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朋友的话让我心情特别沉重，因为我想起了此刻的武汉——他们根本顾不过来这类的流调了！他们甚至对已经躺在医院走廊里的确诊者的基本医治都保证不了，整个武汉有500多万人还在奔向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的路途中……

天啊！我不敢想了。因为我经历过北京“非典”，算是比较了解整个疫情“内情”的人，所以我有些害怕起来。17年前那一次疫情最初，我们北京人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只是听说广州、香港那边有人感染了一种病毒，大家也就是“听听”而已。再说，三月初的北京，忙着呢！喜着呢！因为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召开的。“两会”一开，全北京围绕着它转。但就在此刻，我们北京人谁也不会想到一种狡猾的病毒正悄悄潜入京城，开始与我们进行一场生死拉锯战，差一点儿把六百多年的皇城翻了个个儿——

下面的这些情况，都是我当年在疫情一线采访时了解到的。

2003年3月1日，301医院。北京的当代史上一定记着这个时间点。

这一天的天幕刚刚拉开——凌晨1点，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迎来了第一例SARS患者。

“我们有急病号，想住院，无论如何请帮忙给安排一下。”一位年轻的山西女患者在丈夫陪伴下，急切地请求医生。

医生指指日历：“今儿个是星期六，住院可不好办，怎么着也得周一才行。”医生对患者作了简单的诊断，说：“要不先到急诊病房。”“行行，只要能住下就行。”患者家属非常感激。

年轻的女病人高烧不断，于是又从急诊病房转到了呼吸科病房。

“闺女，你咋样了？啊，吃点东西啊！不吃怎么能顶得住呢！”患者的母亲瞅着胸脯剧烈起伏的女儿，心如火焚。那是个56岁的母亲，此时她自己的体温已达39℃！

丈夫在一边焦虑地看着妻子和岳母大人的这一幕，找来医生，说：想法子让我岳母也住院吧！

医生一量体温：可不，烧着呢！住院吧！

大夫佘丹阳心细，说你们家几个患者得的病跟广东、香港的非典差不多症状，得分隔住好些。其后，已经同样被SARS传染上的母亲被安排在另一间病房。

与此同时，年轻女患者的父亲从山西打电话说他也在发高烧，而且上医院输液几日后不见好转。父亲跟高烧在病榻上的女儿说，他也想上北京来治病。“那就赶快来吧！”女儿用微弱的力气对父亲说。

3月5日，父亲乘飞机抵达北京，然后直接进了302医院。

这一家人在北京汇合，其数量之多，令人惊慑：除女患者本人外，有她的丈夫、1岁多的儿子、父亲、母亲、奶奶、弟弟、弟媳、大伯、小叔子、二婶，加上女患者公司的两个伙计，以及她一个在北京工作的舅舅，共计14人！

此时，这一大家人除女患者和其父母发高烧外，于某的弟弟、弟媳等也相继出现发烧。年轻女患者的丈夫急得团团转，跟医院商量怎么办。

“我们301不是呼吸病专科医院，最好转到专科医院。302医院在这方面比我们要强。”医生说。

也好，父亲已经进了302医院，一家人在一起可以相互更好照应。女患者的丈夫立即向北京120急救中心求助派救护车。

就这样，这一家的患者在自己的亲属和朋友的帮助下，或被抬着、或被搀扶着上了救护车，于3月6日住进解放军302医院。后来知道，302医院在没多长时间里就有十几个医务人员被感染，成为北京最早的一批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同时由于院方及时组织对SARS的反击，也涌出了一群像姜素椿等英勇无畏的白衣战士。

3月7日，女患者的父亲猝然去世。他是北京被SARS疫魔袭击中第一个死去的不幸者。

302医院紧张了，从有限的判断中他们感到这一家人患的病与正在广东、香港流行的非典十分相似，于是向当地的丰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简称CDC）报告了，据说同时也报告了卫生部。丰台区CDC工作人员去了302医院，但无获而归。

此时正值“双会”召开之时，引起军方重视的病情，自然也使专司疾病预防的北京市“CDC”高度关注。在接到丰台区“CDC”的报告后，他们立即派出专人，开始了有关北京SARS的第一例正式接触。

受命此任的是年轻的北京市“CDC”应急中心主任沈壮。

这位具有良好素质的公共卫生应急专家，后来参与了北京SARS战役的所有前线战役，特别是三、四月份，沈壮和他的战友投入了极其紧张和高度危险的战斗，参与了拯救每一位SARS患者的现场工作。他因此成了对整个北京SARS战役最知情的几个证人之一。后来也成了我的好朋友。

沈壮其实一点也不壮。在SARS还在不断袭击北京的日子里我见他时，见面第一句我就这样对他说。“大概这段时间被SARS吞掉太多营养了。”这位人称“SARS毒王克星”的年轻疾病防控专家以玩笑回应我。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一见如故，而且是那种令北京人惊恐的“零距离接触”——说实话当时我心里不是没有顾虑，但我是作家和疫情核心地带的采访者，职业和良心驱使我不能在这样一位拯救过无数北京人生命的英雄面前做出任何一点点伤害他感情的行为。虽然我要向读者坦白，我心里还是有点虚的。

沈壮和他同事的出现，使北京的SARS从此有了明晰的脉络，也使我比别人更准确地掌握了有关北京“非典”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我这里有北京每一位SARS患者的全部原始病情记录。加起来有这么长——”沈壮伸开双臂，给我做了两个一人长距离的姿势。

在我看来，沈壮是整个北京抗击SARS瘟疫保卫战中最伟大的战士之一，尽管在我写他之前没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但我知道在北京“抗非”伟大战役的纪念丰碑上早晚会有他的名字。正是他和他领导的应急中心的战友们及其后来建立的2500多人组成的“流行病调查大队”队员们，为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战胜SARS建立了不朽功绩。许多材料是沈壮与他的战友们一次次冒着生命危险，在SARS患者的病榻前、救护车上，甚至是太平间里获得的。

山西女患者的父亲之死，拉开了北京SARS疫情的黑幕！

“沈壮，快到中心来，有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3月8日清晨四五点钟，刚刚因处理另一件应急事才回家眯盹了不足两个小时的沈壮，突然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

“我马上到。”沈壮给妻儿盖好被子，轻手轻脚出了门。初春的北京，寒气逼人。沈壮打了个冷颤，“不知什么缘故，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打的冷颤。”沈壮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

当日上午，沈壮带着属下到了302医院。上午的会议是应302医院建议召开的，参加人员有北京市卫生局、国家“CDC”人员，解放军总后卫生部、302医院和沈壮代表的北京“CDC”四方人马。会议议题是分析和处理北京第一例SARS死者及首例SARS对北京的疫情后果。此次会议就302医院当下的SARS患者与死者的处理问题进行了分工：302医院负责救治患者，总后防疫部门负责对医院的易感人群进行追踪，国家“CDC”负责流行病调查，沈壮他们负责军队之外接触过这家患者的排查工作。上午的会议开到十一点，死者被拉到医院太平间。

其实，北京市卫生系统在市政府的统一安排下在4月份疫情暴发之前做过一些工作。在2月11日广东省通过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正式对外介绍非典后，北京卫生局领导当即明确了5家有呼吸传染病医治能力的医院承担监测非典任务，它们是安贞医院、朝阳医院、海淀医院、友谊医院和儿童医院。市120急救中心也承担相应的任务。“那时非典还没有SARS这个洋名，我们称其为‘广东非典病’。当时大家根本想不到这个非典会有那么大的传染力。有人认为这种病毒传播跟其它病毒也差不多，每传一代就弱化一代，传上三五代就没啥感染能力了。我们也认为不至于闹到北京来，隔那么远。这种认识在当时不能怪谁，因为大家都不认识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沈壮的话代表了当时北京专业人员中的普遍认识。

“但作为北京市卫生局和所属的疾病预防控制应急专业部门，可以这么说，在广东、香港非典疫情正式报道后，我们从来就没有放松过警惕。”沈壮拿出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材料给我看。

第一份是他们在发现北京第一例正式确诊为SARS的于某一家的病情后，就有向上级写过的一个报告，那报告中最后一段话是这样写的：“鉴于此次事件发生于‘两会’召开期间，而且病人有过赴广东省的可疑接触史，并高度怀疑其具有传染性，因此若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病例排除或诊治，将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份是“北京市卫生局应对非典型肺炎方案”。这个方案共有数页纸，其中特别对小范围的疫情、中范围的疫情和全市性大范围疫情出现时所要采取的“一级警报”、“二级警报”和“三级警报”机制提出了建议。

这第二份的“应急方案”写就于3月8日，是沈壮在卫生局当天下午召开的应急会议期间，与市卫生局几位领导一起研究碰头下应急写成的。

也就是在那时，一位局领导急匆匆地过来将他和同一单位的贺雄叫到一边，说：“你们两个，不管采取什么办法，必须在今晚12点钟前，把302医院的那几个山西患者的情况弄清楚，完后马上向局里报告。”

沈壮明白领导是在着急山西那几个患者的疾病传播。晚十点，他和市CDC副主任贺雄到达302医院。当他们走进一层的楼道，有医生听说他们是来调查山西女患者一家的病情时，便随手给了他们每人一个口罩，说：“你们来了，我们就不陪了。”说完就去了另一个病区，留下沈壮和贺雄两人面面相觑。

“你们当时进去除了戴口罩还有什么防护？”我问。沈壮：“什么都没有。那时还没有啥防护服呢！”走入病房走廊的沈壮当时留意了一下楼道，见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山西女患者一家占着三个房间。现在看来，其实在“非典”之初和武汉今年的疫情最初之际医生们毫无防备的形态差不多。再说“非典”时期的医疗水平和国家实力也要差许多。

但北京“非典”我获得的“内情”应该说也是少有的多。我在沈壮那里了解和记录了北京第一位输入性SARS患者及她一家人的基本发病情况——用专业术语说，沈壮是对这一家人进行了流行病调查，简称就叫“流调”。

据患者家属介绍，患者于某今年27岁，山西太原人。做珠宝生意的她，在2003年2月因生意上的事到广东出差。临离家时，母亲特意给广州工作的同行打了个电话，询问那边的非典情况到底怎样。人家回答得非常明确：“都是谣言，没那么严重。”“还是注意些好。”父亲特意为女儿准备了几包板蓝根。

于某就这样去了广东。记着父母叮咛的她，一到那边就很认真地打听非典病情，出租车司机带着嘲讽笑着对她说：“我每天拉这么多人，要得也该轮到我了吧！可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嘛？”

一次次的证实“没事”后，于某原先的心理防御全然抛之了脑后。该干什么，她就照干什么。2003年2月22日晚，于某乘车从深圳到广州时，便感身体不适，浑身发冷。23日，带着这种不适的她，从广州飞回太原。一量体温：38.8℃！

当天，于某走进太原一家医院，紧张地问医生自己是不是得了非典。“别那么大惊小怪。有那么巧就得非典？”医生笑她。不一会儿又拿来X光片和血液检测结果。“没事。”

但“感冒”引发的高烧不断。于某内心有种强烈的不祥感。她拉着丈夫的手，痛苦地乞求着：“我到底怎么啦？快救救我吧！”丈夫一咬牙：“别再耽误了。我们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

这一决定使患者后来终于脱离了死神的纠缠，却也给北京人带来了无法弥合的痛楚！

上级交给沈壮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弄清患者的病历史，以便尽快切断传播源；二是让患者身边的那些还没有传染的人赶紧离开患者，离开北京，回到山西去。

“CDC人员按通常的做法也该弄清病例全过程，以便获得最可能的控制。而当时让患者身边那些尚没发病的人回山西，绝对没有其它意思。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到底SARS患者有没有潜伏期，潜伏期里传染不传染，这些都不清楚。只是知道非典是传染的，不能让患者传染更多的人。”沈壮一肚子无奈的苦水。

山西方面在第二天就开来救护车。而沈壮在病房与患者家属做思想工作一直做了近十个小时。在于某的几位尚未发烧的亲属同意回山西时，北京下起了少有的春雪。

这一天下午，一辆救护车将于某的奶奶、舅舅、大伯和两个伙计拉回了太原。太原方面将这些人隔离观察，还算好，只有于某的一个伙计后确诊为非典患者。

留在北京的于某和其余的亲属可就惨了。继其父亲7日死后，56岁的母亲也在15日死去。于某的丈夫、弟弟、弟媳妇、小叔子和于某公司的一个小伙计陆续感染上非典而倒在病榻上，于家陷入了极度悲惨和痛苦的深渊。但于某本人，一个多月后在302医院医务工作者的全力抢救下，与其他几位亲属一起从SARS的死神中解脱出来，健康地回到了山西。但这位饱受疫魔折磨和为亲人带来痛苦的年轻女患者，再也不愿别人去打扰她。从于某一家的发病到连续死亡几例的情况看，此次武汉新冠肺炎其实跟“非典”十分相近：年轻人和同样年龄的女性死亡率，要远低于老年人和男性患者。呼吸道病毒传染病大概都是这种情况？我不得而知。

当时让沈壮感到宽慰的是于某一家的良好文化修养救了不少人的命。“我们问楼道的服务员小姐有没有接触过于某家人，姑娘说，于某的舅舅一住进来就主动对我们说他们家人得了传染性肝炎，让我们不要接近他们。所以后来也真没有发现楼道姑娘们传染非典。”

可忧心事还在后面。在沈壮他们一再追问于某家人还与什么其他人亲密接触时，于某家人说她还有个舅舅就在北京，而且于某父亲死时就是这位舅舅在场，据说于某的父亲是死在这个舅舅怀里的。

“这不要命嘛！”沈壮一听就跳了起来，“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啊？为什么？”

不为什么，为的是怕别人知道了，舅舅不好过日子。“他现在在哪儿？”沈壮一个个追问。

没人告诉他，就是不告诉。“你们，你们要为他的生命负责啊！”沈壮想发脾气，可看看一个个倒在病榻上的于某和亲属，心就软了。“你们无论如何要告诉他，一是让他不要再接触人，二是一旦有哪儿不舒服，马上给我们打电话。”沈壮没有其他办法，因为非典尚未上法定传染病，就不能按照传染病法规强行让患者履行义务。

这一天应该是2003年3月10日。之后的每一个小时里，沈壮的心一直悬在半空。12日，沈壮不想看到的事出现了——于某在北京的那个舅舅来电话，说发烧了。

坏哉！沈壮的心头“咯噔”一下。“你在家准备一下，我们和救护车马上就到。”“我们不敢把救护车开到于某舅舅住的门口，远远停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然后我和一名同事手里拿着一件大白褂和两个口罩，但在到患者住处之前不敢穿也不敢戴，怕患者本人心里不好接受，而更怕的是居民发现我们在运送一个非典病患者，我和同事只能做‘地下工作者’。”沈壮说。

到目的地后，沈壮一忧一喜：忧的是于某的舅舅当时的症状已经基本可以确诊是非典，喜的是患者在同于某一家接触之后自己隔离了自己，没有与其他人一起生活。

于某的舅舅在沈壮等护送下直接进了佑安医院。

沈壮从佑安医院回到单位，正式在自己的工作日记上写下了这个普通而重要的日子：2003年3月12日。

说它是个普通日子，是因为99.999％的北京市民这时还根本不知道要命的SARS已经稳稳当当地安落在京城宝地。这一天，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这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明确病名，简称SARS，并向全世界发出了警报。

了解一下当年“非典”时期的“一号病人”如何传播到北京的全过程，以及她所携带病毒后的传播与病情结局，对病毒传染规律包括如何防控此次武汉疫情极有意义。遗憾的是我们作家写的东西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看，看的人也仅仅是图个热闹而已，不会把一些关及我们整个社会和亿万人生命的重要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训和经验放在眼里。这是中国当代“社会病”中的一个很可怕的事。

武汉疫情后，多少人哭天喊地，是不是过不了三年大家也就差不多将它忘得一干二净了？“还要用三年？我看三个月就忘个精光了！”有朋友这样跟我说。

但无论如何，我们文化人还是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呐喊”的责任。

当然，现在我只想上海的事，因为武汉疫情的发展势头显然比当年北京“非典”要猖獗多了。何况，上海并不像北京城那么“大大方方”，尽是些旮旮旯旯、小巷弄堂……

然而我还是错看了大上海。上海对疫情的控制从一开始就远远地走在了全国其他省市区的前面，甚至可以说是“不在一个水准上的防控”措施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