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从字义上也能够推测出，“祈年祭”成为国家官方祭祀要比“新尝祭”更早。以一个许愿作为开始，并以一个道谢作为结束，这种与神灵交涉的方式不仅不符合自古以来就深深扎根于人们信仰的、所谓的固有宗教的教理，甚至与我们现在所体验的大多数无名的氏神神社的共通性也不一致。尤其是其中一部分祭祀中的“稻实的圣别”，从来年的生产上来看，是最重要的发端和开始，天皇即位后的第一次“新尝”要特别隆重地举办这一最初的旨意恐怕也是来源于此。就算我们知道“toshi”是表示划分水稻种植周期之意的词语，然而有关“正朔”[40]的统一是追随外国的先例，并且引入的历法是种植水稻时唯一的参考，因此，在中央，“年”的周期与农业毫无关系，人们只是认为“niiname”与前一年的“善后工作”一样。然而，“新尝”原本就是重要生活的起始，二月举办的“年乞”是排在第二位的。

我们之所以可以这样想象，其根据在于当历法终于在全国普及，偏远的农村也开始出现能够读懂历法的人之后，过去人们认为属于农家“新尝”的几个仪式，却转化为构成他们正月习俗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我们所说的“民间历法”被中央新制定的正月历法所支配，进而妥协、服从，最后消退。这无疑并不是很早以前就出现的变化，但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那些古来的习俗在经历漫长岁月之后还能够持续下来则十分值得我们感慨。将当年的新秸秆仔细地编织成“俵”，并将次年秧田的“种籾”放入其中，在跨年之时将之置于床前、神棚之下或者“大黑柱”[41]的根部，或者是堆积在“臼柱”其中一侧的“臼”上，并摆放绿松，迎接“年神”的到访，这是其中一种方式。此外，按照比所需多上几倍的分量准备“俵”的“种籾”，剩下的全部作为第一次插秧之日的祭祀的贡品和劳动者们的“晴之食物”，事先准备并充实“年神”的祭坛，这使从事祭祀的人们感到愉悦。这些方式都不能说是在采用正月新制度之时的新的构思。这些“斋稻”的“相尝”之日要晚很多，因此这些“斋稻”也很难被称为“初穗”，然而却在收割之时被特意拿出，并与常用的东西分开存放。《延喜式》中的“稻实斋屋”也是一样，在管理上被给予特别的关注，在语言上也包含着现在已经毫无踪迹的信仰成分。

上述“年俵”或者说“suji俵”的习俗有很多都已经转化为新年的活动，现在也偶尔有相关习俗在霜月的祭祀日之时保留着相同形态的例子存在。能登半岛近年来出现的“aenokoto”这一祭祀就是其中一例。这一祭祀是在离水稻收割期更近的旧历霜月上旬举行的，其仪式也与“新尝”更为相似。更令人欣慰的是，由于这一祭祀与全村共同举行的仪式不同，而是由各自家中的主人亲自担任祭主，因此各家的古老习俗也能够保留下来。如果进行对比研究，则会发现每家的情况都相差巨大，但各家之间也具有一致的共通点。这些细节都不能被忽视。他日，或许有人能够在更加广泛的区域来观察并详细论述这个问题。然而我最为重视的，第一是将“沐浴”作为必须的条件，这一点与皇家的“尝祭”保持一致；第二是将种子与“晴天食料”进行“圣别”，将其作为祭祀场的中心，而人们认为稻子就是神灵，这与许多农村的正月活动，也就是用“种俵”来作为初春之神灵的祭坛这一习俗很相似。虽然时代拥有很大的力量，能将古老的生活埋没，然而在日本，这一探寻之路还未彻底断绝。