续不停，并且是个彻底的外向型专家，完全新一代的院士，与我早年采访过的钱学森、王淦昌等老一代院士相比，高福院士就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那种“高富帅”院士。
又一次从一个人的名字那里找到了相对应的命运：高福、高福，你真的实在是又高又有福啊！
一听我如此奉承，院士哈哈大笑——竟然还是个笑点极多的人。那天从一开始，我们俩就聊得十分开心。当时我想，在这样的人身上，即使世界到了末日，那些恶魔也会退避三舍。
高福根本不顾你找他是干什么的，一上来便滔滔不绝地对你讲他小时候和家庭以及自己在学术上的那些看起来似乎与我采访的主题没什么关系的事，但到最后却发现——全都相关！
高福其实在他的“命”里并非“福星高照”。
院士的出身普通至极，父亲是木匠，母亲是家庭妇女，但就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出了三个博士，而且有两个是在牛津大学毕业的。高福 6个兄弟姐妹中 4个上了大学。
“我的家族，农民为主，并不富裕。到这一代，家庭条件很一般，负担也重。但父亲很重视孩子的读书，我是家里长子，弟弟小我不少，可父亲在我上大学时说：你只管上学，家里的事你别管，所以我们家 6个兄弟姐妹都成了学霸，其中 4个上了大学……”高福说。
大学之前的高福，虽然长得帅，但缺乏“斗争精神”，中学老师对他的评语上写道：要能跟坏人坏事作斗争。
以为能当院士的一定在上大学专选北大、清华是一种误导。高福说他和两个弟弟最初上的都是农业大学。高福上的就是山西农大，而且还是兽医专业。
“学兽医没有什么不好，那至少是生命科学的一部分嘛！”当院士后的高福如此高谈阔论，没有人敢在他面前说“不”。
“大一时我就开始对微生物感兴趣，别人听课时睡觉，我却在纸上乱写乱画，画的尽是微生物……后来考上了北京农业大学（后更名中国农业大学），之后考到了牛津大学，全是微生物，当然后来就是高级微生物理论了，且是跨学科的。”
后来高福又到哈佛深造，从此公共卫生领域最重要的病毒研究成了他的主攻方向，而从微生物入手，以研究和击破病毒对人类的进攻，让病毒学专家的他常常“**澎湃”“热血沸腾”——他如此评价自己，与我对话时的状态也证明了他属于具有“诗人气质”的科学家。
“人生是规划出来的，又必须时刻准备离开某一既定的道路。”院士说。听起来这是一句相互矛盾的话，但听他解释后方恍然大悟：“暂时‘离开’，是为了更远更高的目标，人生选择不能一条道走到黑。那不是科学的选择，今天的人类，万千物类和学科间，已经相互依存，各得其所，又彼此引证与促进……”
他用自己的成长过程引导我们一条真理道路：“我牛津博士毕业后，证明我拿到了世界著名的学位，但这并不证明我就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于是我继续寻找世界一流的导师，我便到了哈佛。这就是一个新台阶，我的重新选择，让我的论文成为了权威杂志的封面文章。之后我又回到牛津，当了三年老师。2004年回国，出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2011年就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2013年当院士……”
高福成为院士，似乎一点儿也不让人意外，完全是自然而然的归宿，像他这样特有本事的人，我还见过一位叫陈章良的家伙，他们都属于特别厉害的新一代科学家，后者是农业专家，现为中国科协副主席。高福的科学研究方向是消灭与对付世界上那些形形色色的种种病毒，这可不是一般的科学方向，是“人体风暴”的战略与战术。何谓“人体风暴”？我在“百度”上一搜索，差点吓死：尽是美女们的**姿态！
高福知后必定大笑我“邪知”。
“我讲的人体风暴，是指存在于我们人体中的细胞因子风暴。简单而言，就是我们人的生物机体内的细胞免疫能力系统。埃博拉病毒病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人的机体中形成的一个特殊的‘人体风暴’。平时，我们人是有很强的抵御外来病毒侵袭的能力，因为我们有自身的‘细胞因子’反应，但埃博拉病毒与众不同，它的攻击能力特强，就像网络世界里的一位‘超级黑客’，似乎有些所向披靡，令人防不胜防。因此当它一旦攻击我们人类时，我们就不适应了，原本固有的免疫细胞因子反应出现混乱，反应过度，变成了‘细胞因子风暴’最后机体自己死了。这是我从病毒原理的角度认识埃博拉的第一点。第二点，从西非几个国家的埃博拉患者的死亡情形看，埃博拉病毒的感染有个规律，就是人体接触造成的后果居多，非洲人喜欢搂搂抱抱，尤其是一个传统的风俗习惯很让人忧虑：那里的人一旦死亡后，亲属与好友都要在死者下葬前抚摸尸体，甚至对尸体进行清洗……这个过程，病毒的传染是最危险和最严重的。其三，其实人类发现埃博拉病毒已经有三十多年时间了，它并不是一个新冒出来的病毒，但这一次危险性特别严重，患者死亡率超高，则证明此次出现了‘超级毒王’，也就是说，这回西非埃博拉病毒是存在我们人类不曾有特别武器可以阻止与消灭它的超级传播者。加之非洲国家消极预防、没有疫苗、没有治疗，造成特别严重的疫情也在预料之中。但这种情况出现后，我的内心其实是平静的，因为任何一种病毒，即使是强大和奇异得我们人类无法想象得出，可怕到令我窒息，在我看来它依然是我们人类完全可以战胜的病毒而已。针对埃博拉，我自己很快有了对付它的方向，那就是：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然而遗憾的是西非有几个国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其结果也是在想象之中……”
到底是院士，而且是姓“高”的中国院士。高，实在是高！我心底里很敬佩他。
“不过，这回的‘埃博拉’确实有些厉害。”高福说，“有个苏格兰的患者，好了九个月，后来又出现了病毒复发，她是参加在西非‘埃博拉’治疗的女护士。这证明，这回的埃博拉病毒又有了新的变异：从急性病毒，转为慢性病毒。最近又有病例证明，一年多后，发现了埃博拉病毒竟然还潜藏于男子的**里……这说明，我们人类对这个病毒的研究和了解远不够，也让我们专业人员感觉肩负的责任重大！”
“诗人气质”的院士这一刻脸色有些凝重。毕竟，他是科学家——我心头说。
“可当国家决定援非医疗队要去埃博拉疫区，而且由我负责业务时，我没半点犹豫，去呗！这是我的强项，我又有院士的头衔！再说，院士也是一个‘战斗员’呀！战火之中，院士就该像战士一样冲锋在前，且应该在与敌人拼刺刀的最前沿……”
“‘埃博拉’很吓人，你身为大院士，就没有一点儿害怕？”我希望高福说出心里话。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他竟然用一句古诗回应道，“我要再怕它，那它就真可以横行整个世界了！”
他真的是诗人！豪情满怀，豪气冲天！
诗人自有诗人的性格，院士更有院士的性格。院士出征，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们的底气倍增。
“有高院士在，咱还怕啥！”上飞机离开北京的那一刻，中国援非医疗队队员们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和恐慌，但上了飞机就听高福院士的“空中课堂”，顿时轻松许多，“尤其是他那通俗简洁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身体力行的胆识，科学严谨的作风，让我们从心底敬佩……”队员谢大新概括评价的这几点，高福甚为满意。
“踏上塞拉利昂土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进入了战斗的状态，除了睡觉，几乎没有一分钟是在闲着。睡觉时还常常在想着如何与这个国家的卫生部门和医疗机构进行合作抗击‘埃博拉’事宜。”高福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紫皮笔记本，随手翻开内页，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从出发那一天起，我就开始记日记，从西非回国后，有媒体听说我有这东西，就好心帮助整理出一些内容，以‘院士日记’的方式去报纸上发表了。”院士说。
沉甸甸的“院士日记”，记载了一位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战斗的中国院士的特殊日子，令人好奇。
“在最近一系列紧张的准备与没了没完的会议之后，今天终于出发去弗里敦——塞拉利昂。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但这件事太重大，大有意义了！决定从今天起开始记‘流水账’……”
院士日记的开篇语这样写道。
“你是哪一天出事的？”我问。
高福的眼睛一下瞪得圆圆的，盯着我不放，意思是：我出事？出什么事？谁说我出事了？
“哈哈……”我笑，“你不是去后没几天就在那边发高烧了吗？”
“噢——这事！”高福满不在乎地说，“是高烧。他们开始吓得以为我感染上了埃博拉……”
“当时你真发高烧了？”
“是。还是好几天居高不下，确实把队里的人吓坏了，虽然他们没怎么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紧张的，但可以想象得出来。谁让我是院士嘛！”
高福好像从来没有把自己在塞拉利昂发高烧的事放在心上，可我在采访其他同去塞拉利昂的中国医疗队成员时，他们说当时高福院士发高烧的事还真把中国医疗队吓得喘不过气来，其实何止是近在高福身边的援非医疗队，据说高福发烧着实还牵动了中南海的神经……
这也难怪。中国医疗队临出发前，习近平主席就有话在前：我们出去的队员和专家，必须实现“零感染”。这是命令，也是党中央对中国医疗队的高度关怀，更是一条底线。为何这么说，大家清楚：“埃博拉”太厉害，中国已经有过2003年的“非典”的惨痛教训，绝不允许有一个比“非典”更厉害的埃博拉病毒传染到国门里来！绝不允许！再说得直白些：要阻止“埃博拉”进入中国并不是做不到的事，但要让进入“埃博拉”传染区的中国医疗队“零感染”其实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假如感染上了怎么办？假如感染上了又治不好怎么办？
谁对此问题想过了吗？我问赵彦博大使。赵彦博大使涨红了脸没有回答出来。我问中国防控中心的高级官员，他们也含糊其辞地说不出一个清晰的答案。我只能问高福。
高福这样回答：“我们去一线的人，每个人都做了回不来的准备。但确实我们谁也没有真正想过假如自己感染上了‘埃博拉’后会怎么办。作为病毒专家，我可以向你说句实话：我坚定地相信，即使我们中国医疗队队员中谁感染上了‘埃博拉’，我和队友们一定会把他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
“这是你事后的信心？还是初心？”我无比怀疑。
高福却肯定地回答：“当然是初心。”
“信心何来？”
“我是病毒专业的院士。在离开祖国出发前，我就已经分析清楚了埃博拉病毒传染的特点与途径，而且我在飞机上就向同行的中国医疗队队友们亮出了我的主张与观点。”高福说。
“在我看来，这仅仅是认识阶段，而真正的‘埃博拉’防治恐怕并非那么简单，比如院士你到塞拉利昂后的感受是否与出发前有所不同？”我仍抱怀疑，尽管他是院士。在人类与传染病毒的每一场大较量中，专家失手和死亡例子非少数。
“确实如此。”院士这回点头了，很诚恳地说，“你说得对。任何科学仅仅建立在认识之上是脆弱的，只有被实践证明了的经验才是可靠和管用的。这回西非的‘埃博拉’卷土重来且形成对人类严重打击的态势，事实上远比我们一般的、常规认识的病毒传染要复杂得多、严峻得多，关键是这回变异了的埃博拉病毒，具有超级强度的进攻能力。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在我们去之前，中塞友好医院连续出现塞国埃博拉防治专家死亡的教训，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明……”
我打断高院士的话，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就一定认为我们中国专家比他们当地的专家能力强吗？还是我们有‘秘密武器’？”
“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国家的医疗能力和水平要比塞国的强，他们的专家基本上是从我们国家的学校和医疗机构学习毕业回去的，就是说我们两国医疗专家的水平可以用师徒关系来比较。但有一点不能忽视，因为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几乎天天要跟热带感染病毒打交道，实战经验并不比我们差，某些方面甚至还优于或超过我们的经验。只是他们受到一些本国传统习惯的影响和不能根本上摆脱本国的传统文化，比如不像我们特别重视和注意在任何时候与病毒感染者之间保持距离。在飞机上给队员们上课时，我也特别提醒大家到埃博拉传染区后，要时刻记在心头的就是要使自己在任何时候与感染者保持必需的距离。这是最能保护自己的措施……”
“可我读了你到塞拉利昂之后最初十几天的日记，感觉似乎你天天与塞方人员接触，尽管他们都是些官员和专业人员，但你也并不清楚他们中间可能就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呀？”
“你的话很戳人的心！”院士大笑，然而颇为严肃地说，“真是这样。虽然是我专家、是院士，但我更是中国人，是一个满怀对非洲人民感情的中国医疗队队员。一到那里，我的心跟所有人一样，看到当地的疫情之严重，问题之多，所以心里着急，更何况有些情况远比在国内想象得要复杂和沉重得多，比如防治‘埃博拉’最需要做的就是发动民众和官方迅速行动，迅速普及基本预防知识和措施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跟不上，‘埃博拉’的传染将会日趋严重，挡都挡不住，也就是说，死人会越来越多，甚至完全失控。我们中国医疗队到达塞拉利昂最初的日子，也是埃博拉疫情暴发越来越严重的日子，街头出现乱扔尸体，大批塞国埃博拉病治疗专家死亡，民众仍然毫无保护措施，所以我们一到，立刻整天忙着跟塞拉利昂政府和当地医疗机构进行沟通和建议建立相关防护疫情的措施，以及如何以最快的迅速建起我们的病毒检测中心和介入对感染者的治疗等工作。我是中国医疗队的业务方面的负责人，自然里里外外都要出面，既当战斗员，又当指挥员……有些时候明明知道不该与当地官员和治疗一线的医疗人员贴得那么近，但那是工作，那是战斗。设想一下：你是一名已经投入战场的战士，如果一颗子弹从你身边穿过，甚至擦破了你的皮肉，你还参加不参加打仗了？肯定要继续战斗嘛！这是战士的责任和命运所决定的，不可能改变。而你要继续战斗、继续打仗，下一颗子弹就可能击中了你的脑袋。这就是战场留给战斗员的命运。我说过，我既是院士，也是战士，到了塞拉利昂，到了埃博拉疫区，没有谁能逃得过、躲得了那里的空气和那里的人，更何况我们中国医疗队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处在水深火热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哪顾得上每分钟、每件事都百分百之地按照原先设定的‘规矩’做嘛！事实上你也没办法完全做到，人家总统和部长见了你中国朋友，一高兴就跟你又握手又拥抱，你能退后避之？跟总统和部长握手拥抱后，他的随行助手你就冷落人家了？你还得跟人家握手拥抱……这么一来，谁知道对方是不是‘埃博拉’的潜在感染者！”
“你的发烧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的，所以把同行的整个中国医疗队吓坏了！甚至国内的领导们都紧张得不得了啊！”我说。
高福笑：“这些我倒不是知道太多。”
“院士出事，咱中国援非的面子何处搁？”我说，“关键是你这人太珍贵了！你出了事，不仅关系中国少了一个大院士的问题，而且也意味着西非这场与埃博拉病毒搏斗厮杀的战斗更加残酷，让人感觉不可遏制似的。”
“你这么一分析，我还突然感觉我真的不能‘光荣’啊！”高福幽默道。
“院士出事了！”这消息在刚刚到塞拉利昂的中国医疗队里算是一条不胫而走的“内部消息”，且有关人士要求“严格保密”。
“军心不能涣散，国家形象更不能受损害。这就是我们当时考虑的为什么一直没有把高院士出事的情况对外宣布的主要原因。”长期驻扎在塞拉利昂的中国援助医疗队王队长如是说，“当时我们在前线的压力确实太大了。别说大院士出了事，就是一般的队员出了情况，大家都会特别紧张。想想看：一方面我们刚到非洲，还没有全面展开工作，另一方面习主席、党中央及有关部门的领导一再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万无一失、零感染，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还有一层意思是，当时西方的一些国家医疗队也在那里，埃博拉疫区成了国家与国家、军队与军队之间的一次暗里较劲的战场，假如咱中国刚上阵就倒下一个大员，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清楚。所以高院士出现高烧的情况后，我们真的非常紧张……”
30日起床，有人向队长报告：高福院士体温38.1℃。
“怎么搞的？他发高烧还了得！”全队惊恐！
“吃药！药量加倍！必须把高烧压下去！”队里的几位负责人紧急汇聚在一起，悄声细语地开“秘密会议”……
“尽量不在队里扩散影响。”
“要不要向国内报告？”
“这个……”队长钱军开始踱步。
“还是不报的好。”
“如果院士一旦……咱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呀！”
“可一旦报上去，国内还不一片惊恐呀！”
“队长，你拿主意吧！”
争执不下。大家的目光聚到钱军身上。
“你们看我有啥用？”钱军显得有些怒了，脸色铁灰，声音强压着问，“你们谁给我说清楚，高院士这两天到底在干什么？到了哪些地方？还有，跟谁接触过……”
钱军问的这些问题，其实是关键所在。病毒传染病，就是“传染”二字令人胆战心惊。在场的都是中国传染病专家，谁都清楚钱军所提问题的要害所在。
“高院士到这里的第一天起，就每天要跟当地卫生部门打交道，至少接触过当地各色人等几十个，而且在不同场合。”有人说。
“他在国内就是出名的工作狂，到这儿后每天工作在十五六个小时以上。他既要指导我们队员的工作，又要到中塞医院等病毒治疗现场察看……比谁都靠近病毒前沿！”
“他是院士，该不会比我们缺少警惕性吧。再说他的专业水平都比我们强，不至于吧？”
“正反方”激烈争辩，谁也说服不了谁。
“怕的就是他太自信，太忘我工作了……”钱军一边听着大家的争执，一边摇头感叹。
“现在重要的是要把他‘控制’起来，而且不能让外面的人看出来他被‘控制’了！这是第一点。大家请注意了：对高院士的‘控制隔离’，要做到外松内紧，不得让外人看出来，因为这涉及重要的国际影响！你们都明白吗？”
钱军没有把话说得那么透彻，但关于这一点中国医疗队的所有人都明白，因为从中国医疗队到达塞拉利昂的第一天起，多个国家的医疗队和国际媒体及相关情报机构早已“盯”得紧紧地，任何一点“情况”，都可能成为抹黑中国医疗队和抹黑中国的“爆料”。假如一条“中国顶级病毒专家、院士先生在西非防治埃博拉前线感染”的消息传出来，肯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闻，那对中国医疗队和中国形象将是何等的压力！
保密是必需的，但如何让之前每天出现在塞拉利昂埃博拉战斗各种现场的公众人物高院士既能保持原先的工作状态，又能确保身体情况的“异常”不泄露，这是个难题。
“只能听天由命了！”有人十分悲观地叹气。
“少招晦气！”队长钱军一听便来火，但他内心想说的其实也是这一句话。
听天由命，包含着顺其自然的意思。这是无奈的选择，也是人类在无法选择自己命运时的一种脆弱的表现。你又能怎样呢？当“埃博拉”突然袭击人类时，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都派出了最先进的医疗技术队伍，而且都有军队、医疗队混杂在援助队伍之中。为何？这是不能放在桌面上的“特殊任务”——探求生物战的“秘密武器”。“埃博拉”传染如此迅猛、死亡率如此之高，恰恰就是生物战所需的“高尖端武器”……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们不去延伸。
现场，中国医疗队最担心的是高福院士的高烧。
按照当时的规定，凡发现高烧者皆需要隔离入院。在西非国家，除眼下严重的埃博拉病毒袭击外，热带病如疟疾等也都是以发烧为最初症状。但高福院士的发烧到底是一般性的感冒发烧，还是其他热带病传染，还是埃博拉病毒感染，这三者间分析结果，中国医疗队内部给出的初步结论首先排除了其他普通热带病传染的可能，但也非绝对排除，因为高福同所有中国医疗队员一样，已经踏上塞拉利昂国土有半个来月，热带的传染有半个月时间也够了。但专家们认为，从高福和中国医疗队到达塞拉利昂后所处的工作范围看，普通热带病传染概率相对小些。普通感冒发烧？这是大家的众望所归，但又有谁能说他高福就是普通的感冒发烧！“我身体一直是棒棒的，你看看我的肌肉！”高大帅的院士平时就喜欢“吹”他如何如何运动和健康，“一年到头不知生病为何物”的他，让人怎会把普通感冒发烧的事贴到他身上呢？唯一的可能就是埃博拉病毒“粘”上了他——可不是，唯他天天跟塞拉利昂的官员接触；唯他时不时去当地医院检查调研、技术指导……
唉，老天爷可千万别……中国医疗队的上上下下都为院士高福担心起来，几位年轻女士已经悄悄在为“高大帅”的院士祈求平安了。这不，换谁都担心死了：在发现高福第一个高烧点的当日傍晚，他的体温竟然升到了39度！
天！这可怎么办？中国医疗队最高决策组织的“五人小组”——现在已经剩下四人，高福被隔离，二对二的意见争执不休：一方主张立即向国内报告，以求上级指令，实施特殊措施，以防万一；另一方则主张等等再说，倘若能够自行将院士的病情降下来，治疗好，这样对稳定军心，坚定战斗决心，保护中国医疗队形象有积极意义。
“都别争了！再争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结果！”钱军抱着头，使劲地摇晃着。最后，他直起腰，说，“我们争了半天，却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人，他才是化解高院士危险的关键性人物……”
“你说的是谁呀？”几个人不约而同地问道。
“高福！”钱军忽闪了几下眼皮，说，“除了他还能有谁？”
他？对啊，他是我们全医疗队最高技术权威、中国顶级病毒传染研究专家，遇到这样的问题，非他莫属！
“咱是不是有些不近人情？”有人喃喃道。
“什么不近人情？”钱军有些窝火，说，“你们想想：他发高烧，我们在外围能采取的措施就是将他隔离起来，送些降高烧的常规药，再配上几个医务人员在外围帮助他，我们也在隔离间外面精神鼓励他，可这些对高福院士来说，等于哄孩子一般，他全门儿清，起不了太多作用。最关键的是，真正要挺过来的话，显然要靠他自己。你们说我的话是不是在理上？”
“话是这么说，可总感觉心里有些对不起院士他……”有人仍在磨叽。
“行了行了，谁都别装啥好人！现在最关键的是看高院士后两天的身体变化情况了！咱四个人除了日常工作外，轮流值班，监督察看高院士的发烧情况，每两小时通报一次结果。”钱军做出最后决策，而后自己去找全队最有经验的吴护士长，请她24小时全程负责高福院士的生活与治疗事宜。
“亲爱的院士同志，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有些让我们担忧……但我们都有信心，你的体温是完全可以降下来的！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吧。”钱军觉得自己今天说话有些颠三倒四的，怎么没有一点平时那种“高山流水”的畅快。站在隔离室门外的地方，他不敢抬头正面看一眼自己亲爱的战友，因为他怕院士会嘲笑他，或者因为自己的过度担忧让院士看到后反而造成心理上的负担，“我说这些话是希望……”
“哈哈哈……”钱军突然被一阵朗朗笑声所打断。当他抬起头时，见站隔离室内的高福院士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你、你笑什么？”钱军一副窘相。
高福院士调皮地挤挤眼，说：“你们心里想的啥我都清楚，放心吧亲爱的同志，我知道如何对付自己的身体变化，再说，作为一名病毒研究专家，过去光在理论上和实验室里打太极拳，现在用自己的身体来感受太极拳的奥妙，其实才是考验一位病毒研究专家的本事。放心吧！你们只要按照我的请求，准时送来相应的药物和食物，其他的我自己知道怎么做……”
“保重！院士先生！我们的抗击埃博拉战斗才刚开始，大家都等着你带领我们去冲锋陷阵呢！”钱军的眼里有些发热，声音变得微微颤抖。
高福微微一笑，没有说话。
分手就在咫尺之间，却仿佛远隔千山万水。这一刻，钱军是沉重的。高福其实也不平静，他感觉自己从事病毒研究半辈子，唯这一次有些粗心大意了——毕竟这儿不是国内，也不是英国的牛津和美国的哈佛，这里是落后著称的非洲，尤其是在死亡率超高的埃博拉病毒传染高发期，稍不谨慎，谁都会酿成大错。已经有报道，美国医疗队队员不幸患上了埃博拉，虽然被运回美国本土，但看到运回本土的那一刻，全美上下惊慌失措的情形，就足够令身在非洲前线战斗的各国医疗队队员们心惊肉跳的了：咋了，我们千里迢迢，远征非洲，冒着生命危险到非洲支援人家抗击“埃博拉”，可一旦我们不幸感染上了病毒，你们身在后方的人竟然把我们当作瘟神一般，甚至恨不得一焚了之……悲兮！
其实与高福同一架飞机出发到塞拉利昂的中国医疗队中，还有两位特别的人物，他们便是随队医生柏长青和聂为民。所谓随队医生，就是专门负责队友的日常保健的医生，也就是说，他们是中国医疗队队员的“保护神”。当医务专家们的医务“保护神”，其本领自不用说，肯定一流。
“柏主任，你可是我们全队的守护神呵，我们的队员不能生病，也生不起病啊！”在出发的飞机上，队长钱军专门与柏长青有过一次对话。
“队长，如果让我保证全队的人不生病，我做不到，但我敢保证一旦有队员生了病，我会竭尽全力地治好他。”
“行，我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钱军重重地在柏长青的肩膀上“揍”了一拳。
后来的事实证明，柏长青确实没有吹牛。了解柏长青底细的人都对他的自信表示肯定。这位当年在中国“非典”暴发时战斗在小汤山医院的功臣，曾经名扬一时，后来又多次执行部队高寒地带特殊任务，同样有出色表现。这位52岁的老兵在出国前就为全医疗队准备了24个医药专用箱，选备了500多种药品以及监护仪、呼吸器等设备。最关键的是他与聂为民医生一起制定好了几十种可能遇到的病情的上百种治疗方案。发烧、疟疾、呕吐等热带地区的常见病、传染病是他们研究制定方案的重点，然而此次他们面对的是目前世界上没有特效药物和医疗方法的埃博拉病毒传染。
“高院士发烧时，我们已经听说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曾在国际著名杂志《科学》上发表埃博拉论文的六名署名作者，其中有五人因感染埃博拉而死亡，其中不乏塞拉利昂的首席医生。在我们已经到达塞拉利昂后那位被指派给我们检测队送标本的司机也因感染‘埃博拉’而死亡，还有作为塞拉利昂卫生部与我们医疗队联络员的蒂莫西也因感染‘埃博拉’而死亡……如此严重的情况，我们不能不高度警惕高院士发烧的病情，但我相信我们中国医生有办法、有能力让自己的队友挺过来！”柏长青的这个有办法、有能力让自己的队友“挺”过来的“挺”字很有力量。
队长钱军曾经这样评价柏长青的这个“挺”字：它代表了中国医生、中国军人的坚强自信和信仰，以及不惧任何困难的意志。
“当然，任何疾病和病毒侵袭时，患者自身的抵御能力最关键。”柏长青这样说是有道理的。
面对埃博拉病毒，专门从事病毒研究的高福院士这回遇上了自己如何战胜“病毒”的要命课题了——
现在他在隔离室。
所谓的隔离室，其实就是平时医疗队员们自己居住的“蜗居”临时改造而成的。“疑似者”被告知，在隔离期间不允许擅自走出这十几平方米的“蜗居”，吃喝拉撒都要有人负责……独立与自由惯了的院士很不习惯，但必须遵守。这也是他在出国前就给援助西非抗击埃博拉医疗队制订的预防措施之一。教人与自我管理，尽管同样的内容，但体会绝不一样。高福这才感觉自己当时制订的每一项预防措施是那么“不近人情”。想到这，他笑了。
独守斗室，做得最多的三件事是：喝水，大口大口地喝水，这样可以压火——这是小时候生病时母亲教的一招，现在竟然也用上了。第二件事是猛吃板蓝根和白加黑，这也是中药，通常治疗发烧感冒。第三件事是手不离体温计。按规定两小时测一次，这两小时测一次是需要“上报”的任务，但“不怕死”的高福自己其实一直在悄悄进行着每一小时测一次的“战斗”……为啥？只有他自己知道。
“在那种情形下，你真碰上了发烧，能不担心吗？我也是人呀！”事后高福这样说，“一小时一测，是格外在乎自己的身体变化。”
隔离的第二天，早上输液两袋，高福的体温测试结果是37.4℃，属偏高；上午9时，我驻塞拉利昂的赵彦博大使来探望，此时体温测试结果是37.8℃；中午体温测试结果：39℃！
此时高福本人有些紧张。这个时间段还出现这么高的体温，这显然接近“埃博拉病毒患者”的体征特点。但真正感到紧张的是中国医疗队上下。“院士高福出现连续发烧症状”的绝密电文，随即通过我驻塞拉利昂大使馆传回祖国，到了国家卫计委主任办公桌上，很快又进入了中南海……
“密切关注，必须确保我院士安然无恙！”祖国的命令迅速传回塞拉利昂我中国医疗队所在地。
“怎么样啦，院士同志？”医疗队领导通过对讲机询问隔离中的高福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声音的温柔度高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