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无心看《春晚》，因为手机上的信息一直比《春晚》的“节目”要快捷和惊心动魄得多，尤其是武汉方面的消息几乎每分钟都有让你喘不过气来的一幕幕恐怖至极的“现场”——网络与视频，让这个世界变得没有了时间与距离的概念了！

武汉：一对老人感到发热，想打的到医院，但打不到，只好相互搀扶着步行几里路走到医院，挂诊时要排队，一排就是两小时。轮到医生检查时，发现体温超正常值。“留观吧！”医生说。“留哪儿？”老两口之一的问。已经满头大汗的医生左右摇晃了一下脑袋，说：“没有位置，现在没有。等等看吧。”两个老人就等，在医院的走廊里等。又是几个小时，天黑了，怎么办？回家？！回家不等于等死吗？可不回家在这里难道不是等死吗？发热的丈夫已经感到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老婆子想哭又不敢哭，最后他们无奈回了家……

武汉：某医院的门诊楼里，等待住院床位的患者已经从几十个增加到上百个了……似乎没有希望还会有哪个人腾出空床来安排新的患者，但对重患来说，回家就意味着死亡。等吧，必须等。“医生，我妈不行了！快来救救她吧！”一名患者的女儿见自己的母亲坐在地上已经不省人事了，便不顾一切地拉住医生去救她母亲。“哎呀，赶紧送重症室！”女儿拉住的是一位医院负责人，她跟着边跑边对她已经不太清醒的母亲说：“妈，挺住！你要挺住！”母亲是挺住了，在重症室里经数位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挺住了……然而这只是暂时的挺住。第二天早上，女儿被告知母亲“不行了”，“走了”。女儿大哭，撕心裂肺地嚎叫着，她身边看病的人很多很多，然而似乎并没有太多人在乎她悲恸的哭声，只是在一旁长吁短叹。女儿无论如何想要送妈妈最后一程，可拉尸的车子前有人远远地将她拦住：“不能靠近！绝对不能！为了你好！”女儿瘫在地上再度大哭：“我不要好！我不要好——”

那些日子，这样的情景，这样的悲剧，这样的混乱场面，在武汉和武汉的医院比比皆是……全国人民看了一样的痛心和落泪。

是不是下一个感染病毒的就是我们呢？武汉之外的所有中国城市和乡村的人，在大年三十、大年初一、初二……乃至整个春节假期中都在想这样的问题，这样的可能！

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恐怖和惊慌的了。恐怖的时间和恐怖的未来也许就是三五天、十来天之后呵！人们的内心都在猜测，于是发现在大疫面前个人和个体的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怎么办？求助上帝？上帝存在吗？美国人在这个时候已经说了：上帝才不管这些事呢！超脱的他们最初对我们中国的疫情有些幸灾乐祸，瞧：全中国人正咬紧牙关时，他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跑到印度去拉手拥抱，明白人都知道这是在背后给中国捅刀子……还有台湾、香港的一批企图搞国家分裂的小丑们的行径也足足在此次疫情面前暴露无遗。

国与国、地区与地区的冲突、矛盾、斗争，跟人与人、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形式差不离。小人之心、恶人之举，千万不能忘记呵！中国人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有记性。这话我说过无数次，许多有识之士比我说的更透彻。

疫情与战争很像，人性和国性都会在此得到充分的露骨的表现，软弱的、勇敢的、伟大的、卑鄙的、丑陋的、崇高的都会同时呈现。它如镜子一般，你只要稍稍注意，万千景象尽显原形。

然而，这并非根本，根本的是我们自己。在此次疫情中公民自身的问题，更引人深思。疫情之下乱象丛生，我们在武汉看到了怎样的丑陋现象？一个处长级干部，竟然对累得连力气都没有的医务人员“命令”道：“为什么不打扫我厕所？这是你的职责！”他哪里知道此刻武汉的医生和护士们已经精疲力尽，她们已经无力再去为一个普通的留观者打扫和收拾厕所了。我们还看到一位自以为是的厅级官员，为了上医院看病竟然提出要公家派“专车”，那副官腔在大疫面前显得何等的丑陋！

这或许仍然是表象，是个别人的行为，吃相难看些，然而无妨大局。妨碍大局的恰恰是百姓最不能容忍的官僚主义，不敢担当的干部，不能为百姓着想而果断出手的领导，尤其是大疫面前犹犹豫豫，一副等待上面指示的无能之官，以及那些做事、办事拖拖拉拉，相互推卸的职能部门……他们的行动和心态的雪崩，才是真正的罪过！

那样的雪崩是让人心寒与心焚的。

成千上万的患者求医无处、入院无门的那种煎熬，数以百万的市民们无路可走、无处可求、无处可诉的那种焦虑与恐惧……而且你还不能随便说真话、揭实情，不然“政法部门”的利剑将悬向你的头颅！

医疗资源的缺乏和医院医治环境的混乱，给医务人员造成极大的危险，但又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医生们只能凭借“责任心”和“职业操守”去赴汤蹈火，直到一个又一个倒下……

然而这似乎还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国家派专家组来到武汉，想了解真实的疫情，却并不能获得第一手资料。“实地考察”成了走过场。

此时已经是12月31日，而仅仅在当天，武汉市因出现类似病情前往各医院求诊的发热者高达上万人，被诊断有明显感染的病例人数也已经超过7000多人了，而且其中有数百位危重病例。疫情如此严重，武汉有关领导却因为考虑到开“两会”的“大局”和春节“稳定市民”的“积极考虑”，通过上级专家之手对外声称“问题不大”，“可防可控”，“现在基本上无需采取类似对待SARS的过分严格的隔离措施”，“只要数周，情况就会基本好转”云云，若无其事地讲着轻飘飘的官话。

“完了！这下子武汉真的是完了！我们的国家也要遭殃了！雪崩了呀！”武汉卫健委的一名工作人员面对如此局面，满面泪水地仰天长叹。

这样的市委、这样的省委，他们的一把手书记不撤，怎能挽回一个英雄城市的疫情雪崩局面呢？

党中央果断的英明决定，也说明了在武汉疫情中所存在的严重的地方领导责任。

现在我在上海，我怎会不好奇上海是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尽管对上海市的领导们也有相当的熟悉与了解，然而那只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时候，真到了特殊时期和危难时刻，就不会是简单而浮面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了，而是“你稍不好，我也不好，大家全体彻底不好”的结局了啊！

我要冒险试试“我的上海”会是什么样，比如“一级响应”发布后是不是真正响应了？

我先考察了陆家嘴的几个大商场：确实全关了，除了超市。1月24日，大年三十下午三四点钟，我冒着胆走进了最近一家超市，想看看里面的情况。有些吓人——里面人很多，大概与我一样，想做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备战”，多买些存货。会不会被感染呢？其实那个时候大家的防护意识还不是很强，感觉武汉离上海还是挺远。

进吧。我进去了，顺着人流。

我是戴着口罩的。多数人也戴着口罩，让我放心了许多。但确实也有没戴口罩的，怎么办？“请你到这边来排队。对对，保持一定距离，两米吧！”我突然听到有服务员过来对几个没戴口罩的顾客这么说。

“好好，我过去我过去。”那几个没戴口罩的人自觉地离开我们戴口罩的人，在另一个地方排队结账。

这情景虽小，但我却感到温暖：上海人就是仔细。

该结账了。可惜我没有支付宝，也不会用，拿的是现金。

“这里有消毒水，拿了钱后擦擦手，就不会有问题了。”在我接过钞票时，服务员指着旁边的一瓶消毒液对我说。于是我赶紧按了一下那瓶子，用手搓了搓。

“这是什么消毒液呀？”我好奇地凑近那瓶子，一看，噢：是一种植物性的消毒洗手液，抑菌率99%！

太好了！商店想得这么周到！拎着一大袋食品出了超市后，我站在已经比较清静了的马路边的小广场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完成一次“历险”！体会是：超市这样的公共场所，还能做得这么好、这么周到，肯定不会有问题。至少我心理上很安心。心理好对抵抗病毒袭击也很关键——在“非典”时就听大专家这么说过。

这是1月24日下午上海第一天“一级响应”后我在浦东街上亲历的第一“疫战”情形。感觉“硝烟”离我和我的上海还比较远……或者说，上海的保护网蛮“结实”。

我心头一笑。还没有笑完，突然有人喝住我：“哪儿来的？”一位酒店保安戴着口罩，很严肃地拦住我。

“住在里面的。”我掏出房间卡，给他看。

“谢谢。”保安说，然后友善地用手示意我，“请这边测量体温。”

测量完毕。

“正常，36.4℃。”他又说，“我记一下你的房间号。”

他在一张表上填写后，又客气地朝我示意：“谢谢，你可以上楼了。”

“辛苦你了！”我对他说。

“应该的。”他点头。

这样的一个细节在之后的几十天里就不足为奇了。然而在疫情前期的上海，在1月24日这样一个时间里，看到这般情景，还是感觉“大大的好”。

它们削减了我对武汉暴发的疫情在上海会不会复制性大暴发的疑虑。

但我知道，这仅仅是粗浅的经历和认识。大疫风暴仍未正式到来。酒店毕竟相对可控些，人员来去本来就有登记，各自的身份也无法隐瞒。庞大的上海各小区呢？尤其是像武汉那么混乱的医院发热门诊现场呢？那可是病毒最活跃的地方，上海的医院和医疗资源准备好了吗？

我被武汉医院的一幕幕情景吓着了，于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此时此刻上海的各大医院……不可能到现场去采访和体验了，既不现实，又犯傻，更是给上海朋友添乱。

可我又很想知道。

许多纷乱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不在其中的人很难知道个中的奥妙。武汉之所以在疫情开始时如此混乱和毫无章法，百姓看到的是现象，官员和职能部门的人感受的其实是心态，因为官员们更多的是关注种种“因素”，这包括了对疫情最初的判断准确与否，没有经历过疫情或者对传染病不甚了解的官员，他们认为小小病毒怎么可能“会出大问题”呢？像“两会”这样的“大事”和“大局”是绝对不能耽误的，因此当有关医院报告可能的病毒传染时，相关官员就立即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尽量争取缩小影响，最好把“有事”变成“无事”，这是最省事的“交待”。也正是他们的这种官场思维，才导致医院或卫健委等专业部门的人“顺”着领导们的意图去行事，以本不该那般处理的方式去违背科学和医道地处理传染病，以至于把本来非常严重的事，缩小成“无事”、“小事”，甚至把李文亮这样正直和真诚的“吹哨人”反看作是“有毛病”的捣乱分子并加以严惩。

这是最初的官方形成的“心火”，它只是火苗苗，似乎也无关大局。然而病毒也很狡猾，并且有意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它伺隙乘虚，更加疯狂地发起对人类的进攻。武汉的传染浪潮越来越严重，医院扛不住了，卫健委扛不住了，赶紧再向领导汇报，领导们一看这回真的扛不住了，于是感到事态严重了，就急请北京方面的大专家来。但此刻武汉有关官员仍然想“尽可能”地不将事情扩大到“特别严重”的地步，他们想借专家之嘴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第一批北京去的专家虽以“实地考察”为名，其实就没有获得过多少有用的信息，但必须留下对武汉有利的“专业与权威”的意见。这种完全不实事求是的专家意见，给了武汉官场一个可以推卸责任的充分理由——一旦出大事，你们看，并非我们的决策出毛病呀，是专家们的意见嘛，专家在这些问题上是权威呀！瞧，这就是“水平”！百姓愤怒至极，但你能拿这样的官员有什么办法呢？

害苦了百姓！

也害苦了被冤枉的那些来武汉的北京方面的专家们——这样的专家受这份骂也活该，因为他们同样缺乏良知和良心，至少他们应当为自己没有尽职尽责而感到羞耻。

火烧得越来越大了！因为疫情在整个武汉已经到了无法遮掩的地步：医院内外人满为患，成倍增长的感染者和接二连三的死亡者的出现，同时又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感染者的蔓延和扩大……疫情从小火苗苗，到了妖火熊熊，再到鬼火四野燃烧时，武汉方面完全乱了阵脚，一切陷入无序和混乱、挣扎与被挣扎的失控局面！

这就是由那么几个最初的“小心态”，引发了一场全国、全球性的大疫情之缘由所在的部分重要因素！

没有人去分析这种缘由，因为它“并不好说”，原因是：谁都可能在其中有责任，然而仔细想想又谁都可能没有责任，这就是中国许多重大灾难和人为事件中最后得出的某些特别诡异的结果。在天津大爆炸后，我曾在一线采访，写了一本《爆炸现场》，在此书中我就已经指出过这样的问题实质。

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一些看似完备的机制体制，其实它被许多无为、无能和不担当者钻了空子，于是责任成了一句空话。最后调查事故的责任时，只能各打一鞭，再严重的判几个“相关责任人”三年五年的刑，或者给个“行政处分”，可那些无辜死去的几百人、几千人，损失的几百亿、几千亿的财产谁去负责呀？

我之所以要专门提出这样一个“心态”问题，是因为目前中国官场和社会上确实存在如此严重的不正的心态：有人说现在管得严了，啥事不好干了！确实如此，对不干事、不想干事的人来说，其实这种环境是“好事”，因为他们就不用再为自己不会干事的劣根病增加什么压力。你不是有本事吗？那行，所有的责任——可能出现的和已经出现的问题，就由你这样能干事的人去担着吧！如此时间一长，真想干事和能干成事的人，伤心和失望了，也变得不想干和不干了。

这也是一种心态。

不同心态可以成就不同的事业和社会的结局。在太平日子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一旦不妙的事情冒出来，本来完全可以化解的小事则酿成了大事，酿成了不可收拾的大事……武汉疫情从开始，到被发现之后的处理态度，再到失控后的处置方法，都与武汉官场的心态有关，后来是乱了方寸，所以完全沦陷！

武汉人民在哭泣，全国人民跟着流泪、心痛，并且恐惧末日降临到自己头上……

一个缺乏基本素质的城市，如果再加上一些无能的干部在管理，这样的城市不出事、不出大事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