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仔细研判一下所有传染病和瘟疫灾难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只要最初的判断准确，迅速而果断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其实并不一定会发展成全民性的灾难。疫情的导火线点燃之初，把它立即掐灭，第一时间掐灭，这瘟疫它就不是瘟疫了，它可能只是一次发病而已，最多危害的是几个人、几十个人而已。反之则反。
上海在此次疫情中之所以很“牛”，我体会和观察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第一时间里果断而又毫不含糊地按照自己的目标，牢牢地将疫情的“小火苗”控制与遏制在最小范围内，并且始终如此，直到战“疫”全胜……
我仔细观察过：从1月23日开始，到24日，再到大年初一的25日，上海街头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各种公共汽车还是照常运行，但许多都是空车……黄浦江边的滨江大道，原来就像运动场上的跑道，每天都能看到来来去去的跑步者和游人，现在已经空****了。从浦东的高楼往浦西的外滩方向看去，原本每天人山人海的沿江平台上，似乎也只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而且一半是警察、保安之类的人员——大上海其实已经变成“冰山”一座！
它冷冷的，你能直接感觉它通体肃然，冒着寒冷之气——这本来就是冬天嘛！北京的家人告诉我，今年北京的大雪不仅下的数次少有，“把十年的雪都落在今次一个冬天里，而且真的是鹅毛大雪呀！”
这是怎么回事？手机上不时跳出许多庚子年的“玄学”来，而且还有不少视频，比如黑乌鸦在湖北上空满天飞……你说它是迷信，可似乎有证有据。反正这个冬天啥邪事怪事都冒出来了！
我关心的还是上海。街面的景况，我很放心。但医院呢？可能的大暴发之后床位够不够呢？管理秩序会不会乱呢？会不会像武汉那样有许多“真实”的情况也被人为地隐瞒呢？尽管上海是我祖辈待过的地方，尽管上海的不少大官员是我朋友，但现在我在上海，我必须关心，不为我自己的命，也该为全市2400多万市民，以及那么美丽的大上海，尤其是我前年才写出来的《浦东史诗》——2019年4月20日，上海十大青年广播朗诵艺术家在632米高的上海中心大厦为我此书举办的“上海之巅”朗读会，现场的那种如痴如醉的场景，怎能连同我们的城市和生命被一场疫情无情地刮走与毁灭呢？
因为在上海有太多的不愿割舍，所以在这个春节里无法不从深里去为她而着想……
在这场没有心思去感受的《春晚》之后，我仍然睡不着，站在窗口也看不到往年那种激动人心的“中国狂欢”——鞭炮烟火“盛宴”……黄浦江两岸，仍旧灯火辉煌，却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往大街上看去，四五分钟都看不到一辆公交车，其他车辆根本就没有，这种情形其实很凄凉。
唯一热闹的是手机，“新年祝福”在朋友圈里频频出现，也全都是戴着口罩的“新年快乐”拜年动画，看了既好笑，又添几分心酸。
唉，怎么成了这个样。
这个大年夜或许是我一生中心情最差的一次：房间里没有任何“新年之喜”，桌子上不是口罩，就是消毒药水，还有一堆“备战备荒”的食品……往窗外望去，街是深沉的，天下着蒙蒙雨，寒风拍打着玻璃窗。给在老家的年迈母亲打去电话问个好后，就想着“上海的事”——我关注着每一天疫情的变化，然而宅在酒店里的我，又怎能获得第一手情况呢？
突然，我想到他和他们——在写《浦东史诗》和关于上海地下党斗争史的《革命者》时遇上的几位著名医生和卫生系统的公务员。呀，他们一定知道情况，而且他们不会跟我说假话。
兴奋的情绪上来了！
“喂——某某大夫，你好啊！给你拜年啦！”我轻声细语地开始给这些朋友们“拜年”……
“哎呀，你是何主席呀！谢谢侬！谢谢侬！也给侬拜年！你在上海啊！哎哟，真是那个……等过些日子咱们碰碰面，碰碰面。”
“何主席好！好！谢谢了！谢谢！侬在上海过春节，哎呀好啊好啊！我们？我们都在上班呢！是的是的，蛮忙。这几天一直在医院里……”
“可以可以。侬稍稍等一等，我中午就可以休息一下，到时我再跟侬讲讲……”
“好的好的。情况还是比较严峻，但我们蛮笃定的，蛮笃定。侬放心。有啥事体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噢，侬是想了解一下我这边防疫的情况，还有收治传染病患者的情况？可以的呀！我讲讲……”
这啥事嘛！人家还忙着呢，你捣啥乱嘛！这哪是给人拜年，分明是“别有用心”。放下手机后我直骂自己。
但我还是原谅了自己，因为我有特殊“任务”：想了解真实的上海疫情和疫情的现场。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好了何作家，现在我可以跟你聊聊啦！”在一线的一位上海医疗专家对我说。
“上海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当然我指的是疫情。
“今天市卫健委刚刚正式对外公布了：全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确诊病例13例，加上前面积累的，现在全市累计发现确诊病例33例……”
“啊呀，不少啊！”我一听内心有些紧张。
“是，形势还是不可预测……”对方的声音有些沉重，“不过，我们这边还是很有经验，这几天是关键。现在我们全市防控把守已经非常严了，输入病例可以掌握，同时已经开展各小区的排查，这个是关键，看在武汉疫情初发阶段和我们还没有实施一级响应前，到底有多少‘潜伏’在市区内的隐形感染者……”
“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的房子，怎么能把这些‘潜伏’者找出来呀！”我将目光投向陆家嘴成片的高楼大厦，再顺着黄浦江往浦西的老上海望去，那边更是密布的弄堂、楼宇和交叉重叠的道路……嘴边不由长叹一声，那份担忧也传递到了朋友那边。
“这确实是现在上海最困难的一项关键仗……但我们有信心！上海有经验呀！”对方说，“虽然新增病例多了起来，但总体都在我们把握之中。其中30例目前病情平稳，2例病情危重，1例出院。另有72例疑似病例正在排查中……”
我注意到他的话中讲到了一个关键点。“你说你们有经验，怎么个经验？”
“阻止传染病，防控是关键，而且越早下手越好……”他给我“透露”了一个上海人在此次疫情大战中比其他城市都要胜利的“秘密”——
“何主席你肯定知道：阿拉上海从开埠到现在两百年的历史中，吃过多少疫情的苦头呀！不说远的，从1988年甲肝那回开始，到2003年的SARS、2013年的H7N9（禽流感）等，哪一回不把我们吓得心惊肉跳……怕呀！怕像以前那样传到上海！你想想看，中国哪个城市像上海有那么多人？哪个城市像我们上海有那么多小弄堂？人家与人家叠起来住的，一旦有传染病暴发，不等于乱成一锅粥嘛！你想逃都无处逃呀！有人讲我们上海人怕死，这是啥话？在传染病上，谁最怕死，谁就可能对传染病的危险意识更强，那他就可能方方面面、点点滴滴都有防备！你看现在的武汉是不是有点乱？最乱的可能还在后面呐……不说他们的医院没经验，单说市民的防范意识更比我们上海差呀！一发热，就往医院跑，这没错。可要知道，有的发热未必是感染上了病毒的发热呀！好，这往医院里一去，就真成了新冠病毒肺炎了！那些还没有被感染的人觉得无所谓呀，他们没有经历过疫情，所以胆子蛮大的，没有一点防备意识，该干啥还是干啥，哪知道这个时候就不能随便跑来跑去。我们上海人一听说有传染病了，那个警惕性高呀……”
“这个下午我上超市看到了，都能自觉排队，而且戴口罩的人比较多了，人与人之间保持一两米距离。”我插话。
“对啊，这些事看起来很小，但对个人防止感染非常重要！”上海朋友说，“对新发传染病，我们上海一直都是比较警觉的，包括SARS那年，当时我们也很警觉，市里领导马上要求我们市疾控中心派人去了解真实情况，回来马上研究应对措施。所以那一回广州、北京疫情大暴发，唯独我们上海没有你也知道伐！”
是。那回疫情我清楚，因为对“非典”疫情的整个事件我算是比较了解的一位现场作家，或者说还没有哪个作家比我更深入和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当时的“抗非”一线，而且当年写的《北京保卫战》这一“战疫”长篇报告文学就是在上海《文汇报》刊登，至今这也是唯一的关于北京非典现场的纪录。新中国第一次经历大疫情，且是在首都北京，大家又很难了解京城里的真实情况，所以上海的同志让我通过“一线”的现场采访与观察，每周给他们写一个报纸整版的内容，由他们文汇报负责刊发。据说当时每篇内容都由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审查。
《北京保卫战》是关于“非典”疫情的重要现场纪实作品，有上海媒体的功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此作再次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而被广泛传播。只可惜当年我作品的责任编辑周玉明女士前两年英年早逝了，令人痛心。她是位优秀的文学编辑和报告文学作家——每一场灾难总在我们身边默默地带走一些人，这是异常痛苦的事。
“传染病一个很特别的技术点是你得清楚地掌握‘第一个病人’，并且彻底调查清楚其来龙去脉，医学上叫‘流调’，它是我们有可能切断传染源的根本所在。我们疾控中心蛮厉害的，张永振等一批专家老早就警惕了……”朋友说。
“张永振……慢点慢点，让我记下这人名字。”
原来此人大名鼎鼎呵！不用费劲，网上一搜便知此君为何许人也：张永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与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塞尔维贝尔格莱德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等。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热带病与寄生虫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近年来，张教授的研究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发现了近2000种全新病毒，其中一些病毒与现有已知病毒差异很大，按现有的分类规则足以把它们定义为新的病毒科或目（如楚病毒、秦病毒、魏病毒、燕病毒、越病毒、赵病毒、荆门病毒等），极大丰富了病毒的多样性；揭示了病毒基因组在进化过程中的多样性、灵活性，以及连续性；发现了RNA病毒和宿主间的复杂进化关系，既有频繁的跨物种传播，又有共同进化的特征，以及频繁的病毒基因重组、基因获得或丢失。研究结果先后发表在Nature、Cell、eLife、PNAS、PLoS Pathogens、CID、EID、J Virology等学术期刊。Nature、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Trends Microbiol、eLife、PLoS Pathogens等学术期刊高度评价了研究结果的重要科学意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编著的2015年版第四版经典病毒学教材《Principles of Virology》图文讲述荆门病毒的研究结果，并高度评价了其科学意义。
一个“硬核”式人物，上海的钟南山式专家。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重视传染病和突变性传染病呢？因为它是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能遇到的比任何战争都要可怕和厉害的对手——未知的病毒的侵袭！”
“它们是看不见的敌人，而且是强大的敌人，与传统的对手不一样，就是与医学上的其他数千种病毒的进攻方式也不一样，它来的神秘、诡异，去的也神秘、诡异，总之让你防不胜防。”
“所以，我们要改变思维认知方式，不要局限于某些特定范围，要提升格局和视野，从大环境大角度出发，立足国家5—10年的前瞻性需求提出科学问题，再加上正确的方法和勤奋付出，才有可能做出更大的成果。”
“当代病毒学仅确定已知病毒5000种，仍然存在许多空白，我们医学科研人员，特别是年轻的中国医学科研人——应当敢于在病毒学研究上留下中国的印记。要想留下这样的印记，就必须在平时保持清醒的警惕，一旦病毒来袭时，就要迅速抓住其基因真相，追寻它的遗传、进化和传播规律，从而在抗击和消灭它的实战中保持冷静、科学和有效斗争方式。”
“要战胜任何一种新来的未知型的病毒，必须从弄清它的基因入手，只有掌握了它的‘底’，才可能摧毁它的老巢。而病毒基因组是多样的、复杂且灵活多变的。病毒基因组的长度，ORF的数量、组织形式、结构与非结构蛋白基因的位置、分节段和不分节段以及节段数量均有很大不同，最简单的病毒基因组仅由RdRp基因组成。病毒的基因组之间可以发生随意的重组——正链RNA病毒内、负链RNA病毒内、正负链RNA病毒间，甚至RNA病毒和DNA病毒也可以发生基因重组。而跨种间传播以及共进化，也揭示了病毒传播和进化的复杂性。因此，早发现、早识别、早解析、早预警，是我们对病毒由被动防御到主动防御的关键转变……它将影响和决定我们在与某一个病毒较量过程中的成与败！”
这是后来我看到的张永振教授在2020年1月9日下午在武汉南湖狮子山下的华中农业大学基因楼129会议室为150多名师生所作的一场有关病毒基因的学术报告会上所讲的话。这些内容对当时的武汉多么重要啊！可为什么仅仅是在这个农业大学的学生和老师中，仅作为一堂学术课“讲讲而已”呢？
如果张教授的这番话能够在疫情已经开始暴发的武汉广泛传播，如果让武汉的官员们也能够听一听，如果……唉，太多的“如果”设想，可它就是没有来，所以武汉的悲剧如此迅速地蔓延了！
从时间上看，张永振教授那天应该是作为第一批由国家卫健委组织的专家组成员去对武汉疫情进行现场考察与调查的。到华中农业大学讲课应该是利用空隙的时间所讲的一堂课——如上面提到的，这一回专家“实地考察”时，武汉有关部门就没有真正让这些专家到医院去了解真实的疫情。大专家张永振教授他们也只能“讲讲课而已”。呜呼，悲剧的产生并非事情本身就是悲的呀，它是由发展过程中一环环的“悲情”所推演成的……武汉疫情从最初的“火苗苗”到不可控的“熊熊妖火”，就是这般的“悲剧”推演所致。
张永振教授的作用在武汉被忽略了，可他在上海却已经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在上海的张永振身兼数职，但有一个重要的职务，是他的强强项——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生物安全实验室领军人物。这里有全国53家P3实验室之一的中国最强病毒实验设备。上海在此次大疫情来袭时虽外表冷若冰山，但内则铜墙铁壁，巍然屹立，是因为以张永振教授为代表的医学研究人员在武汉疫情的最初阶段就已经掌握和弄清了谁是“敌人”、“敌人”是怎样的一个妖魔！这太关键了！对打赢防控传染病战役来说，等于有了一张熟知敌情内部的“秘密图纸”。
张永振给我们介绍说，2019年12月26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项目常规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一份。
2020年1月5日凌晨，中心就从标本中检测出一种新型SARS类冠状病毒，并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1月11日，团队在《病毒学组织》网站发布了所获得的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瞧瞧这些时间点！
“张教授等专家的报告出来后，市府相关部门立即重视起来。卫健委在市委、市府领导的指示下，就开始安排各区县医院对医生护士进行培训。所以疫情一蔓延到上海来，我们的队伍马上到位，就像敌我双方大决战时摆开的拼刺刀阵营，它妖魔的病毒也没有想到对手早已有准备，所以就没那么容易冲破我们黄浦江防线……”
哈，“黄浦江防线”！朋友这个比喻用得妙！
我们现在回头来看看上海在疫情前期那些普通人没有看到的惊心动魄的战斗：
——1月3日，张永振团队就收到一份由武汉市疾控中心寄来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其患者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P3实验室立即启用……通过实验分析，发现该病毒与SARS病毒同源性高达89.11%，且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冠状病毒。这就意味着“来者不善”！
——1月5日，张永振团队将病毒分析报告上报给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我们上海的专家就在1月5号这一天判断这个疾病会人传人。”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卢洪洲这样说。
——1月6日、7日，上海全市相关医院就如何阻击新病毒开始对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1月10日、11日，被称作“上海小汤山医院”的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正式启动备用，一切设施恢复战时所有功能。而此时，已经有成千上万例感染者的武汉市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还不知在哪个娘肚子里“怀胎”呢（1月24日才启动建设），可尚没有疫情的上海已经启动了最保险的一个战“疫”堡垒。
上海的这所“小汤山医院”位于上海郊区的金山，是2003年非典之后建立的。广东和北京的“非典”疫情给了上海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必须也要有一处“小汤山医院”，以为建立上海防疫堡垒所用，这是保护上海这座伟大的城市、保护数千万上海人民的“生命之舟”！“必须建！要快建！不惜代价！按最一流的标准建！”据说当时的市委领导这样下达指令。我们也能从公开的资料中获悉：该中心曾是上海市“一号重大工程”，除常设500张病床外，公卫中心也在大片草坪下预留有各种管线，可于短时间内搭建600张临时病床，以满足突发事件的需要。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袭击上海，在患者几十、几百甚至达上千人时，这座与死神决战的“堡垒”，完全够用！呵，这一“秘密武器”如果武汉也有的话，何至于此啊！
如果今天的日本、韩国、意大利还有伊朗等国也有这样的一个“秘密武器”、“秘密基地”的话，还怕什么呢？这两天全球的股市还会“雪崩”吗？
绝对不会。超强大的美国也会更牛气哄哄。然而他们都没有。北京以前有“小汤山医院”，后来有些废弃，至少保护得不够好。上海虽然从来没有用过他们的这座“小汤山医院”，但他们却一直让这个地方保持战斗状态，里外金光闪闪——装备上的、技术上的、危机意识上的金光闪闪。
“晓得伐，我们这个地方叫金山！最牢靠的金子垒成的保护大上海和大上海人民生命的金方舟！”上海人这样骄傲地对我说。
是的。当“一号病人”15号出现在上海时，作为“金方舟”的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运营机器立即全速开动……
“干什么呢？”外行的我问。
“流调！流调呀！”上海朋友说。
噢，明白了！这个在我脑海里留存了17年的医学专业名词此刻突然从我脑海深处“蹦”了出来：
流调，流行病学调查的简称，是传染病防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前沿性的工作。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好比是疫情防控中的“侦察兵”“尖刀班”，及时、科学、高效、有序的流调，能迅速锁定传染源及密切接触者，可以很大程度地减少传染几率，让可能的感染者尽快得到排查和及时的救治，是切断疾病传播途径、防止更多人被传染的关键措施。医疗是处理存量，疾控是控制增量。在2003年北京“非典”时期，我有一段时间同“流调”人员一直在一起，他们的传奇故事和战斗情形，令我记忆犹深。我记得此次疫情中后来调整的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司长，当年就是领导北京“非典”流调队伍的。这支队伍后来对控制“非典”疫情做出了卓越贡献。我深刻地记得跟随流调人员像福尔摩斯一样地深入一个个小区、患者家庭、有关单位和患者活动过的场所，进行很神秘、很艰巨、也很危险的调查，并通过每一个蛛丝马迹，对每一个传染病体进行精准的调查，然后层层抽丝剥茧、拨开迷雾，最终让所有真相浮出水面……这工作太重要了！如果一个患者出现后，不能排除所有的密切接触者，那么有可能因一条“漏网之鱼”而造成一窝蜂感染的严重后果。
几乎让整个日本沦陷的“钻石公主”号邮轮之所以出现噩梦般的恶果，原因就有对那位80岁香港患者的流调没做好，而老人后来上岸香港后的流调，也决定了香港疫情与日本疫情的不同发展趋势……看看日本之后的被动局面，我们就会明白了“流调”的意义。
在我写此书时的2月下旬，宁夏突然报出一名从国外回来的人感染上了新冠病毒，第二天马上找出了他辗转回宁途中包括上海等地的活动轨迹，发现有189位密切接触者，这一调查过程和准确的调查报告，就是“流调”。有了它作依据，我们就抓住了这一“病毒源”的走向，所以可以采取有效手段“灭”了它……由此看出，“流调”在战“疫”中的作用太大了！
它实在太重要。从文学的情节和精彩角度看，它也太有故事了！如要把疫情中的一次次流调汇聚起来，足可以写十部、百部经典小说和拍十部、百部影视好作品。
而“流调”又是最难、最辛苦的工作，最需要细致、科学的精神与态度。
看看上海怎么干的吧。
当“一号病人”在上海出现后，上海市疾控中心的流调团队像消防队接到“火警”一样，立即开始行动———
“喂喂，是市疾控中心吗？我是长宁区疾控中心。我们所辖的同仁医院刚刚接诊一名武汉籍女患者，高度疑似新冠肺炎，你们马上过来人吧！”
1月16日傍晚5点，上海市疾控中心的电话突然响起。电话来自长宁区疾控中心。
“好的，我们马上派人过去！”待命的上海市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急传科的宫霄欢和肖文佳二位医师立即前往同仁医院发热门诊。
他们一边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一边就组织专业流调人员在医院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宫霄欢医生说，当时大家对新冠病毒的认识并不多，但是都比较警觉，而且疾控中心投入战斗的准备是从12月31日了解到武汉方面有新病毒出现时便开始了，所以战斗真正来临时，他们都能迅速出击。而且这位“一号病人”及家属也比较配合。在初步了解她的病发过程后，流调人员就开始调查病人发病前14天的全部情况，重点问她和她女儿在发病后所去过的地方、所接触到的人员等等，尤其细化到这位病人从武汉怎么到上海来的，就医时坐了什么车，了解她可能接触的每一个可能会出现的未来病例……
另一位流调医生潘浩说，对“一号病人”进行流调的当晚印象非常深刻，患者的核酸检测结果是凌晨两点零五分出来的，检测结果显示：弱阳性。而根据新病毒传播的以往经验看，弱阳性很快会转变为较强阳性和强阳性，所以专家们反复斟酌，最终敲定了她是上海首例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在向国家卫健委报告同时，流调就像一场激烈的战斗开始打响——
先隔离患者的女儿及女婿，再对患者居住的小区有关人员进行上门调查，同时对接收她的同仁医院内部进行查验并提出改进措施……如此等等，总共流调出100多位“可疑”对象，而第二步的防控战斗又开始了……
“‘一号病人’的流调从开始到完成用了多少时间？”我问。
“几个小时吧！”他们回答。
“这么快呀！”我惊诧不已。
“不快不行呀！这个流调过程不仅要准确，时间也很关键。如果一拖再拖，感染者将由原来的一个人变为几个人、几十个人……这样的教训太多太惨烈了！”
上帝呵！
“如果……如果那个‘一号病人’的流调晚一天，或者说对她的诊治晚一天的话，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由想到更可怕的结果，问。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如果’，只有必须去分秒必争地排除‘地雷’，排除清楚‘地雷’……而且不留一点死角。留一个，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难道不是这样吗？武汉出了大问题，就是最初的“地雷”没排除，而且根本没注意，等出现一大批潜伏在公众中的患病“地雷”后，仍然糊里糊涂，结果就“全面开花”，一发而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