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专家所说的概念让我第一次惊觉它的严重性。这其实并不是新名词，以前我们也曾听说过，但似乎只注意了比如车多道路拥挤，我们上下班堵在路上几个小时回不了家；一下雨、一下雪，或是道路瘫痪了，或是电不够用，傍晚一片漆黑云云。设想一下，一个病毒流行的“城市病”，不仅使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没法出家门，而且要面临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瞬间消亡，一个个家庭悲惨地消失……甚至还会导致一个强大的国家陷入全面瘫痪的境地！

今年这个春节的武汉，庚子年这个春节的中国，就是到了如此境地！此“城市病”比患癌症还要可怕。

“城市病”在今天的武汉、今天的中国，被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出来，甚至有些行径变得丑恶得令常人难以接受。而新型的“城市病”又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几亿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还有我们那些已经在城市里、乡村中富裕起来的人们，又从一个个城市的机场飞向全世界的另一个城市、另一个乡村，于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没多长时间便开始蔓延于世界各地，引起全球恐慌……这样的“城市病”或许比核战争还要令人担忧。

呵，我的城市，我的上海，我的中国和中国的其他诸多城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担忧”？

一个城市，有时如同一个人一样。我们常说久病的人有时寿命反而挺长，而平时一直觉得气壮如牛的挺健康的汉子，可能生一次病就送了性命。城市和国家何尝不是如此！

所有这些看似古老和朴实、简单和平庸的常识，有时会比一个真理更深刻和精辟。我们万不可忽略和忽视了它的存在与价值。

上海自然还有一次我们这一代都知道的发生在1988年夏天的一次甲肝大流行——

当时甲肝暴发的时间点与此次武汉疫情很接近：并不算寒冷的1月。春节快到了，上海市民们家家户户忙着备年货。许多家庭和单位从元旦起，已经开始了相互送礼、请客吃饭、聚会等“过新年”的传统，“闹门闹门”——热闹热闹的意思。改革开放十余年了，尤其是周边的老亲戚、老朋友们所在的江浙乡镇都已经富裕起来，惹得上海人心里不是滋味。吃、送、收……你来我往的吃、送、收，浩浩****，一浪更比一浪高。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上海人竟然喜欢吃起一种叫“毛蚶”的美味海鲜来。你家吃，我家也吃；你吹它好，我说它更鲜，也不知谁把根本不起眼的毛蚶抬到了佳肴和贵宾席上……“统吃！阿拉就是喜欢吃毛蚶！”上海的特点是：一旦某样东西在市民中流行，那后来居上者一定要“白相”出更高水平！于是乎，毛蚶成为上海人酒桌饭席上的重要谈论话题和论说对象，甚至关联到“某某人的生活水准”。

“拆烂污了！”上海人讲这话的意思是：麻烦大了！

果不其然，有人吃了这家伙肚子感觉不舒服了：呕吐，发热，浑身没劲。

“哈哈哈，老弟可能是吃力了！弄点感冒药吃吃就好了……明天阿拉屋里请侬再来吃鲜毛蚶啊！”瞧，还在请吃毛蚶。

但过了几天，这位发热无力的老弟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再看看面孔，腊黄腊黄的!

“侬做啥整体了？才两三天没见面，小面孔就黄成这个样？”朋友一看吓坏了，“赶紧上医院！”

上医院一诊断：“你是肝炎！甲型的。”

“天，这是咋回事？”

“吃了啥东西？”

“没啥特别的呀，就是一点毛蚶呗！”

医院受不了啦：突然间一个接一个脸色腊黄腊黄的人来看病……最后整个上海市区医院里就诊的患者人山人海，挤破了头都轮不到会诊！

一场感染人数达30万之多的肝炎大流行在上海以空前的势态袭击着每一条弄堂、每一个小院和每一个单位与小区……热闹了百年的南京路和外滩在那些日子里竟然变得冷清起来，只有些不知情的外地人偶尔在那里溜达。凡是上海本地的人则老老实实地不敢越雷池一步，生怕传染到自己身上。

那时人们还没有手机，打个电话也要长途费，所以上海到底发生了什么，宣传管控得只知其一二，却并不知全部真相。只有上海人自己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病从口入”“茹毛饮血”“贪吃寻死”……这几个词一度在当时的上海百姓中流传很广。一向很高贵和高傲的上海人也惭愧地低了头，因为以前他们总是称别人“邋遢”，这次他们自己彻底“邋遢”了一回，还差点被死神拥抱过去。

然而，尽管特大的疫情来得突然，传染迅速且范围广泛，但当时的上海市委、市府的行动如今看来仍然可圈可点。他们雷厉风行地出台了“三招”有力措施：

第一招，360°全方位无死角洗脑式卫生宣传。那时大上海也没有网络，于是他们就每天在《新民晚报》、《文汇报》等报纸刊登最新的疫情，本地电视台和广播连续十几个小时滚动播放疫情科普和防治措施，街道、居委会则挨家挨户发宣传单，顺便排查居民有没有甲肝症状。我找到1988年1月18日的报纸，上面报道的就是第一、二例发病者的情况，什么人、什么事引发的病患，并指出可能是食过毛蚶所害。整篇报道有两只手掌大，在《新民晚报》上可算是“大新闻”了。几乎家家户户看这份晚报的上海市民可以说在几个小时内都知道了“吃毛蚶要老命”这样的危险提醒……“快点放筷放筷！”这一天估计有一半以上喜欢吃毛蚶的市民真的放下了筷子。之后，媒体又天天轮番地介绍传染情况，一天比一天增多的患病人数，让整个上海市民的“神经全都竖了起来”——当时的市领导听百姓这般议论，连声说好！要的就是“人人皆知，全民皆兵”。

第二招，果断掐断直接传染源头。上海市政府决定上海全市严令禁止销售毛蚶，一经发现、立刻重罚，并收缴销毁了一大批毛蚶。而且通知各居委会到弄堂、到小组、到单位，实行相互监督检举。你卖毛蚶不是病毒来源渠道嘛，那我就切断你来源，谁卖罚死谁。你不是嘴馋嘛，那我告诉你明天到单位、到居委会检讨交保证书！再拒不配合禁吃毛蚶，拉到派出所说个明白。再不听话？那就“请进局子里去反省反省”。谁还在偷偷吃？好，抓住就重罚，罚到你肚脐眼都发疼还不罢休！

第三招，动员全市人民参与“战役”。1988年的上海，其实只能接收传染病床位2800张，加上所有医院病床总数也才约55000张。疫情暴发**时，不到半个月就床位紧缺了。怎么办？市委书记一声令下：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切断病毒传播。于是乎，工厂企业主动把仓库、礼堂、招待所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部分旅馆酒店也临时被征用为隔离病房；各区学校、新竣工的楼房，统统都改用于安置病患……再不够时，市民纷纷从家里扛着折叠钢丝床跑到医院说是来捐献。一时间，全市共增设12541个隔离点，床位达118000张，另有近30000张家庭病床备在后面，随时等用。

如此这般，一场史无前例的上海大疫被硬生生地扼杀住了！

不管是老上海，还是新上海，这一次次惨痛的疫情和血的代价，让上海人明白了一个道理：讲究干净是必须的，必须从细小的日常生活习惯做起；一旦有了传染疾病和疫情来临，动员和组织市民自觉行动，听从指挥，动员一切资源，全力以赴进行治疗……等等，等等，上海人慢慢摸索和懂得了如何与一个个病毒、一场场疫情进行搏杀和较量的本领、经验、方法，甚至心理承受等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上海人终于也活出了更高、更好的水平来了！

2003年“非典”来袭，广东、北京基本“沦陷”之后，上海以其强大的抵抗能力，四面阻击，最终以最小的牺牲代价，保卫了这个一千多万人的城市，捍卫了大上海的尊严。

“呱呱叫！”上海市老领导江泽民在北京竖起大拇指，赞扬他的“阿拉老乡”。

从1988年到2020年，弹指一挥间，32年已过。

这32年间，上海发生了什么变化？上海的变化用上海人自己的话说：地上跟天，翻了个跟斗！现在我们的上海才像个“大上海”！

原来不像？外地人心想：你们的上海在一百多年前就在我们心目中是“大上海”了！这30多年，上海市区面积超过原来几倍；楼房超了几十、几百倍；摩天大厦的高度超了几倍、几十倍；当然财富更超了几十、几百倍！

一百多年前上海是“东方巴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上海用不着跟世界上任何著名城市相比了，上海就是上海，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伟大城市。

两千多万常住人口的一个特大型城市——如果算上外来务工和商务人口，上海已经3000万人口！建国后的前几十年，上海的经济总量一直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六分之一，如今依然不差。然而上海对中国的奉献何止简单的经济数字，它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基地和基础。它更有一个别的城市无法替代的伟大之处，那便是曾经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并带领十几亿人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中国共产党就在上海诞生。没有哪个地方可以与其相比，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中国的强盛，更不可能带给世界如此实惠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