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晚饭前，待在酒店里的我，觉得应该出去走走。因为连续几天在外紧张的采访，虽说接待单位的食堂伙食也算不错，但对我这种血糖高的人就非常痛苦了，好吃的不能吃，能吃的人家并没有专门为你准备——糖尿病人的痛苦外人并不太清楚，有的地方还以为我嫌弃他们的伙食或接待不好。误会的事不少。

这天晚上想改善一下伙食，便去附近商场的一个西餐厅吃烤牛排。那个西餐厅以前吃过几次，印象不错。但那天下着小雨，基本没有什么人，偌大的餐厅内只有三个顾客，我是其中一位。当我落座后，隔着两个位置的餐桌旁又坐下了一位时尚的姑娘，很文静，我们彼此瞟了一眼。这个时候，我突然咳嗽了几下。因平时稍稍被冷风一吹，我就容易咳嗽和淌鼻涕，医生说是有点鼻炎。但这个时候的咳嗽却不承想给别人带来了“危险”……

我看到那姑娘立即起身坐到了离我远远的地方，而且连连看了我几眼，好在她的眼神比较温和，不然我真会说一声：至于吗？

我突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和“可笑性”：哈，上海已经对武汉的病毒肺炎很敏感了！这也立即让我想到了当年“非典”时期的北京，谁要是在公共场所咳嗽几声，所有的人都会离他远远的，尽量离得远远的。但即使是这样，仍有人会瞪着愤怒或是怀疑的目光看向那个咳嗽的人：你是不是患“非典”了？你怎么到处乱跑呀？

公开骂的也比比皆是，但通常避而远之——咳嗽者犹如瘟神一般。我想到当年遇到的事，不由笑了起来。走出西餐厅时，我善意地向那女孩看了一眼，发现她双眼也盯着我，绝对不是多情地盯着，是高度警惕的目光。于是我向她抱歉地笑了笑，算是一声“道歉”。

阿拉甭侬道歉，侬自家要当心点嘛！回酒店的路上我想着这上海姑娘一定会是这样对我说的。

我一路笑着回酒店。其实因为那姑娘“瞪”我的态度和优雅的“离别”，让我对上海再度充满好感。如果在北方或其他地方，可能是一场火药味非常浓的“战争”。这不是没见过。记得当时“非典”时期，我带着中国采访组每天要到北京市政府那边去等待安排采访对象，可不知咋的，每次一到测量体温时，轮到我总是亮红灯：37℃还多一点儿。

那个时候大家对“非典”发热概念似乎没有此次疫情抓的厉害，如果是这次碰到上述情况估计我早被隔离了。有意思的是17年以后我在上海再量体温时，那把手枪式的测温器总出毛病，不是不显示，就是体温34、35℃偏低状态。

“非典”那回，有一次我乘公共汽车从采访地回到自己设立的“封闭区”——自家的一间小房子里，路上就碰上一件事儿。一个看上去五十来岁的男子在车里咳嗽了几声，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在一旁嘀咕，惹怒了这位咳嗽的男子，开始是俩人对骂，后来发展到两家人对骂，最后竟然大打出手——因为咳嗽男子的身边站着他夫人，而那个三十多岁的女子身边也站着她丈夫……结果是我们一车的乘客倒霉，只能中途下车。下车时，多数人站在那个女子一边，认为那个咳嗽的男人“不是东西”：“他在这个时候说不准带着‘非典’跑来跑去，把我们害了怎么办？不是太坏了嘛！”“就是！咳嗽还出来干啥？”

明明可能与非典毫无关系，但那个特殊时期人们宁愿信其有而非麻痹大意，谁都不会轻易站在那个并非“非典”的男人一边……当时我自己也在笑，心想那老兄肯定跟我一样，平时抽烟什么的容易干咳嗽，但我也不敢轻易公开出面为他说“不”。可见疫情时的人们，其防备心理都很高。

我们的文坛老熟人、湖北作家方方这回真是“一鸣惊人”了：她的“日记”每天吸引了无数人。这可以理解，因为尽管现代媒体高度发达，但真到了关键时刻，由于种种我们知道的原因，许多真相反而并不为人所知。故像方方这样来自亲身感受的文字反倒变得特别珍贵。其实，任何一个大疫情到来之际，真相是最重要的，它可以让所有人面对疫情时有心理和具体行动上的准备，怕就怕糊里糊涂中染上并悄然死亡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然而真正在疫情风暴的中央，有些情形也确实让人心惊肉跳。

“非典”时我的经历可能比一般人更多些。《北京保卫战》中的这些片段都是我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事——

“妈妈，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2003年4月初的一个早上，当秦女士接到武警总队医院通知她的母亲患SARS已死亡时，当场哭昏在地。她怎么想得到患糖尿病的母亲会在转眼间变成了SARS患者并死得这么快！

那时SARS患者的家属还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亲人为啥突然死亡，而且死得那么快。因此，秦某的心境非常不好，加上前期在医院陪床，已经被拖得很累。母亲没了，秦某的心空****的，也吃不下饭。到第三天，又是咳嗽又是发烧，当时她还以为自己是累的，想吃点药可能就过去了。哪知4月5日到人民医院门诊就医，医院觉得她有点像非典症状——“当时虽然听说东直门医院等已经有非典病人了，可到底非典是什么样，说实话我们也不清楚，更不知道应该怎么收治。所以秦某上医院门诊后，我们就把她放在观察室留观。而那时医院的观察室没有什么特别的隔离措施，这让我们人民医院埋下了恶性传染SARS的祸根。”该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事后这么说。

那是真正的恶性！

人民医院是北京著名的三级甲等医院，拥有85年历史，每年到此就医和住院的患者高达百万人次！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市民到此方便就医，医院在设计时以尽量节省空间和方便快捷为原则，所有化验、门诊和收费窗口都尽可能地在一起。SARS就像一个杀手端着冲锋枪走进了人群聚集的地方。

秦某在留观期间，旁边是十几个其他病患者，他们后来大多没有脱离SARS的传染，其中有一位心肌梗塞患者转到心脏内科，一人传染了11名内科医生。那些内科医生哪知这位患者与SARS重症者秦某有过“亲密接触”，完全在不设防的情况下又不断传染给其他的同事和家人……4月17日，在向外转出29名患者后，人民医院于当晚关闭了急诊大厅间的天井，意为安排成批的留观患者所用。哪知原本就通风不良的急诊环境更加恶劣，致使急诊药房、急诊检验、急诊收费和近邻的其他几个科室均处在由于空气不畅而形成了SARS强大的交叉感染区。

人民医院终于哭泣了，哭得那么悲恸。人们目睹着一个又一个的倒下，一批又一批的倒下，却无能为力……于是，医院上下，医院内外，一片恐慌。那些来看病和正住在医院的患者听说SARS蔓延后能逃的就逃，不能逃的也纷纷想法远离医院。原先在医院干得好好的清洁工和护工扔下一个月几百元的“瓷饭碗”，不辞而去，SARS病房内的清洁工作和后勤工作不得不由医生护士来完成，这使得又有一批批医生护士感染上SARS而再度倒下……

人民医院再也无法承受这打击，于4月19日、20日、21日，连续三次向上面打紧急报告，请求停止急诊和门诊。中国CDC派出首席专家曾光前去调查核实。“情况属实，建议立即关闭所有门诊急诊。”曾光的结论，给灾难深重的人民医院带来转机。

4月24日，整个医院被市政府宣布隔离。5月初，人民医院向市、区两级CDC报告的非典患者高达200余人，其中本院的医务人员89人，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63岁，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医院的骨干和专家。

与此同时，我们知道从人民医院那儿传染上的SARS患者仍然在北京其他医院不停地就诊看病，先是中央财经大学出现SARS爆发，继而是北方交通大学又爆发疫情，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医三院……等地方的疫情也频频而起。

北京城彻底恐慌了——

学生开始成群结队地离校；民工开始成批地乘火车汽车逃跑；有钱人驾着车、搭上飞机匆匆离开北京；

普通百姓扑向商场食品店卷起米面油盐醋往家奔跑……

一个个机关大门开始关闭；一座座小区实行封锁；一条条街巷没了行人和车子；市民们躲在居室不敢出门，惊恐地睁着双眼看着外面那个黑云压阵的慌乱世界……

一天，一辆公交车上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咳了几声，全车人吆喝司机赶快停车，随即争先恐后跳下车，路近的人干脆步行，路远的纷纷招手“打的”。

“的哥”问：那公共汽车上出什么事了？乘客说，上面有人咳嗽咳得厉害，可能是非典。“的哥”一听，脸色煞白，忙推说“车子没油了，我要去加油。”说着，“哧溜”走了。

“喂喂，我又不是非典！停车停车！”乘客一边喊着，一边追赶。

“的哥”早已溜回自家的巷口，想把车开进大院。

“不能进！你们出租车整天在外面拉人，谁知道有多少非典患者上了你的车。为了你的家人和全院人的安全，我们不能让你进去。”几位老太太严防死守着铁门，任凭“的哥”怎么说，就是不让进人进车。

“的哥”直蹬脚，“我、我……这到底是怎么啦？你们不能不让我回家呀！要是我家有人得了非典谁救他们呀？”

“啊？你家有非典病人哪？”老太太们一听，吓得四处逃避，一溜烟人走巷空。

“的哥”抹干泪，走进自己家的楼门，敲了几下，没见动静。又敲：“我回来啦，怎么不开门呀？”

“知道你回来了！可你不能回家，孩子要被你传染了怎么办？”里面的女人说话。

“的哥”一愣，说：“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传染非典？”

里面毫不留情地：“我们怎么知道你不传染嘛？你整天在外面拉人……”

“的哥”有口难辩，只好问：“我总不能睡在门外面吧？”

这时门突然开出一条缝，缝里甩出一条被子，门又猛地关上。“你就今晚先在外面睡。不为大人想，也该为孩子想想。”

是啊，孩子比什么都重要。“的哥”想想也是，于是便无奈地卷起被子，萎缩在墙旮旯。真的累了，不管怎么说，先睡一觉再说。

“你别睡这儿呀！离我们门口这么近不行！”突然，对门的邻居在里面高声嚷嚷道。

这是“的哥”想不到的事，他火了：“你们以为我真是得非典了呀？”

“你不是非典为什么你家里人不让你进屋？”

“我……”“的哥”有口难辩，抱起被子就往楼下走。

他重新回到车里，一狠心：妈的，上路拉活去吧！

车子发动起来，轮子向前飞奔。“的哥”突然发现今晚的大街上，这么少的行人，这么少的车子，一条平安大道，竟然从西到东，没遇见几辆车子……

“这么大的城市，见不到人，见不到车，那种情景，不是亲身感受你是无法想象出来的。一句话，它比进地狱还吓人。”一个多月后，这位“的哥”依然心有余悸地这样说。

我就是在那时看到了这位“的哥”，而他也看到我——准确地说是看到了我们全家。

我、女儿和家人，全副武装的几个人：都戴着双层口罩，都戴着厚厚的眼镜，都穿着臃肿的衣服。

“的哥”下车给我们开车门，他的超常规动作，叫我感动。而他的话却更让我意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晚给我开了彩……”

“北京这是怎么啦？大哥，你说这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啊？”他竟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

兄弟啊，你哪里知道，我们还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历程呀！我心里这样说，嘴上却不敢对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一家三口刚刚经历的一场“劫难”比他经历的更加恐惧。

“的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一连向我说了三个“谢谢”。

红色的“的士”消失了，长长的街头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回到家，疲惫的女儿入睡了，家人则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强度的消毒药水在我们刚刚脱下的所有内外衣上喷洒着。而我怎么也无法抑制波澜激涌的心潮，独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上，俯视和举目远眺着眼前这个正在被SARS奴役和摧残的城市……

那一刻，我发觉自己真的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了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队参加一场流血的战争时的情景。

我怎么发现眼前的SARS竟然会让我感到比当年参战时的那种心境更加恐惧？呵，我明白了：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我去了，死的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死了也会很光荣。可这SARS不一样，它让我看不到，它让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的家庭，属于我的同事和单位，属于周围的环境，属于这个城市，属于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

就在十个小时之前，当我居住的整个北京城人人都从单位和大街上躲进自己的家居时，人人都在关紧自家的门窗，以家为战，消毒反击，堵疾防魔时，刚因停课回家准备高考的女儿在下午三四点时，开始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说她胸口难受。我和家人手忙脚乱地让她从书堆中躺到床头。然后开始测量体温……

“37.5℃”。第一次测量，就吓了我们一跳。

家人忙着找药，而我则忙着打开电脑，上网寻找“非典”的特征。网上的“非典咨询”都这么说：体温在38℃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阴影……

吃药，继续测量体温。半小时一次。

下午4点半以后，女儿的体温一直上升至38℃，而且居高不下。“我难受，爸爸，我难受呀……”女儿的每一声叫喊和哭泣都揪着我的心。我成了热锅蚂蚁。

家人守在床头，负责测量女儿的体温，而我则不停地翻阅网上的“非典”知识，又不停地想操起电话咨询“非典”热线——可这一项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知道一旦“暴露”家中有38℃高烧者，当时的情况下准会被视为“非典”患者。“120”急救车说不准马上开到家门口。

我不想这样简单地把女儿划进SARS去。

我们全家谁都不想这样简单地划进去。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该怎么样？如果不是，谁能保证？是送医院，还是不送？如果送医院，要是不是非典，不是自找传染的死路吗？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误时间怎么办？

我和家人激烈的争执着，每一次给女儿测量体温后，都会在另一个房间里谁也不让谁地争执着。

我感到我要崩溃了。我甚至已经作好一切心理准备：假如女儿被SARS传染上，被急救车拉走，我一定毫不犹豫跳上车，一起与她走进病房，一起战斗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重要的女儿！

女儿还在哭泣和叫喊。我无法在她床头呆着，我的焦虑已经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能够克制的情绪——我强装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出电梯，又走出大楼，我看看周围没有一个人，于是躲到台阶的一侧，然后无比痛苦地扬起头，闭上眼，又合拢双掌，默默地祈祷了三声：老天，请你无论如何保佑我的女儿平安无事。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苍天求助。

女儿的高烧不退，家人的药物治疗不见显效。我们全家需要作出选择——医院是唯一选择的地方。而医院在那时是最危险最容易传染SARS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去了——在无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去医院在那时等于是在死亡阵地上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约深夜11时左右，我们一家几口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还不敢对司机说上医院。

车至医院附近的100米处停下。我们一家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家人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于是我们带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一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非典”，他（她）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

门诊的医生全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那医生穿的是罩式防护服，就像电焊工头上戴的那种。她每会诊一个病人就拿起消毒剂在空中喷射一次，一个十来平方米的门诊室，涌进排着长长队伍的患者，我想不传染只能算是上帝开恩了吧……我已经把自己列入SARS候选人。

排队半个小时左右，医生让我女儿到另一个诊室拍胸片。

20分钟后，X光片出来。“没事，肺部清晰。”医生递过片子。

我们一家人都不约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爷！

紧接下来是验血。我让女儿和家人在远远的医院外等着，而我则回到化验室等着，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因为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据之一。

25分钟后，化验单子出来。我赶紧出医院交给家人看。

“没事。”当过医生的家人这时恢复了自信。

又一个没事。那一刻，我的心——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遇见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的高烧已退。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早晨起来，先是打开所有的门窗，再在所有的房间喷射消毒剂。特别是门把手，要进行反复消毒。再在与邻居的接触地段，“狠狠”地喷射高量消毒液；吃饭时，相互监督谁没洗手；出门时，检查口罩带了没有——能不出门的尽量不出门。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车，也不能“打的”——单位里已经这样明确规定了。有趣的是女儿一反常态，对还需上单位值班的我特别关心起来，只要一进门，就先让我站在门口，把鞋脱掉，再将外衣脱下搁到凉台。然后监督我到门口处的消毒液里洗手，洗完后再进里屋的一只同样盛有消毒剂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后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朝我身上、头上喷射由她妈配制的稀释消毒剂——我呢，每每女儿这样做时，都能自觉地配合。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这一年四五月间，几乎成了普遍。只是我们一家比别人多了几分紧张，因为我们全家都到过一次医院。那时得非典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是“瘟神”，而发高烧的人则几乎都被视为非典患者对待，如果有人到过医院则仿佛你已被死神抱住了——这也不能怪公众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医院传染的。事后我才知道，当晚我们全家去就医的北大医院，那几天正处在非典患者就诊的最高峰。“24号人民医院被隔离后，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发烧疑似患者全都涌到了北大医院，由于定点医院紧缺床位，那些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观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着等在门诊室的走廊内外。那些日子里，天天都是这个样。”西城CDC的张震科长在我采访他时这样说。

数日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下使我有可能将精力和目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向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发生变化。

“国难当头”，成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口头语。

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

一条“短讯”，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内，传遍全市。

“某某时间要封城了！”

“某某夜间要飞机喷药，请关好你家的门窗！”

谣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传播的。人们虽然不太相信有些太玄乎的“短讯”，但采取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那些日子里，市民们的生活这样度过：

有车子的，想跑到市郊，但他们常常被农民赶回来。“告诉你们，不能在这儿通过，更不能进我们村。”农民们警惕地把守着自己的家园。甚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队排在村口的路中央，电视里播出一个村子不仅将全村四周全部用铁网和砖墙围得严严实实，而且把村口的那条通向外面的公路拦腰斩断——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进两台坦克……

所有这些都是当年我的“现场”记录，可以看出当时北京人对“非典”疫情的恐惧。其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好事，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满不在乎的人。大家知道，在武汉疫情肆虐江城大地并连锁泛滥到全国各地，导致市场出现抢购口罩和食品狂潮时，某些西方国家就在嘲讽我们。后来发现，意大利出现疫情后，他们的超市货架抢空现象比我们曾经发生的疯抢潮还要严重，甚至有意大利人惊恐地说：“二战时也没有见过这么疯狂！”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某些可以造成国难的大疫情，就是因为一些人的“满不在乎”。他们平时“满不在乎”别人的劝说和忠言，也“满不在乎”疫情真的会来袭。当然，更令人生气的是我们社会上有一些人一向“满不在乎”自己日常生活行为，甚至把胡吃胡喝、追求新鲜刺激作为“时尚”，从而造成对社会巨大的伤害。当年有人狂吃果子狸就诱发了一场空前的“非典”疫情。此次武汉疫情至少目前来看，与那个海鲜野味市场有人买卖蝙蝠有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终于开会，决定出台更加严厉的禁止食用“野生动物”的法规。这算是全民的一次对野生动物保护的觉醒吧。虽属亡羊补牢，但毕竟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