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25日是中国的农历大年初一，即庚子年的春节。这一年我们的祖先俗称它是“鼠年”。

鼠在十二生肖中是老大。而60年一个轮回的庚子年似乎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它并非吉利年，恰恰相反是比较倒霉的疫灾年。真是吗？

那些“易经”学家们会告诉你是真的，而且“理论”十分扎实。他们分析道：庚子年生肖为白鼠(金鼠)，纳音“壁上土”。庚子是厚德之土，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能克众水，不惧众木来害。因为木到子位乃破败之地没有了气力。庚子年，纳音为壁上土，戊土为云。戊癸化火，火为日，故为天云日承。乃气过孚虚之土。若得重土相资，则水木不刚，弱遇官鬼而不刑，则衰绝自保。水土同宫，子为刃，极至而反，盛于亥而衰于子，阳出而阴伏。

“风水”先生则另有一番见解，他们认为，影响地球大风水的有三条线，一是日木线，二是土日线，第三条是威力更大的银日线。因此庚子年的各种灾难，与地球和银日线的位置密切相关。地球处于太阳系，太阳处于银河系，因此宇宙中，对地球影响最大的便是太阳和银河。当地球运行到太阳和银河中心之间、三点成一线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它们的这种特殊同轴位置引发了3个空间弯曲，好像三个发射信号的大锅，从而形成一个特殊的能量共振场。这种共振，相当于数以亿万计的射线和能量波被杠杆放大后、再双面包抄地球，引发的磁场干扰可以想象，自然而然会加速地球上生物的各种不寻常反应。要知道太阳系中，土星和木星体积最大，对地球的影响也最大。这些质量巨大的行星的引力让地球保持接近正圆的稳定运行轨道，从而使其可以从太阳那获得持续稳定的光照，这是生命繁荣昌盛的基础。土星和木星在六十年一大轮回的时候，它们一起跑到银日线上“折腾”，自然对“小弟弟”的地球产生物理上的巨大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庚子年”是“灾难年”之说。

我不信这些“玄学”，但似乎又没有能力进行反驳。因为有些事你信不信是一回事，然而历史上的现象却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它就是“不顺”和“疫灾年”。看看中国近代史，可不是嘛！你看——

1840年庚子年：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的满清王朝大门，是我国近代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进犯北京，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这场动**被称为“庚子国难”。

1960年庚子年：全国大面积受灾，其中以河北、山东、山西最为严重，占耕地面积的60%以上。中国开始了持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据说饿死了有数百万人之多！

2020年庚子年：开年伊始，便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

以上这4个“庚子年”，我经历过其中两个，大概一般人都不可能经历更多。1960年的庚子年，我尚年幼，知道那一次全国人民都处在饥荒之中，许多人没有挣扎过来而死去了。我后来成为家里的独生儿子，就是因为在这个庚子年引发的“三年自然灾难”中永远失去了比我小四岁的弟弟……乡里邻居们抬着那口小棺材出殡时我母亲哭天喊地的那一幕，永远烙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而且因为没有兄弟，所以日后受外人欺负的事常有，这是许多像我一样缺少兄弟的男孩们的心头之痛。还好，因为生活在江南鱼米之乡，这个庚子年没有饿死我家其他人，我们后来还是生活得比较幸福，苦了的是我们的父母及爷爷奶奶。

1840年和1900年两个庚子年里我祖上的经历，如果不是因为2020年这一庚子年我“被困”申城上海的话，是不会去追溯有关我家族历史上两次不幸与灾难的——今天讲出来是因为这个故事与上海密切相关……

近代的庚子年——1840年，上海是个什么样？我爷爷都不知道。但他听他的爷爷说，那个时候的上海还真的刚刚从“海”上露出个笋尖尖。竹子在我们苏南一带家家户户都有，一般种在宅基后面，它冬天可以挡北风，夏天可以纳凉，春天能出笋吃，秋天伐下可遮盖漏雨的房屋。你说竹子对我们苏南人有多大的影响！所以高祖父用“笋尖尖儿”来称呼1840年时的上海是有道理的。再说，我的高祖父那时常在苏州和常熟城跑生意，区区渔村的小上海对他来说算啥？如果高祖父活到现在，跑到上海却被人嘲笑是“乡下人”的话，肯定会气得大骂：“你个小出棺材，葱头的个子，知道竹笋比你高多少吗？”这话的意思是：小赤佬（骂人粗话），你有多大的个头在这里瞎嚷嚷？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不知多多少，你还是“上海人”？！笑话，我在上海开河筑路时，你奶奶的奶奶还不知在哪个地方发芽呢！

我的高祖父够有底气，如果论在上海的资格，他这辈子目前两千万上海人中几乎没一个可以与他相比。不是吗？哈哈，我替他骄傲，是因为上海最初成为像模像样的镇级大渔村应该是在明朝，后来到了清朝之后就慢慢有了“城市”的轮廓，这个时候苏州城内的富商们开始陆续往海边的这个大渔村迁移。从苏州到上海的距离，自古以来没有什么变化，现在两地之间如果走高速路，只需一小时。然而在我高祖父那个年代，却要走整整两天甚至三天。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唯一“先进”的交通工具是船。现在上海市区除黄浦江外，另一条河为何叫“苏州河”，其主要原因就是最早的时候内地人到海边来，唯有一条大河通着，它就是苏州河。所以真正有资格说是“上海人”的人，才会知道苏州河才是上海的“母亲河”。那些说黄浦江是上海的“母亲河”的人，皆是后来者，或者说是我高祖父口中的“外乡人”。

1840年前后，苏州城里仍然不断有财主往“大渔村”的上海迁移。我高祖父兄弟二人，力大无比，在十里八乡都有名。要不然，他们怎么可能硬压倒了对方，把原来叫“桂市”的一个镇，正式改名为“何市”——我出生时，何姓就是这个镇的“大户人家”。全国也没有第二个“何市”。

我爷爷的名字叫何叙生。爷爷的爷爷即我的高祖父叫何兴生，人称“何大力”，力气特别大，据我爷爷说，我高祖父一个人能挑起八百斤的大石头。“何大力”那时在上海算是一个人物，因为那些从苏州搬迁到上海的有头有脸的“大户人家”离不开他和他的船帮搬运，所以高祖父在苏州、上海两地很吃香。不知那个时候的船帮是不是有点像现在管交通一类的“官儿”？反正富人穷人都得靠上我的高祖父。

有些势力和人缘的高祖父“何大力”，认识了一位贺姓财主。当时上海黄浦江西岸和苏州南岸已经有街道、有商店，渐渐地热闹起来，大渔村开始变成小城镇，这个速度是空前的，十年中人口大增，甚至几条主要街道都变得拥挤了。另一个情况是黄浦江两岸开始起来一个个码头。尤其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界一带的沿岸，码头一个接一个，现在我们知道的“十六铺”码头，就是其中之一。与此同时，黄浦江东岸的船厂开始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占据沿江各个地方。

“大力兄，我们一起在浦东那边弄个码头如何？我出钱，你出人和力……”一天，贺氏老板找到我的高祖父。

“好的呀！码头码头，船头到头就是码头。我干的就是这活儿，我看蛮好，弄个码头，省得老靠人家那里，还要出份子钱呀！”高祖父爽快地答应此事。

“起个啥名字呢？”贺氏老板有些为难了，因为从心底里他是想用“贺氏码头”的，但又因为是跟我高祖父“合办”，如果用了“贺氏”打头，显然会让我高祖父不太舒服。贺氏是读书人，聪明圆滑，他很快起了个“中性”名字，而且是两人都能接受的“好名”——和氏。

“我们俩我姓贺，你姓何，都是韩氏后代，今天又一起在上海兴业，便该和为贵。所以我起个‘和氏’商号，你觉得好不好？”他征求我高祖父的意见。

“好好！这个‘和’字好，啥事体只要‘和气’，就能生财呀！我双手赞成！”

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码头都是以某某人的姓氏作“商号”。“和氏码头”就在我高祖父和贺氏先生一起动作下建起了。在如今的浦东陆家嘴沿黄浦江往东一点的地方，便是原来“和氏码头”的位置，即今天的“东方明珠”塔东顺沿黄浦江向吴淞口方向500米左右的那一片沿江之地……

“现在这里寸土寸金，一亩地至少可以卖到十个亿地皮价……”原陆家嘴开发区第一任总裁王德明先生告诉我。十几年前他退休时，那一片土地开发价是他说的这个价。

我爷爷告诉我，他听他的爷爷说，当时“和氏码头”占地约300亩。好家伙，如果高祖父把它留到如今，我何氏家族怕也进了“富豪榜”！

可惜，如此美妙的好事被1842年一纸《南京条约》下洋人铁舰船的“轰隆”声全给炸灭了！

庚子年过后的第二年，英帝国主义强盗在完成对广州、香港的霸占之后，强行威逼软弱又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辱国的《南京条约》。这一条约打开了东方大港——上海的大门。从此上海开始了一个自己不能主宰的历史新纪元。

“1840年的庚子上海，闹过一场大疟疾，死了多少人当时没有等衙门来统计，但肯定不会少于上千人……那个时候上海总共也才三五十万人吧，死上千人就是吓死人了的数！”在我小时候夏天乘凉时，爷爷给我讲他爷爷的故事时这样说过。

听爷爷说，后来高祖父他们再到上海做生意就非常注意身边备些老鼠药。

“是老鼠传染的病吗？”那时我不懂。

只记得爷爷说：“那年是鼠年。老人有句话：鼠年不吉利，有灾有难……”

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但爷爷的话在我幼小的心灵就种下了这根“筋”——所以在我们苏南一带，过去每家每户粮食未必满仓，但却少不了备一包老鼠药。而且慢慢也常听说有人寻短见一般都是吃的老鼠药。

这就怪了！

听爷爷说，高祖父后来运气不太好，就是因为有一次“拉肚子”，一拉不休，直拉得他差点儿见阎王爷。从此，“何大力”就不再是苏州、上海码头上的头牌大力士了。

没有了力气的高祖父在上海滩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到1875年去世前，他甚至连拿只碗的力气都没了。至于他和贺氏老板开立的“和氏码头”，则因“何大力”不能常撑场，所以洋人大铁船靠码头后，一步逼一步地将这块苏州河出口处“斜对面”的风水宝地霸占。据说我高祖父当时分得二三十两银子，但为了治病，花得殆尽。

“我阿爹后来只能在洋人办的铁船厂里当伙计，因为这个码头不再有我们何家的股份了……”爷爷说，“但他也算是有力气的人，一个人能单手举起近300斤分量的东西，所以只能靠力气吃饭。上海码头多，所以只要有力气就有饭吃。”

爷爷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靠力气在上海滩和浦东码头又洒干了一辈子的汗水，混得一口饭，并养活了家里的三个儿子。我爷爷是兄弟仨中的“老末”（最小的一个）。嘿，这何家三兄弟个个彪悍，曾一度驰骋黄浦江两岸的码头上下。然而上海滩码头是三教九流最活跃的地方，也是黑道白道争夺最激烈之处。我爷爷他们何氏三兄弟尽管有力气，最后不是伤病致死，就是勉强维持一份口粮而已。等我爷爷开始有家有室有儿子后，他不再相信靠力气可以吃饭，所以力争让我父亲——他的大儿子“改辙归道”，在老家学点文化。二儿子——我叔叔遗传了父亲和祖父的基因较多，力气比我父亲大，所以最后还是走了“靠力气吃饭”之道。

1932年，一场瘟疫，彻底打碎了我爷爷的“上海梦”，甚至举家退出了上海滩码头，解甲归田回到原籍，从此我“何氏家族”与上海“失联”至今……

1932年上海的瘟疫与一场战争有关，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役。当时驻上海的国民党十九军与侵华日本海军在上海大战一场，双方伤亡同样惨重。自古以来战争之后必有大疫，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1932年4月26日，上海发生第一例霍乱，而后迅速在市区传染开，而且传染到了武汉。这一次霍乱除了上海，武汉是第二个瘟疫暴发流行地。上海自然更严重，到1933年的3月19日，上海因霍乱而死亡的病患达503例，感染上的人数达10686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似乎没那么严重，但不要忘了当时染上这瘟疫的患者，其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达7.4%呵！

我的爷爷为此彻底告别了上海，那一年我父亲刚刚出生。爷爷本来对“靠力气吃饭”的前途已经伤心透了，再加这场“吓死人”的瘟疫，从此对上海产生了恐惧感——“还是我们家里好”，他至死前一直对我这样说，就是晚年在病榻上知道我已经到北京解放军总部机关去了，他仍然念念不忘嘱咐他孙子一句：“大城市里没啥好的。人多，容易出瘟……”

庚子年里有无大疫？谁也说不清。但因为此次武汉疫情暴发于庚子年到来之际，所以“庚子有大疫”成为一个社会话题。

到底是否有“根据”?现在资讯发达，天底下的事又多，所以任何一个好与坏的事情，都几乎可以从正反两个极端找出一百种、一千种的“例证”。但我关心的是与上海、与此次武汉疫情有关的“历史例证”，这很重要，原因是，同样作为大城市，为什么上海与武汉同样出现疫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特别要研究的重要话题，并具有现实未来意义。

我们必须寻找不再重复灾难的根源与可能。学习和研究“上海经验”，就得了解上海曾经一次次对付疫情的手段与痛苦中走出来的路径……我绝对相信如果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北京暴发的话，肯定不会有现在武汉那么惨，因为我们经历过“非典”疫情，知道如何做，甚至如何面对恐慌与死亡。这是血的代价换来的。

上海能够有今天“娴熟”的对付疫情的能力，与曾经所付出的一次次血的代价有直接关系。

大上海自开埠以来经受的疫灾比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这是它的许多特性所决定的：开放程度最高，人口最多，又是容易产生疫情的南方，还有它历来受列强的一次次奴役与粗暴对待……上海的这些特殊性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现代化城市的防疫都具有意义。

当我走进上海图书馆，去查阅相关资料和查找百年来发生在这座城市的疫情时，可谓大吃一惊：原来历史上的上海曾经发生过那么多的大疫啊……我美丽繁荣的上海，原来吃过那么多苦哟！

不说远的，仅解放前的“民国时代”的上海，曾在23年间先后出现过6次天花大流行。

“天花”这词现在的年轻人和社会里已经很少听到了。可在我们小时候似乎经常能听说“某某家谁谁得了天花病死了”的一类噩耗……史料告知：在1926—1949年的23年间上海的6次天花大流行，死亡率相当高。伤寒病在清末的上海也曾经流行，每隔2—3年就要流行一次，从1930年到1940年的十年间，仅此一项流行病毒在上海累计发病15190人，死亡近万人，死亡率高达59.5%。

专家告诉我，旧上海的传染病之所以十分猖獗，其原因有四。一是市民对居住的城市环境缺少保护意识，甚至对给自身造成的健康威胁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邻里之间“各管各的弄堂”，没有群体和集体公共卫生概念，更不用说相互帮助与防范。弄堂、阁楼和作坊式的小家庭生活方式，加上那个时候宰牲不统一、垃圾乱丢等等，市民不仅自身不注意卫生，更无视周围群众的健康和生活，制造的污染太多，甚至有的弄堂里的环境污染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二是旧上海的城市污水大多不经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苏州河和黄浦江，使上海的水质遭到严重污染，己经变成肮脏的“大水沟”，甚至污染到井水和市区的所有支流。再就是对尸体的处理，大多数民众根本没有认识到处理尸体与人类的健康有着重大的关系。近代上海乞丐、流民特别多，他们死亡之后，无人收尸，且每次大疫，定有许多人死亡，这些尸体多数裹以草席浅埋，或者干脆扔在空旷之地，不予掩埋。四是旧上海时，人们无论有钱与否都喜欢讲排场大办喜事，逢年过节聚会盛行，一到春节，拜年、庙会等活动成为瘟疫扩散的主要途径。操办喜事时，无论大户人家、石库门小户居民还是市郊农家，都是按上海旧习俗“招待亲友三天”办理。三天之内，从早到晚，几十人、上百人聚集在一起，吃喝玩乐，又不怎么讲卫生，都给传染病提供了广泛流行的契机。

“城市病让旧上海饱经疫情折磨!”这位专家如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